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宗豪[1]2002年在《解读“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话语的本意是:当今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作者从建构研究文化全球化的视角入手,阐释了文化全球化的时空维度、组织维度和文化全球化形态,揭示了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和价值内涵,剖析了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在相互交融中体现的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进而阐明民族文化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体现世界性。
甄红菊[2]2016年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战后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享有赫赫盛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权力、阶级为视角重新阐释文化的内涵、功能与使命,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样态,从而发现了大众文化的阶级本质和抵抗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当代影响力。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以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将霍尔的文化理论置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历时性梳理,概括霍尔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总结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之处,探讨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这既是从思想史角度不断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又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的需要；同时为我国理论界回应文化发展重大问题、从全球视野审视文化发展规律、增强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重要启示。本文分为六大章节,主要内容是：第一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出场语境。霍尔的文化理论是对战后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的理论回应。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变化整体实现了文化转向,霍尔是这一文化转向的实践者。相比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尔的超越在于,他是把文化作为“透视镜”去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霍尔将对文化分析巧妙地融合进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分析中,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内在联系。第二章,霍尔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霍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决定关系为理论起点,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与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资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强化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定义,指出文化不仅是基于个体经验的生活方式,更是个体意识形态的阐释方式,这里是思想斗争的场域和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权力的空间。霍尔重视“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强调文化研究要走出书斋、走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现实指向。第叁章,霍尔文化理论探索的主要内容。霍尔将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媒介文化、族群文化和全球后现代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样态展开研究,从而发现了大众文化中的“异化”真相,并预测“大众”的抵抗就会在这一场域进行,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和微观政治的思想支撑。在大众文化研究中,他指出资本主义语境下大众文化可以被共享、但不可以被支配的本质；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他违背“社会共识”,站在被边缘化、妖魔化的群体立场上,把亚文化看作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抗争和逆向意识的表达；在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揭示出表面上中立的媒介机构作为“编码者”其实是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机构,但是大众作为“解码者”有可能采取对抗式解读方式颠覆或者消解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霸权效果,这里是一个抵抗的场域。霍尔对于族群文化和全球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更是体现了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和全球化的视野,他对表征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一少数群体不仅给予了生存境遇的关注,同时又探讨他们的身份问题、认同问题等等文化之惑；他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的后现代文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和分析,使“后现代文化”从后现代主义的后学思潮中解放出来。第四章,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霍尔从社会结构总体中考察文化的能动性,从社会历史过程总体考察文化的情境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同时,注重文化现象的历史场域分析、文化问题的个案剖析以及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归纳演绎法。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担当起文化研究总体的方法论,又结合文化的独特性创设出适合文化研究的具体方法。这一点,也使霍尔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第五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面临创新。首先,研究视角要突破传统教条主义的限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建构能够分析微观场域的具体性视角。霍尔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权力、意识形态和阶级等立体化视角,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维度。其次,抵制文化研究的“反映论”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框架下探讨文化具体场域下的日常生活问题,在微观场域具体揭示了社会历史丰富内涵,形成微观视阈和宏观视阈相结合、社会诸领域内在融合的社会历史分析风格。不仅如此,霍尔的文化理论还同时回应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读和歪曲,他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潮,致力于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一方面,通过揭示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要点的错误理解,还原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另一方面,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第六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在文化全球化这一语境下提出的,文化研究应当厘清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为我国这一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思考。在众多思潮争锋的今天,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释力和指导力?霍尔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他者“的视角,使我们在全球化中吸取有益思想资源的同时,避免走入文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陷阱。同时,霍尔对于文化本质、功能的分析也能为我们文化强国之本土化路径提供可贵的启示。本文在研究内容中突出了以下特点：首先,突出了霍尔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以往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中,他的文化学者、传播学者、语言学者、社会学者等“身份”都受到关注,并且相关学术成果也被译介过来,因而,基本都是从西方文论的视角对其文化理论进行了追溯。本文则结合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对他的“新左派”经历进行了回顾,剖析其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基础,总结其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取向,评判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性发展,突出了他在文化研究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其次,阐释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一是霍尔的文化研究内容,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文化这一视角,揭示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建构性,从而发现文化的物质力以及转化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延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的补充性研究,也是对经济主义或文化主义的纠偏。