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的理据分析——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思想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新世纪论文,现代性论文,后现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7）06—0064—07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着有效性维度上的尖锐质询。有论者主张文学理论的继往开来有必要从理念走向经验，先是明确宣称应“告别理论”：“人文思想领域应该明确提出‘改进理性’而‘告别理论’”，理由之一是，发现了“体系化的确是所有理论的基本特征，理论因此显得雄辩严肃不容置疑”，“真理存在于理论体系之外，意义存在于思想碎片之中”；理由之二是，发现“问题的症结则在于终结那种以抽象代具体，以搬弄大词代替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理论作派……真正回到具体而实际的生活世界的语境”①。但稍后，语气又有所缓和，宣称尽管理论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独断论”，“各种哗众取宠的理论体系”充满了“逻辑主义的胡说八道”，理论总“试图借助几个抽象范畴将其一网打尽”，却不应彻底告别理论，而只应“超越理论主义”，“理论主义”是“唯逻辑推断是从”、“对逻辑盲目崇尚”的，其症结在于“试图将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对象，以单一的元素予以概括”，“总是能够制造出统治人们普遍观念的公共舆论，占据一个时代的思想舞台”，总之，需要“超越理论主义回归生活实践”②。也有论者立足于经验这块同样的基石，干脆地指出“文学理论，尤其是小说理论，无非是对经验和常识的捍卫”③。还有论者感到，任何有效的文学理论都应具备实践性品格，可当代文论与生活世界和艺术实践严重脱节④。凡此等等，均不难视为站在文学本位上对理论作出的不同程度抗衡，文学理论有效性问题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取得新突破的根本途径，无疑在于超越形而上学。然而，超越的理据在哪里呢？本文遵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维度，分别以“生活世界”说和“小叙事”说为代表性根据，从学理上为中国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提供有力的思想参照系，以此为标准深入检讨讨论的得失，尝试为新研究立场的确立铺平道路。
一、现代性学理根据：“生活世界”说
“生活世界”乃现象学先驱胡塞尔后期提出的重要议题。谈论生活世界无法绕过胡塞尔的界说。他创造性地用意向性这一“思的活动”开始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元论思路，认为人在知觉（意识经验）中包含着所意识的东西本身，人在经验、思想、情感和意愿等中有意识地拥有着某种东西，每一个思的活动均有其所思。为此，就必须暂时悬搁那种自以为符合于事物的自然主义理解，经由本质直观返回纯粹现象。但是，胡塞尔这套意向性学说的出发点是被后起哲学家视为“先于每一种实体断定的世界之边缘域——意向性”的先验自我⑤，因而仍未能彻底摆脱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窠臼。这是我们把胡塞尔现象学归入现代性思想阵营的主要原因。通过研究他关于生活世界的论述，可以从一个关键角度窥见现代性思想对理论的基本态度。
什么是“生活世界”呢？按笔者的归纳，它在胡塞尔现象学（主要是后期现象学）中有五个要点：（1）它是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的世界⑥；（2）它是被现实地经验到和可经验到的世界⑦；（3）它是素朴直观的世界⑧；（4）它的主体是人⑨；（5）它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⑩。在这些要点中，前三点分别从现实性、可能性和直观性方面规定了生活世界的基本含义，第四点是先验立场的产物，都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五点，什么是生活世界的狭义意义和广义意义呢？胡塞尔并没有明说。不过，从结构上看，这一提法出现在《生活世界问题》第二部分开头，这部分是“立”，即正面阐说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它是承接第一部分的“破”、即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批判而来的，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胡塞尔所说的狭义生活世界，是就生活世界与客观科学的对立而言的，而他所说的广义生活世界，则是就生活世界与客观科学的联系来说的。
狭义的生活世界是前科学和外于科学、被奠基于近代数学的观念化自然所偷换了的直观自然，是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总能被经验到的唯一现实。科学的出发点离不开某种不证自明的假说，例如“两点构成一条直线”这条假说对于平面几何便具有奠基性的公理意义，由这条假说推演出的定理和命题，无限证实着这条假说，所以胡塞尔指证道，科学总是一种在有限领域内对具体物体世界的客观化，他由此呼吁科学从普遍因果性回归到作为源泉的意义给予性，这就是经验直观的生活世界(11)，在这一世界中，理论逻辑需要恢复自身所从之出的原始明见性。
