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对“五四”新文艺的重审及其意义——以“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形式论文,延安论文,文艺论文,意义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三个相互关联的运动而构成的“五四”运动，可以称得上是影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场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建立起来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被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进行着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①。从思想文化史上看，对“五四”运动的言说、重构和对“五四传统”的利用，是掀起文学和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式。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面对日本入侵带来的民族危机，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状引起了知识界广泛的讨论，掀起了一次“重审”“五四”的高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启蒙运动”和“民族形式”论争运动努力获取文化的解释权，并以“五四”新文化继承者和推进者自居，完成了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建构。
一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革命文化传统的建构
1936年10月，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发行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国防专号》，陈伯达在上面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世界”，“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②。新哲学(马克思主义)既要“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又要打破关门主义，“进行大联合阵线”。联合的对象包括倾向新哲学的自由知识分子，如张申府、张季同等人，还有动摇的非理性主义者如张东荪等人，另外则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一批“老战士”。
作为共产党代表的陈伯达发动“新启蒙运动”，目的在于配合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文化上各种势力，对抗当时国民党所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所推行的“奴化”文化政策，建立自己所认可的新哲学唯物辩证法思想及革命的合法性。持中间立场的自由知识者是当时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所主要争取的对象。因此，新启蒙运动实则是“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一场运动，它吸引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参加”③，是由倡导者和参与者两类不同的阶层构成的。在“启蒙”所引导之下的“爱国”“理性”“思想自由”等一系列概念和口号构成了不同思想阶层联合的基点。而从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及论争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都控制论争的方向和展开。
由于运动的倡导者“创造性”地使用了“启蒙”概念，新启蒙运动对以前的文化运动尤其“五四”运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和叙述。事实上，新启蒙运动讨论的高潮恰是集中在纪念“五四”18周年的1937年5月，而运动的核心问题便是对“五四”文化的反思。一直以来，“五四”运动除了被视为一次学生运动外，就是和《新青年》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而在新启蒙运动中，“五四”运动明确地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④
新启蒙运动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动文化上的联合阵线，在运动展开之后，左翼知识者却迅速为中国思想文化叙述勾勒出了一条革命历史谱系。以新启蒙运动反观历史，首先进行总结的人是陈伯达，但这一叙述的展开和完成却不能仅仅归功于陈，在其背后有着共产党人组织力量的推动。⑤在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之后，艾思奇、何干之等纷纷发表自己对近代思想运动历史的看法和意见，1937年5月，《读书生活》组织了一批作家举行“新启蒙运动”座谈，并发表一系列的相关文章，⑥是年7月夏征农选取当时在报刊杂志上对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出版了《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并附录了对现阶段中国思想运动的集体讨论以及编后记，⑦接下来何干之写作《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不断强化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最终完成了对“五四”“启蒙式”的论述。
首先是强化了“五四”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将爱国主义纳入到“五四”叙述中，是新启蒙的倡导者出于现实考虑作出的一种策略化行为，在当时要求联合抗日的情况下，“爱国”无疑是最好的催化剂。何干之直言“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⑧陈伯达也以爱国主义来回应对他开展新启蒙运动的质疑。⑨其次是强化了“五四”的革命性。余英时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启蒙运动，他们注意到，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前驱，因此他们也需要某种启蒙运动来证明他们在中国提倡革命的正当性。”⑩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愿意把“五四”纳入到革命谱系当中，看作是1925—1927年大革命相联系的一次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和倡导者同样强调“五四”“反迷信”“反盲从”的意义，但各自的立足点并不一致，如柳湜仍然认为“五四”更大的意义在思想领域，“五四运动不同于过去的戊戌改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地方，就在这一运动是普泛的反映了中等社会层在实际生活中的要求。在这一运动中，‘反对日本’，‘打倒卖国贼’的群众的爱国运动的意义，我们固不能忽视它，但我们觉得它最大的意义还不在此，而是在于对‘中古的’传统思想，全部起了怀疑，公开地宣告了反叛。”(11)张申府也反复提到：“今日纪念‘五四’，第一应该想到的是：五四所对付的问题，正是今日所应对付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十八年的岁月，非特未得解决，简直变本加厉。这是今日最值得深思的。”(12)在他的眼里，以理性来反对封建愚昧，这才是五四运动和今天新启蒙运动的根本特征。但马克思主义者从对启蒙的“改造”出发，显然更加重视“五四”的革命性和革命意义，参加新启蒙运动集体讨论的夏征农、何干之、艾思奇、周扬等人认为“在历史上，不少思想运动在政治运动之先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是那次革命的先驱，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先驱。如果没有‘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那两次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恐不会那样的轰轰烈烈罢。”(13)从这一角度，新启蒙运动要将受困于“市民狭隘性”和不够壮大的“一般勤苦人民的力量”的五四运动加以革命性的推进。