二是霍尔的文化研究方法,围绕一条主线,即以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辩证的方法论为原则,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具体化实现路径。霍尔对历史场域分析法的采纳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境特征,对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采纳架起了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桥梁,对问题意识的强调和案例研究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精神。叁是霍尔文化研究的视角,围绕一条主线,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建构文化研究的话语叙事方式。为此,本文提出,应突破经济主义的单一解读视角,建构生产、权力、意识形态、阶级等多视角的文化分析框架,从文化维度透视、分析社会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论证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往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然而他的文化理论有没有当代性,有无可资借鉴的价值,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是鲜有回应的。本文以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现实为关照点,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性：一是霍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规律的分析、对文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悖论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规律的认识,并避免走入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陷阱；二是霍尔对文化内涵、功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使我们更增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采用“述”“评”结合的方法,既注重理论的历时性分析,关注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概括理论演化的规律,又注重理论的共时性分析,揭示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和逻辑主线,避免写作的流水账风格,做到述中有评,夹叙夹议；研究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法,以霍尔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他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成果,并对它的总体文化成就做出概括,建构了霍尔文化研究的相对完整的景观；研究突出了对照分析法,论文虽然以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为主体,但也关涉马克思、威廉斯、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因而,研究通过将他们的文化理论的进行归纳、对照,概括总结霍尔对于这些思想资源的坚守、借鉴、移植和改造的不同态度,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论文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国内译介过来的霍尔的作品还不丰富,还有,本人对于霍尔原作的翻译水平有限,导致论题研究的难度增加,有的问题停留于表面,没有能够拓展和深入研究。这是本人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龚晓珺[3]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叁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叁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叁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叁,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邱金英[4]2015年在《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思潮是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本文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的历史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文化哲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采用宏观整体研究和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文本解读(诠释学)的方法和语境论研究方法,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主要思想来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和重商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概念辨析,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英国学者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说——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民族-国家”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话语和现代性批判话语,通过综合创新,提出了“一总叁分”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模式。所谓“一总”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叁分”就是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实质上是透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全球化思潮来进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就是渗透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之中并通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表现出来的。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考察了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异同,研究了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对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评析。第二,考察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为例,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第叁,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思潮,研究了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詹姆逊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系统研究表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主要表现为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多层结构、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形态。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理论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问题和局限性,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策略。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研究和剖析,使我们认清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实质,这不仅对于我们加强文化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批判地吸收异质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魏海香[5]2007年在《“文化全球化”范畴的逻辑规定性——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全球化”思想的一种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进程。它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实现充分交流、沟通、共享,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文化”的趋势和过程;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来看,它是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扩张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全球文化”才能最终形成。
