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流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本世纪70年代初以后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上考察了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的主客观基础，概括和剖析了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的实质和基本内容，既肯定它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同时还从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目标选择和政策手段运用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对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宏观调控；总供给；总需求
80年代中叶，在“凯恩斯主义危机”的时代，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首席代表萨缪尔森和新一代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联手合著了《经济学》第12版，对该书的原版做了一次最彻底的修订。其中，具有“质变”性的修订不是微观经济学部分，而是宏观经济学部分。在这一部分，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总和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即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这一“新综合”，无论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对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确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一次重大变异和发展，这种变异和发展根源于社会经济趋势的变化。这可以从“新综合”的动因和基础两个方面去考察。
“新综合”的动因，一方面来自“滞胀”这一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来自非主流经济学在“滞胀”形势下向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挑战。第二次世大战后的50～60年代，由于各种条件的组合，凯恩斯主义的处方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西方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黄金时代”，凯恩斯主义也因此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都笃信，它们能够通过准确地运用宏观财政政策以及宏观货币政策，缓解失业或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经济出现了停滞的现象。1967年经合组织中24个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59～1966年间每年平均增长5.6%降低到3.8%。失业率由前5年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升到3%。到1970年，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再度降低到3.1%，失业率超过了3%。就在经济增长疲软无力时，西方经济又患上了另外一种病症，通货膨胀率由于政府按照标准凯恩斯主义方案对停滞作出反应而急剧上升。197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消费品价格年增长 率由1953～1965年间平均每年2%上升到5.6%，而到1973年的下半年又上升到10.3%。1973～1974年冬季，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诱发了一场战后最严重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滞胀”局面。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存在，沉重地打击了凯恩斯主义。按照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货膨胀只能发生在充分就业之后，它不可能与失业并存。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窘迫，使西方政府在政策抉择上也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降低失业率，通货膨胀势必恶化；如果用减少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失业将会更加严重。凯恩斯主义宣告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主张经济自由和反对政府干预的非主流学派迅速发展，成为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流派。其中，主要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主要是货币问题，当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把大量货币投入经济中时，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因此，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经济中货币量的增长。供给学派把失业和通货膨胀归咎于政府扩大开支后又提高税率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总供给的破坏，主张通过削减税率增加总供给来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学派则用合理预期假说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认为由于人们所获信息的完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只能改变物价，而不能改变总产量和就业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采用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作为本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基调，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经过几年的实践，美英两国都从“滞胀”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并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为此，撒切尔连任英国首相，里根连任美国总统。所有这些，都迫使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去改进自己原有的理论，在坚持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新成果融进自己的体系，对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重新进行综合。
“新综合”的基础，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融合的趋势。后凯恩斯流经济学虽然遭到“滞胀”的打击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但仍然具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为它所主张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与西方经济休戚相关，是西方政府不能割舍和抛弃的。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一开始采用了供给学派以及货币主义理论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从需求决定供给转向供给创造需求，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反对国家干预；从增加政府开支以扩大需求变成大量减税以增加供给；从膨胀性货币政策改为严格控制货币数量的增长；从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到大力削减非防务开支。但是，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却在某些方面做出相当大的调整，继续使用了需求扩张政策，转回到凯恩斯赤字政策的老路。里根第一任期间四年财政赤字累计达5392亿美元，为卡特任内赤字总额三倍，超过了从罗斯福到卡特历届政府赤字总和。无怪乎已故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说，里根仍在拨弄着供给学派的旧琴，但弹出来的却是纯需求学派的调子。可见，“里根经济学”是供给学派理论、货币主义主张和凯恩斯主义措施的混合。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根据货币主义理论，采取了严厉的紧缩货币的政策：实行高利率，紧缩信贷，紧缩财政支出，控制公共支出的增长，增加税收等。