然而，广义的生活世界并不与理论逻辑对立，反而允许其存在。胡塞尔发现，在数学化的近代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了，必须努力去追溯理论的原始意义；这是处于生活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过程，在此过程中，“客观逻辑的、自在的功能”仍是“生活世界内部的功能”(12)，生活世界中仍具有“理论的逻辑的存在有效性”(13)；在接纳生活世界的明见性后，“客观的理论必须植根于它的逻辑的意义”，即必须重视“谓词思维和陈述的系统关联”(14)；近代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没有遭到胡塞尔的贬低，反而受到他的高度赞扬(15)；理论逻辑“仍然具有现实的有效性”(16)，在生活世界中“有自己的位置”(17)。
为何如此？因为生活世界并不呈现为直观经验的散乱凑集，而仍经过了其中概念框架的组织整理。胡塞尔指出，自然科学家对生活世界的沉思，极可能“被当作‘形而上学’而受到拒斥”(18)，这从反面暗示人们，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对生活世界的沉思有一种和形而上学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何在呢？
我们认为，这就是胡塞尔依旧恪守的理论逻辑。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作为《逻辑研究》作者的胡塞尔由批判客观主义逻辑至上论进而放弃了理论逻辑的思辨功能，他只是反对形而上学目标操控下的思辨。比如在《生活世界问题》第一部分中，胡塞尔对于自然科学家寻溯理论原初意义的看法是这样的：“这并没有涉及到一种形而上学地穿凿附会地加进去的和陷入到思辨中去的意义，而是涉及到了一种在最有说服力的明见性中成为其本真的、惟一现实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与方法的意义相对立的……”(19) 很清楚，他把思辨和形而上学并提，对思辨的反对乃基于形而上学目标。这其实仍是在狭义生活世界意义上相应的看待理论逻辑的结果。到了第二部分中，思辨则在广义生活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当超越了形而上学目标后，理论逻辑思辨才具备了需要和可以与生活世界有机统一起来的空间。他虽因其先验立场未能完全走出形而上学，但他挑明的这一形而上学界限无疑是极具价值的。因此，那种只顾及狭义生活世界含义便以为胡塞尔轻视理论逻辑的看法，终究难免轻薄。
如果上述分析不错，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说便兼有狭义含义与广义含义，是两种含义的统一，不能被简单化理解。下面这段话可谓简要地概括了这种统一：“这种思想方式（注：指对生活世界的素朴反思）处处都想使‘原始的直观’发挥作用，因而想使前科学的和外在于科学的生活世界发挥作用，亦即使在自身中包括了一切实际生活，其中也包括了科学的思想生活，并且是作为富有技艺的意义形成之源泉而产生的生活世界发挥作用。”(20) 这里，生活世界既在狭义上是“前科学的和外在于科学”，又在广义上“包括了科学的思想生活”。稍后，海德格尔在批判逻辑之“思”的同时，也指明“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而只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原始，更加严格的与在相属的思”(21)，显然，“与在相属的思”正是胡塞尔的广义生活世界含义，表明这一思想在当代已引起深刻的共鸣。
当代西方提出“生活世界”说的学者除胡塞尔外，还有哈贝马斯。他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并未简单滑向语境主义，在他看来，这两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一样的，即都视理性为科学意义上处理客体的压制性能力（逻各斯），为此他主张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关注生活世界，走向交往理性。他对生活世界的阐发，也不是在和理论观念相对立的单一层面上进行的。一方面，他认为，生活世界是对“整个世界的基础加以追问的自然源头”(22)，它在形而上学之后，只作为背景、作为“非对象性的整体性”而存在，并以其“实践的经验语境”“避免了被理论作为对象加以把握”(2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生活世界也需要“避免过分异化”，为这一点提供保证的专家文化的客观化干预仍是需要的(24)，哲学就是一种干预形式，它仍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活动，它只是放弃注重整体认识的第一科学诉求，却“并不真的同总是被奉为圭臬的科学进行抗争”(25)。这同样表明了，理论逻辑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说中仍有其必要位置。这是现代西方思想家对生活世界观念的一种共识，也是现代性思想中理论逻辑合法性存在的根据。
二、后现代性学理根据：“小叙事”说
研究后现代性思想对理论的态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这部论述后现代性基本原理的公认纲领难以被我们轻易绕过，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性的特征都已直接蕴含于这部著作中了。
利奥塔把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科学知识属于指示性陈述，它要借助叙事知识来澄清其作为前提的自我假设，于是，合法性问题被引入叙事，在这种转换中，叙事知识也合法化了。以形而上学为目标的大叙事（元叙事）最引人注目，它又包含政治性解放叙事和哲学性思辨叙事，身处日趋多元的当今，它们无疑都引发了深刻的怀疑。
