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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4527(2008)07-0046-03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①值中国改革开放30 周年之际，追溯求源，理清改革开放初始的逻辑结构，探索改革开放成就卓然的深刻原因，拓展改革开放的价值，对于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
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进行过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把100多年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过去革命取得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为基础，进行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这场伟大革命。②对于这两次革命，邓小平也指出“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③。随后认为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④
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基础。第一，理论基础，在第一次革命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力图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作出了全方位的可贵探索，那个时期的实践，成为第二次大革命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为第二次革命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孕育了思想胚胎，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物质技术基础，通过建国后29年的奋斗，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⑤第三，组织基础。第一次革命为第二次革命作了干部上的准备。首先，在第一次革命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第二代这样领导集体准备了核心成员，尽管经历了“文革”时期惊心动魄的斗争，但仍然使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地转变。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地其他成员故去后，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少壮派”邓小平为核心、陈云鼎力相助，迅速组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二次革命的征程。其次，为第二次大革命准备了大批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为第二次革命作了干部上的储备。据统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八大中央委员，占八大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候补中央委员的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二，这些人在“文革”中大部分被打倒，历经磨难，促使他们在逆境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进行认真反思，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带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在第二次伟大革命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⑥另外，在“文革”中两大政治集团被彻底粉碎，纯洁了党的组织。党和国家内部没有既得利益集团，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改革开放地代价，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地步伐。
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成为第一次革命的继续。
两次革命，既有历史递进性，更有内在统一性。前者属于制度选择，第一次革命是对旧的经济制进行根本性的深刻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效的权威，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他们的党组织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⑦后者属于政策选择。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对原来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文化体制等方面进行有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两次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建设互相衔接的不可或缺的两次革命，无疑是上下两幅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从发展的观点看，第二次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比第一次革命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它揭开了当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中国发展的动力源。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既是思想路线问题，又是政治路线问题，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解放思想。“文革”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当时主要的障碍来自于旧的习惯势力、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正确原则的扭曲。对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⑧他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⑨在这里，他把思想解放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⑩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正是因为坚持解放思想，正是摆脱了教条主义禁锢，抛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开拓新的思路，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转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等等，从而揭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30年前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在于，当时对于如何改革，当时谁也没有现成的、标准的答案，重要的是先把解放思想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因为无论什么改革都以思想解放为先导，都需要打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教条主义禁锢，抛弃了陈旧的思维模式，开拓新的思路。解放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重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1)1985年他又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2)思想的解放推动了社会主义模式多元化的探索进程，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得以结束，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创造了条件，也为各项改革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常讲常新的鲜活概念。愈是到发展的关键时期，解放思想对于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就愈加显现出来。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的总结。
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
“文革”运动的开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大治”，反而使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摧残，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1975年初，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后，致力于对“文革”错误的纠正，开始了“全面整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是一种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不久就夭折了，这次的调整，一方面使人们体会到了“文革”的积重难返，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曙光，加快了“文革”运动的结束，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
“文革”发展到1976年，“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千亿元”，(13)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其政治经济体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当时中国发展着的种种矛盾，把中国逼上了“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境地。
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给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与可能。许多人从运动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规理性，以冷静的头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反思。“文革”的十年实践，证明了依靠政治运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行不通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味地变更生产关系，不解决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只能使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模式在传统的思路和实践中陷入恶性循环，人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发展阶段等方面认识和理解，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接受教训，转换经济发展思路，坚决抛弃靠政治运动搞经济建设的传统思路，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通过开放，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试想，如果不是“文革”把中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推向极端，以尖锐的方式把各种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还不能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深刻反省。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材：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4)中国从“文革”的痛苦中醒来，提前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比苏东国家的改革提前了十年。由于当时世界还没有走出冷战的阴影，整个世界仍然被冷战思维所左右，因此，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西方认为是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便获得了良好的、宽松的国际环境，(15)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与苏联正在处于接洽、缓和阶段，通过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避免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社会主义一枝独秀。使中国经济以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后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契机和全新的逻辑起点。
如果没有对“文革”的痛定思痛，中国社会近30年的巨大进步是不可思议的，这也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可以这么说，“文革”，使中国提前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业的发展为突破口的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农业改革率先突破而首获成功，成为第二次革命的突破口，有其客观必要性。
第一，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农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农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全国有近1/4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农村尚有2.5亿人口吃不饱饭。1977年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1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甚至于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16)农业的严重落后，使党和政府有着极大的压力。
第二，农业的长期落后，也为变革农业体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也使人们开始检视过去的农业发展道路。人们认识到，在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企图依靠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是行不通的；靠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国家的现代化铺平道路更是不可取的。这就亟需通过改革解决农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便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农业改革相对于工业来说，其难度要小些，在农业中商品货币关系较容易起作用，而且一般说来比工业部门的改革见效要快些，增加农副产品是解决当时市场供应紧张的捷径。(17)况且农业的改革也会为其他行业的改革提供经验教训。
因此，从农业入手，解决吃饭问题成了“文革”结束后的首要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伊始，首先考虑的是农业经济改革，把农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把促进农业发展作为改革成功与否的第一步。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业发展问题列为重要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随后加大了农业的投资和贷款，降低了粮食征购指标，减免了部分农业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中央的这些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人们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农民的“包产到户”演变成“包干到户”，又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模式，成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的分配政策反映了农民的心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创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农村改革的成功，提高了中国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使政府获得最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群众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社会阻力，使改革本身形成了一种自我推动力，也极大地为城市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蓝本，形成了农村到城市的中国改革路径，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路子。从农业入手，中国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苏洵《管仲论》
②《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
③邓小平文选[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12)(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⑦[美]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⑧⑨⑩(11)《邓小平文选》[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13)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5)吴鹏森《论“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历史影响》，载于《中国现代史》2002年12期。
(16)武力、郑有贵《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7)陆南全《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