这套政策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8.1%下降到1983年的4.6%。但伴随而来的是这期间生产的严重衰退，将近1/5到1/4部门的设备能力闲置，失业人数上升到300万。从1983年开始，撒切尔政府及时改行膨胀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刺激个人消费的增长，增加个人的实际收入；减少税收，降低利息率。随着私人消费支出的迅速增长，投资也逐渐增长，从而使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美英两国的情况表明，80年代前期，在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已呈现出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措施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合流”的趋势。虽然在当时，凯恩斯主义还处于下风，但这种“合流”毕竟为“新综合”提供了可靠的实际依据。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在美国的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有了更明显的体现。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针对美国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重新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政策，对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调整的重点，一是重新加强政府的调节，二是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1993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比布什更坚决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实行以扩大就业为核心的短期刺激计划，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发展公共工程等措施，扩大就业机会；加强对未来的投资，包括扩大公共开支和鼓励私人投资等。凯恩斯主义重新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是克林顿所推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并没有完全复归到凯恩斯主义。他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仍采用了某些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如精简政府机构，削减预算赤字，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可以说，克林顿的政策主张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合流”趋势的代表作。这从8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趋势上证明了“新综合”确实有着稳固的根基。
二
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的范围相当广泛，它把许多经济理论，许多学派的经济思想观点与政策主张综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综合。如果说战后初期的“新古典综合”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综合，那么“新综合”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综合。这体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方面：
1.在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方法上，“新综合”吸收了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观念和观点，把凯恩斯的“总需求分析方法”发展为“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方法”。
凯恩斯对宏观经济活动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总需求分析。他在总供给不变这一假设前提下，考察了总需求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凯恩斯那里，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决定了产出水平。这是一种“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供给学派恢复了萨伊“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观点，强调总供给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存在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总需求而在于总供给。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既破坏了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又破坏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致使总供给就是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减少，其后果只能是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供给学派的这种观点立足于古典的经济观，实际上是把总供给曲线看成是陡直的，由潜在产出决定。在总需求不变而总供给减少时，产出减少而物价上升，在总需求不变而总供给增加时，产出增加而物价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增加潜在产出增加总供给。
“新综合”在坚持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给予了总供给分析以相当的重视。指出，把总供给看作是既定的而强调总需求变化的方法“对非常短期来说是合理的，但它对长期来说肯定会造成严重的误解。从比较长期的观点看，推动经济在几十年内增长的因素是潜在产出和总供给”。[①]《经济学》第12版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以前版本很少涉及的总供给问题。其中主要之点有：（1）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平缓地向上倾斜。因为在短期内厂商的成本固定不变，总供给会随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在长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为在长期内所有投入和产出的价格都有伸缩性，成本和价格的同时增加不会对厂商产生影响。在增加与不增加两种情况下，它们都愿意提供相同数量的产出。（2）总供给取决于潜在产出和生产成本，潜在产出的增加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生产成本的增加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潜在产出是总供给曲线与之相联的固定轴心，它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以及知识和技术状况的改善。（3）“供给冲击”导致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引起产量下降、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恶化。正是通过这些论述，“新综合”将总供给立起作为其宏观理论的一大支柱，并将之与另一大支柱总需求相结合，构建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新综合”就是运用这一模型由始至终分析了宏观经济学的所有主要内容，并将各种学派的理论总合在一起。
2.在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产出决定理论上，将理性预期学派所奉行的古典模型作为一个极端，将凯恩斯模型作为另一个极端，通过长短期分析将二者折衷起来。
古典模型认为，价格和工资是完全可以伸缩的，价格的迅速变动能够使市场结清，这就导致总供给曲线垂直或接近垂直。在这种古典模型中，不存在任何非自愿失业，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影响产出水平。在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学派看来，这种古典模型是有生命力和繁荣兴旺的。凯恩斯模型则认为，价格和工资在短期内具有刚性或粘性，这就导致一条非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在低产出水平，它是平缓的；在极端的“萧条凯恩斯模型”中，它是完全水平的。在这种场合，总需求的任何变化都会在实际产出而不是价格中反应出来。在这种凯恩斯模型中，经济可能经历高的和持久的失业，因此政府和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影响产出和失业。
