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两浙的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与论文,之乱论文,唐末两浙论文,武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朝末年，秦宗权的争霸活动失败以后，其余部在孙儒率领下南扰淮浙。钱镠帮助杨行密平定孙儒之乱，收罗孙儒降兵建立了武勇都。武勇都的建立改变了钱镠军队的构成，提高了两浙军队的战斗力。从此，武勇都成为钱镠东征越州、北抗淮南、统一两浙、建立吴越政权的主力部队。但是，武勇都却在徐绾、许再思和陈璋（注：“陈璋”《吴越备史》作“陈章”，此据《九国志》与《资治通鉴》。）的率领下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两次发动叛乱， 几乎使钱镠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胎死腹中。而且，武勇都从其建立到后来南征北战、最后发动叛乱，无一不与淮南杨氏政权有关，而与吴——南唐的关系是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吴越国制定军事外交战略的主要依据。由此可见，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对钱镠两浙霸权的形成，影响至为深远。我们知道，唐末战乱中，北方军人纷纷南下，在五代的南方政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两浙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在吴越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理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武勇都的建立与构成
对武勇都的建立，各书记载大体相似。《吴越备史》卷四：“及武肃王（钱镠）以宣州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前后左右皆无赖，……”《九国志》卷五《杜建徽传》：“镠平宣州，以其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为腹心。”《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昭宗天复二年八月条：“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三书的区别是《吴越备史》与《九国志》认为武勇都“隶中军”，而《资治通鉴》则作“以为中军”。据《吴越备史》与《九国志》，武勇都只是中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据《资治通鉴》，则武勇都本身就是中军。《资治通鉴》的记载可能有误。
中军即是牙军，也叫内牙军或牙内军，是整个藩镇军队的核心。与此相对的是外镇军。唐末很多外镇军的首领实际上都是趁乱而起的土豪悍匪，根本不受藩帅统辖。江淮地区是唐王朝的财赋之区，唐朝政府在那里驻军不多，但到唐朝末年，为抵御黄巢起义和其他各种“流寇土贼”，土团武装纷纷涌现。杭州八都兵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支土团军队（注：八都兵初建时仅有八都，后扩大为十三都，本文在叙述时为行文方便，一以八都兵称之。），钱镠是八都兵的将领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八都兵并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军事组织，不但浙西节度使周宝没有统辖之权，即使董昌与钱镠，虽然名为八都兵的首脑，也不能随意指挥各都都将。如在董、钱征讨刘汉宏的战争中，海昌都将徐及虽然派出沈夏、高彦参战，但只是“以所部见助”（注：《吴越备史》卷一天祐二年九月条。），并非奉令行事。又如成及，“属刘汉宏作乱，与王（钱镠）同事攻讨”（注：《吴越备史》卷一乾化三年六月辛卯条。），可见他的身份也不是镠的下属。而且各都都将往往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如浙江都将阮结，“成疾而卒，年四十六，王以其弟右骑卫将军阮绰领其本部”（注：《吴越备史》卷一龙纪元年五月甲辰条。）。其他如东安都将杜棱任常州刺史后，子杜建徽领东安都；余杭都将、睦州刺史陈晟死后，子绍权、弟询先后领其余部；湖州刺史高彦死后，子高澧嗣职；嘉兴都将曹信、曹圭也是父子二世相袭。这种情况反映了外镇兵的离心倾向，它在钱镠代替周宝成为浙西节度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当然，钱镠也建立了自己的内牙军，其最初兵源当是八都兵中直接受自己统辖的那一部分，然后逐步网罗八都中其他亲近自己的势力。除此之外，他也收编降兵，如利用刘汉宏的降兵组建了向盟都（注：《吴越备史》卷二天福五年夏四月癸卯条。“向盟都”《十国春秋》卷八四《鲍君福传》作“向明都”。）。但是，内牙军的兵力相当有限，钱镠在其霸权形成初期，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仍是外镇兵的八都兵。他先和董昌以八都兵消灭了浙东刘汉宏，后来攻打润州、苏州和常州，同样依靠了杜棱、阮结、成及这些八都将领。这种内牙军弱、外镇兵强的局面直到武勇都加入内牙军后才得以改变。
