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的宏观层次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结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紧密联系的一个有序的动态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一个规范化事实和普遍规律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值总额和总就业量中农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可能相对稳定；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高度后，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可能呈上升趋势。这就是配第一克拉克定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宏观经济结构剧烈地发生变动，使各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和带动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分析和把握产业结构变化的模式、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正确指导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70年代末以来的结构变动模式
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促动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2年，我国GNP 年均递增8.98%，〔1〕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值达到8.14个百分点；〔2 〕全国除海南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结构变动值尽管参差不齐，但大多数均高于全国水平，最高的浙江高达17.52个百分点。这实际上说明， 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
为了从宏观上探讨和揭示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模式，我们利用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86年）在对100 多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的历史分析中使用过的方法，对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X=a+blnY〔3〕……………………………………………（1）
这里，X表示各部门占国民总产值（GNP）或总就业量的份额，Y 表示人均国民总产值，b的估计值是相对于人均GNP的结构变化的测度。若观察期内人均GNP（收入）是增加的，b的估计值为正表示部门份额上升，为负表示部门份额减少；反之则反是。
根据（1）式，显然有
△X=b△lnY …………………………………………………（2）
我们把整个观察期划分为1978—1984年（阶段Ⅰ）和1984—1992年（阶段Ⅱ）两个时段，以有效地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
按现行价计算，整个观察期内，农业增加值份额（占GNP 的份额）与人均GNP（收入）之间几乎普遍呈负相关。 全国农业增加值份额的人均收入斜率为负，27个数据完整的省、市、自治区中，除北京、天津、内蒙、甘肃、宁夏以外，其余省区的人均收入斜率均为负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的人均收入斜率就全国而言是负值，但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省份是正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人均收入斜率无论全国或各省区都是正值。
但是，按不变价计算的结果与上述结果有较大差异。按不变价计算，观察期内，全国农业增加值份额的人均收入斜率显著为负，各省区中只有天津市是正值；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份额的人均收入斜率虽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省区是负值，但就全国来讲是正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的人均收入斜率无论就全国或各省区而言都是正值，尽管在各时段上都有几个省区为负值。
令人惊奇的是，按不变价计算，即使在时段Ⅰ，全国农业增加值份额的人均收入斜率也是负值，在数据完整的26个省区中，有17个省区是负值。说明在这一时段上，全国及多数省份的农业增加值份额实际上是下降的。结合以下将要谈到的农业部门就业量份额的下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段上，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并不象一些学者所声称的那样，背离了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存在所谓“逆向结构调整”问题。对第二产业部门份额的实际变动的考察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时段上，尽管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实际上下降了，但由于这种下降并没有伴随着该部门就业量份额的下降（相反是上升的），并且由于这种下降完全是由第三产业而不是第一产业部门份额的上升来补偿的，这与产业结构升级变动的方向并不矛盾，因此不是什么“逆向调整”。结合对时段Ⅱ的分析，可以断定：观察期内两个时段之间，部门增加值份额的实际变动只存在速度（或幅度）上的差异，而无方向性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部门增加值份额的变动，是与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变动的方向相一致的。
关于部门就业量份额的变动情况，估计结果显示，农业就业量份额（占总就业量的份额）与人均GNP之间亦几乎普遍呈负相关， 全国农业就业量份额的平均收入斜率在整个观察期及两个时段上均为负值，30个省区除广西、甘肃在时段Ⅰ、吉林在时段Ⅱ为正外，其余省区在所有时段和整个观察期的收入斜率均为负值；第二、三产业的情况与此相反，其就业量份额与人均GNP之间几乎普遍呈正相关， 平均收入斜率普遍为正，只有少数省份的第二产业在个别时段上例外。
对比部门增加值份额的实际变动与就业量份额的实际变动，可以看出，在观察期内，农业部门就业量份额的下降快于增加值份额的下降，第二产业部门就业量份额的提高慢于增加值份额的提高，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量份额的提高却快于增加值份额的提高，说明第一、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但各时段的情况并不相同。在时段Ⅰ，全国农业就业量份额的下降超过增加值份额的下降；第二产业部门的增加值份额有所减少，但其就业量份额却上升了；第三产业部门的增加值份额和就业量份额都有所上升，但后者比前者上升快。说明在这一时段上，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二、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有所降低，二元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时段Ⅱ，农业就业量份额的下降赶不上增加值份额的下降，第二产业就业量份额的上升赶不上增加值份额的上升，第三产业就业量份额的上升却快于增加值份额的上升。说明在这一时段上，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第一、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注意到这一点，对于认识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趋势，是有启发意义的。