随着“爱国五四”、“革命五四”建构的完成，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号召知识青年们到下层民众中去“启蒙”，因为“所谓启蒙运动”，就是“到民间去”，(14)“一切文化人，首先是先进的文化人，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首先拿出自己具体的‘货色’出来，而在工作方式上，应该进行民主的大转变。应该由个人的研究转变为集体的研究。应该由亭子间中、图书馆中、科学馆中的个人工作转向文化界的大众，转向作坊和乡间的大众，应该认为所谓文化界的大团结，这不只是一种号召，而是真的需要工作上的联合……应该和一切新文学家联合，去消灭那荒唐、迷信、诲淫诲盗的旧小说、旧鼓词，把最广大的下层社会读者夺取过来。”(15)显然，在抗战重新整合文化资源的背景下，“五四”文化尤其“五四”新文艺暴露出自身的不足。对“五四”文艺的重审伴随着“革命五四”传统的建构和现实文化动员的需要呼之欲出，要进一步发展文艺，推进“新启蒙”，就必然需要展开新的文学运动。
二 “民族形式”论争对“五四”文艺的反思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建构起了“新启蒙运动”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运动的联系，但他们显然无意真正发动一次经典意义的“启蒙”(16)。和张申府一再强调运用“理性”不同，陈伯达着力阐发“新启蒙运动”的革命性和斗争意义，真实目的在于获取左翼和中共在文化领导权上的正统性。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提醒我们，“革命者”会“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而“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17)福柯则指出“话语”背后隐含的权力逻辑，话语的形成“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性的结果”(18)。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将“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连接起来，显然是一种话语策略，“新启蒙运动”之“新”对应的是“五四运动”之“旧”。抗战救国，必然是在“新”启蒙指导之下才能完成，必然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才能成功。一旦这个转换完成，“启蒙”一词所带来的暧昧性就将遭到质疑。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论鲁迅》，(19)成功地化用和推进了“新启蒙运动”的成果，并以鲁迅为中介，建立起了中共苏区革命与“五四”革命运动之间的正统联系。但毛泽东对“五四”文化中的启蒙意义并不重视，甚至认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20)将“五四”式的“文化革命”和其启蒙意义的“自由主义”看作水火不容的东西。后来新启蒙的提法也不准再用了。艾思奇在1940年5月论及“五四”时，“启蒙”的字眼不见了，强调五四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而“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则是这“革命运动”的表现。(21)这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新启蒙运动”的话语策略性和意识形态化功能。
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一旦被赋予了革命性，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和成果的“五四”新文学(文艺)必然面临如何被“革命论”吸收和改造的问题。很快，从延安文艺界开始，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多个地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争论，这次论争虽然从表述层面上来看将是要建构一种“新文艺”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却是完成了对“五四”文艺的批判和新的文艺形态的建构。“新启蒙运动”和“民族形式”运动，它们发生的时间承接在一起，“民族形式”讨论的发起者如陈伯达、艾思奇等人都是曾经参与“新启蒙运动”讨论的左翼文化人，甚至连运动的发起、展开的组织形式也极为相似，可见这两场运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1938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提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2)
这一理论很快被引入文艺界。汪晖认为“首先将毛泽东的讲话与‘民族形式’问题关联起来的是柯仲平”，(23)而石凤珍则认为首先提出“文艺上的民族形式”问题的是陈伯达，(24)但不论是汪晖或者石凤珍都不否认毛泽东对“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影响在先。实际上，通过翻阅历史材料，情况并非如此。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这一概念，却是极有可能受到了陈伯达的启发，陈伯达早在1938年《解放》第46期上发表《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就已经提出：
如果要检讨十年中新兴文化运动的缺点，可说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
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没有具体地注意到，理解到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化发展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名论，而去根据自己民族的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所需要的文化运动，把这名论在实际中最广泛地具体运用起来。(25)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已经提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论述，批评当时的文化工作者们对这一“民族化”的“名论”注意得不够，这一期《解放》杂志是在1938年7月23日出版的，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一部分，随后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而早在1938年5月《解放》杂志第39期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了落款“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这封来信实际上是陈伯达所主写的。在“意见”中，他认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从继承“新启蒙运动”的立场出发，号召“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26)强调“旧形式”的利用和“新文化”的创造之间的联系。这是第一次在正式的文章中明确出现“民族形式”这一提法。
