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概念测量的历史嬗变与开新
张 倩a杨韶刚b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a,英语教育学院;b,南国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广州 510420)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以莱斯特为代表的道德发展理论对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提出挑战，用四成分模型取代了科氏的单一模型，并提出了中间概念测量(ICM)，将道德认知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道德原则的测量，演变为对从事特定职业群体的具体道德原则的测量，弥补了科尔伯格阶段理论中缺乏对人们具体道德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测验和指导的不足。借鉴和思考西方道德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和生态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中间概念测量；四成分模型；中间道德概念；职业伦理
一、中间概念测量的产生背景
中间概念测量(Intermediate Concept Measure，简称ICM)的提出，源自一些批评者对科尔伯格阶段理论的质疑。他们认为，科氏的阶段理论过于抽象，描述的是道德发展的“硬阶段”特征，是用一种结构化的连续统一体来测量个体普遍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这种测量方式能够清楚地标明一个人当前所处的大致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但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具体指导作用。这和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如出一辙：一个人在形式运算上达到最高阶段，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在日常行为和职业中也表现出最高的道德行为。[1]例如：面对一个知晓病情会加速其死亡的病人，医生该不该对他隐瞒？律师该不该为了正义输掉自己的官司？一个公司经理该不该解雇一个业绩不佳、但非常需要这份工作的职员？
如果用时间来做一个对比，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像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时期的宏观描述，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中世纪、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然而，这种测评所具备的高度抽象性，对于一个人在具体生活和职业中的道德行为的指导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我们不会用上述时间节点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精细的时间点，如年、月、日等。这被肯尼斯·斯特赖克(Kenneth A. Strike)一针见血地戳中要害：“(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有助于人们对抽象的道德图示熟练掌握，却对能够运用于日常道德实践中的具体道德概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一个熟练掌握抽象道德原则的教师，可能因为缺乏对本职业中具体道德概念(如：公平待遇)的认知，因而无法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进行有效指导。”[2]
正是基于科尔伯格阶段理论的缺陷，莱斯特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介于抽象的形式取向(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如：公正、公平)和具体的内容取向(约束行为的具体道德准则，如：医生必须将病人的病情如实相告，教师必须将学生的违规行为上报)之间的一个新概念——中间道德概念。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各个具体行业中，与道德相关的最典型的话题，在职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表面效度。从业者在这些话题上已经达成了某种普遍性的共识，比如：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正确的、哪些理由是可接受的理由、哪些理由是不可接受的，等等。然而，达成共识不等于唯一答案或者最佳答案，而是从事该职业的人们在道德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具有相同的看法。因此，中间道德概念的提出，不仅进一步修正了道德推理的组成成分，丰富了道德判断过程的测量范围和具体描述，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进行道德推理的，有助于建立起具体道德推理的评价基础。
比如说，在给健康护理专业的学员教授伦理道德时，课程内容不是诸如公平、公正等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围绕着与本职业相关的“中间概念”展开，如“医生的自主决定权”“病人的知情权”“医生对病人病情的保密义务”“医生是否可以出于病情考虑，对病人隐瞒病情或者延缓告知”“稀有医疗资源该如何分配”，等等。[3]这些是学习护理专业的学员所经常接触到的道德概念，而其他一些道德概念，诸如“遵守正当法律程序”“自由裁决权”“知识产权”等，虽然也是重要的道德概念，但与本职业相关度不高，不常出现在他们职业讨论范围之内，因此不属于中间道德概念。可见，和一般的、宽泛的抽象概念(如：公平、正义)相比，中间道德概念聚焦在与职业相关的道德事件，为人们在这些道德事件中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指导。
二、从实践到理论：中间概念测量的体系构建
和DIT、MJT一样，ICM采用的也是道德两难故事的形式。故事数量不定，一般是3～5个，围绕着与本职业紧密相关的中间道德概念展开。每个故事包含了一个道德概念，并在故事的后面设计了一些选项，包括故事主人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以及选择的理由。被试对每一个选项进行评定后，要在主人公可以采取的行动选项中，选出两个最好的行动选项和两个最差的行动选项；同时在理由选项中，选出三个最好的理由和两个最差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ICM和DIT、MJT不同(DIT和MJT采用的都是统一问卷)，它对于不同的从业者，采用不同的两难故事，并且所有的问卷内容，从故事的选取、编撰，到选项的设定都由从事该职业的专家和新手共同制订而成，而非ICM的开发者创建而成。笔者以目前已经编撰成熟的牙科医生中间概念测量问卷为例，介绍ICM的编制过程。