通过对比部门增加值份额和就业量份额的变动情况，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观察期内，就大多数省份和全国而言，农业部门增加值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第二产业部门份额的上升来补偿的；而农业就业量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第三产业部门份额的上升来吸收的；农业就业量份额的主要转移方向与其增加价值份额的主要转移方向是不同的。难道我国在这一时期经历的这一模式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历过的不同吗？答案是否定的。一般地，在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增加值（产出）份额主要是向第二产业转移。在这一点上，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历并无二致。至于农业就业量份额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这种模式，虽然似乎与柯林·克拉克（1940年）对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的观察结论有出入，但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38年前，库兹涅茨（1957年）关于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长期趋势的一项研究，提出了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就大多数国家而言，农业部门份额的大幅度下降是由服务业部门份额的大幅度上升，而不是由制造业部门份额的上升来补偿的。”麦迪逊（1980年）对1870～1950年16个发达国家的就业的部门构成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二、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影响：增长的部门因素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必然引起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的相应变化。为了分析研究和度量这种变化，我们引入一个经济增长的部门分解模型。假定一国或一地区第t年之国民生产值为P（t）， 各产业之增加值为Pi（t），则有如下关系式：
R(,i)代表第i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程度。显然， 它是一个动态指标，反映了在国民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第i 产业部门的增长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带动作用的大小。
根据（7）、（8）两式，我们对全国及数据完整的26个省份1979—1992年期间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GNP增长的部门贡献进行了测定。 与上一节相似，我们将整个观察期划分为1979—1984和1985—1992年两个时段，以反映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阶段性差异。
计测结果显式，1979—1992年我国GNP年均增长率估计值为9.05 %，第一、二、三产业对GNP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3.43%，58.16 %和28.41%。在26个省份中，农业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0 %以下的有6个省区，在10—20%之间的有16个省份，在20%以上的有4个省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30—50%之间的有9个省份， 其余省份均在50%以上；第三产业的贡献份额除11个省份在20—30%之间外，其余一般在30—40%之间，最高的甘肃达44.36%。显然， 在这一时期，在全国及绝大多数省份，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
比较两个时段，可以看出结构变动过程中引起的增长的部门贡献份额的相对变化。在时段Ⅰ，第一、二、三产业对GNP 增长的相对份额份别为22.94%、50%和27.06%。在26个省区中，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20%以下的有4个省区，在20—30%的有11个省份， 其余一般在30—35%之间，最高的山东为38.58%；第二产业的贡献份额在30 %以下的有2个省区，在30—50%之间的有16个省区，在50%以上的有8个小区；第三产业的贡献份额在20%以下的有2个省份，在20—30 %之间的有15个省区，在30—40%之间的有7个省区，在40%以上的有2个省份。在时段Ⅱ，第一、二、三产业对GNP增长的相对贡献份额分别为11.20%、58.94%和29.86%。与时段Ⅰ相比，第一产业下降了11.74 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了8.94和2.80个百分点。在26个省区中，第Ⅰ产业下降份额达到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21个省区，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有4个省区，天津是唯一的农业的相对贡献份额有所上升的地区； 第二产业上升份额达到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6个省区，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有8个省区，另有2个省区的第二产业的相对贡献份额有所下降；第三产业上升份额达到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7个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个省份，第三产业的相对贡献份额下降的有8个省区。
三、初步结论
本文研究了1978—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的模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影响。从宏观上看，这一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不但进程较快，而且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趋势，与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历过的模式也比较接近。尽管结构变动的速度在不同的时段上有所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正确的。
结构变动使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大幅度减弱和二、三产业的贡献能力的相对增强。特别是在时段Ⅱ，由于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回落，农业部门贡献能力的减弱，已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
随着发展的进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个“衰落”的部门。对于农业部门份额的下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的减弱，我们本不应该大惊小怪。但对比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的持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农业部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衰减得如此之快，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要求各行各业都得到改善，特别是要提高各业的劳动生产率，缩小各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以使各个部门都不至于成为发展的“瓶颈”。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在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新的提高的情况下，结构转换到底还能走多远？高增长到底还能持续多久？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农业痿缩，结构转换速度减慢甚至迂回停滞，高通胀等，都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信的答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农业必将进一步衰落；那么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打破各业间的平衡联系，损害结构转换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危及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注释：
〔1〕有的年份之GNP实为GDP，但我国的GNP与GDP 数字相差不大（各省区的GNP实为GDP），故本文未作区分。
〔3〕根据本文模型计算的结果表格，由于篇幅有限而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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