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政治关系演变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临时政府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在汪伪中央政府尚未建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扶植的伪政权主要的有3个：蒙疆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中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三者各处一方，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实行统治与掠夺的工具。其中华北伪临时政府与华中伪维新政府之间在政治上有过不少勾结与争斗：建立过程中互争伪中央政府的地位，刚刚建立又在商谈合并，后来共同组建了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结果两政府合流活动中止。本文试剖析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之间这种复杂而又变化不定的政治关系，这将有助于认识日本侵华战争中沦陷区伪政权的特点。
（一）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日军每攻占一片地区，就搜罗民族败类，扶植出伪政权。各个地区的伪政权各自分立，互不统属，均直接听命于当地的日本占领军。分散的伪政权既能强化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与掠夺，起到日军本身难以起到的一些作用，又便于日军控制、操纵。
侵华日军分为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等几大系统，它们分别自成一体，竞相发展各自势力。1937年7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平津后，积极策划扶植手下统一的伪政权，并企图使之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①]他们让华北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特意安排它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落的第二天12月14日宣布成立，竭力渲染所谓新的中国中央政府继起的气氛。当时日本政府还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并未承认这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辖区是华北日军在晋冀鲁豫的占领区和平津两市。
华北日军抢先扶植起冒充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伪政权，华中日军对此很不满，向华北日军抗议：“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②]
日本关东军已于1937年11月在张家口扶植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一管辖察南、晋北、内蒙的3个伪政权。这是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雏形。眼看关东军、华北方面军都弄出各自手下统一的伪政权，日本华中派遣军不甘落后，从1937年12月起开始积极筹建华中地区统一的伪政权，并且也想使之成为伪中央政府。
1938年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预备让华中伪政权叫做“华中临时政府”。但华中日军、汉奸在2月下半月讨论决定叫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名称要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响亮，显然是在争伪中央政府的地位。3月7日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官员开会决定华中新政权称“华中民国政府”，其用意是要让该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而建立，以便将来它跟华北临时政府合并，组织伪中央政府。一个多月前的1月16日，日本政府鉴于对国民政府诱降失败，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今后不承认国民政府，“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③]日本帝国主义即有扶植中国伪中央政府的打算。
华北日军、汉奸更是反对华中伪政权以中央政府面目出现，跟华北临时政府相抗衡。3月上半月，华北日军通过临时政府之口向日本军部要挟说：中华民国只需要一个政府，如成立了第二政府，就立即无条件地解散临时政府。[④]
在这形势下，华中日军、汉奸力保将来的华中伪政权不降为地方性政权。他们一是采取回避矛盾的手法，要求把华北、华中两个政权之间关系问题推到以后再行确定；二是要求华中伪政权定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不用“华中民国政府”的名称。可以看出华中日军、汉奸是在玩文字游戏。所谓“维新”源于日本“天命维新”典故，表示华中伪政权是“受命于天”，用作无耻粉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之名能使华中伪政权在名称上跟华北伪政权相并立，不差上下，既不吃亏，也不容易招致反对；它又暗含“中华民国新政府”之意。
华中日军一直要北洋军阀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出马担任华中伪政权首脑，但唐绍仪不愿意。汉奸梁鸿志能积极效命，华中日军却又觉得此人号召力不行，不足以担当首脑。为难之际，华中日军转而想跟华北日军联合，让南北两边的汉奸“名流”凑到一起，在南京组织伪中央政府“国民政府”。梁鸿志等人奉华中日军之命，于3月14日赶到北平，同临时政府的汉奸会谈了3次。由于一些意见华北日军不同意，会议难以进行。临时政府的汉奸为保全他们在华北的既得利益，也反对南北汉奸合流。东京方面对此事也无强合之意。日本陆军与政府内阁商量了几次，决定还是让华北、华中伪政权分立并存，以便控制。日本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华北华中两系统日军及汉奸之间的矛盾，再次促使华中日军扶植在华北临时政府之外另立门户的华中伪政权。南北汉奸合流的尝试成为华中伪政权筹建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日本近卫内阁于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规定建立华中政权的方针：“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为此要求华中日军“须将其成立宣言作必要的修改”。内阁还讲明：“方针中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帝国承认它为中国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应根据另行考虑决定。”“合并统一时首都的选定，全由中国方面考虑。”在经济和金融等方面两个政权之间关系，“今后须经充分考虑再行决定。”[⑤]
于是华北、华中的日军达成妥协，让华中伪政权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维新政府成立宣言中有了这样的内容：“维新政府之成立，根据苏浙等省之事实，其性质为暂定的，与‘临时政府’初无对立之意，将来与中央所管事项之不可分者，与‘临时政府’商酌办理，且至津浦陇海两路之交通恢复后，即将与‘临时政府’合并。”[⑥]
华中汉奸的活动中心是在上海，但因为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3月28日华中伪政权维新政府特意到南京宣布成立，然后再回沪办公。10月1日维新政府才正式在南京办公。维新政府的辖区是华中日军在苏浙皖的占领区和京沪两市。它跟临时政府同样挂五色旗。后来河南南面的华中、华南日伪占领区都属于维新政府。