据上所述，武勇都与八都兵的区别主要是内牙军与外镇兵的区别。这种区别在钱镠讨伐董昌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钱镠出兵东征时，杨行密深恐钱镠吞并浙东后威胁自己的后方，出兵干预钱镠的军事行动。因此，整个战争实际上是在浙东、浙西两个战场展开的。八都兵在西部抵御杨行密的侵略，杭州西部的一些军镇和苏州落入杨行密之手，苏州刺史成及被俘，只有东安和嘉兴在杜棱和曹圭的坚守下保持完璧。而以武勇都为主的内牙军则担起讨伐董昌的重任。当时在浙东战场指挥作战的除了武勇都知兵马使顾全武和许再思外，还有马步军都知兵马使王球和内衙都虞候方密。从职名看，后两者显然也是内牙军的将领。最后，顾全武不仅成功地征服越州，还一度率兵西进，支援浙西战场，攻克越州后他又挥军北上，收复苏州。由此可知，由于输入武勇都的新鲜血液，内牙军战斗力大增，已经超过八都兵成为钱氏军队的主力。在此后平定婺、衢二州和抵御杨行密入侵的临安之役中，武勇都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勇都对钱镠军队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极大地改变了两浙的军队结构，钱镠的军队在名称上开始出现土军客军之分。《吴越备史》卷一：“徐绾作乱，越州客军张洪等疑惧，乃与其党三百余人奔（陈）章，章纳之。”这支越州客军大概是武勇都攻克越州后留驻在那里的军队。
土军与客军的名称不仅存在于钱镠军中，其他的军队，史书中也有记载，如据《资治通鉴》，黄巢起义时，淮南节度使高骈曾经“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胡三省注云：“土兵，谓淮南之兵也；客兵，谓诸道之兵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广明元年三月条。）又载黄巢进兵关中，僖宗出奔成都后，“（田）令孜宴土客都头”。胡三省注云：“土军，蜀军；客军，从驾诸军。”（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中和元年七月条。）可见，淮南军中的土军是本道之兵，客军是征集的外道兵；成都军中的土军是本道之兵，客军是前来逃难的中央军。而钱镠军中的土客之别是杭州的八都旧部与外来的后降部队的区别。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土客军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高骈担心客军在镇压黄巢时抢了自己的功劳，把他们遣归本道；在成都，中央禁军的跋扈更是激起了四川黄头军的变乱。在杭州，土客矛盾同样是存在的。早在武勇都刚刚建立的时候，八都将领杜棱就向钱镠提出警告：“狼子野心，棱观武勇将士终非大王所畜，愿以土人代之。”（注：《吴越备史》卷四乾祐三年二月甲午条。）杜棱的同乡、新登人罗隐也屡屡进谏：“敌国之人，不可亲信。”（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但钱镠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尽管如此，钱镠在武勇都指挥官人选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武勇都初建时，两个最高指挥官是武勇都知兵马使顾全武和许再思。许再思是孙儒降将，而排名在前的顾全武既非孙儒降将，又非八都旧部。他来自余姚，是钱镠的心腹将校。除了都知兵马使外，武勇都还设有都监使一职，如《吴越备史》卷一：“顾全武遣上武勇都监使吴璋执（董）昌至而斩之。”上武勇都监使即是左武勇都监使，后人修《吴越备史》，因避忠献王钱弘佐之讳，故改左为上。据此则都监使有左右之分，那么都知兵马使大概也有左右之分。唐末五代以降，都知兵马使逐渐不见于史书记载， 代之而起的是都指挥使。 天复元年（公元901年）顾全武在临安之役中被杨行密的大将李神福俘虏， 钱镠对武勇都的将领作了调整，许再思和徐绾分别被任命为左、右武勇都指挥使，从此武勇都的两个最高统帅全部改由孙儒旧部担任。许再思资历稍深，排名在徐绾之前，只是由于后来的武勇都之乱是由徐绾首先发动的，所以人们常称为徐许之乱，而不称之许徐之乱。
钱镠与徐绾的隔阂大概也是从临安之役开始的。据说，由于徐绾在战场上并不用命，导致顾全武被俘，钱镠对他渐有厌恶之意（注：《吴越备史》卷一天复二年十一月条。）。钱镠经常使用军队从事劳役。在临安之役后八月，徐绾部下的武勇都将士冒着酷暑在那里整治沟洫，军中怨言弥漫，终于酿成徐许之乱。
由于徐许之乱是由战斗力强大的武勇都发动的，而且发生在钱镠的统治中心杭州，叛乱又得到了宣州军阀田
的支持，它几乎使钱氏霸业毁于一旦。最后，钱镠还是依靠八都旧部才镇压了叛乱。徐、许发难之后，成及建起钱镠旗鼓首先与他们作战。当徐、许攻占杭州罗城后企图趁胜占领内城时遭到了三城指挥使马绰、内城指挥使王荣的有力抵抗。不久东安都将杜建徽和湖州刺史高彦也双双遣兵赴援。成及、杜建徽和高彦都是八都将领，马绰虽属于内牙军系统，但他出身临安都，也是土军的一员。