然而，大叙事的衰落并未阻止无数小叙事继续现身，利奥塔说，“它们（注：指大叙事）的衰落并未阻止无数其他故事（次要和不那么次要的）继续织出日常生活之布”(26)。大叙事里有一种“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27)，这使它获得了永葆合法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克服了这种形而上学成分的叙事乃是小叙事，它行使局部的“叙事回归”(28)，“经常可以废除”(29)，体现了大叙事后的合法性所在，正是小叙事们充满差异的误构，没有松动、反而加固着“后现代性思潮”中知识的合法性(30)。利奥塔指出，无论大小叙事，“叙述知识的特性”都至少“同时包含这两种能力”：“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即思辨论证；“追求正义的规定性陈述”，即价值目标(31)。但在大叙事运作中，其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后者：“规定性陈述在这里享有特权”，指示性陈述则“只具有信息功能”。利奥塔由此呼吁“知识的批判功能”(32)，呼吁把叙事从偏重于规定性陈述的大叙事格局中拉回来，在小叙事中积极恢复指示性陈述能力。清除了形而上学成分之后的小叙事仍须坚持逻辑统一，这体现了新的批判精神。可图示如下：
小叙事具备规定性陈述，又努力恢复指示性陈述，它和大叙事另一支、同时包含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的思辨叙事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在思辨叙事中，指示性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33)，即被并入了规定性陈述，思辨成了形而上学的，因此，和解放叙事一样，思辨叙事中规定性陈述占了特权地位。而小叙事中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是平等的，思辨逻辑克服了形而上学，植根于实践中。由于实践语境的引入，小叙事非但坚持逻辑上的统一，而且“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化”是其作为调整策略的新变。(34)
这清楚表明，自现代性发展起来的思辨理性论证力量，即使在后现代语境中也不曾消亡，利奥塔固然苦心寻找和看护着被视为立身根基的合法性，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都有严谨推论过程，这更是明证。他们反对的，只是那种带有形而上学成分的思辨，即把理论逻辑强制纳入某种意图轨道的企图，而非一棍子打死，连准确、一致、连贯的逻辑关联工作也取消，后者作为理论建构的必要环节，在大小叙事中都发挥着有效功能，是省不掉的。对思辨不加区分的破坏，倒恰恰可能再度造成灾难，“今天，当知识的地位失去平衡、它的思辨统一遭到破坏时，合法性的第一个版本却再次获得了新的活力”(35)，亦即重蹈带有独断色彩的大叙事之一支：解放叙事。
质言之，后现代性思想也并没有笼统地弃理论逻辑于不顾，和现代性思想一样，它也在划界（超越形而上学）的前提下继续激发着理论逻辑的合理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应该承认，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可能性同时孕育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
三、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通过上述学理分析，我们讨论文学理论有效性便获得了学理上较充分的根据和启示，在理论逻辑统一于生活世界或小叙事这样的学理背景下，讨论中出现的若干悬案可以得到解决了。
一个重要启示是，理论的决定论动机和体系性完全可以被改进。尽管由于一种理论当预设了唯一前提后，受到特定因果联系的制约，具体材料容易去服从于唯一的前提要求，如黑格尔的《美学》就建立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由唯一前提所推演出来的体系上，这个体系有封闭的局限，以致人们在当代已对理论的体系化建构越来越抱以警觉，像意大利学者艾柯那样，果断洞察到“从理论上说，人们总是可以创造出某种体系使原本毫无联系的东西产生出合理的联系”(36)，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思想框架的体系就终结了，只要自觉地改善体系建构的动机，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做到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泰勒所说的那样，变“决定要做什么”为“去发现我将做什么”(37)，那么怀特海有关“我们必定要体系化，但要使体系开放；换言之，我们要对这种限制保持敏感，总是应保持一种模糊的‘超越’，等待着具体细节的渗透”这一信念(38)，才在现实中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关于克服决定论动机后体系仍然具有的生命力，两位西方学者不约而同表示过期许，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相信“系统并未丧失任何活力，……当概念与状况而非本质相关联时，便是开放系统。……唯有系统的力量才能指明概念的构筑中的好或不好，新或不新，活或不活”(39)，美国文学理论学者厄尔·迈纳也坚持“系统性的表述存在着笨拙不足之处，但它却有能使各种定义在系统中定位及能顾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长处”(40)，都点明了适度的体系框架对一种理论思考所提供的合法勾连场所，这符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精神。