1.确定中间道德概念
(7)告诉病人，我成为一名医生时就发过誓，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对病人造成伤害，但现在如果拔掉他的这颗牙，那就是对病人的伤害。
德国钾盐集团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从中国化肥发展历史及现状来看，中国80年代前解决氮肥缺乏问题，主要产品借助于碳酸氢铵和尿素，之后分别面临磷肥缺乏和钾肥缺乏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产品分别借助于磷酸铵和复合肥，那么未来作物将对镁的需求量较大。
2.确定两难故事
(9)作为医生，如果你不会为你的病人截掉一根手指头，仅仅是因为他觉得截指能使他的生活更加健康的话，你就不应该因为病人相信拔掉一颗牙能使他的生活更健康而拔牙；
3.修正指标
生态监测工作在青海省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专业性很强，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专业，要结合我们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通过发布信息、媒体报道，充分提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生态监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这一过程分两步走。第一步，把A组所有成员写出的主人公可采取的行动及行动理由综合在一起，由A组成员进行挑选，确定哪些行动是普遍可接受的、哪些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哪些理由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然后对每一个行动进行李克特四点量表的价值评定(非常好，好，不确定，坏)，从中选出两个最好的选项和两个最差的选项进行排序。同时根据其重要程度，对每一个理由进行李克特五点量表的重要性评定(非常重要，比较重要，有点重要，不太重要，毫不重要)，选出三个最好的理由和两个最差的理由，进行排序。每个故事都重复这样的步骤，小组成员在评定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对选项进行增减和修改。第二步，评定选项(第二轮)。再请一群具有同样资质的两名牙医和三名高级实习生组成第二个小组(本文中简称为B组)，重复第一步的所有步骤，并针对故事本身和大家的回答开展讨论，目的是在最好的行动选项、最差的行动选项、最好的理由和最不好的理由这四个指标上达成一致。和A组成员一样，B组成员也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地对选项进行增减和修改。
以约翰的故事为例。
(3)推荐。将计算得出相似度最高的产品且该用户当前没有浏览过的产品推荐给该用户即可。这个算法的优点是所需要的产品的知识较少，推荐内容准确，推荐领域较广等等。但它的缺点是强烈地依赖用户反馈的准确性和数量，新用户无法得到相应的反馈等。
约翰要求他的牙医米亚医生帮他拔掉下排的第二颗臼齿。米亚医生看了约翰的就医记录，发现约翰在两年前进行了根管治疗。不久后医生给这颗牙做了一个牙冠，以免活牙破裂。米亚医生问约翰，这颗牙是不是让他感觉不舒服？约翰回答说“没有”，但他还是想拔掉它。医生问他为什么，约翰给他看一本小册子，是一个健康俱乐部发的，里面谈到根管治疗时所用材料有毒，不建议人们采用这种治疗方式。米亚医生告诉约翰，册子里说的信息是不正确的，但约翰态度很坚定。他强调说，牙齿是他自己的，他是付钱来治疗的，如果他现在想要拔掉这颗牙齿，医生就应该尊重他的决定。米亚医生应该怎么做？
(11)如果病人的意愿不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为什么不能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呢？
(1)建议病人再去看另一个牙医，听听他的意见；
(2)继续对病人进行教导；
(3)拒绝拔掉这颗牙；
(4)尊重病人的意愿，拔掉这颗牙；
(5)让病人签署一份同意书，表明他对拔牙的后果完全知晓，然后帮他把牙拔掉；
在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过程中，学校还重点提倡“三个对话”，即教师与自我的对话、教师与同伴的对话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教师与自我的对话就是通过撰写教育案例、教学随想、教育教学故事等，总结经验并寻求方法；教师与同伴的对话就是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不同素质的教师，开展“师徒结对”“课堂教学大练兵”“教学专长展示”“基本功达标展示”等活动，广泛调动组内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热情；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就是采取“案例反思—对照反思—跟进反思”的方式，丰富理论内涵，提高实践水平。“三个对话”使教师们在浓厚的研究氛围中实现了自我提升和群体发展。
(6)告诉病人，我完全尊重你选择的权利，但作为医生，我不会帮你把这颗牙拔掉的；
这是制订问卷的第一步。研究者在牙科医生中搜集与牙科职业密切相关、包含道德主题的中间概念，如：病人的自主决定权、医生的决断权等，编撰成4个两难故事。
理由选项：故事后面列出了12个医生有可能考虑的理由：
可支配收入与三大城市群居民用电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模型结果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增加1%，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居民用电量分别增加0.234%、0.224%、0.364%，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居民用电量对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最敏感。随着三大城市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改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偏向使用更加高效、便捷和清洁的电力能源，从而刺激了城镇电力消费规模的增长。
(1)如果米亚医生服从病人的要求，会遭到来自同事的质疑；