综上所述可知，武勇都从其建立到叛乱，土客矛盾始终贯穿其中。后来叛乱虽被镇压，但钱镠军队中的土客结构并未发生变化。乾化二年（公元912年）， 钱镠作家训八条（注：钱文选辑：《钱氏家乘》卷五《武肃王年表》。），内中讲到：“三军父子，土客之军，并是一家之体。”（注：钱文选辑：《钱氏家乘》卷六《武肃王八训》。）而且钱镠军队中还出现了土客诸军都指挥使、土客诸军安抚副指挥使这样的职名（注：《吴越备史》卷一贞明三年春三月条。）。
二、蔡州兵与武勇都的渊源
武勇都建立之时，人数仅有五千（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这支人数极其有限的队伍何以能在吴越国建立过程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究其原因，乃是当时北人南下，他们比南方人更加骁勇善战，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唐朝藩镇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注：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王仙芝、黄巢起义的时候，河朔藩镇据地自保、王、黄之兵也不敢轻撄其锋，双方冲突不大。起义被镇压以后，旧的政治格局随之瓦解，产生了一批新兴军阀。朱全忠与李克用父子逐鹿中原，争夺对北方的统治权。处于他们夹缝中的河朔藩镇依违其间，尽管他们在汴晋争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无法改变其衰败没落的历史命运。四大藩镇群体中，中原藩镇受黄巢起义冲击最大，情形也最为复杂。中原藩镇地处其他三大藩镇群体的中间，唐末的军阀混战首先是从中原藩镇内部展开的。在战争中他们逐步分化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朱全忠为代表，他虽曾一时统一中原，但无法彻底消灭河东势力，结果反被取而代之，和其他北方藩镇一样，被融入河东势力之中。五代之中，朱梁之后的四个朝代全部源出李克用的系统。中原藩镇的另一部分在混战中失败，转而向南方寻求发展，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北人南下高潮。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之中，楚、闽、前蜀、南平四国便是由这些南下中原人建立的。
在江淮地区，新兴的土著势力代替了忠于朝廷的旧节帅，如淮南杨行密、浙西钱镠、浙东董昌、湖北杜洪以及江西钟传、危全讽等，他们实际上是东南藩镇的后身，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到五代时最终形成吴与吴越两个国家。杨行密和钱镠虽是地方豪强，但在霸权建立过程中他们同样受到了中原藩镇南下军队的冲击和影响。秦宗权失败后，孙儒带着蔡州的南征军扰乱淮浙，杨行密和钱镠联手作战，经过四年苦战才将之击败。杨行密和钱镠还大量招揽并吸收南下的中原军人，充实自己的力量。举杨行密为例，徐州冯宏铎、蔡州贾铎、襄阳赵德諲和郓州朱瑾先后率部投奔他的旗下。消灭孙儒后，他又收罗孙儒降卒组建了黑云都。钱镠建立武勇都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反映了北人南下在南方政治格局重建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北人南下主要是指中原藩镇军的南下，而秦宗权的蔡州兵在其中占据着比较突出的位置。在蔡州兵南下以前，秦宗权的扩张活动已影响到南方形势的发展，如他发兵攻打光州，光州刺史王绪与王潮、王审知兄弟南逃福建，导致后来闽国的建立。秦宗权还占领了荆南，他兵锋所及，甚至到了湖南（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启二年六月条。）。早在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攻克长安后， 秦宗权曾遣三千蔡州兵赴难。这支三千人的队伍后来被并入忠武军，组建起著名的忠武八都，前去解救邓州（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五月条。）。忠武八都共有八千人，蔡州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忠武八都对唐末五代历史的影响已为人们熟知，前蜀创建者王建便是忠武八都的一员大将，随他入蜀的军队中可能就有蔡州兵的成分。在秦宗权与朱全忠的争霸战争中，也有一些蔡州兵脱离秦氏南下，如贾铎带着属卒千人投奔杨行密（注：路振：《九国志》卷二《贾铎传》。）秦宗权死后，其余部除投降朱全忠者外，又分两部分南下，许存、常厚等南下荆川，孙儒则在江淮一带活动。许存先投奔成汭，帮助成汭擒牟权、逐常厚，立下赫赫战功，后又投奔四川王建，改名王宗播，成为前蜀建国的重要功臣（注：路振：《九国志》卷六《王宗播传》。）。常厚南下后先与成汭、许存争夺夔州，失败后逃奔绵州。他在绵州劫持唐昭宗派往东川的使者，并发兵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西川节度使王建趁机引兵讨伐，导致两川战争的爆发（注：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二年十二月条，当时在绵州劫持唐昭宗使者宋道弼的人是杨守厚而非常厚。）。孙儒扰乱江淮长达四年之久，失败后其主力在刘建锋、张佶、马殷和秦彦晖等人的率领下向长江中游撤退，占领了湖南。后来马殷在那里建立了楚国，南北扩张，与荆南高季兴和岭南刘岩争夺土地。孙儒余部的另一部分分别被杨行密和钱镠收编，组建了黑云都和武勇都。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蔡州兵另求发展，如王坛在孙儒死后南下浙江，占领了婺州，曾一度投靠钱镠，后与钱镠发生冲突，转而投奔杨行密的大将田。综上所述可知，五代初期几乎所有南方国家在建立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蔡州兵的影响。
