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体制的再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金融体制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1993年实行全面紧缩和1998年积极扩张型两轮调控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也被世人誉为风景这边独好。然而，进入2004年以后，人们却突然地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所呈现的过热状态和过份强调GDP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在财政政策难以作为的情况下，人们再一次把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任务交给了中央银行及其金融体系，在经济手段难以顺利出台或出台措施难以起作用的情况下，人们又义无反顾地搬出了老办法即行政手段。这不仅使金融微观组织措手不及，中央银行及其金融监管部门也不知如何出招。对此，我们应该从体制和政策层面寻找原因，寻找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方法，而作为金融部门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宏观经济过热：问题究竟出在何处？
不论是从快速增长的经济背后有效需求支撑角度，还是从资产效率高低角度；抑或从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速度方面，经济过热已是不争事实。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1.数字出官与干部考核机制失偏。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对于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政绩是非常重要的。而政绩又是决定一级政府作为和地方官员升迁的重要衡量尺码和标准。因此，追求GDP增长速度、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成为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惜利用各种途径和可能，研究追求高额增长、快速增长，上大项目、大上项目的途径，于是，过热成为我国数字出官和不健全干部考核机制的伴随物。
2.片面理解和利用了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消除通货紧缩、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基础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在本来就有投资和扩张冲动的机体内，有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尚方宝剑”，地方官员的决策倾向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使得城市广场、开发园区、引资项目等风起云涌，遍地皆是，积极财政政策被积极错误地理解着。
3.金融机体始终有空子可钻。地方政府片面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有空子可钻的金融机体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的中央银行、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都为全国性条条管理，但“吃”在地方、“住”在地方，安营扎寨在地方，一些头痛棘手的问题也必须依靠地方，地方政府打招呼，也不得不为之。况且，地方经济与业务发展也千丝万缕，再加上这几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性（区域性）金融机构已有一定发展，助地方一臂之力乃当然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与默契的金融配合，更加助长了经济过热及其结构失衡，更何况，金融运行也存在不少问题。
宏观经济过热：金融体系为何调节乏力？
如果说，要把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鞭子打在金融头上，似乎有点冤枉，但不打在金融头上，人们又不服气。从理论上说，我国金融体制健全有效，监测系统完整无缺，反馈体系覆盖齐全，考核指标全面完整。中国人民银行在分析，银监会在监测，各商业银行总行在汇总，各营业机构在统计，然而，指标一路都显正常。对货币投放过大、贷款规模膨胀过快、经济结构调整明显乏力，金融界尤其是基层却预警乏力。痛定思痛，里面确有原因。
1.中央银行忙于梳理体制。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内部体制改革，设立大区行，总体是积极有效的。但从1998年以后的数年间，有关中央银行体制再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核心问题是大区行与省会中心支行管辖权限之争，特别是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有关省会城市中心支行的级别、管辖范围和职能问题再度成为热点。中央银行体制的这一轮改革，虽然一些理论工作者可以总结出八条乃至十条成绩，但从实际运行看，那种年年理体制，会会争权限的状况，业内人士也搞不清。地方党政亦头痛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制，究竟有多大合理性，有多大效率，值得人们继续思考和关注。
2.国有银行总在等待改革。为了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把工农中建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以分离政策性业务，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剥离不良资产。众所周知，推进股份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尤其是成为上市公司，降低不良贷款、增加资本金是最重要的。因此，立足于最后一搏、寄望于做大分母来降低不良资产，借力于扩大规模、增加盈利来充实资本金，往往成为工农中建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主动压缩规模、调整结构，只要企业有需求，各行都会千方百计加以支持，即使像“铁本”这样的项目，也会轻而易举地获得25亿元贷款。
3.其他银行伺机快速扩张。除了国有银行以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陆续恢复和设立了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我国统称为中小商业银行）。面对加入WTO的冲击，我国中小银行的首先反应是怎样做大做强、扩大市场占有量和市场覆盖面，以增强竞争能力。凭借政府强劲的扩张冲动，依仗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乘着中央银行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在不停的调整，也乘着国有银行在等待改革，中小商业银行抓住机遇，迅速扩张。一是力争铺设摊子占有市场；二是通过调整绩效考核办法鼓励扩大规模。于是乎，不能设支行，就增设业务部；没有机构，也可以直接做业务；机构身处省城，业务做遍全省。这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重复贷款？包含了多少经营风险？将会造成多大损失？