2001年，按照国家计委、交通部的统一部署，做为主要技术业务骨干，王世君参与完成了全县地方道路的公路网络规划工作。2010年在鸡东县交通运输局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之一参与完成鸡东县交通局“十二五规划”工作，为该县的农村公路建设打好了基础。
(2)要求医生做不必要的工作，这是不合理的；
其中，在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工作当中需要设置专门的审计人员，对企业相关的财务业务进行审计。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设置专门的审计部门，财务审计工作都是由企业原有的财务部门工作人员来完成的，但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并不是专业的审计人员，审计工作实施的专业性、规范性较差，而且财务人员没有掌握高效的审计方法和理念，审计工作完成的效率也受到了影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
(3)医生有责任对治疗方案做出科学判断；
(4)医生不应该让病人对治疗方案做主；
(5)如果医生不照着病人要求的去做，就有可能失去这个病人；
(6)病人有权力对自己的身体做主；
(7)医生应该对不同的治疗方案持开放态度；
(8)当医生进行专业判断时，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见；
由12名牙科实习生和4名牙科医生组成第一个小组(本文中简称为A组)，在对每一个两难故事研读后，小组内的每一个成员独立写出自己认为故事的主人公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及采取行动的理由。
(10)如果病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完全知晓拔牙的后果，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那么医生就应该按照病人的要求做；
行动选项：故事后面列出了7个医生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据统计，我国城市燃气的使用量较大，且在一天中随时间波动幅度很大，对气网的安全平稳运行造成很大影响。发展天然气发电能有效缓解其他方面用气量的波动对气网造成的冲击，增加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性。
(12)长远来看，舍弃一小点医生的权威，比失去一个客户要好得多。
在上述12个理由中，有4个与职业权威或者职业自主权相关(2，3，4，7)；另外4个理由与病人的自主权相关(6，8，10，11)还有3个理由与个人利益相关(1，5，12，)还有1个理由带有诡辩色彩(9)。
4.在伦理学家中达成共识
为了保证参与制定该问卷的人对行动和理由的划分并非基于个人喜好，或者与被试生活的地域有关，ICM编制小组又从其他地区邀请了14名伦理学专家对问卷进行审查。研究者将选项分为合适、一般或者不合适三档，由专家进行独立评估，最后把专家在每一个选项上的看法转化为百分比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对于被标为“合适行为”的选项，88%的专家都给予了正面评价；同样，对于被标为“不合适行为”的选项，88%的专家都给予了反面评价。对于被标为“合适理由”的选项，95%的专家都给予了相同的评价；对于被标为“不合适理由”的选项，93%的专家也都给予了反面评价。这说明问卷所确定的行为和理由具有职业上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根据评定数据，ICM编制小组建立了从高到低的行动项和理由项，以此对照每一个单独的最佳行为或理由。
研究者进一步做了分层线性回归分析，在专家和新手组中测试DIT中的P分数对ICM的指标单独产生的作用。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对于熟悉的场景，组因子可以解释P分数绝大部分的变异(40%)；而对于不熟悉的场景，组因子只解释了很小一部分的变异量(不到5%)(见图3)。图4表明，对于组因子解释很小的不熟悉场景，DIT中的P分数至少在ICM中的两个指标(最差的行动和最好的理由)上，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变异，达到了显著性(P<.05)标准，而在最差的理由这一指标上，P分数的解释也达到了统计学趋势(见图4)。这说明P分数对于ICM中被试在不熟悉场景中的行为产生了影响。[6]44
ICM有四个关键指标，即被试对行动和理由的四个排序——最佳行为、最差行为、最佳理由、最差理由。[4]被试的得分由他的选择与专家选择的匹配度决定。如果被试将专家认定的“合适的行为/理由”评定为最佳行为/理由，将专家认定的“不合适的行为/理由”评定为最差行为/理由，就被计为正分数；若将专家认定的“一般行为/理由”评定为“最佳/最差的行为/理由”，则计为零分。考虑到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即答题者有可能把专家认定的“合适的行为/理由”评定为“最差行为/理由”(反之亦然)，这表明被试在职业道德判断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则计为负分数。同时，在排序的具体得分上，ICM开发者也做出了规定，每一道题中的最后一道排序计为1分，排在前面的题要比排在后面的高1分。
以“最佳行为”的排序题为例。问卷要求被试对七个行为选项进行评定后，选出两个最好的行动并排序。如果被试将专家判定的“合适的行为”认定为“最佳行为”，并排在第一位，计+2分，排在第二位的计+1分，满分为+3(2+1=3)分；若被试将专家判定的“一般行为”认定为“最佳行为”，则计为零分；若被试恰好将专家判定的“不合适行为”认定为“最佳行为”，则按照排序方式分别计为-2和-1分，最低分为-3(-2+(-1)=(-3))分。若排序题数量增加为三道(如“最好的理由”)，则根据上述计分规则，单项题计分分别为±3，±2，±1或0(最高分为+6分，最低分为-6分)。
因此，在ICM测试中，被试在每一道排序题中的得分范围定在-3与+3(或-6与+6)之间。每一个故事的指标包括：(1)在“最佳行为”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3到+3)；(2)在“最佳理由”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6到+6)；(3)在“最差行为”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3到+3)；(4)在“最差理由”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3到+3)。因此最佳行为、最差行为以及最差理由的总分范围是从-15到+15，最佳理由的分数范围是从-30到+30。
三、心理测量的科学评估：中间概念测量的效度检验
