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亚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紫罗兰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4-092-05
所谓亚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游离于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支流意识形态，同时又具备一定 的时代主导性，其政治倾向、审美态度、生活观念会有形无形地影响和左右人们的思想 行为，尤其涉及到价值选择时更为明显。
“时尚叙事”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文化领域里出现的一 种新潮的叙事方式(注：本文中所指的“叙事”和叙事学中“叙事”概念是不同的，它 专指社会各种文化形态展示性的显性存在方式，譬如上海外滩的西洋建筑的显性存在， 既是现代性展示，又是殖民侵略史展示，更是上海本土性现代性的叙事。这样一种“叙 事”概念，离开了以往拘泥于文学现象的虚构性现实研究视角，而是将“叙事”直接融 入了火热的社会生活，运用“叙事显性”的表达方式，透视社会的不同层面和角度，进 而达到展示社会、叙述社会的意义。)，这种叙事方式借助通俗杂志报刊、广播、电影 等传媒手段，彼此共谋，展示商业性意义的时尚文化艺术，达到透视社会文化生存状态 的目的。形式上，“时尚叙事”的形式多元囊括了以通俗文学为主的文学作品，包括名 画名作、名人肖像、电影明星写真、封面美女之类的美术摄影作品，以日常消费类广告 和文化娱乐广告类为主的广告作品。甚至杂志的时尚专栏和社会热点特刊也可以成为时 尚叙事的具体形式。这种叙事方式生成于社会经济与商业文明竞相繁荣的社会环境中， 与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相联系，尽其所能地顺应并推动着上海的现代化建设 和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紫罗兰》是一份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期刊，创刊于1925 年12月，停刊于1930年6月，共出刊四卷96号。主编周瘦鹃，是当时上海出版界享有盛 誉的鸳鸯蝴蝶派名小说家和杂志名编辑。在周氏的倾心努力下，这份刊物在出刊期间持 续流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刊物的这种强健生命力，是与《紫罗兰》独特的“时尚叙 事”的作用分不开的。
“《紫罗兰》时尚叙事”在内涵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作为文学概念的“《紫罗兰》 时尚叙事”，这一含义直接体现在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创作中。《紫罗兰》作品叙事中 的各种与传统的鸳鸯蝴蝶派风格相异的创作特点，几乎都与“时尚叙述”相关，正是商 业文化中的“时尚”和“时尚叙事”，导致了他们作品中不自觉的现代性创作理念的实 施和创作风格的形成。比如《紫罗兰》中现代婚恋创作、以女性定位为办刊宗旨的女性 主义问题、女性化的审美趣味、同性恋现象以及反现代性的“末世情结”等等内容的具 体论述，这些内容不仅使《紫罗兰》的作品叙事有别于传统的鸳鸯蝴蝶派创作，而且在 现代性意义上体现出与新文学的某种程度的同步性。
其次是作为文化空间意义上的“《紫罗兰》时尚叙事”。对“时尚叙事”而言，只要 时尚需求就给你叙事的空间，只要有绝对的读者市场，那么无论是主流还是边缘，统统 给你绝对的话语权。在它所提供的文学叙事空间里，各种文学的主张和理念均可以同时 存在。这种包罗万象的时尚性的文学叙事状态，使杂志中刊登的作品文本在文学意义上 失去了是与非的唯一性的评判标准，如在《紫罗兰》杂志第三卷中曾接连三期刊登了郭 沫若的《凤凰涅槃》曲谱和歌词，四卷中刊登了徐志摩的《青春曲》一诗，甚至还在三卷一号中刊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回乡省亲的大幅照片，此外还有高尔基的翻译小说、契柯夫、欧·亨利创作的欧美短篇小说等等，这些由不同审美精神和创作风格交织而成的文学创作空间，很难用是与非的简单标准对其意义作出评判。这一充满张力的文学空间，使文学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在不自觉中摆脱了长期以来文化和文学在国家意识上的争强好胜，使文化在一个自在的环境中，以亚意识形态的方式多元的生存发展。
在《紫罗兰》普遍占有读者市场的同时，“《紫罗兰》时尚叙事”创作既借助于经济 社会的物质条件，却又不完全依附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以日常为视觉、以现代性为理 念，构建起富有个性的文化空间，展示上海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多元的艺术与文化。
《紫罗兰》时尚叙事，是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繁荣、大众传媒的演进而形成的一种文 学叙述。在内容上，既与上海的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以满足读者市场的需求，又 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文化相融合，这样的叙述内容使当时上海主体文化观念通过适 应市民需求的阅读途径，迅速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观念。这样， 《紫罗兰》杂志无形地成为读者进行现代性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改造价值观念的途径，成 为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在效应上主要通过文学与商品的共谋，营造杂志自身的文化空 间构架而发挥作用。
一 商品与文学