从后来写作《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中引用到毛泽东材料的态度，陈伯达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论文化运动中民族传统》中关注“民族传统”利用的问题显然是他延续新启蒙运动论述的结果。毛泽东在此后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陈伯达的启发，因此有学者认为“陈伯达对‘民族形式论’所奠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把它发表于《新阶段中》”(27)。如果说毛泽东论述“民族形式”的内涵与陈并不相同，也至少说明在“民族化”问题的思考上二人显示了惊人的一致。(28)
从陈伯达的角度看，“民族形式”的提出却是重审“五四”的必然结果。在倡导“新启蒙运动”时，陈伯达一方面批评左翼文化界，没有能够有效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则具体提出了开展“新启蒙运动”的措施和方法，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学会”或“中国哲学界联合会”，除了要求“整理和批判启蒙著作”，“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更是主张“帮助民间组织广泛的‘破除迷信’的机构，组织各种式样的无神会”。(29)他已经注意到民间动员的重要性，随后艾思奇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出：“文化在中国，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社会下层的大多数人仍没有脱离了旧的俗流文化(像旧戏、旧小说、鬼神迷信之类)的影响。”(30)显然，抗战的形势，社会环境的变动使得身处变动中的文化人感受了“民间”的价值和在下层民众当中所蕴涵的力量。“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依据现实和“革命”的需要，描绘出一条“中国式”的启蒙和文化运动的谱系。
陈伯达注意到了当时北平以顾颉刚为首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文艺通俗化运动，并将其看作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编刊社“旧形式装进新内容”的主张正是“新启蒙运动”在文艺运动上一个可行的手法。(31)从这一角度出发，他批判“五四”文艺远离民众，并不“通俗”，“新启蒙运动”的成功必须借助于“旧形式的利用”。而早在1936年，通俗读物编刊社的顾颉刚、王守真等人就认为“五四”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白话文学、普罗文学，虽然让文字通俗化了，但是影响所及，仍然只在都市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大部分的下层民众依旧与此不相干。(32)为了“启发下层民众”，则必须照顾到下层民众的欣赏习惯。在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的理解中，不论是中国旧文学，还是“五四”新文学，都与大众化通俗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向林冰称此为“通俗化的反大众化”，以及“大众化的不通俗化”，意即许多流传民间的作品，虽然极为通俗，但内容却陈腐不堪；而内容前进的大众化作品，却往往囿于形式，不易为大众接受，失去了通俗化的可能。(33)“前者形式上抓住了大众，内容上失掉了大众；后者是内容上代表了大众，形式上不能接近大众。”(34)“旧瓶装新酒”创作手法却能将二者完美地融合起来：“健全的大众化，是通俗化；合理的通俗化，是大众化。”(35)1938年，通俗读物编刊社与抗战文协合作，举办了两期通俗文艺讲习会，进一步宣传“旧瓶装新酒”的艺术手法，这就构成了对“五四”新文学的巨大挑战。
在延安，陈伯达首先从“新启蒙”的角度和论述逻辑，提出了“旧形式”利用和文艺的“民族化”问题，而毛泽东则是从政党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后，延安的文化工作者陈伯达、艾思奇、柯仲平等人则迅速发现了毛氏这一西方/中国二元对立话语在文艺上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检讨中国新文艺，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文艺搭桥铺路。在大后方重庆掀起了以“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的大讨论，争论的一方捍卫“五四”新文艺传统，茅盾和胡风都认为“民族形式”是新文学大众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以通俗读物编刊社向林冰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坚称“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实则是通俗读物编刊社一直以来在推行的“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手法和“旧形式”运用，在新的形势和理论语境下的发展，陈伯达“新启蒙论”对唯物辩证法的僵化利用则构成了向林冰与新文学诸人争论“新质发生在旧胎内”的理论来源。(36)所有这一切争论都构成了对“五四”文艺的批判和反思。“五四”新文艺在论争中暴露出了它的“缺陷”，对“五四”文艺的改进也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三 利用旧形式与建构新的文学形态
在延安发起的“民族形式”论争中，虽然认为“五四”运动有其缺点，但论者一般都将现阶段的文学运动和创制“民族形式”看作是对“五四”文艺的继承，“民族形式”的建立也应该以“五四新文艺”为基础。这一点应该说是参加“民族形式”讨论之初知识者的共识。1941年，茅盾从西北返回重庆，谈到“延安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说：
大体那边关于这问题有几个段落。起先，萧三、陈伯达发表了一点个人的意见。不免对于旧形式估价过高。但也并不曾取消“五四”的传统。同时也有相反的意见起来。到了去年年底，他们的意见受到了批判，他们也不作那样的主张了。接着毛先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洛甫先生在一个很长的题目(按：即《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下指出了新文化应具的四个特点，即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在民族化的主张下接触到民族形式的问题。也是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讲起，与向先生的看法完全不同。(37)
其实，陈伯达即使在质疑“五四”文学不够通俗化的论述中，也认为“利用旧形式，不是否认来自新文艺运动的成果”，“我们的文学运动是继续着‘五四’以来的道路，我们是要创造独立的，作为世界文学光荣的一部分的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学的”。(38)至少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五四”文化也被看作是“民族形式”新文化的起点。但显然，“五四”文学尤其是文学形式和文学观念显然已经不适合新的条件下，延安政治革命现实对于文艺的要求和需要。