为了证实ICM的结构效度，ICM编制小组找来三组被试人群进行测试。[5]14第一组是当地文科院校的68名大一新生(DIT测量的P分数平均分为33.4)；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分别是明尼苏达牙医学院的86名大一学生和74名大四学生(大一学生的DIT测量的P分数为46.02，大四学生的为51.13)。所有被试均完成了DIT问卷和新编制的ICM问卷，这两份问卷都作为该学院伦理课的新生分班测或者大四学生的期末评估测。(见图1)
图1 ICM分数的组间差异
图1表明，ICM问卷能够明显地区分出牙科专业学生和非牙科专业学生、以及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5]15牙科专业大四的学生比牙科专业大一的学生(主效应=1.08)、非牙科专业的大一学生(主效应=.88)要高得多。而新手组不仅在各个量度上得分较低，还出现归纳错误的现象，即把最合适的行为误选为最不合适的行为，或者将最不合适的行为选为最合适的行为。这些研究结果对伦理专家测试工具的效度意义重大。
比布和托马又对ICM分数、DIT分数以及高年级学生的GPA分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5]17结果表明，DIT分数与ICM分数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反，测量学业成就和能力的GPA指标，与ICM分数没有相关性。这表明ICM不是简单的牙科课程的检测工具，而是道德推理的工具。而且，ICM与DIT分数之间相关程度(牙医专业一年级学生r=.26，牙医专业四年级学生r=.33)的研究也表明，ICM为道德推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为了探寻道德教育和道德判断发展在获取中间道德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者又在一门效度很高的伦理学课程中重复了该项测试。该研究假设，如果这种研究方法在牙科伦理教育中是有效的，那么在其他专业教育情境中也应该行之有效。[6]34
近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测绘事业也实现了由传统向信息化的转变和升级，测绘项目呈现出“规模不断增大、生产组织复杂、技术含量高、成果形式多”等特点，发包方对测绘成果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由财政资金支出的测绘项目，投资方多为政府部门，原有的一套测绘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伴随着测绘项目责任制的逐步落实，测绘监理制度应运而生，新版《测绘资质分级标准》在2014年8月1日施行，其中就增加了测绘监理的专业标准和通用条款，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开展测绘监理业务提供了执业依据。
图2 不同被试在熟悉事件和不熟悉事件上
行动选项和理由选项得分的组间差异
图2表明了被试在熟悉和不熟悉事件上的组间差异。[6]41从图中反映出来的每一点差异都非常显著，效应量区间为.23(不熟悉事件的行为选择)到1.24(熟悉事件的行为选择)。显然，无论是熟悉的事件还是不熟悉的事件，四年级被试都比一年级新生的得分高，尽管二者在熟悉事件上的差距更大一点。
为了证明ICM不同于MJI、DIT等描述大致发展规律的测量工具，研究者把DIT中的P分数作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的群组，再次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P分数后，早期分析得到的所有显著效应依然保持了其显著性。[6]42
5.计分程序
The story which he told was very interesting.（他讲的那个故事很有趣。）which做宾语。
图3 组因子所解释的变异
图4 DIT的P分数所解释的变异
四、研究的扩展与证实：中间概念测量的相关研究
ICM是建立在莱斯特为修正科尔伯格阶段理论而提出的四成分模型基础之上。
尽管科尔伯格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道德判断是一种逐步发展的结构或者能力，能够随着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增长而提高，然而，推理判断对道德行为的预测能力并不强(仅能够解释行为总变异的15%～20%)。[7][8]因此，道德心理学界，包括科尔伯格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都认为除了道德推理判断之外，还有其他的能力在对道德行为产生作用。[9][10][11]即便是科尔伯格本人，在研究之初，也注意到除了道德判断外，还有其他的心理过程对道德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12]
科尔伯格的学生詹姆斯·莱斯特在坚持认知发展的前提下，对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进行了修正，通过四成分模型，把道德心理发展过程概括为一个包括认知推理、情感情绪、人格特征在内的有机综合体。道德行为只有在下列四种心理过程同时被激活并相互作用时，才会产生。
(1)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能够敏锐感知到周围环境中的道德因素；
(1)该浮选金精矿中黄铁矿含量为40%，方铅矿3.5%，脉石矿物约50%，方铅矿平均粒度0.041 mm，黄铁矿中金占矿石中金总量的56%，方铅矿中金占矿石中金总量的20%，还有少量的单体自然金。
(2)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个体能够应用道德知识，对行为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
研究者选取了五个事件，其中两个事件在三年级伦理课程中开展过类似事件的讨论，因此对于高年级牙科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熟悉的，而另外三个事件，则没有讨论过。研究者将他们的回答与新手组的回答进行对比研究。1998年，比布和托马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这五个事件，以及每一个事件所代表的中间道德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见图2)
(3)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推动个体实施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与气道和肺对有害颗粒和（或）气体的慢性炎症反应增强有关。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估计，2020年COPD 将位居全球死亡原因的第 3 位[1]。
(4)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实施道德行为时所需的个体品质，如：勇敢、坚韧、自控等。
