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阶段超越问题争论中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阶段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超越历史发展的已有阶段的可能性的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在我们对这个历史阶段超越的可能性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理论视野上和研究方法上的误区，要走出这些误区，首先需要做的是完整而全面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献的全面考察，对上述理论和方法上的误区进行了剖析。并对如何正确地理解“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历史发展阶段 超越 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农村公社 民粹派
一、“超越”问题上的两种误区
长期以来，历史阶段的超越问题，即“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尽管有许多研究者希望绕开对特定的某个阶段，如资本主义阶段的超越问题，而去研究一般的历史阶段的超越，但是，如果从这个问题的起因，从这个问题的真正现实意义上来讲，历史阶段超越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自从俄国早期民粹派思想家赫尔岑在19世纪中期提出了一种“村社社会主义”观点以后，俄国的革命者们就不断地探索着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而马克思至少在1877年就对俄国革命者的这种探索发表过看法。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一位女革命家的回信中又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他在回信的草稿中使用了“卡夫丁峡谷”这个古罗马战争史上的典故〔1〕，借以探讨“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但是，马克思在正式回信中却并没有提到“卡夫丁峡谷”这个概念，也没有对“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但是即便如此，“卡夫丁峡谷”问题还是成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长期研究和争论的问题。
时间过去了116年， 我们是否可以对这个“绕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了呢？
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我国改革以来所取得的许多新的认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从1917年以来，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这种跨越中也包含着没有跨越的成分。苏联、东欧的失败说明，我们的确有一些东西没有跨越，我们在80年代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也事实上认识到了我们有许多东西没有跨越。党的十二大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商品经济这一历史阶段是不能够任意超越的；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他果敢的理论魄力指出，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体系，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还必须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求生存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是两种制度长期并存。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是这些复杂的因素使“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另外，造成这一难题的，还有在理论研究上的一些误区，概括地说，主要是两个方面：
1.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一些观点夸大成一种“东方特殊论”。
2.把马克思对印度和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关切解释为一种仅仅从道德上和价值观上的关切，而淡化这种价值观的科学历史观基础。
这两种误区都对一种特别地制造出来的“晚年马克思论”特别感兴趣。前者喜欢把“晚年马克思”描述成一个沉浸在东方的特殊性中的人类学学者，后者喜欢把马克思描述为重新回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人道主义者。而两者都不喜欢面对马克思一生为之努力的对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研究，特别是不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资本主义必将在全球普遍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造就出同样普遍的自我否定基础的思想〔2〕。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在这种发展中的自我否定规律正是一个越来越清楚地显现的科学普遍规律，处于上述两种误区中的人只是由于他们特定的看问题的方式才看不见这种科学普遍规律。因此，从理论上分析这些人是怎样陷入这种误区的，就是很必要的了。这一分析工作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条件的论述；列宁的有关论述及其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思想的关系；人类交往关系的扩展与特定历史阶段超越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扩展的关系；在当代全球问题特别是生态危机的全球化问题面前，后进国家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的途径，等等。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部分地完成第一个分析，即对有关原著进行考察，并通过这一考察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条件的思想是怎样被具有上述思想的人所误解、曲解和歪曲的。
二、马克思的有条件的设想
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首先需要涉及的是马克思在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因为一般认为，正是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了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并没有提到“卡夫丁峡谷”这个词，这个词只出现在马克思这封回信的草稿中〔3〕。
这可以说是我们理论界在这个问题研究中的第一个理论上的误区。我们的理论界长期讨论并且写进正式教材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命题，却只是马克思在草稿中的话，这至少是在科学研究态度上的不严谨。尽管草稿中的思想也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但是草稿毕竟与正式回信有区别。这个区别至少可以要求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草稿中的想法写进正式回信。
从草稿与正式回信的篇幅来看，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十分慎重的。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只有短短600字， 而三个回信草稿共15000多字。在草稿中出现的许多想法和假设， 包括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它与未来新社会的关系，农村公社瓦解的过程和程度，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组织的性质等等，也包括“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4〕，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关键的话〔5〕，都没有写进正式回信。 查苏利奇在来信中要求马克思允许她在俄国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回信，但马克思没有同意。马克思也没有满足查苏利奇的另一个要求，即系统地回答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看法，尽管马克思在草稿中大量地探讨了这些看法。
草稿和回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为什么没有满足查苏利奇要求的正式发表和系统回答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看法？大概不能理解为马克思谨小慎微，而应该理解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得出能说服自己的肯定看法。
马克思在回信草稿中从各个角度反复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成为俄国新社会的出发点的可能性〔6〕。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草稿中确实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寄于了很大的希望，他在内心深处希望农村公社能够成为俄国新社会的直接起点。但即使在回信的草稿中，所有这些也都只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就必须停止俄国从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即俄国的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化，封建贵族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加速压榨生活在农村公社中的农民的道路〔7〕。这一点，草稿中的思想与正式回信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正式回信中对自己的思考作了总结：“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出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8〕。