4.混业经营中的经营混乱。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前）曾明确实行分业经营，但在事实上，通过《条例》和《文件》等形式允许银证、银保合作的情况早已成为现实。中信、光大、平安等成为金融控股公司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混业经营能够规范的进行，它对实现金融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在现阶段，银证合作的结果，使许多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在银保合作掩盖下，一些假保险幽灵般地游荡，这已为业内外所共知。在我国现阶段，相对独立的保险监管体制刚刚建立，且机构短腿、人员有限，证券监管体制刚刚理顺，但机构和人员也明显不足，而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人员虽为富裕，却分工分家、鞭长莫及，金融通过混业渠道扩张实在难以统计。
宏观经济过热：金融体系为何无力调节？
如果说，这一轮宏观经济过热，中国金融体系没有察觉，那也并非事实。单以房地产投资而言，去年中央银行就早已提出预警措施，并发布过相应文件（银发[2003]121号）。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中央银行认识到、金融界体验到的问题，也未必能提出明确措施有效加以解决。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显不够。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宏观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也是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25年间，不论经济体制如何改革，中央银行体制如何设计，中央银行体制的独立性始终是改革要追求的目标，是理论界讨论和实务部门关注的热点。25年过去了，机会和条件都创造好了，这一目标虽有进展，却进展不大，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央银行出手调控的最好时机在去年，如果中央银行在去年意识到经济过热倾向时得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调高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并提供更为清晰的窗口指导，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中央银行如果在去年就提高资本成本，一方面可以抑制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资倾向，另一方面可以筛选出更有竞争力的投资项目。
2.“一行三会”关系实难理清。自2003年全国人大作出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后，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一行三会）的调控和监管体制已经确立，从理论上说，它有利于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各司其职，避免角色冲突。由于三监会各司其职，可以推进监管专业化，但有识之士也认为，鉴于国际上混业经营的趋势和我国金融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一行三会联席办公会议制度。从形式上看，高层的这种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开始运行，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第一，“一行三会”在基层老死不相往来，互不服气、互不买账的情况十分普遍，分家形成的矛盾又一次雪上加霜，难以有效协调配合；第二，“一行三会”尤其是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职责实在难以划清，在中层和基层，他们几乎面对同一类对象：银行和信用社、信托公司；做着许多相同的工作：如统计监测、货币信贷检查等。于是乎，中央银行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明眼人可以看出其具有监管的政策内涵，银监会不断提出货币信贷投向投量方面的意见，乃至做出不贷款的通知，这分明属于央行窗口指导的范围。这就是调控者不到位，监管者越位。而对于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投向、投量和经营管理的情况，唯恐监管者缺位，调控者不清晰。
3.商业银行发展模式单一。由于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基本上处于相互割裂的分治状态，而相关的政治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又难使银行业找到除存贷之外更为有利的赢利手段，资产负债业务成为商业银行主要的和重要的支柱业务。由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传统的先负债后资产的发展方式受到挑战，代之而起的是先资产后负债，即所谓的资产拉动负债业务的增长方式，受到了商业银行尤其是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普遍欢迎，也受到员工、行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商业银行做大做强的内在需求，变成了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张乃至超速膨胀，刺激和诱发了市场主体的投资冲动，并且形成惯性和连续机制，从而带来一定负效应。因此，商业银行发展模式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组慎重的选择：构建更加有利于稳定的金融体制
1.努力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增强其宏观调控的权威。改革开放25年来，随着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组织体制的建立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央银行独立性在不断扩大，至少，中央银行独立于财政、中央银行和财政已不再是企业资金供应的连裆裤了。中央银行也已经成为国务院的一个重要部门，并且有较大的发言权。但按照埃吉劳格(Eijffinger,1997)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三个方面即人事上的独立性、赤字融资时的独立性和政策上的独立性，我们只实现了第二条，下一步，我们必须通过立法逐步推进中央银行在政策和人事上的独立权，即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赋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和全国人大审议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权力，随后，逐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由全国人大直接选举产生及其可与国务院总理交叉任期任职的办法，从而使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得到全面真正的体现。唯有这样，宏观金融调控才会更加灵活有效，宏观经济稳步发展也会更有保证。