值得注意的是，四成分模型并非简单的线形模型，而是一个各成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模型。也就是说，道德行为的激发，不是从成分1逐次递进式地发展到成分4，而是四个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莱斯特明确指出，这四种成分在本质上是相互作用的。[13]而且，与其他单方面强调认知或者情感在道德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道德模型不同的是，四成分模型认为，道德行为的发生，是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同时作用的结构。每一个成分中都包含着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它们相互交融、彼此推动，导致了复杂的心理过程，最终产生了道德行为。[14][15]
ICM的一个主要应用，就是开发了上述四个成分的评估测验。
最早是比布开发的关于道德敏感性的评估测验，并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16]所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无一例外地支持了四成分模型所提出的假设，即：虽然道德行为的实施需要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但各个成分的确具有相对独立性。[17][18][19][20]如在与病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道德事件的敏锐感知和识别(道德敏感性)有助于医生提高自己在职业中的道德能力，而这一点，很显然，是无法通过道德推理判断达到的。基于这些实证研究，比布和她的同事们还开发出了牙医的《职业角色的定向手册》。[21]
2004年，托马等人以大学生为被试，共同开发了针对青少年的中间概念测量。研究者把研究结果和DIT进行了对比，发现ICM在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和DIT 相一致的发展趋势，这说明ICM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道德判断测量工具。[22]17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如果对被试开展伦理方面的培训，将有助于加强道德行为四成分之间的联系。比布和托马[22]16研究结果表明，四年级学生是所有被试中，唯一能够在ICM熟悉和不熟悉情境之间、理由和行为选择的关系上体现出强相关性的群体(熟悉情境r=0.72，不熟悉情境r=0.75)。这表明四成分中的成分2道德判断和成分4道德品格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自开发以来，ICM已经在不同职业领域和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2016年，英国学者沃克和ICM的开发者托马教授共同开发了英国青少年中间概念测量，发现英国青少年在自律项上得分最高，诚实项上得分最低，勇气项上的得分则介于二者之间[23]；Ponsopa以泰国医学专业学生为被试，开发了泰国医学伦理中间概念测量，并证明通过中间道德概念对学生进行职业伦理教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24]；Dora B. Mays以有宗教背景的青少年为被试，采用ICM探索了宗教信仰、种族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25]2014年，西西里以爱尔兰药剂师为研究对象，证明了ICM能够有效提高被试的道德行为能力。[26]2017年，比布和托马等人还研究了道德动机与职业同一性、职业同一性与道德同一性之间的关系，通过ICM对医学院和法学院学生进行教学干预，并证明了干预有助于职业同一性的形成。[27]
五、影响与反思：中间概念测量研究任重道远
和传统道德认知测量相比，ICM以具体的社会职业背景为基础，这导致部分学者对这一工具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28]传统的、以形式为根本取向的道德测量工具聚焦于道德思维结构和推理形式，这些是人类社会比较普遍的共性，因此具有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而ICM允许在工作情境中寻找和编制测评题和测评点，其适用的广泛性和稳定性值得推敲。
尽管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但ICM对于职业伦理教育仍然有着独特的吸引力。首先，ICM采用与职业相关的真实案例，其观点和计分系统都扎根于该领域专业的思考和判断。和传统测量方式相比，ICM提出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视角，即如何在特定的职业环境中，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能力进行评估，这对职业伦理教育的评估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ICM证明了专家组和新手组之间的显著差异，不仅为职业伦理培训的必要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也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照标准，能够对个人行为进行评估。第三，ICM证明了原有图式在新情境中发生转变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教育者和研究者在评价过程中寻求到了一个发展性测量的合适点，认识到把伦理指令植根于道德理论的相对重要性，为如何定义道德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角色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ICM的提出，为中国的职业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的方法论，不仅证明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且提供了可能性。而且，隐忧也可以成为它的优点，正是因为ICM没有统一内容，两难故事的设计和选项的内容都是由本国专家、根据本国文化和国情予以确定，这恰好摒弃了根植于一种文化的测量工具在另一种文化中“水土不服”的尴尬，能够更好地实现ICM中国本土化。
建筑工程设计管理中BIM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加大相关应用研究工作力度，对BIM在建筑工程设计管理中的应用给予更多支持，提升建筑领域发展中BIM在工程设计管理方面的应用水平。