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可以导致文学作 品恶俗化和文学价值观滑坡，也可以给文学提供一个自在、自由的生存天空，使文学自 如地找到自己的空间。在特定的社会生存状态中，文学叙事与商品有机结合所形成的“ 亚意识形态”意义，往往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亚意识形态”的 传播方式(如时尚叙事、商品文化、生活方式、符号文化等等)，在城市现代性“文化空 间”的建设中又是必不可少的一隅。
以《紫罗兰》为代表的时尚期刊，性质上属商业性通俗文学期刊。这类杂志的编辑理 念和栏目设置，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期刊或同时代的纯文学期刊的风格(如《半月》、 《小说月报》)，它们一般通过全景式的“叙事”视觉，利用文学作品、广告、美术摄 影图片、名人、明星照片、月份牌时尚美人等手段，以“商品”和“日常”为切入口， 全面叙述1925～1930上海多元的本土性现代化和沪上商业文化和民众生活状态。
作为商品的文学更多的是商品价值指挥棒下的文学创作，但是并非仅有媚俗和无聊。 尽管商品经济一切都是为了利润，然而，读者市场(或称精神消费品市场)的占有与物质 消费品市场的占有完全不同。读者市场更多的是对人心和人的审美世界的占有，成功的 精神消费品推销，必须最大限度的占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才有可能盈利。因此，在文 化商品的投入和产出中，商家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往往会非常慎重的调查和研究，寻找 真正符合人心和艺术需求的艺术产品，最大程度地从民众的消费中获利。要将商业性的 出击与文学审美和文学创作本质的探讨有机地结合起来。
《紫罗兰》杂志的“时尚叙事”是在商品价值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概念，其毫不掩 饰的商业行为，完成了时尚在商业社会中的角色。作为文化商品，《紫罗兰》一方面借 助于经济社会的富足和安逸生存壮大，另一方面又不完全依附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认 真地信守“精神消费品”与艺术审美在商业市场中彼此交融、相互作用、平等互利的良 性发展原则，努力地遵循文化(文学)创作本来的规律。将合乎人心、人情、人性审美的 优秀作品，在艺术与商业双重的指挥棒下，展示给社会各阶层的消费者——读者。
此外，《紫罗兰》努力追随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盯准社会阶层的中间力量，以他们 的阅读喜好为主要目的，编辑出版刊物，以求最大利益地占据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市场。 当然出于对读者市场的占有目的，而刻意地追求文学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倒为文学 提供了得以葆有自我审美精神的生存空间。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刊物出乎异常地认真寻 找“审美性”的体验，这或许是“紫罗兰时尚叙事”中最有价值的体现。
“紫罗兰时尚叙事”里，无论是国家权力控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自在的文化 状态，由于“时尚”的介入统统被解构，只要符合时尚流行的需要，商品社会的经济运 行规则就立马为此出动，操作，使之流传盛行。《紫罗兰》以“时尚叙事”为编辑理念 ，充分地展现了旧上海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妩媚多姿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空间，将艺术审美 与市场利润结合起来，使文化(文学)在“时尚叙事”营造的“自在”环境中，摆脱了长 期以来以亚意识形态的方式生存。“紫罗兰时尚叙事”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自在的叙述氛 围，在这样多元自由的氛围中，文学充分演绎自我的魅力。可以说，以现代性和日常叙 述为主要内容的“紫罗兰时尚叙事”，它所带给社会的文化浸淫，其意义并不亚于狂飙 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它借助审美艺术，借助亚意识形态作用，以更为和风细雨的形式， 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紧密结合。
《紫罗兰》杂志总体上是一份商业性的通俗文学期刊，然而作品内容张力十足，古今 中外各种创作风格的拼贴杂凑，良莠不齐的艺术创作，叙述文体的繁乱芜杂，加上眼花 缭乱的商业运作，传统与现代、时尚与前卫的纷呈交错……带给读者更多是触目惊心的 惊诧感。尤其是，各种风格文本同时刊载所营造的文化空间，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商 业运作本身。
作为时尚流行的商业期刊，《紫罗兰》的文学创作与新文学和传统文学(旧鸳鸯蝴蝶派 )的创作精神完全不同。尽管为了维护时尚消费的需求，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的读者，杂 志在栏目的编排和内容的编辑上，除却大量由鸳鸯蝴蝶派作者直接创作的笔记、诗歌、 文赋、补白、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侠义小说外，还兼容了部分新文学精神的作品(主 要体现在部分翻译作品，尤其是俄国短篇小说译作)，只是这些新文学精神的作品由于 时尚的解构特性只能导致文本本来意义的消解。众所周知，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尽管有 商业文学趋利的一面，但并非现代社会“时尚”意义展示中的作品，骨子里是根深蒂固 的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正因为如此，鸳鸯蝴蝶派作品直接成为“五四新文学”猛烈抨 击的对象。可是到了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和传统文学式样，被旧上海时尚世界 重新编排出场并大肆泛滥，其存在的意义当然不是为封建的复辟开历史倒车，恰恰是现 代化进程中商业经济推动的结果，商品社会中只要有需求就能有市场，于是封建传统的 文学式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时尚品”，成为现代社会时髦文化的舞台(电影、杂志等) 上耀眼的角色。《紫罗兰》作品的创作风格，根据作者的队伍构成，可以断定属于旧式 文人执掌的鸳鸯蝴蝶派，但是同样的故事模式和结构，因为是“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 创作，价值和意义完全不同。