又一个重要启示是，理论的逻辑性仍未失去必要。逻辑为何在当今不断遭致臭名声？大体上源于彼此有密切关系的两条批评理由。一条是对其不可验证性的指责，罗素就表示，逻辑原则对于我们来说是自明的，其本身无法被证验(41)，因为逻辑自始至终只是一种现成的运演工具，它是不面向具体生命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结合；与之相关，另一条理由便是对其总满足于本质主义思路的驳难，维特根斯坦指出逻辑“力图穷究事物的底蕴而从不去关心实际发生的究竟是这件事还是那件事。……它源自这样一种追求，即要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基础或本质。但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似乎并不就得去寻找新的事实”(42)，而像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担忧的那样，通过一种“静止的不完全的抽象”去探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背后那个凝固不变的本质，推出一切可能的结论，却抛弃了连续活动着的生命本身，从而“使得宇宙不相连续”(43)，在他的眼中，黑格尔建立其体系的奥秘无非在于，当不能从逻辑定义中推出某种具体事物时，就常常否定该具体事物具有那种性质。比如，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却习焉不察的辩证逻辑就是个好例子，许多当代学者提醒我们，辩证法是一种注重内在关系、过程和相关性的整体观念的体现(44)，当这样做的时候，辩证逻辑并不来自直接经验材料，故而它否定了直接经验的具体性(45)，往往便会流于虚假。
上述批评逻辑的理由，或从不可验证性、或从本质主义而发，都是对逻辑在形而上学思想发展长河中充当的助手角色所进行的揭露，接下来的棘手问题自然是，在今天，当理论建构开始积极超越形而上学后，我们如何看待逻辑呢？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俄国著名思想家索洛维约夫的论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严格地区分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认为前者是“关于自在的存在物的学说”，后者则是“关于我们的认识的学说”(46)，两者不能被简单地混为一谈。将逻辑和形而上学从模糊的相似性中清楚区分开来后，逻辑便获得了自身的广阔空间：“如果说超越现实的逻辑形式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超越逻辑形式的现实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本没有这样的现实。”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经验认识（不论是通过外在经验，还是通过内在经验）和逻辑（或先验）认识，并不构成两个截然分开的独立知识领域，二者必须相辅相成，因为经验认识只有在逻辑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逻辑认识也只有获得经验内容才能是现实的”(47)。换言之，他并不认为逻辑必然与经验相对立，而认为逻辑是具体的，它已经在经验中发挥着作用：“虽然我们的全部现实认识都是出自经验，但这经验本身已经预先设定了作为其可能性条件的普遍性逻辑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根本不是主观的，因为在我们分离这些形式的主观思维里，它们只是抽象的概念，即空洞的可能性，它们仅在其不以我们为转移的具体性中和经验存在一起，才具有现实的存在。”(48) 就是说，经验并不排斥逻辑，经验内含着逻辑的有机脉络，在克服那种主观式逻辑思辨、而使之具备始终和经验相沟通的客观性的前提下，经验认识同样需要和可以在逻辑条件中得到澄清，显然，这也提出了立足超越形而上学语境中改善理论逻辑功能的课题，与胡塞尔兼容理论逻辑的广义生活世界主张和利奥塔不抗拒指示性陈述的小叙事主张，同样在基本精神上相通。
理论离不开逻辑性，这对于中国当代一些主张文学引导理论的学者尤具警示意义。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一种诗学言说的成败并不在于其是否无懈可击，而在于其能否让我们从中提取出某些关于艺术活动的有益见解”(49)，倘若这是在描述一种常识，则无可厚非，但常识不应当成为惰性的代名词。倘若这还是作者对自己论证疏误的辩解，就经不起推敲了。古往今来确乎没有无懈可击的诗学，但一位诗学言说者能随意放松论证工夫吗？与此相应，这些学者认为有两种真理：一种是实在；另一种是“虽无法证实、却仍然起作用的事物（存在）”(50)。但存在的无法证实性不意味着言说者获得了可以不去努力证实它的消极自由，伽达默尔说得好，对超出科学方法论的真理的经验，是一个问题，对它进行论证，则是另一个问题(51)。目标若是一种理论，切实将它论证成立才是言说者的专业化态度，胡塞尔从未反专业化(52)，利奥塔更是肯定专业化(53)，一种理论目标的真正实现，离不开逻辑自洽，即保持论证逻辑的准确性、一致性和连贯性。理论言说可以不采取形而上学的体系，但前后不龃龉，却是两者应当遵从的共识，在同一部著作中前后给出两种相反说法，那通常只能造成混乱。如一些学者认定，逻辑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而“生活的具体性的最大特征就是确定性”(54)，理论是“不确定”的，实际生活世界里的具体事件则黑白分明(55)，可接着又告诉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实际事物从来并非像理论家所阐释的那样一清二白”，“而总是具有一种边际模糊性”(56)，即理论又变成确定的，生活世界又变成不确定的。这岂非明显自相矛盾？它使想要证明的目标滑向了虚无。所以，建设一种理论，光有理想目标不够，还呼唤逻辑层面的有效论证。