一直到1942年，艾思奇仍然批评左翼文学在文学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资源，沿用的是资本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不能无条件地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里等的例子作为今天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标准”(39)，多少显示了延安的新文学作家们，并没有创作出现实需要的以动员民众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学作品。朱德一番以“枪杆子”和“笔杆子”为比喻的话更是道出以“五四文学”为主体特征的文学创作在延安革命中的不合时宜：“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勇敢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40)
因此，“民族形式”对于“五四”新文艺的重审，利用旧形式、民间形式，实际上是为建构新的文学意识形态作理论上的准备。参加论争的人，不论是支持“民间形式”认为“五四”文艺是有其缺陷的，抑或是肯定“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还是所谓“现实生活源泉论”，最终都承认存在着，而且需要创制出一种“民族形式”以超越五四文学，这是现阶段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问题。新的民族形式的创立不是一种过渡的形式，而应该“成为新中国文艺的生长向更高的阶段的发展!”(41)论者普遍认为“民族形式”是“一种尚待建立的更中国化的文学形式”，(42)现阶段提出的民族形式到现在还没有产生，(43)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正在实践中的新课题。(44)
在延安“旧形式”、“民间形式”和“民族形式”关系的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论述。在延安理论界，周扬对于“五四”的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周扬在到达延安之后，所写的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其核心在于重新解释“五四”新文学；另一方面，周扬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论述往往和毛泽东的政党政策构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45)毛泽东经常和周扬讨论关于“五四”以及传统文学的看法，因而，周扬的论述既是他个人的文艺见解，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党对于文艺的要求。
1938年到1945年间，周扬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正是围绕着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学展开，《从民族解放运动来看新文学的发展》(1939年)，《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1939年)，《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1940年)，《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1940年)《文学与生活漫谈》(1941年)，《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等等，都对新文学传统有深入的探讨，也是在积极参入延安“五四传统”的构建。其间，周扬更是亲自担纲，在鲁迅艺术学院主讲一门关于新文学史的课程，并写下了教材《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可以想见，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这种授课，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当时延安文艺界对于新文学传统的看法。(46)在这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中，《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是周扬对于“旧形式”“五四”文学之间关系的一个系统思考，对“五四”文艺和民间文艺的功能都作出了自己的解答，构成了其对“五四”传统和新文艺形态的基本意见。周扬认为：“新文艺创作可以有一方面是专为一般大众写的，即通俗化的，以旧形式为主，一方面是仍以知识分子学生为主要对象，但同时并不放弃争取广大群众的从来的新文艺。”(47)从社会现实和实际文化状况出发，此时周扬仍持一种平和的二元论观点。
实际上，在延安，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确是革命需要争取的对象，但却不构成革命的主体，恰恰相反，需要“旧形式”的大众才是革命需要动员的主体。的确，周扬的文章写好之后就拿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之后，迅速给周扬写了回信，以往我们往往并不重视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实际上毛在评述意见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与书生意气十足的周扬以及其他新文学文人在利用旧形式的不同：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48)
当时的延安文人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隐含的政治文化内涵，毛泽东强调今日中国已经是“现代中国”了，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农村从经济上讲，是落后的，但从文化和革命性上看，却是先进的。对鲁迅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新文学和“五四”文化的批评，即没有看到存在于农民中的政治和文化的革命因素，“在当前，新中国恰恰是剩下了农村”，表明农民将会被塑造成革命的主体，而农村和农民文化也将成为新的民族形式的基础，如果我们再结合两年之后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延安文学的实践，可以说，毛泽东在发起“民族形式”讨论的起初，就已经暗示和勾画了新的文化的设想。
1946年周扬写作《“五四”文学革命杂记》，以新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为“五四”新文学作总结，“历史正在急速地排除一切障碍地前进，一切‘非人的文学’，不论新旧，都将扫清，而‘人的自觉’‘人的文学’的旧口号也将全部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学’的新口号所代替。”(49)以历史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宣告“人民文学”的到来。显然，随着延安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完成，“五四”新文艺既构成了新的延安文艺的起点，也必然是其“超越”的对象。
注释：
①陈平原：《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读书》2009年第9期。
②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1936年第4卷第9期。
③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