蔡州兵战斗力强，破坏性大，在唐朝历史上有与中央对抗的传统。我们知道，在四大藩镇群体中，河朔藩镇养兵自大，专恣一方，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中原藩镇控扼河朔，屏蔽关中，是中央对付河朔藩镇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它们与中央基本能平安相处。只有蔡州的情况比较特殊，从李希烈到吴元济，数任淮西藩帅都与中央发生武装冲突，唐末的军阀混战也是由蔡州的奉国军节度使秦宗权首先拉开序幕的。而且，蔡州的历次变乱都造成惊人的破坏，李忠臣时便“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注：《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吴元济“恃其凶狠，然治军无纪纲”（注：《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秦宗权“剽锐惨毒，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注：《旧唐书》卷二○○下《秦宗权传》。）。孙儒南下淮浙，也给南方的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如扬州，孙儒虽曾一度把它作为自己进行争霸战争的活动基地，但他最后一次从扬州渡江南下时却“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二年七月条。）。史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注：《旧唐书》卷一八二下《秦彦传》。）钱镠统治下的苏、常二州也经孙儒焚掠，遭到了同样的浩劫（注：《吴越备史》卷一：“（大顺）二年……冬十二月，孙儒烧掠苏、常，遂逼宣州……”）。
蔡州兵战斗力强，破坏性大，能对唐末五代的南方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蔡州特殊的地理环境。《读史方舆纪要》卷五○《汝宁府》：“府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介荆豫之间，自昔襟要处也。”蔡州正好地处联结中原与东南两大藩镇群体的交通要冲。而东南藩镇是唐朝财源所依，唐朝中后期蔡州常常藉此威胁关中，对抗中央；到了唐朝末年，因为地理便近，经济发达，东南地区又成为在北方军阀混战中遭到失败的蔡州兵进行掠夺和避难的主要场所。史称蔡州“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注：《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顾祖禹认为这也与蔡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说者谓自希烈据蔡，以迄于元济，蔡州不被王化者几四十年，其风俗犷戾，虽居中土，过于夷貊，此亦山川险阨，有以致之矣”（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汝宁府》。）。
二是蔡州丰富的畜力资源。《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阳传》：“汝南多旷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又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同书同卷《吴元济传》：“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两则记载虽然互有出入，但都说明蔡州拥有适宜作战的丰富的畜力资源。在古代战争中，冲击力强大的骑兵部队的作用至为重要。唐宋之时，战马主要分布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中原本是少马之地，但蔡州却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这成为它对抗中央、劫掠邻郡，在南方纵横驰骋的力量源泉。