江俊丽[6]2007年在《全球化视野下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文中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纵深发展。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然而,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个核心问题,即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的走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问题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因此本文讨论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需要大量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而跨文化能力的先导是跨文化意识,所以如何提高人们的跨文化意识成了目前世界上的重要课题。教育具有文化的特性,是特殊的文化。本论文便是将英语教学中培养人的跨文化意识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分析全球化对我国教育教学的影响,并结合教学理念,针对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意识以适应全球化这一趋势展开讨论,希望能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参考,同时对全球化视野下的英语教学科研有所裨益。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涉及文化、全球化以及教育全球化的解读,在这里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与特性来分析,同时阐述他们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全球化对我国教育教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什么样的教学理念、英语教学理念以及文化教学理念。第叁部分探讨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意识,以便适应全球化趋势。
马援[7]2016年在《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为指导,集中对英国新马克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文化唯物主义的奠基者、文化实践观点的提出者——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思考和探讨。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指,文化的生成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的活动,从人的日常行为、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生活方式理解文化生成与变革的本真内涵和价值旨归,促使文化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根本性的转变,把文化逻辑和生活逻辑相统一,形成了普通文化实践者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文化生成机制,其目的在于最终达到文化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化化,推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在统一,从而培育工人阶级的文化自觉,强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立场,提升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力。霍加特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文化所具有的实践性,在立足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力图改变不平等的既定社会秩序,寻求建构理想社会的动力源泉,即通过微观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共筑未来美好社会。因此,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是霍加特文化实践哲学的内在结构与理论基点。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文化实践活动,力图挖掘文化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强调由文化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基于普通人民文化生活的多向度思考,从而达至整个社会的全面治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为普通文化实践者提供了砥砺前行的动力支援,凝聚着微观文化实践者共同进步的磅礴力量,揭示了由文化变革引发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或体制改革,而是始于微观文化主体文化实践的改革。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文化实践以日常生活世界和普通人民的文化实践活动为根基,发挥微观文化实践主体的力量和作用,从人的存在理解文化,从人的实践本质创新文化,从人的全面解放导引文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文化实践反观人的生活,以合理的文化之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以文化的价值标示规范人的行为,通过这种双向作用力,实现文化实践与改变生活、变革社会的内在统一,从而达至社会制度的改变,达至人的实践方式的改变。本文从思想缘起、理论视角、路径和内核,对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并由此深入文化实践的具体内容,即主体维度、客体维度、社会关联,对“文化实践”进行分层次和多维度的研究,同时,为进一步力图显现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对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话语特征进行了探讨。因此,本文的逻辑结构是：绪论部分概括性地介绍了霍加特的学术历程,同时在分析国内外对于霍加特思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指明了目前这一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挖掘的研究空间,由此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内容、意义和路径。第一章从个体思维发生学的视角,对霍加特思想从理论渊源、思想基础、文化语境做出分析。在秉承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汲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与文化理论之中,霍加特关注战后英国的新变化,将目光聚焦文化,以文化作为改变现实社会状况的突破口,并激发英国新马克主义者不断努力寻找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春天。第二章提出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总体思路,集中阐释其文化实践思想的理论视角、路径与内核,以及概述后设章节的缘由。依据二战之后英国具体的社会发展现状,霍加特分析了现代性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和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内在悖论,对精英主义文化秩序、相对主义文化秩序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在探究文化实践内涵的双重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其思想的理论内核,即以人生生不息的文化实践活动为核心理念；在对两种文化观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实践方式的紧密关联达至整体性的文化生成为内在机制；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基本特征；以消除异化、变革社会为目的的目的旨归。第叁章是对文化实践主体维度的研究。在面对战后英国社会的新变化,尤其针对无阶级社会的幻象,霍加特对文化主体问题做出了深度思考,从文化实践变革文化主体的意义上,批判了文化精英对文化的专属地位,使文化群体向文化实践主体转变,树立人民是文化生成的创造主体的思想,阐释了文化实践对变革文化主体指向,提升微观文化主体自我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作用。第四章是对文化实践客体维度的分析。他将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列入文化研究的范围,使文化研究的所指发生了根本意义的变革,即从形而上、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分析转入了反映人类生活的微观化、多样性、充满张力结构的文化研究。从超越传统文化的研究客体,文化实践客体的呈现样态,以及文化生成的日常文化表征,叁个方面厘清了霍加特文化实践对象的具体所指,深入分析霍加特文化实践所探源的对象,阐释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具有变革文化所指对象的功能和引发文化研究新景象的意义。第五章是对文化实践外延式的研究,探究了文化实践的社会关联。本文从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与权利关系、文化实践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揭示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社会意义,即倡导源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活动,并通过文化实践的有效开展,实现文化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文化的内在统一,变革大众媒体的社会意义,变革文化的主体性,最终达至一种由内而外的社会变革。第六章是从整体上对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话语特征的分析。从审视文化的表征系统、搭建话语实践的模型、提升话语实践者的能力、实现文化表征与实践的统一,四个层面探究了霍加特整体性话语模式的内在结构,以及话语实践对文化生成的作用,目的在于进一步阐释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具体而关键的实践路径,即通过建构整体性的话语模式促使文化实践的主体与文化实践的客体双向变革和匹配性改造,使得两者深度融合与相互统一。