同时，ICM也对我国道德教育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首先，如何在中国环境中确定中间道德概念？ ICM中的两难故事都是围绕着特定职业中的具体美德设计而成，而中国职业道德教育中，多是一些宽泛而抽象的指导性原则规范，缺乏具体的美德。以高校教师为例。指导我国高校教师的多是政策性法规和纲领性文件，如：《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标准》中，对师德师风的规定包括坚定政治方向、爱岗敬业、关爱学生、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等，缺乏具体内容。这对我们确定具体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间道德概念提出了挑战。
其次，专家的确定尚缺乏量化标准。由于ICM的分数以专家的选择作为参照标准，专家既是两难故事中题目的评价者，又是标准的制订者，因此专家的选择对于ICM至关重要。ICM研发者强调，专家人选应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职业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人员，又是接受过伦理道德教育的专家。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专家，尚无量化的标准。
最后，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测评结果难以进行纵向或者横向对比。如前所述，ICM没有统一的测评点和测评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本行业中收集、筛选、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保证专家队伍的前后一致性，也无法保证测评内容的统一性，因而很难对测评结果开展对比研究，也很难对教育干预的作用进行评估。
尽管ICM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中间道德概念的提出，是品德心理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将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转移到了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群体的具体道德原则的发展，完善了科尔伯格阶段理论中缺乏对人们具体道德行为进行具体指导的不足。同时，ICM的理论基础——四成分模型，突破了人们长久以来对于道德认知和情绪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之争论，提出了认知与情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作用，共同指导道德行为产生的观点，对我们了解道德行为的心理结构提供了方向。借鉴和思考西方道德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和生态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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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mediate Concept Measure
ZHANG Qiana, YANG Shao-gangb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School of English Education; b.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 Ever since 1980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Post-Kohlbergian cognitive theories, among which Rest’s developmental theory stands out. It challenges Kohlberg’s stage theory by putting forward Four Component Model and ICM. It not only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Kohlbergian theory which lacks specific instructions in one’s moral behaviors, but also chan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ral cognition research from the assessment of abstract moral principles to that of specific assessment of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particular occupational groups. Introducing and learning the new findings in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in promoting the efficacy and ecological reasonability of mor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 Intermediate Concept Measure; Four Component Model; intermediate moral concept; professional mor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B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9)04-0035-08
收稿日期： 2019-02-13
作者简介： 张倩(1976—)，女，湖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道德教育、道德心理学研究，E-mail：gwzhangqian@126.com；杨韶刚(1955—)，男，山东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道德教育、道德心理学、心理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项目“新时代大国公民与价值观认同研究”(项目编号：BEA180114)的研究成果。
DOI: 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4.004
(责任编辑 康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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