“时尚”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概念，时尚的观念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新观念 、新意识形态和新的社会心态直接相关。“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文学作品，在文本的 形式包括内容上均借鉴了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方式，但是在创作的意义和“现代性”的立 场上却决然相反，同样的言情小说，旧派代表作《玉梨魂》最终依然不免落入封建礼教 的窠臼，显示出传统对文化坚守的反现代性。而《紫罗兰》杂志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却是 欲望膨胀的现代社会男女间放纵的现代婚恋观，以及婚恋故事里的悲欢离合，并通过男 性主人公女性化性格这一女性文化的蚕食性，揭示出商业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和文人内在 气质的萎缩。
此外，《紫罗兰》通过杂志本身类型上的“女性的定位”、作品内容中的同性恋现象 叙述、侦探形象的职业转型、以及对穿行于物质和乡村世界“游手好闲者”形象(以银 箫生为典型)的塑造、时尚热点特刊的设立等等，全面地演绎了现代社会时尚天空里的 文学，体现出与旧式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异质同构”。(注：所谓异质同构，指同样的 创作主旨、创作风格和审美精神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最终在创作意义上却获得了不同的 价值。)
二 空间建设与生活政治
时尚叙事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叙述，它的形成与中国现代性的本土性是无法分开的。 一方面，为了与经济利益挂钩，时尚不可能抛弃本土和传统的喜好一味西化而失去市场 ；另一方面，时尚是现代的具体表象，尤其在1925～1930年间上海现代化的上升期，有 关时尚问题的探讨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
1925～1930年上海时尚叙事(以“紫罗兰时尚叙事”为典型)的现代性意义，最集中表 现在亚意识形态中“生活政治”内容对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影响。我们知道，“空间建设 ”是“现代性”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是沉重现代性时代中领土扩张型的空间建设 ，还是轻现代性时代里的广义空间。“空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概念。上海现代 化存在着“现代性”的本土裂痕和多元，“空间”也就赋予了深广的内涵。租界扩张型 的空间建设与上海都市广义空间(文化空间、政治空间、权力空间、技术空间、虚拟空 间等等所有抽象的空间概念)的繁荣，竞相交汇。
“紫罗兰时尚叙事”营造的氛围，是当时上海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现 代都市的活色生香，商业竞买的光怪陆离，都市时空中的翻云覆雨，言情后的阴谋，末 世者的绝望，甚至还有先施公司四季时尚推销中的生活理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 ，“爱国用国货”的政治性商业口号，韦廉士大医生系列药丸营造的传统家庭观念，以 及通过系列军人承担的广告角色而演绎的强身健体红色药丸广告等等，这一切的同时堆 积，所构筑的无疑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抽象空间概念。
值得提醒的是，当我们讨论这一抽象空间时，“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 社会空间。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 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1](P86)。列斐伏尔在他1974年法文版的著作《 空间的生产》中，力图纠正社会政治理论对空间简单和错误的认识，他认为，空间不仅 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精制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 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1986年，福柯在《关于其他空间》中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 空间时代的到来，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
juxtaposition)的时刻；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互相联结、团与 团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2](P10)。 这正是软件现代性时代抽象空间的特征。可以说在多元芜杂、风格不一的杂志内容堆砌 中所展示的“紫罗兰时尚叙事”，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文化)天地、文化现象，而是一 个资本与权力共同运作的空间概念，是一个在生产商品利润同时也生产着话语的空间， 是旧上海现代性广义空间建设中的一隅。