不管马克思当时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这种希望，实际上也主要体现在草稿中），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马克思所设定的使公社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如果由于历史的发展，这种对于农村公社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复存在，公社已经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而完全消亡，那么，马克思在草稿中的特定的设想，也就自动失效，探索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就要相应地改变。
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界中，存在着一种超越情结，在这种情结的困扰下，一些学者忽视马克思探讨俄国农村公社前途时的特定情况，不愿意考虑俄国农村公社是否继续存在，在历史过去了一百多年以后还继续抽象地谈论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这就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来意思。有些学者为了满足他们的超越情结，甚至故意夸大乃至歪曲、篡改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思想。*他们希望把18世纪70 年代以后的马克思描述为一个迷恋于“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论者，他们最善于引用马克思在特定的情况下说过的两段话：
“可见，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运动——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是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的一段话〔9〕。
另一段话出自《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0〕。
但是他们却回避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的另一句话：“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1〕。
而俄国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确继续走了“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所以它也事实上失去了“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即直接利用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过渡到“新制度”的机会，并且开始“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对于这些马克思以后的历史事实，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是不愿看到和承认的，他们只喜欢重复马克思的“设想”，而不提马克思关于实现这些设想所需要的条件。
三、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分析
我们那些怀有“超越情结”的理论家们不愿提的历史事实和条件，恩格斯则在马克思逝世前后都反复地提到过。而恩格斯的这些言论本身，也是我们的理论界在“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长期讨论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把恩格斯的这些言论作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文献材料来使用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分析的第二个误区。
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的发展，不仅有大量的论述，而且比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还多一些。恩格斯至少在1875年就已经详细地论述过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在《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一个幼稚的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狂热地鼓吹立即在俄国进行革命。他认为，俄国人民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比西欧的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他所依据的，就是已经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恩格斯指出：对农村公社的这种迷信，是巴枯宁从早期民粹主义者赫尔岑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巴枯宁又传给了特卡乔夫。公社和劳动组合这种形式“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不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制度。”〔12〕
恩格斯甚至以讥讽的口吻谈论特卡乔夫所热衷的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
“其实，特卡乔夫是想说，这（指俄国将要到来的革命）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13〕
恩格斯根据他对俄国1861年改革以来与封建贵族结合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14〕在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情况下，俄国原有的“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形式已经变成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15〕。而“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16〕“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17〕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也像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所作的一样，不排除俄国公社直接“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18〕，但同样也指出了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并且指出，“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19〕。
恩格斯在这里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看作俄国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而这在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是没有提到的。这是不是马克思的疏忽呢？不是。这样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是不可能疏忽的。这只能由查苏利奇这位特定的来信者来进行解释。虽然其中特殊的原因（例如出于慎重或礼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只要我们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所共同说的话，就可以了解，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先成功作为俄国公社直接过渡的必要条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思想〔20〕。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那些怀有超越情结的同志所不愿看到的。
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是早在1875年就已形成了的，不可能不与马克思交换意见。事实上，恩格斯《论流亡者文献》这个系列文章中关于特卡乔夫的两篇，本来也是在马克思看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以后建议恩格斯写的。〔21〕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俄国公社前途的问题上，有基本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就可以肯定了。
随着历史的推进，恩格斯在《论流亡者文献·五》中的看法都得到了证实。为了深入把握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恩格斯还写下了《马尔克》这部历史学著作〔22〕，以及《论日尔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部手稿〔23〕。在这些著作和手稿中，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西欧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而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书信中，他继续发表了许多与东方原始公社前途有关的看法〔24〕。恩格斯的这些遗著和书信有一个总的思想，那就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这些东方原始公社的残余，包括俄国的农村公社，都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并且必将被这一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所扼杀。