于是，另外两个重要启示也不难由此推出来了，那就是对理论抽象性充满理解的同情，以及对理论的实践立场的正视。确实，从思想史上看，一种理论的建构往往离不开许多专门术语的运用，有时甚至还需发明一些新术语，这些术语往往正是些抽象大词，但是，这样做既往往是出于探讨重要问题之需，更重要的原因是克服“新奇思想与愚钝语言之间的矛盾”(57)，以准确全面地探索自己的理论成果。因为人们早已证明，语言并非思想的直接现实，旧语言面对新思想的酝酿时往往显得脆弱无力，思想的革故鼎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语言的革故鼎新，阿恩海姆说得好，“同旧的语词的冲突，实则是在思想中进行着的戏剧性冲突的反映”(58)。举例来说，福柯的理论充满“性”、“权力”和“认识型”之类抽象大词，但他完全没有沿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路数讲，却在对这些“大词”的独辟蹊径的探讨中逮住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要害。德里达生造出“延异”和“播撒”等一系列抽象大词，同样深刻地颠覆了统辖西方思想两千年之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没有对这些“大词”的精细运用和苦心发明，当代思想就不会产生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辉煌的变革。在此意义上，理论固不乏抽象大词，这些抽象大词却并不就构成超越形而上学这一根本追求的阻碍，因此，理智的态度应当是去认真进入它们，而不该急于轻视甚至抛弃它们，否则，救亡压倒启蒙的殷鉴不远。纵览思想史上的真正理论，在付诸实践前都有一个在抽象逻辑中进行严密思辨论证的过程，如黑格尔就称“要发挥效力的东西必须在见识和思想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59)，即使作为开始着手检讨这些理论得失的当代最严肃的思想家们，哈贝马斯等也都是先建构起抽象的理论体系的。忽视理论的实践功能诚然不可取，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勇于让自己的理论承担起价值判断的责任，而理论的价值性只有在实践生活中才能得到公正检验，但把一种尚未经过清楚论证的理论推向实践更加不可取，因为思想上仍多漏洞却急于去生活中实现这种多漏洞思想的做法将会变相导致专制和灾难。那些终其一生埋首书斋的知识分子，不也可能是纯真的吗？那些思想多漏洞却热衷于到处付诸实施的知识分子，不也可能是浮躁的吗？
我们看到，无论是胡塞尔还是利奥塔，他们对理论逻辑的理性保留态度，都牢牢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这一根基之上，即使批评理论逻辑，也是同批评其在助长形而上学力量中所扮演的推波助澜角色自觉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和当代中西方特别是当代中国那种每每出于个体情绪反应而激烈斥责理论的表现很不一样。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这种不一样已到了需要改变的地步了。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现有的关于文学理论有效性的观点普遍依托于一种现成论立场，从上述学理清理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有自觉地以超越形而上学为旨归，对文学理论有效性的探讨才会有实质性推进，一种文学理论才能真正获得有效性。显然，从对现成论症结的发现到对超越形而上学的认识，都表明引入崭新生成论立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关于文学理论有效性的前两种现有观点纵然尖锐对立，也基本是在二分视野中看待文学和理论的，第三种观点有所深入，但仍未彻底移除二分视野，二分就意味着现成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说认为理论逻辑包含于广义生活世界中，利奥塔的“小叙事”说则认为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在小叙事中平等地共处，这些有机统一的学理主张对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的启示在于，从生成论立场看，文学和理论都不是凝固不变、抽象分离的形而上学现成之物，文学有其在创作中无法自我澄清的局限，理论也有其在解释中无法自我克服的困境，两者是在发展变化中相互生成着的，一种有效的文学理论，应当既从生成性角度来展示文学自身的现成的局限，又从生成性角度来展示理论自身的现成的困境，以形成和保持一种永恒开放的活力。另一方面，关于文学理论有效性的前两种现有观点又各执于一端，在对文学（经验）或理论（理念）的张扬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绝对化倾向，其中许多中介环节被抹煞了，第三种观点有所提升，却失之笼统。从前面的学理分析可以看出，胡塞尔以形而上学为界，既批判理论逻辑在失去了本源情况下的虚假性，又肯定理论逻辑在回归本源情况下的真实性，利奥塔同样以形而上学为界，既批判大叙事中理论逻辑的非法性，又肯定了小叙事中理论逻辑的合法性，这些在划界前提下进行批判和肯定工作的学理主张，对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的启示在于，从生成论立场看，文学和理论有不相容的一面，也有可相容的一面，在逻辑上，不容性和相容性是同时存在的，在时序上，不容性又应先于相容性得到关注，一种有效的文学理论应当同时展示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和相容性，从而获求充满生机的客观性。这些，无疑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有效性研究立场。
收稿日期：2007—08—03
注释：
① 徐岱：《批评美学》，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② 徐岱：《基础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③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④ 王纪人：《文学：理论与阐释》，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57页。