第三，蔡州骄兵滋乱的传统虽系风尚，也是人力所致。《资治通鉴》卷二四○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条：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溵水也，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为婢妾。”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可见吴少诚一方面挑拔朝廷与士兵的关系，坚固士兵暴乱的决心，另一方面放纵士兵，驰其所能。时日既久，将士骄悍为患，甚至连主帅也不能控制了。朝廷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有心投降，但“为群贼所制，不能自拔”（注：《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最后，唐王朝虽然讨平了吴元济的叛乱，并废淮西节度；把蔡州降为忠武节度使的巡属，但蔡州兵根本未受触动，其骠悍犷戾的习性被保留了下来（注：《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到唐末再次成为混乱之源。
三、武勇都之乱与钱杨关系
从上文论述中可知，蔡州兵在钱镠境内的活动共有四次，即孙儒之乱、王坛之乱、徐许之乱与陈璋之乱，而且，每次变乱都与淮南杨行密势力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杨行密对这四次变乱尤其是两次武勇都之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徐许之乱得到了宣州田的支持，杨行密向田施加压力，使钱镠摆脱困境。而且钱杨两人还在战乱中结成儿女亲家，杨行密把女儿嫁给了钱镠的儿子钱元璙。但当陈璋之乱发生时，杨行密却坚定地站在陈氏一边，频频在两浙西部边境挑起战乱。
杨行密态度发生变化，其原因有二：一是杨行密防务重心南移。在孙儒之乱以后，杨行密加速了他的扩张步伐，而扩张的重心是西部的长江中游与北方的淮河流域。他先是与湖北杜洪争夺蕲、黄二州，然后向北发展，占有濠州与寿州，泗州张谏也投附杨行密。杨行密在北方的扩张活动使他与朱全忠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尽管两人在孙儒之乱时曾联手作战。乾宁四年（公元897 年）杨行密在青口一役击败庞师古七万大军，“从此保据江淮间，全忠不能与之争”（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昭宗乾宁四年十一月条。）。但这次战役也进一步恶化了朱杨关系，两人之间从此战事不断。朱全忠虽遭青口之败，但他毕竟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势力。为了防止朱氏趁虚南袭，杨行密不得不把他的军事重心放在北方。但从天祐元年（公元904 年）即陈璋之乱爆发的那一年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当时朱全忠扫荡河北、稳定关中以后，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又图谋改朝换代，无暇南顾。那一年，当杨行密以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出兵攻打杜洪时，作为杜洪的政治盟友，朱全忠“遣使诣行密，请修旧好”。胡三省说：“全忠力不能救，故有是言。”（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祐元年三月条。）这表明杨行密在北方已经相当巩固，他北上争霸不足，但自保疆土有余。从此以后，杨行密和他的后继者调整防务，抽出兵力向南方发展势力，他们不但对钱镠发兵相攻，同时对湖南马殷和江西钟传也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陈璋之乱以前，宣州田与润州安仁义横亘钱、杨领土之间，组成一个缓冲地带，避免钱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而当陈璋之乱发生时，田和安仁义已经灭亡。孙儒之乱以后，田、安二人受命出镇宣、润二州。田是与杨行密称兄道弟的故旧，安仁义是秦宗权的旧部，两人名义上是杨行密的部属，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的两大强藩，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九国志》卷三《田传》：“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抚循百姓，而与安仁义、朱延寿等，皆猛鸷骁勇，以攻取为务。行密惮其难制，每抑之。”可见，当时杨行密虽在北方积极争霸，在南方却采取息兵安民的政策以巩固后方；另一方面，他也担心田、安仁义扩大势力，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对他们每每加以抑制。因此，当徐许之乱爆发、田出兵杭州时，顾全武奉命前往扬州向杨行密求救，他对杨行密说：“使田得志，必为王患。”（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二年九月条。）一语道中杨氏心病。杨行密遂出面阻止田。