经过华北与华中日伪之间围绕伪政权地位展开争斗，经过华中日军处心积虑地再三争取，华北临时政府与华中维新政府先后建立，各自冒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称两相并存，其实它们都只是地方性伪政权。临时、维新政府建立时期两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就是这样的。造成这种关系的首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侵华战争中采取的分治政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使得日军在占领区纷纷扶植伪政权，并形成几大地方性伪政权分立并存的状况。其另一原因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这两大系统为扩大各自的权势，都要给自己手下的伪政权争取中央政府的地位。结果两个伪政权都得到个貌似伪中央政府的名称，而临时政府在争斗中略占上风。
（二）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感到需要扶植一个伪中央政府，以便宣传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已灭亡了、被取代了，并使中国伪政权能得到国际的承认并能开展傀儡外交活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这一手段达到以下效果：一、在中国破坏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政治威信；用新中央政府的旗号拉拢抗战动摇分子，让他们另投新主，以削弱国民政府抗战力量；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麻痹占领区人民头脑，毒化其民族意识。二、在世界上蒙骗国际舆论，使英法美苏对日本留有好感，为侵略战争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让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得不到有力援助，甚至陷于孤立；便于将来把日军在华占领区跟别的被日占领国一同纳入轴心国和“东亚新秩序”范围，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与掠夺。三、在日本国内显示“圣战”成就，缓和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
维新政府刚一建成，日本内阁3月24日制定的方针就要开始着手实施，临时、维新政府合流活动也就开场了。为协调两个伪政权的关系、讨论以后如何合并，1938年4月3日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等人在维新政府日本顾问原田熊吉带领下到北平，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寺内，与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人及临时政府日本顾问喜多诚一进行多次会谈。会谈仅商定合并这一原则，并无什么具体成果。
4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了《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调整要纲》，规定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维新政府与之合并。[⑦]此后两个伪政权会商出一些结果：外交方面由临时政府统一主管，维新政府出现外交事务时应随即向临时政府报告，临时政府驻东京办事处处长兼任维新政府驻东京办事处处长；财政税收方面维新政府按照临时政府的方式设立盐税等公署，其征收款额须向临时政府报告；金融方面华北的准备银行要积极扩充，使之成为两政府的中央银行。华中日伪后来又觉得不如意，便在合流上采取拖延手法，打算耽搁到以后再改变这不利于自己的状况。
5月19日徐州沦陷，日伪觉得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了一片，津浦线也打通了，组建中央政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大大增强。6月13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今后中国事变指导方针》，内容包括要扩大并加强各个伪政权，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为一个政权，形成中央政府，以此使国际上其它国家被迫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已被“新政权”取代。[⑧]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以及汉奸陈中孚为将来能在伪中央政府中掌大权，对临时、维新政府合流之事格外热心，积极奔走。不过合流的实际进程却很缓慢，其症结在于人事安排上的难题：一方面必须找到一个过去有地位、声望，并能统领临时、维新政府两边汉奸的人来做合流后新政权的首脑，另一方面要妥善安置两政府的重要官员，使他们都能满意。华北、华中日军还都唯恐自己手下的伪政权被对方的伪政权所吞并，这使得事情更加复杂难办。
1938年6月，日军开始了进攻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的战事，力图攻下武汉而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或使国民政府变为地方政府。同时日本有希望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汪精卫出面收拾时局的意图。另一方面，临时、维新政府是由老牌亲日分子、北洋政府余孽、国民党失意政客等一些政治渣滓组成，这些人早已声名狼藉，政治实力也差，单纯由现成的伪政权组建伪中央政府达不到日本侵华战争所需的政治效果。鉴于这些，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规定：“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内蒙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然后“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在国民政府实际降为地方政权或发生改组前，“不建立新中央政府”。如果国民政府不会发生分裂或改组等情况，才以现有的几个政权组建中央政府。如果国民政府果真分裂或改组成亲日政权的话，就让它“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⑨]7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的《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进一步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⑩]
9月9日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召集临时、维新、蒙疆3个伪政权的首要人物到大连开会，商量建立伪中央政府事宜。日本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关东军也都派代表到场。会上关东军坚决主张保持蒙疆联合委员会在伪政权中的独立性，不让它参加新政权。华中日军司令官
俊六对建立新政权不表示同意。新政权人选安排上找不出各方都同意的方案。日本政府指示土肥原：合流工作积极进行，只是为减少实际困难起见，先组织一个联合机构作为过渡。
9月20日，临时、维新政府首要人物在北平开会，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22日举行成立典礼。联委会成员有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王克敏任主席委员。联委会下设事务部，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任部长。联委会是两政府之间联络协调机构，“以便统制关于政务上共通事项，使新中央政府易于成立”[①①]，并无行政实权。
10月21日华南重镇广州沦陷，26日华中重镇武汉沦陷。伪政权中又呈现出建立伪中央政府的狂热，华北汉奸纷纷提出建立中央政府的各种设想。11月2日联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南京举行，议定以临时政府为中心建立中央政府，临时、维新政府变为地方上名义上实权很大的政务委员会。
