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_宗主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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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研究是一门多学科的地区性研究,其时间跨度、空间跨度和学科涵盖面均为其他研究难于比拟。对这一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适当的理论探讨实属必要。

殖民主义的后果和影响

亚非绝大部分国家均有沦为殖民地的经历。对殖民主义的后果和影响,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国外研究可分为三种学派。第一种可称之为“进步论”,其代表人物有研究西非的阿兰·麦克菲、研究印度经济史的毛里斯和研究英帝国历史的盖恩等。其主要论点是殖民统治为殖民地带来了文明和进步。[①a]这一派亦被称为“帝国主义学派”。第二种学派为“民族主义学派”,如印度经济史学家比潘·钱德拉、牙买加历史学家沃尔德·罗德尼、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尼日利亚史学家阿贾伊等。这一派虽然一致肯定殖民主义对亚非地区带来的灾难,但对影响的大小和程度则评估不一,因而又可分为“插曲论”(即认为殖民统治只是亚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过分强调其影响有可能导致否认殖民地人民的历史能动作用)和“断裂论”(即认为殖民主义打断了殖民地历史发展进程,在各方面均留下负面影响)。[②a]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他们既认识到殖民统治带来的消极作用,又注意到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带来的积极影响,如建立持续稳定的局面,引入了新的司法和文官制度,提供了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等。[③a]马克思即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殖民统治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英国将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④a]

笔者认为,评价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后果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前提,即从全人类(而非民族主义)的政治标准看,殖民主义是一国强加给另一国(地区)的统治,是不利于人类共同发展的制度。否则历史学家难以解释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殖民统治的建立总是伴随着武力征服和暴力抗争,而殖民制度的终结则均由殖民地人民自发要求,经过了或暴力抗争,或政治谈判;或依靠内部力量,或借助于国际支持而实现的。其二,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非殖民化。《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发表(1960年)、“非殖民化委员会”的成立(1961年)、《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的出版(1965年)以及联合国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均反映了这一国际组织对此问题的关注。[①b]

第二,马克思关于双重使命的观点虽在理论上大体可以持平,但切忌生搬硬套。宗主国情况的不同可以使“双重使命”在执行与效果上大相径庭。如工业化的英国和法国、封建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德国,他们对殖民地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是殖民地诸条件不同(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出口生产区与服务生产区、游牧方式与定居方式、中央集权王国与氏族部落集团)致使影响有量的不同甚至质的区别。最后,时期不同,对殖民地影响亦不一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看。如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主义对殖民地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但在客观上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某种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的大发展。二是从单个殖民地的发展进程看。殖民统治在前期重征服绥靖,在中期重稳定发展,在后期重殖民改革。

第三,殖民统治的影响从来就不是单向的。笔者通过对黄金海岸(今加纳)东部省殖民统治时期社会反抗的微观研究,发现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无时不处于一种互动关系(interaction)之中。在殖民统治下,虽然政府法令条例是由上至下;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各种政策总是这种互动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妥协的产物。这里,既有殖民宗主国的专制力,亦有殖民地人民的主动性;既有殖民政府横蛮,亦有地方势力的抗争。[②b]如果将一些历史行动(如教育设施的建立或经济作物的开发)看作是殖民政府的“功劳”或殖民统治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这只能是历史研究中的幼稚病,实难以把握历史进程的全貌。

第四,在分析殖民统治影响时,切忌将道德评判摆在第一位。当然,这并非说亚非研究或历史研究不需要道德评判,实际上这亦无法避免(如选题和研究角度都会受道德判断的影响)。重要的是,切不可将两者等同。殖民主义者是否应该侵略和统治殖民地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具体评估殖民主义的影响则是一个历史问题。将此二者等同,在政治或感情上可满足某种需要,但在学术上则不可取。同时,历史的发展已多次表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往往不能统一,殖民主义的统治亦是如此。这一点必须注意。