钱杨两人是在孙儒之乱时开始第一次接触的，从那以后直到武勇都之乱爆发，双方共发生过五次冲突。第一次是钱镠讨伐董昌时杨行密出兵支援董昌，接下来三次是钱镠出兵湖州、衢州和婺州时不同程度地遭到淮南方面的抵制，最后一次是杨行密遣李神福出兵攻打临安。但是，由于当时杨行密尚把防务重心置于北方，钱杨之间的冲突规模并不是很大。衢州陈岌与湖州李继徽在受到钱镠攻击时都向杨行密投诚，但杨氏并未发一兵一卒相救，致使钱镠轻松占有二州。至于婺州之役，《吴越备史》卷一：“光化二年……三月，婺州王坛求救于淮南……淮帅遣将康儒等来应。”《新五代史》卷六七《钱镠传》：“婺州刺史王坛叛附于淮南，杨行密遣其将康儒应坛，因攻睦州。镠遣其弟銶败儒于轩渚，坛奔宣州。”似乎杨行密曾遣兵支援王坛。康儒率兵应援王坛，攻打婺州不逞，转而攻打睦州。《资治通鉴》卷二六二的记载与此稍异：“（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将康儒攻睦州，钱镠使其弟銶拒之。”胡三省注：“宣州将，田将也。”可见，出兵支援王坛的是相对独立的田而非杨行密。正因为如此，就在婺州之战爆发之前不久，钱杨二人还彼此交换战俘，杨行密把苏州刺史成及归还钱镠，钱镠也把在讨伐董昌时嘉兴之役中俘虏的魏约等人归还杨行密。胡三省说：“杨行密知钱镠未易可轻，故归成及以易魏约，意在讲解也。”（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昭宗光化元年十二月条。）也正因为是田而不是杨行密参与婺州的战争，因此王坛战败后投奔宣州而不去投奔扬州。后来，当田举兵叛乱时，他还跟着田一起同杨行密作战。因为田当时名义上还是杨氏部属，因此《吴越备史》与《新五代史》都误认为是杨行密派兵与钱镠作战。
由此可知，从孙儒之乱到武勇都之乱这一段时间里，钱杨之间真正发生的武装冲突只有两次：一次是杨行密出兵支援董昌，一次是派李神福进攻临安。出兵支援董昌是他担心钱镠吞并浙东后威胁他的后方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且他在出兵之前也向董昌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取消帝号，同时向钱镠求情，尽量作低调处理，避免战争发生。战争爆发后，与钱镠结盟的朱全忠遣朱友恭率兵南下，进攻淮南。杨行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改变他以北方为重心的防务政策，他无法在浙西战场投入太多的兵力。这不仅使钱镠能够游刃有余地解决董昌问题，也使钱杨冲突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至于临安之役，虽是杨行密采取主动，但这是由于他误闻钱镠身亡，以为有机可趁而作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李神福在战争中俘虏顾全武，多少有些偶然，而且他始终未能攻克临安城，最后派兵保护钱氏祖茔，主动作出和解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杨行密出兵攻打临安，没有让紧邻杭州之西的田担任这次攻击任务，而是让舒州刺史李神福穿越宣州作远程袭击，最后师老而还。这也反映了田、杨两人名为主帅部属而又互不信任的微妙关系。
综上所述，在徐许之乱以前，钱杨之间看上去战事不断，但透过文字记载的层层迷障，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两人虽然相互敌对，但彼此冲突有限。这是徐许之乱时两人能够携手合作的历史背景。徐许之乱后一年，当田和安仁义举兵背叛杨行密时，钱镠同样出兵相助。
但当陈璋之乱发生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来杨行密防务重心南移，二来田镠和安仁义的灭亡使钱杨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睦州陈询早在陈璋之乱以前就公开背叛钱镠，并向杨行密投诚，但杨行密迟迟没有作出反应，待到安仁义灭亡，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正月，杨行密的大将陶雅便立即兵临睦州城下。 当时在两浙滋乱生事的除了陈璋和陈询外，处州刺史卢约也趁隙而动，派他的弟弟卢佶攻陷温州，而陈璋起兵后不久又迅速占领了婺州。这样，在杨行密的支持和参与下，反对钱镠的势力，从北到南，对钱镠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璋之乱的危害绝不在徐许之乱之下。幸亏杨行密不久去世，加上淮南一代名将、宣州新任观察使王茂章与杨氏继位新君不和，弃城投奔钱镠，遂使战事迅速朝着有利于钱镠的方向发展。钱镠攻占衢、婺二州，陈璋逃奔淮南。但杨行密的继任者并未改变他向南扩张的既定政策，陈璋之乱成为钱杨关系从有限对抗到大规模冲突的转折点。
徐许之乱发生时，顾全武带着钱元璙去向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把女儿嫁给钱元璙，钱杨两家结成儿女亲家。《五代史补》这样记述其事：
先是，行密与镠势力相敌，甚为忿怒，虽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尝命以索为钱贯，号曰“穿钱眼”。镠闻之，每岁命以大斧科柳，谓之“砍杨头”。至是，以元璙通婚，二境渐睦，穿眼、砍头之论始止。
实际上，徐许之乱和田安之乱结束后，以陈璋之乱为起点，钱杨之间一直争战不断，有苏州、千秋岭、潘葑、狼山江、沙山、无锡等战役；湖州刺史高澧和钱镖两次叛逃淮南；吴国攻打信州危全讽与虔州谭全播，钱镠也两次出兵相救，根本谈不上“二境渐睦”。淮浙之间的真正和平是到后梁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后到徐温手上才实现的。《五代史补》对钱元璙这桩政治婚姻的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