总的来说，恩格斯活到了马克思在自己的条件句中预言的那一天，看到并证实了俄国的农村公社没有能够坚持到能够直接过渡到新社会的时候。恩格斯的这些论证以及历史发展的事实，证实马克思关于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已经失效。但是，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反映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都在我们关于“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讨论话题以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方面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的一个不小的误区。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针对特定的情势而提出来的，并且只是写在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写的草稿中，在正式回信中并没有提出这个设想，因此，把“卡夫丁峡谷”设想加在马克思的头上已经有些勉强。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并不成熟的想法，来讨论这个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应该看到，马克思的这个设想是有条件的，而当这些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候，再继续使用马克思的话来谈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更勉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对俄国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寄予希望，但是他们把这种过渡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没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直接过渡也是不可能的。
综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文献中的有关论述，俄国农村公社“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俄国新社会的直接出发点”的全部条件应该是：第一，使俄国公社在“正常的状态下”继续存在下去，这就要求俄国不能继续沿着1861年开始的道路继续发展；第二，要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这两个基本的条件都没有实现，直接过渡这条路就是走不通的。
由于我们的理论界中长期忽视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这两个条件，所以，长期不能从片面的“超越情结”中摆脱出来，进而把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超越设想”与后来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定情况混淆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要讨论），就使“卡夫丁峡谷”问题成为一个在理论上总是纠缠不清的难题。只要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时，认真一些，全面一些，这些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难解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超越设想”后来又被用来解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用来解释“落后国家”“一国先胜”道路的合理性，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把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超越设想’与后来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定情况混淆起来”的情况。这种解释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超越设想”原本含义的错误理解和应用。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根本不是以俄国原有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而恰恰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这个环节上产生和发动的〔25〕。这并不是什么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展开的矛盾基础上的发展，即在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基础上的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是如何把民粹主义对俄国“古老基础”〔26〕的幻想抛到历史的后面，早期的普列汉诺夫和全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也是我们的理论界在长期的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中所不愿提到的。因为正是在这些论述中，早期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强调的恰恰不是什么“超越”，而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基础〔27〕。这却是我们的那些怀有“超越情结”的同志所不愿看到的。他们会认为这些论述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或者“单线的五阶段论”。但是，如果这种“决定论”正好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正是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那它就不是“机械”的，而是客观的辩证的科学规律。这种规律是不能靠一种“超越”的主观愿望就能从历史发展的客观阶段中抠掉的。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附注274条。
〔2〕参见《共产党宣言》第1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437、438、451页。
〔4〕同上，第431页。
〔5〕同上，第436、4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444等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439、440、446页。
〔8〕同上，第269页。
〔9〕同上，第268页。
〔10〕同上，第130页。
〔11〕同上，第12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2页。
〔13〕同上，第620页。
〔14〕同上，第619页。
〔15〕同上，第621—622页。
〔16〕同上，第625页。
〔17〕同上，第624页。
〔18〕同上，第625页。
〔19〕同上，第626页。
〔20〕参见《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注438。
〔22〕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23〕同上。
〔24〕参见弗·恩格斯的书信：致奥·倍倍尔（1884年1月18 日），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致爱·伯恩斯坦（188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致尼·丹弗尔逊（1893年10月17日），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 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25〕关于这一点，叶险明同志已经有较好的论述。请参见叶险明《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324—328页。
〔26〕参见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批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608页。
〔27〕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
* 本文为“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课题论文之一。
* 注：参见刘启良著《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在这本专著中，刘启良多处把马克思有条件的或然句解释为无条件的肯定句（参见该书第139页、309页、313页）。 特别是在该书第317页， 作者把马克思转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改为马克思自己的意见。现录刘书原文于此：“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同后一种解决办法”。而原文是“他表示赞同后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他”，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前面的话都是马克思转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00年前， 有一位叫作克里文柯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也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了马克思同一封信中的同一句话（列宁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本著作的第230—231页中专门揭露了这种“公然的歪曲捏造”。不过比起刘启良把“他”字改为“我”字的做法来，民粹主义者克里文柯还显得文明一些）。不能说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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