事实上，“空间”与“消费主义”是互为依存的。以空间征服和整合的方式，达到最 大范围的获取利润，是消费主义的主要目的。运用消费的形式，推进空间的拓展是空间 建设的重要手段。“紫罗兰时尚叙事”中高度凝聚的商业理念和消费精神，整合的不只 是杂志本身的现代性空间意义，而且将现代时尚的生活方式、各种交织堆积而呈现的不 同话语形态，统统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通过消费长久地伸进其他的社会空间。不同阶 层、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政治信仰的《紫罗兰》读者群，从《紫罗兰》中获取时尚，与 “《紫罗兰》时尚叙事”展示的空间和杂志生产延伸的空间发生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并 将这种关系分流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各色人等离奇纷乱的幻想和心理获得满足。社会 空间被消费主义的行为所占据，被分段，被分成碎片，成了权力(不仅仅指政治权力， 而是指与人相关的所有的权力)的活动中心。这样“空间”、“权力”与“时尚消费” 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
空间与权力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部分，“现代性”的硬件时代，帝国以霸权强势达到 对周边弱国领土的无耻掠夺，以体现强权政治的胜利。如果说“新文学”以民主和科学 为宗旨，开辟了“想象现代性的政治空间”，以企达到与国家权力分庭抗礼的话，那么 《紫罗兰》以时尚叙事为内容，通过时尚消费的日常生活方式，营造了“现代性的生活 政治空间”，以亚意识形态的方式分解并改造着国家权力。列斐伏尔用“引导性消费的 官僚社会”来指称现代性的时代，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日常生活”已不再是“主体 性的”(注：这句话的意思，指在现代社会里具有丰富可能性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 日常生活变成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对象(客体性的存在)。而日常生活的这一变迁正是通过 消费达到的。消费物品变成了“记号物”(充满了想象投射和意识形态的记号)。列斐伏 尔的学生鲍德里亚沿着老师的思路，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如 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忆的系统化操控活动。”[3](P221-222) 具体地说，所谓消费，并非指对所有有形的物质的“购买、拥有、享受、花费”，也并 非指“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而是把所有这些物质化的元素综合起来组织为有表 达意义功能的实现。
在这里鲍德里亚深刻地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单纯的物品。在物品构成的系 列中，自我真正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是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 的关系的本身。诚如《紫罗兰》杂志的阅读消费，在收集了所有足以构成消费利润的时 尚需求物品角落外，最有价值的就是透过“时尚叙事”的“叙述”、“展示”、“阅读 ”三者间的纠结，人与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通过叙事物的被阅读、被叙述达到了沟通 或消解，而“紫罗兰时尚叙事”作为客观存在的所有物品现象代码，则成为这些关系必 要的中介，而且很快地又成为它的代替记号。“紫罗兰时尚叙事”是一个观念抵牾、多 元排斥的展览空间，它以包罗万象的丰富性和现代意识，在消费行为中，长时间地吸引 了不同的阅读需求，只要靠近它并在它营造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就会被潜移默化。
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消费和仅仅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 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观念、与世界、与国家的 关系，是一种系统的活动和全面回应，在这种意义上，消费主义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仅“紫罗兰时尚叙事”营造的消费性和指导消费性空间(如商品与广告的世界等等) 贴上了政治性标签，而且，在《紫罗兰》提供的阅读消费和指导性阅读消费行为中产生 的个人认同感，这类纯属私人性体验本身也都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吉登斯称之为“生 活政治”，这是相对于强权性的解放政治而言的，“生活政治”并不涉及为了使我们获 得自由而必须面对和选择的那些条件，它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在现代性理念下，“紫 罗兰叙事”空间的生产与话语的生产叠加、渗透，充分演绎“现代时尚”，通过各种商 业性的文化、文学、艺术、娱乐等日常生活手段，通过各种具有象征的、隐喻的、晦涩 的、有时甚至反现代性意义的手段，在获得商业性利润的大前提下，巧妙地将“现代性 ”与传统观念改造、置换，以求实现现代性凯旋的政治理想。
收稿日期：2004-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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