2.明确区分中央金融和地方性金融概念，并建立相应管理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货币的全国统一性，在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高层官员心目中，金融都是属于中央的，并无地方金融的概念可言（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至少在目前是有害的）。于是乎，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块，中央的资金和资源谁都想去占一块，出现了不少地方要求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增发贷款，要求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给予协调，要求金融监管分支机构给予让路的情况。地方政府还通过给金融组织的分支机构负责人考核、奖励的办法加以推动。从理论和政策上看，我们必须把全国性金融和地方性金融区分开来，对于全国性金融问题包括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一定要保持其执行严肃性和资源的完整性，防止货币政策的地方化，防止国有信贷资金被地方项目挤占、挪用和报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建立相应的地方性金融体系，对于地方性金融体系及其资源，本着谁投资运作、谁承担责任、谁行使权力的原则进行，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幅度内，由地方自主决策，造成损失由地方承担。各级地方政府要打消挤占全国性金融资源的念头，抱着和管好自己的孩子。可能的办法：一是创造良好的法制和信用环境，鼓励全国性机构多在本地设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二是提供优质的可投资项目，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增加信用来源，扩大经济发展规模；三是创造条件，办好地方性金融机构，并积极向其它地区拓展。在农村信用社体制试点改革中，已明确将其移交给省（市）政府，一些地方开始设立地方金融办公室，在体制上先行了一步，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深化金融改革十分有利。
3.必须坚持金融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三位一体的大体制。从宏观金融稳定角度看，必须确立金融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相统一的体制，其中心意思是：一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事业的管理机关、货币发行机关、国库代理机关的性质，对内代表政府行使金融管理职权；对外行使金融主权，参与国际金融交流。二是将“金融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从大体制上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大统一、小分设”的体制，即中国人民银行继续集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于一身，即大统一体制。为考虑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和有效性，在中国人民银行总框架内，参照目前国家外管局做法，设立综合监管局、银行监管、保险监管、证券监管等国家局，另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专司综合协调相关事宜。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和相关国家监管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分支机构，作为派出机构开展工作，与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分支机构集中办公，统一后勤，必要时也可参照国家外管局模式继续实行统一党委制度。四是继续实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根据中央授权管理全国性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制度，以推动金融体系内干部交流，也有利于将管人、管事有机结合起来。
4.稳步推进微观金融体制改革，以保持良好的金融运行基础。微观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力和自身运行效率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股份制是现代商业银行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国有银行的改革最终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上市公司。然而，目前的这种背水一战的改革是否操之过急，急功近利，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国的五大商业银行一两年内快速上市，中国的股市是否能够承受，均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以为把不良资产再剥离了，财政事实上再注资了，工农中建交就可以轻装上阵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试图通过引进一些外资实现所谓战略合作，只能是一种理想，应该慎之又慎。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国有银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积极创造条件加以推进，但应坚持经济与金融协调一致的条件稳健进行，唯有这样，改革方可富有成效。
5.确立一个有利于优化金融管理队伍的人才新体制。人才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对于一个负有宏观金融调控和监管的组织而言，对于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组织机制，队伍素质更为重要。实践已经证明，抓队伍，光抓学历是不行的，光抓业务学习也不行，从现实情况看，制度大于技术，责任心大于能力和水平。因此，我们抓队伍必须立足于以下三点：一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进退自如的金融调控和监管队伍机制，干部体制做到能上能下，员工体制做到进退自如；二是把立足点放在加强金融管理队伍的道德素质上，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准，尤其是提高其工作责任心和大局意识；三是加强对管理队伍的业务学习和先进新知识培养，提高经济分析能力、宏观监测能力，造就一支过硬的金融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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