邓小平思想与中国文化创造力的转换_炎黄文化论文

邓小平思想与中国文化创造力的转换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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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两个文明一齐抓等思想,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既汲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又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

[关键词] 邓小平思想 市场经济 精神文明 民族文化 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时代变化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剧变的产物,也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文化正在经历的创造性转化的巨大思想成果。

邓小平同志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之后,明确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总课题,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把文化提到与政治、经济并举的高度,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内考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三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毅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提出过“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概念。历史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主动打破国际资本的封锁而进入世界历史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邓小平同志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战略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历经了痛苦后的勇敢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科学发展。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抓经济建设,而是必然地要带动文化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文化,这也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辩证观点。

第二个转变是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国人民提出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其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他又多次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十分重视教育,提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正是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他关于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特别是劳动者素质的论断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的具体化和新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0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国实现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积累了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这更促使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和市场的问题。199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必须看到以上三个转移及文化的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数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必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

首先,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世界格局进行了科学的总体把握,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后,对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又一重要理论概括,对我们正确认识时代特征,把握世界局势,研究对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判断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当今世界已经不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战争与革命的形势。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主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而不仅仅是解放生产力。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告诫我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把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其次,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透彻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40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1981年6月,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初级阶段”这一概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不发达”。1986年9月,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初级阶段”再次进行了阐述。其后,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阐述,深刻指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根本一条”、“第一任务”。

再次,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总体设计,提出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即“三步走”的战略。

1979年,邓小平同志与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提出了著名的“小康”设想,其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指导下,1987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具体确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丰富了“小康”设想,对“三步走”予以了全面论述。“三步走”的设想,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不只是指经济发展,同时还包涵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最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搞两个文明,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属于大文化概念。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毫无疑问,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上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共产主义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证的重要观点。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荷兰经济学家让·廷伯根认为,每个国家在现时代要想获得有成效的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在规划和建设未来方面用自己的力量;2.根据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来确定发展的方向;3.确立人与环境的健康发展。他的这一论点,明显突破了狭隘经济学的发展视野,强调了发展的自主性,个体需要的培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这种对于社会发展内涵的全面论述,是有重大作用和意义的。当代西方不少思想家、哲学家都认识到,真正的社会发展必须充分重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增长。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应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文化生活有机协调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的主张,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它不仅与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观即强调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文化价值是一致的,而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真正体现了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突出地位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985年,他进一步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思想,都可以纳入他的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范畴,充分体现了他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强调文化含量的总思考。邓小平同志提倡一种大教育的观念,认为必须把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文化进入了创造性转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但它又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回顾我国文化发展的近、现代历程,显然历尽曲折,但终于告别了古典主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明显的整体特征,以激烈的方式实现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括》中曾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已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建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很长——从甲午战役起至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过来,以为一旦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从更高层次上,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负面、消极面予以了彻底批判,吸纳并实践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以求在更高层次上,更为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实现理性批判和价值重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同政治与思想等领域一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逐渐结合过程,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由于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显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文化蜕变。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变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是在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一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开始了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全新过程。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观念及社会主义文化设施的广泛建立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由于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错误逐渐占了上风,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与错误。这主要表现为将传统文化看作一团漆黑,将古代文化简单地等同为封建文化。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一概排斥与否定的态度与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文化的新生。经济、政治、思想三个层面的全方位改革,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力推动对外开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了新的时代精神与价值烙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人们普遍形成了一些共识:中国应该也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家庭中重要一员;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更新、改造中国文化,使之真正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系统;坚持辩证观念,反对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片面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人民正在迈向世界、迈向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重整体、直觉、归纳和意象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和人体全息思想等。文化也有其传统,有其源流,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文化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我们必须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文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人民实现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二次创造性转化。

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近现代史上我国文化的第三次创造性转化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了解历史是为了继承历史,创造新的历史,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以保证我们民族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精神的推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对邓小平同志上述两段论述予以全面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继承古代文化的“好的东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必须认识,文化意识作为社会机体的内在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文化自觉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健全的文化意识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社会条件却十分重要。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文化交流程度越正常和自觉,人们就越能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从而更有效地在文化的比较中对自己旧文化中的不合理的内容进行鉴别和改革,以增强新文化的内涵。我们正处在我国历史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时代机遇。从文化背景来看,我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多重文化背景,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如何维护和发展我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又使广大群众拥有一种走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意识,就成为一个艰深的时代课题。因为一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糟粕,往往贴上现代化的标签被引进,而许多封建迷信腐朽的东西也可能死灰复燃,污染着我们的社会环境。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深刻的批判,又一再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地清除精神污染,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和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与态度。

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将传统文化贬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一概拒斥。这种自我切断民族文化生命之河,抛弃民族文化价值之源的错误观点与做法,只能导致精神无所依归,行为缺乏文化价值取向,从而丧失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批判。

一种是文化上的国粹主义,抱住传统不放,固步自封,封闭保守,阻塞异质文化交流的渠道。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文化上的国粹主义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立民族新文化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要求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指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态度。

邓小平同志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这不仅高度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内容及其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繁荣、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列宁早就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了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了解与改造人类文化遗产乃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提出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长期以来,在借鉴学习域外文化遗产、文化精华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走了不少弯路。这主要表现为50年代前期片面强调向苏联学习,生般硬套苏联摸式,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又走上了相对封闭的道路。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对中外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左”的错误做法,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和灾难。

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对待域外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与邓小平同志的文化思想是分不开的。

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 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因此尖锐指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科研、文艺工作中向外国优秀东西学习的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

在对待外国文化遗产、外国文化精华的问题上,我们既反对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也反对妄自菲薄、全盘西化。

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这就是说,一定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其科技、文化区分开来,把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与丑恶、颓废部分区分开来。

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我们:“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我们还应当明确,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西方文化、目的仍然是也只能是为了实现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我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变,而不能是其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总之,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原则,既学习和借鉴域外文化,吸收域外文化精华,继承域外文化优秀遗产,又反对思想僵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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