结论部分从传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升华人道主义的价值内涵,引领文化创新为人民的实践导向,建构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主体,四个方面分析总结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并结合我国具体的现实问题,探讨了这一思想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的新意在于,将文化实践作为霍加特思想的核心,围绕着文化实践内涵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霍加特对文化内涵本真的求索,探寻其思想的核心理念、内在机制、基本特征和目的旨归,明确提出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总体思路,突出文化实践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张应华[8]2012年在《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当代贵州苗族音乐的传播实践,研究起点是其传承策略的封闭性和传播策略的现代性。研究的构想与基本思路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全面梳理贵州苗族音乐当代传播的现状,并深刻揭示其现代性特征,同时,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观点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揭示其关于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不同价值观,以此进一步提出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和行动策略。本文主要的理论来源包括文化全球化理论、后现代文化、文化传播、文化生态、人类学、教育学、文化产业、苗族文化研究等。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简要地梳理了贵州苗族音乐的文化空间结构及其研究历程,对传承与传播两个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比较与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民间自然传播,包括“民间自然传播的历时性梳理和功用概述”、“苗族音乐‘代际传播’的行为方式与个案调查”、“苗族音乐‘族际传播’的行为观念与个案调查”以及“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挑战”四个部分。第叁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现代媒介传播,包括“贵州苗族音乐创作传播及个案分析”、“贵州苗族音乐表演传播及个案分析”、“贵州苗族音乐文化原生态推介”以及“贵州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价值与现代性症结”四个部分。第四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播,包括“20世纪下半叶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21世纪以来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现代性悖论”叁个部分。第五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法梳理和探讨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和社会舆论,包括“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与新闻导向”、“青年学生群体社会舆论的问卷调查”、“文化学者群体社会舆论的深度访谈”叁个部分。第六章为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和行动策略的探析。其中文化策略包括“价值判断的文化自觉观”、“研究策略的文化全球观”、“信源策略的文化主体观”、“信道策略的多层分级观”、“解读策略的文化相对观”、“交流策略的主体间性观”、“产业策略的文化生态观”。行动策略则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1)以“合目的、合规律”的生产实践维护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生态；2)从“元素型”转向“文化型”的贵州苗族音乐创演传播；3)回归民间主体性行为,重构贵州苗族音乐的“原生态”推介；4)以“交往理性”重构贵州苗族音乐当代教育传播体系；5)以“主体选择”策略重构贵州苗族音乐保护体制。
齐仁庆[9]2012年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文化产业承载着发展经济、传承文化的重任。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离不开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文化产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文化产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离不开文化产业。面对全球化，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与现实生活的新兴产业，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度解读十分必要。文化产业不同于纯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行业，不能按照一般意义的经济活动来理解，它具有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特殊属性与功能，文化产业的发展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个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密切相关。在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内在的外在的，国内的国际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与管理者，不同的参与者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对文化产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有着各自的价值取向。本文以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取向，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有关价值取向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全文内容摘要如下：引言，介绍有关本文选题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确定选题的出发点；选择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作为研究方向的依据；选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文的结构和内容；进行研究的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文化产业基本理论解读。开展文化产业问题研究，首先要对文化产业的基本问题予以理论解读和分析。包括：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文化产业的门类；文化产业的属性；文化产业的功能；文化产业的特征。文化产业这些基本问题，国内外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分析和解读，本文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阐述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文化产业的理论探讨和发展现状。如果说第一章是从横向上解析文化产业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章则是从文化产业的纵向发展过程，透过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以及国内外围绕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问题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观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文化产业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包括：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概况；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文化产业诞生地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对文化产业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从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中认识文化产业，到伯明翰学派对文化产业的宽容，再到美国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逐步发展和成熟。文化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国家、亚洲的韩国与日本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各国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走过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文化产业进入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文化产业实践发展，从理论界到党和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和政策制定，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文化产业真正进入了发展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许多新的变化。第叁章，意识形态与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产业中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是涉及到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研究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问题，必须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多角度关系解读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包括：文化产业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生产与消费；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部门；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始终包含着意识形态问题。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兼顾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发挥促进作用。