“新综合”指出，古典模型和凯恩斯模型“都是太简单了，都不应该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二者都有合理之处”。[②]它认为，总供给曲线在短期内相对平缓，而在长期内垂直，这种差别是理解实际产出的决定因素的关键。它表明产出的短期变动主要由支出的变动决定。当需求变化在相对平缓的总供给曲线上来回变动时，产出便上下移动。然而在长期内，总需求对实际产出变得较为不重要，产出只由潜在产出水平决定，总需求变化影响价格水平，但不影响实际产出水平。所以，总需求是实际产出短期变动背后的推动力量，而在长期内实际产出主要由潜在产出所推动。“新综合”把这一观点当作其宏观经济理论的一般观点，是“新综合”体系的精髓所在。
3.在宏观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上，借用了货币主义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并以此说明了菲利蒲斯曲线的恶化。
凯恩斯虽然承认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存在，但他所重视的不是这两种形态失业而是非自愿失业。在他看来，非自愿失业根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或总需求不足，因此增加总需求可以消除非自愿失业，而且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凯恩斯的这种观点，用菲利蒲斯曲线说明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从而证明可以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用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货币主义用自然失业率理论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货币主义认为，自然失业率是劳动和产品市场都平衡的失业率，它的高低水平取决于与货币因素相对立的实际因素，是通货膨胀所不能改变的。只是短期内，菲利蒲斯曲线所表现的那种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才存在，那是因为工人的价格预期暂时落后于通货膨胀而增加劳动供给。而在长期中，由于工人了解了全面性的物价情况，就会减少劳动供给，从而就不会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
“新综合”在分析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时，几乎毫无保留地吸取了货币主义的自然失业率理论。认为，在短期中，当菲利蒲斯曲线稳定时，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换关系，使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正的需求冲击将趋于增加通货膨胀，使失业率升到自然失业率以上的负的需求冲击将趋于减少通货膨胀。但在长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任何对换关系。因为在长期中，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时期之后，紧跟着的将是加速的通货膨胀；上升的通货膨胀不久就成为预料到的，从而内化于经济制度中，使有惯性的通货膨胀上升。因此，在长期中，菲利蒲斯曲线是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一条垂直直线，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办法使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以下而不发生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但“新综合”也着重指出，无论自然失业率理论多么重要，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近似精确的。总是存在着意外的和预期错误的情况，因而菲利蒲斯曲线的核心见解——通货膨胀和失业在短期中的对换关系——仍然成立。
4.在宏观经济政策主张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货币主义观点，把货币政策放到了与财政政策相等同的地位。
凯恩斯只强调财政政策的运用，认为只有财政政策才能解救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根据战后情况，主张同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把财政政策放在主要地位，而把货币政策放在从属的地位。
货币主义从现代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唯有货币要紧”，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主要由货币推动，因而主张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最好的政策方针就是使货币始终按照一种事先规定的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在货币主义看来，财政政策是不会影响总需求的。因为使用财政政策刺激时，对于货币的需求增大，当所面临的货币供给不变时利息率便会因此而上升；结果是利息率必须上升到足够的程度，以便使私人投资减少的数量正好等于政府开支增加的数量。因此，私人投资被政府开支增加所挤出的数量是政府开支增加量的100%。
“新综合”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后期凯恩斯主义从‘货币的重新发现’中受益。货币肯定是重要的。对于财政政策作用的早期的热心研究中，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不合理地贬低了货币的作用。”[③]关于财政政策是“挤出”还是“促进”投资的问题，“新综合”也承认：“一般说来，对于挤出的存在，人们没有异议”。[④]问题是挤出的数量。“新综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保持货币供给按固定比率增长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在两年之内会有一半被挤出，在三年和四年以后全部被挤出。因此，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必须同时使用货币政策，它们都是宏观管理的有效武器。而在目前，货币政策对于产量和通货膨胀具有有力的影响。这表明，“新综合”已把货币政策看成与财政政策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对于上述新综合，需要指出：（1）“新综合”是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对不同学派理论观点的容纳和吸收。虽然它综合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但是并没有将它们摆在等量齐观的地位上。从总体上看，在“新综合”中，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们处于主体地位，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和短期分析仍然是这一新体系的“主流”。所以，“新综合”体系从本质上说仍属于“凯恩斯主义”。（2）“新综合”是不同学派理论的有机综合。战后初期的“新古典综合”是一种“板块”式的综合，它借助于由宏观分析和政策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将重新发挥作用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拼接在一起。“新综合”则不同，它通过理论的内在逻辑，采用折衷的办法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新综合”体系中，相互对立的理论以其各自的合理性各得其所，和平相处，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体。正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说：“真理处于喧嚣的极端之间。”[⑤]（3）“新综合”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当今的西方各学派的宏观理论，无论是后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偏颇之处。“新综合”剔除它们的偏颇之处，而将它们的合理之处兼收并蓄，合冶于一炉，使之熔为一个整体，从而更全面、更完整地反映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当然，“新综合”还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下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研究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也不可能触及由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制度。虽然《经济学》第12版也使用了“经济制度”的字眼，但其含义不过是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制度。
三
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新综合，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应直接取向“总需求——总供给管理。”