⑤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⑥⑦⑧⑨⑩(12)(13)(14)(15)(16)(17)(18)(19)(20)(52)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5页，244—245页，266页，248页，264页，267页，269页，273页，24页，275页，279页，252页，247—248页，254页，252页。
(11) 一些学者认为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即经验世界。这一论断尚须辨析。胡塞尔在批评伽利略和霍布斯的主观性学说后接着指出：“如果我们生活的直观世界只是主观的话，那么，关于前科学和科学以外的生活的、与生活的实际存在相关的全部真理就失去了其价值。只有当这些真理含糊地表明（尽管是虚假的），在这个可能的经验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超越于它的自在的东西，它们才不会成为无意义的。”（《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可见，倘排除误译的可能，胡塞尔有时也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因果性世界称为“经验世界”，在这种意义上讲，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是对立的；这当然不同于被胡塞尔在另一处地方和“感性世界”画上了等号的“经验世界”（同上书，第258页），在那儿，经验世界才等于生活世界，不妨来比较其定义和生活世界定义的高度一致性：“经验世界——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将之作为现实的经验世界来拥有的世界，作为赋予世界这个词以惟一原始意义的世界。”（同上书，第256—257页）其实，这种区分正见证了生活世界的狭义与广义之分。
(21)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3页。
(22)(23)(24)(25)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49页，18页，36—37页。
(26)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27)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我们认为这句话的中译是有问题的，全句中译如下：“在一般叙事体系里存在着一种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一种样式——叙事——以对其他样式的霸权，即小叙事的一种使它们能够逃脱合法性丧失的危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分析可知全句主语是“一般叙事体系”，即大叙事，是它在对其他样式行使霸权从而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最后分句显然错误地把小叙事当成了主语，小叙事成了至高权威的具有者，这和利奥塔的本意是相悖的，如果在最后分句“小叙事”前加一“对”字，全句意思就变得清楚了。
(28)(29)(30)(31)(32)(33)(34)(35)(53)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0页，139页，84页，64页，75页，73页，89页，73页，31页。
(36)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4—75页。
(37) 泰勒：《形而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38) 怀特海：《思想方式》，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39) 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页。
(40) 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41) 罗素：《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3页。
(4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
(43) 詹姆士：《多元的宇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2—113页。
(44) 伊斯雷尔：《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1页。
(4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46)(47)(48) 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115页，123页。
(49)(50)(54)(55)(56) 徐岱：《基础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189页，38页，226页，88页。
(5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18页。
(57) 怀特海：《观念的冒险》，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58) 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59) 黑格尔：《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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