④余英时指出，“最早从启蒙运动的角度诠释五四运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者。”《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⑤余英时通过采访当事人指出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共产党的活动都有组织发起。见《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⑥出席座谈会的有艾思奇、吴清友、何干之、李凡夫、夏征农、葛乔、凌青、柳乃夫、刘群。见上海《读书月报》创刊号，1937年5月。
⑦集体讨论的参加者有汉夫、周扬、何干之、李凡夫、艾思奇和夏征农，见《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
⑧何干之：《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⑨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创刊号。
⑩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11)柳湜：《国难与文化》，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32～33页。
(12)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
(13)夏征农等：《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版，第2页。
(14)艾思奇、吴清友等：《“新启蒙运动”座谈》，《读书》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15)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5月16日。
(16)作为法国大革命之前兴起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特点在于提倡“理性”和个人主义的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理智”和知识，摆脱愚昧和偏见。可参见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7)[英]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页。
(18)[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26页。
(19)1938年发表于《七月》第10期。
(20)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361页。
(21)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3期。
(2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3)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2部下)，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91页。
(24)石凤珍：《“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页。
(25)陈伯达：《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1938年第46期。
(26)《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1938年第39期。又收录于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真理的追求续集》，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78～96页。陈伯达将这篇“意见”放在“新启蒙运动论文续集”的“附录”，可见是他所写的。
(27)金良守：《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8)石凤珍认为毛泽东对“民族形式”的理解远远高于陈伯达，陈伯达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了同意和钦佩。(见石凤珍：《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2～73页。)但需要指出的是，石凤珍没有注意到陈伯达所理解的“民族形式”概念与其之前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有直接关系。
(29)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读书生活》1936年第4卷第9期。
(30)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原载《生活星期周刊》1936年第1卷第19期，转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31)陈伯达：《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化阵线上：〈真理的追求〉续篇》，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34～35页。
(32)参见顾颉刚《通俗读物的时代使命与创作方法》(《民众周报》1936年第1期)以及王守真《为什么要把新酒装进旧瓶里》(《通俗读物论文集》，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3页)。
(33)(34)(35)向林冰：《“旧瓶装新酒”释义》，《通俗读物论文集》，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35～36、60、36页。
(36)关于重庆“民族形式中间源泉论”的论争，通俗读物编刊社与“文协”文人群体之间的争论可参见段从学的分析。段从学：《“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37)茅盾：《在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38)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
(39)艾思奇：《谈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和任务》，《谷雨》，1942年6月15日，第1卷5期。
(40)《新中华报》，1840年6月18日。
(41)黄药眠：《中国化与大众化》，载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0日。
(42)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第5期。
(43)方白语，见《文艺的民族形式座谈会》，《文学月报》1940年第1卷第5期。
(44)宗珏：《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2—13日。
(45)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46)温儒敏、陈晓明等著：《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47)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1期。
(48)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49)周扬：《“五四”文学革命杂记》，《周扬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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