“新综合”表明，现代西方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模式已经从“总需求管理”转向“总需求——总供给管理。”“总需求管理”模式是针对西方经济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设计实施的，它以刺激总需求为特征，将扩张性政策作为主要手段。虽然有时也采用紧缩性政策，但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这种宏观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降低了生产过剩危机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但这种宏观管理的模式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引起和加剧着通货膨胀；在长期中，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逐渐减弱，乃至完全消失；对总供给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无能为力，甚至破坏总供给。70年代的“滞胀”局面充分暴露了“总需求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引导着西方政府转向“总需求——总供给管理”。我国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建设，在指导思想上应该吸取西方单纯“总需求管理”模式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它们所走过的弯路，直接取向“总需求——总供给管理”。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宏观经济的总量运动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关系往往更多地表现为总需求水平超过总供给水平，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它既有总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总供给方面的原因。从总需求方面说，在经济建设中追求高速度的内在冲动经常使总需求在高位上运行。从总供给方面说，由于资源匮乏、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生产效率低下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使我国的潜在产出水平相对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从而造成了总供给的经常性短缺。因此，努力促进总供给的不断增长，适当控制总需求的上涨，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解决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和对国民经济总量实施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基本出发点。所以，对我国而言，采取“总需求——总供给管理”模式尤为必要。目前，许多关于我国宏观调控的主张和建议，仍还局限于“总需求管理”模式，这既落后于现在西方国家发展实际，也不符合我国国情。
启示之二：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既要考察短期的经济稳定又要考虑长期的经济增长。
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根据凯恩斯理论确定了短期经济稳定的目标。政府针对不同经济风向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微调”，以期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具体点说，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政府采用扩大开支、减少税收和降低贴现率等办法，刺激投资，促使经济回升，增加就业；在经济高涨时，政府采用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和提高贴现率等措施，抑制投资，防止经济过热，减少通货膨胀。80年代初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针对“滞胀”，根据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目标，由着眼于短期的经济稳定转向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第一，政府倾向古典的经济观，把降低通货膨胀置于首要地位，并认为总供给曲线是比较陡峭的，从而认为短期的衰退会使价格很快恢复正常水平。第二，政府感到自己对经济的干预过多，使经济变成依赖于政府刺激的“瘾君子”，从而认为政府的政策措施转向长期的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
对于西方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变化，“新综合”在理论上作出了反应：在长期内，由于总供给曲线是平缓的，以经济稳定为目标的政策措施可以影响产出；在长期内，由于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以经济稳定为目标的政策措施不会影响产出而只能影响物价。如果将这种观点引申一步，那就是说，宏观调控的目标既要考虑短期的经济稳定，还须着眼长期的经济增长。对于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确定来说，正确的选择就是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将短期的经济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兼顾起来。一方面，通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进行微调，防止经济衰退和“过热”；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以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收入政策为主要手段，从总供给管理入手，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
启示之三：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的运用要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由强调财政政策到并重看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新综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这一方面来说，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任务不是理论上对货币政策重要性的认识，而是在实践上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货币政策体系。
改革开放后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我国政府深切感受到货币政策的重要，并且把货币政策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一项重要手段。今天，整个经济社会都可以通过银根紧缩而强烈地感受到货币政策的存在，也都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率得到明显的控制而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现存的货币政策是以信贷数量管制和利率管制为主要手段的，仍带有原来计划经济的明显特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建立和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货币政策体系，是整个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中一个亟待尽快解决的问题。
就财政政策体系和货币政策体系这二者的建设关系来说，应该把货币政策体系的建设放在首位。这是因为与财政政策体系相比货币政策体系建设的难度要大得多。首先，货币政策体系本身的构造要比财政政策体系更复杂；其次，财政政策体系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本来就相当完备，而货币政策体系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天然的联系。所以，要把货币政策体系的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在这里，关键是抓好货币政策体系三项基础条件的建设，即商业化银行系统的建设、商业票据流通制度的建设和债券市场的建设。只有抓好这三项基础条件的建设，才能建立起以法定准备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体系，从而才能使货币政策真正与财政政策一样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
*本文于1995年12月5日收到。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上，第301、255、544、583、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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