非殖民化问题

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早期亦译成“非殖民地化”)系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和殖民价值观摒弃这一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亦包括经济和文化的独立。作为一种政治现象,非殖民化虽然在18世纪有过北美十三州的脱离,在19世纪有过中南美洲的独立,随后有过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自治,但真正形成潮流,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一种理论,它既可指理论家在非殖民化之前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亦可指学者或政治家在非殖民化之后所作的各种解释。比较典型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由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他们认为,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宗主国的负担。首先,殖民地从宗主国吸走了人力和资本;其次,它们非但不能提供任何兵力来保卫宗主国,反而成为欧洲国家之间战争的起因,需要宗主国提供防务费用;再次,殖民地制度导致种种独占专营权,而这种独占权侵蚀着宗主国经济;最后,殖民地的发展在制成品、航运业和造船业均构成了对宗主国的竞争。作为解决办法,他们提出了放弃殖民地(abandonment of colonies),即非殖民化。非殖民化可采取三种途径:彻底放弃殖民地,使之脱离宗主国;给殖民地人民以英国臣民同等权利,宗主国与殖民地组成联合帝国;对殖民统治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殖民地责任政府。[①c]作为这一理论的实践,英国政府先后准许加拿大(1867年)、澳大利亚(1901年)、新西兰(1907年)和南非(1910年)成为自治领。[②c]

“非殖民(地)化”理论第二次是由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罗易提出。1927年,他受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委托,草拟《关于印度问题的决议草案》,正式提出并阐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论。罗易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外危机迫使英帝国殖民当局采取了新的殖民剥削方式,由阻碍印度的工业发展变为促进印度的工业发展,从而使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这一政策将导致印度的“非殖民(地)化”进程。这一进程意味着印度将被允许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印度资产阶级将不再被作为一个潜在对手,而成为英国领导下的合作者;非殖民(地)化孕育着英帝国解体的胚胎。殖民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印度经济的变化;经济变化又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从英殖民政府的“让步”中得到好处,已失去其革命作用。[③c]虽然罗易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看法有过激的倾向,但他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作出的判断可以说是对马列关于殖民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未能接受他的看法,反而对他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④c]

第三次是对二次大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非殖民化运动所作的种种解释。主要的有“外来因素论”(如“亚洲影响论”和“大国影响论”)、“新殖民主义论”、“计划论”和“民族主义论”。“外来因素论”强调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和两个超级大国崛起这两个事实,力图证明非殖民化是殖民地外部条件使然。有的学者认为,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中国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亚洲独立运动使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统治松动,同时为非洲的非殖民化提供了先例和条件。[⑤c]也有的学者突出联合国对战后非殖民化的贡献,但更多强调的则是美苏的作用。[⑥c]“新殖民主义论”亦称为“依附论”。其主要论点认为,非殖民化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在几百年的殖民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殖民地民族资本集团使殖民主义者有可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将政权交给这个集团。第二,原始积累的形式让位于资本主义积累。在后一过程中,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已非关键因素。这样,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将政权移交给较温和的民族资本集团,同时又保住了自身利益,而新生的独立国家仍处于依附地位。换言之,非殖民化的结果是新殖民主义的建立。[①d]

“计划论”亦称为“主动撤离论”。其主要论点是:欧洲帝国的统治对殖民地而言利大于弊,是发展与进步的体现;所有殖民政策均与传播欧洲文明、提高教育程度、加强经济建设与加快宪制改革有关,而这一切都是为非殖民化作准备。英国殖民帝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是持续的、有序的。这不是撤退,而是帝国使命的完成。[②d]有的认为非殖民化是对英帝国的经济衰退的一种积极反应,因而在50年代经济回升时马上组织撤离,这是承认现实,急流勇退的表现。更有一些原殖民地官员和史学家认为,非殖民化是始于1938年或1945年的严密计划,决非应急措施。[③d]“计划论”师承殖民史学之遗脉,为非殖民化提供了体面的解释,在西方史学界颇为流行。“民族主义论”可谓针锋相对。这一派学者认为,非殖民化是殖民地民族主义崛起的结果,决非宗主国的计划使然,殖民地人民表现了巨大的主动性,而各殖民帝国只是对此作出消极反应。非殖民化并不是帝国主义将权力移交给殖民地人民的平稳过程;相反,这一过程充满暴力和流血。非殖民化是殖民地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取得的成果。[④d]西非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马来亚、肯尼亚、塞浦路斯、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成为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