第四章，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一种内涵丰富的发展趋势，首先发轫于经济领域，继而扩展到文化领域、科技领域。全球化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借助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吸收国外的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等，取长补短，实现快速发展。全球化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带来了冲击与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强势地位，在进行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的同时，有目的地推行其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观，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包括：全球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全球化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双向效应”；积极应对全球化，引领中国实现文化产业价值取向良性发展。积极应对全球化，抓住机遇，化解冲击，实现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把握住文化产业发展的正确导向，把文化产业发展和繁荣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相结合，使文化产业成为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渠道和载体。第五章，正确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对策与路径。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实现正确的文化产业价值取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党和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到文化企业的微观生产过程中，都要重视文化产业价值取向问题，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构建实现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对策和路径。包括：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制度保障；发挥党和政府职能是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关键所在；建立创新发展机制是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动力源泉；培育大型文化企业是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实体基础；打造文化产业品牌是引领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重要条件。从党和政府层面上的理论指导与政策制定，到文化企业的具体生产过程，要把文化产业价值取向问题融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关系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要理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产业发展叁者关系。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确立实现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应对措施和发展路径。
张学标[10]2010年在《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传播》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全球化趋势下的维吾尔民族文化冲突与文化传播问题,也就是在发展的视野下研究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维吾尔民族在全球化趋势下能否找到和如何建构自己的现代形式。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生存样式、民族性、草根族群的文化特质能否继续存在,以及它们要以何种形态存在,去地方化和民族性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意味着什么?通过研究,不管我们从发展的自觉选择来看,还是就发展的客观事实看,全球化都不会是地方化、草根性人类生活特质的消除。一是地方性、民族性文化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那些致使其本身改变的异质文化因素时,并不轻易就放弃那些属于自己的“草根性”的本质要素；二是必须要通过这些地方化草根性文化的自觉改造、自我觉醒与自我建构,当地人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新的生存环境真正适应。所以在本文看来,这一问题的本质,不是地方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下能不能生存和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去地方性和民族性,而是在全球化趋势下维吾尔民族文化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论文探寻了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和出路,进一步阐述了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具体分析了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宏观把握全球化在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基础上,确立当代维吾尔民族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定位；通过一定的理论研究,对当下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与交流中的输出与受纳、趋同与变异、共性形成与个性保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具体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现代传播技术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形成的文化霸权及其带来的文化传播交流的不平等,并从对抗霸权的一种极端方式即保守民族主义思潮入手,既充分肯定其存在的合理因素,又强调指出其对全球化不同文化健康发展的实质性戕害；具体研究了文化全球传播的利弊得失,论证“和而不同”将成为未来全球文化的交融的趋向；最后重点论述维吾尔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应坚守的原则立场,勾勒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的应对策略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保持鲜明特色,并进而提出维吾尔民族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复兴的思考与建议。从实践的和理论的两个层面上深入研究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交融与重构的新形态,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应对战略和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与展望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政策及研究当前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关问题。论文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文化建构问题,着重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传播的视角介入全球化,深入剖析以西方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和我国主体文化(汉文化)扩张导致同质化蔓延以及处于弱势的维吾尔民族文化独立性追求背后的价值底蕴,深入探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整合交融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复杂状态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提出维吾尔民族文化应有的学习机制与应对策略,努力构建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解读“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J]. 鲍宗豪. 开放导报. 2002
[2].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D]. 甄红菊. 山东大学. 2016
[3].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4]. 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D]. 邱金英.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5]. “文化全球化”范畴的逻辑规定性——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全球化”思想的一种解读[J]. 魏海香.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6]. 全球化视野下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D]. 江俊丽. 四川师范大学. 2007
[7].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研究[D]. 马援. 山西大学. 2016
[8]. 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D]. 张应华. 中国音乐学院. 2012
[9].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D]. 齐仁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全球化时代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传播[D]. 张学标.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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