其实此时临时、维新政府的政治影响日益衰弱，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逐渐把工作重点转到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身上，而对临时、维新政府不抱什么希望。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公开恢复对国民政府的诱降。12月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土肥原积极进行的临时、维新政府合流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更加不成气候，联委会往后无甚成绩。
1939年5月底，汪精卫等去日本，为组建伪政府事宜先后跟日本首相及陆相、外相等会谈。日本政府答应以汪精卫集团作为组建伪中央政府活动的中心。此后临时、维新政府停止了彼此合流而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转而开始跟汪精卫集团商谈如何加入将来的汪伪政府。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维新政府取消。临时政府改组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受汪伪政府的有限领导，在财经、人事、外交等方面有自主权。维新政府完全解体，其辖区作为汪伪政府的基本辖区。至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仅名义上属汪伪政府管辖，它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可以看出，临时、维新政府存在时期两者之间的政治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维新政府成立至1938年7月。在此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再三提出“尽快”使伪政权合并统一以形成伪中央政府，临时、维新政府多次进行合流活动。但华北、华中日伪相互争权夺利，使合流活动实际进展不快。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原先的要求改为先只建立临时、维新政府的联合机构，然后再依据时局发展建立伪中央政府，尽可能吸收国民政府里的政治力量、扩大伪中央政府的基础。于是临时、维新政府合建了联委会。虽然土肥原及陈中孚等还在不断进行南北伪政权合并而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但这种努力难有成效。第三阶段是从1939年6月至1940年3月。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让汪精卫集团作为建立伪中央政府活动的中心，于是临时、维新政府只好退到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政治舞台的边上，两政府合流活动停止，联委会作用只剩下协调两政府之间事务。
（三）
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之间政治关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断演变，前后共有4个阶段。两个伪政权之间密切而又变化不定的政治关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治的产物。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具体方针支配着两伪政权间的政治关系。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局势与侵略需要的不断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区的政策先是“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后来是建立权力有限的伪中央政府、各个伪地方政权“分治合作”。建立伪中央政府的具体方针先是尽快将维新政府并入临时政府，使临时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后来变成各个伪政权并重，尽快使它们统一而形成中央政府。再后又变成尽快让临时、维新政府合建联合委员会，待形势发展再建中央政府。最后又变成以汪精卫集团为中心组建中央政府。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样的侵略政策、具体方针，临时、维新政府之间就有相应状态的政治关系。侵略政策、具体方针的改变导致两伪政权间的政治关系的改变。其次，侵华日军中几大系统及土肥原力图维护和扩大各自权势、伪政权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这些对于两伪政权间的政治关系也有一定的作用。临时、维新政府历经波折后各自使用中华民国政府式的名称，在“尽快”合并的指示下合流活动实际进展不快，在当前暂不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土肥原仍不断策划合并伪政权而建伪中央政府，这些都是这种作用的表现。
无论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为了便于控制、操纵伪政权，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坚持伪政权分散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时，直接使几个伪政权分立并存。各据一方的伪政权互争伪中央政府地位仅仅是争虚名。后来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建立伪中央政府、各个伪地方政权“分治合作”的政策时，合并统一伪政权不过是让几个伪政权实行“分治”加“合作”，这样伪中央政府即使建成也只有空架子，下面伪地方政权实际上是跟它相分离。最后汪伪政府的建立方式就体现了这一点。
从日本帝国主义再三改变建立伪中央政府的具体方针来看，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临时、维新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眼里的政治地位日趋衰落。临时政府起初颇受青睐，被确定为将来的伪中央政府，并被要求尽快将维新政府并入而正式成为中央政府。后来临时政府这一优越地位丧失，日本的政策变为各个伪政权并重，再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想急于单凭伪政权合并而建伪中央政府。临时政府在建立伪中央政府活动中仅当个配角。至于维新政府则境况更差。比起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的筹建过程比较曲折，政治实力太弱，日本帝国主义坚持让它作为地方政权而建立。它刚一建立，又要被并入临时政府。在跟临时政府争斗中它一直未占上风。最后临时政府改组成半独立的伪地方政权，而维新政府则完全解体。
注释：
①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50页。
②④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抗战纪事》第224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86页。
⑤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4章。
⑥ 《调查专报》生字第一号第二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83全宗第644卷。
⑦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4辑第56页。
⑧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174页。
⑨⑩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90、91、92页。
①① 《“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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