笔者认为,在研究非殖民化问题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殖民改革计划决不可等同于非殖民化计划,前者之目的在于改变手法以加强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而后者应理解为主动撤离殖民地的有关计划。第二,各殖民地改革是经过宗主国精心策划的。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其统治;退一步。维系其统治;再退一步,维持其联系纽带。第三,这些改革计划在起因上是消极的、被动的,多为民族主义或国际因素所推动,但在考虑退路上是积极主动的。第四,帝国本身的崩溃并非帝国观念的消失,英联邦的出现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帝国解体后英国殖民政策的灵活性和可塑性。[⑤d]

民族主义问题

在世界近代史上,欧洲率先抛弃了普世国家和王朝国家的陈旧观念,以资产阶级为载体、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先导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本质上说,民族主义是一种个人对属民族国家绝对忠诚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它为具有共同文化和地域、共同经济联系或共同历史经历并对未来有着共同信念的人们所持有。同时,民族主义又可表现为一种理论或运动。

民族主义已逐渐成为一门跨学科分支。最早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历史学家,著名的有塞顿-沃森(Seton-Watson)、汉斯·科恩(Hans Kohn)、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学者为主的一批政治学家开始研究亚非民族主义,如研究非洲的阿普特(D.Apter)、科尔曼(J.S.Coleman),研究阿拉伯地区的宾德(L.Binder)、哈尔彭(M.Halpern)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凯杜里(E.Kedourie)等。其他学科亦开始研究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如约翰逊(H.G.Johnson)和费希曼(J.A.Fishman)即对经济民族主义和语言在民族主义中的表现进行探讨。此外,社会学家亦加入了这一潮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史密斯(A.D.Smith)。

根据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如果以欧洲民族主义作为经典模式和参照座标系的话,那么,亚非民族主义具有自己的特征。

首先,恩格斯曾经指出:“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①e]。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压迫民族力图扩大和巩固对其他民族的剥削和压迫,重新瓜分殖民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亚非民族主义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歧视的一种反应。反帝反殖可说是亚非民族主义最明显的本质特征。然而,正是这一特征使它具有某种急功近利的性质。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其势头大大减弱,其内聚力也大大削弱。

其次,亚非民族主义往往借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口号,并赋予新的内涵。在亚非民族主义看来,对自由的追求就是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非个人的自由)而斗争;民主意味着从殖民统治的政治专制下解放出来;平等则首先是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只要本民族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就谈不上个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尼赫鲁、苏加诺、阿齐克韦、恩克鲁玛等都是这种民族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然而,这一特征亦有其负面的作用,这表现为作为亚非民族主义思想载体的民族知识分子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并多少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集团。诚如尼赫鲁所说,“这个阶级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与人民群众相隔绝,他们的眼光总是注视着统治者,甚至在提抗议时亦不例外。”[②e]

亚非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特征表现为结构上的多元性和多层次,如地方民族主义、教派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地域性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等。[③e]这种多元性多层次的民族主义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部分亚非国家里,泛民族主义思潮颇有市场。这种泛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缘政治、民族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影响。虽然泛民族主义在政治舞台上尚未构成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在思想感情和民族情绪上具有一定影响。同时,泛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即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与政治解构化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最后,亚非地区的民族主义往往与宗教运动直接相联,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尤其如此。这种联系可大致分为四种情况:第一,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世俗民族主义为主要力量,宗教运动辅之。这是一种主要模式,非洲大部分国家和亚洲一些政教分离的国家大多如此。第二,世俗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或组织)携手合作,最终赢得了国家独立。第三,宗教运动与世俗民族主义发生矛盾,甚至分道扬镳,最终导致民族独立运动的削弱。第四,两种甚至多种教派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加上其他因素,引起国家的分裂或分治。

注释:

[①a] 阿兰·麦克菲:《英属西非的经济革命》(Alan Mcphee,The Economic Revolu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伦敦,1926年;盖恩:《帝国的负担》(L.H.Gann.Burden of Empire)伦敦,1968年;M·D·毛里斯:《对19世纪印度经济史的重新解释》,《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3:4(1963),第606~618页。

[②a] 比潘·钱德拉:《印度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Bipan Chandra,The Rise and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India),新德里,1966年;W·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成为不发达》(W.Rodney,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伦敦,1972年;阿贾伊:《殖民主义: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盖恩、杜伊格南主编:《殖民主义在非洲》(Gann and Duignan,Colonialism in Africa)第1卷,剑桥,1969年,第479~509页。

[③a] 中国学者的最新观点,可参见《北大史学》,第3辑(1995年),第1~58页。对殖民主义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观点,可参见吴秉真:《殖民统治是非洲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西亚非洲》,1991年第4期,第67~72页。

[④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766、767~773页。

[①b] 在联合国成立时,51个成员国中只有14个国家位于非洲和亚太地区,现在的185个成员国中,有102个是位于上述地区,可参见王文:《论联合国在推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354页。

[②b] 李安山:《黄金海岸的社会反抗》(Anshan Li,Social Protest in the Gold Coast,A Study of the Eastern Prorince in the Colonial Period,Ph.D.dissertation),多伦多大学,1993年,第323~353页。

[①c]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27~210页;还可参见诺尔:《英国殖民理论,1570~1850年》(K.E.Knorr,BritishColonial Theories,1570~1850),伦敦,1963年,第105~125,175~200页。

[②c] T·O·劳埃德:《英帝国:1558~1983年》(T.O.HH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牛津,1984年,第138~170、187~196、216~218、262~276页。

[③c] 可参见锋钧、薛燕:《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述评》,《南亚东南亚评论》第2集,1988年,第43~66页。

[④c] 可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第73~74页,布哈林在此不点名批评了罗易。后来库西宁在关于殖民地问题报告中对他进行了全面批判。1929年,共产国际将罗易开除。

[⑤c] D·A·罗:《亚洲为热带非洲独立提供的借鉴》,吉福德、路易斯主编:《非洲的权力转移:非殖民化,1940~1960年》(Gifford and Louis,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Decolonization,1940—1960),耶鲁大学,1982年,第1~30页。

[⑥c] W·R·路易斯:《处于困境中的帝国主义,1941~1945年:美国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牛津(W.R.Louis,Imperialism at Bay 1941-1945,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牛津,1977年,第3页。

[①d] 柯林·雷斯:《肯尼亚的低度发展》(C.Leys,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伦敦,1975年,第1~27,207~253页;萨米尔·阿明:《西非的新殖民主义》(Samir Amin,Neo-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哈蒙-史渥斯,1973年。

[②d] J·M·李:《殖民发展与好心政府:对英国官方阶级殖民化计划诸想法的研究,1939~1964年》(J.M.Lee,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ment:A Study of the Ideas Expressed by the British Official Classes in Planning Decolonization,1939—1964),牛津,1967年,英国前首相艾德礼和麦克米伦亦持此观点。

[③d] 历史学家费尔德豪斯(D.K.Fieldhause)、皮尔斯(R.Pearce)和原殖民官员伯恩斯(A.Burns)、罗宾逊(R.Robinson)均持此种观点。最典型的观点可参见约翰·弗林特:《计划的非殖民化及其在英属非洲的失败》,《非洲事务》(African Affairs),82(1983),第389~411页。

[④d] 博阿亨:《独立以来的加纳》,J·阿贾伊、A·艾科科:《尼日利亚的权力转移》,吉福德、路易斯主编:《非殖民化与非洲的独立》(P.Gifford、W.Louis,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Independence),耶鲁大学,1988年,第199~224页,第245~270页。

[⑤d] 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9~186页。

[①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

[②e] 转引自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③e] 单一民族的日本有其特殊性(但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可否看作借“地域性民族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一个例证?)。关于西非民族主义的多层次,可参见李安山:《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西非民族主义思想论纲之二》,《西亚非洲》,1995年第4期,第6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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