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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晋灭亡（317）至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为止，共经历了272年。在这期间，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方的文学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南方在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朝的统治下，文学虽有盛衰，但总的来说是代不乏人，并且涌现了不少流派，出现了好几次高潮。但北方的情况与此迥异，从西晋灭亡直到魏孝文帝太和初（477），几乎没有产生过多少作家， 而且从太和以后直到北齐和北周的中后期，北方文人的创作，仍难与南方比肩，只有到了隋代统一的前夕，才真正能与南方文学并驾齐驱。其原因究竟何在，这颇可研究。过去一些研究者也曾试图加以解释，例如：有人认为由于北方的土地比较贫瘠，经济不如南方。这结论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文学的发展并非总和经济同步，即使经济停滞，文学也不一定就衰落。再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却是北方先于南方，江南各地的经济正是南北朝以后才逐步赶上北方，而在当时根本还不存在南方富饶北方贫瘠的问题。还有人认为是中原的士人在西晋灭亡后，都逃亡到了江南，这也不合事实。因为西晋灭亡后，中原士族中只有一部分在洛阳一带做官的人（其中很大部分原籍在今黄河以南地区）逃到了江南；至于清河、涿郡的崔氏、范阳的卢氏、赵郡的李氏等大族，都仍留在北方，连原居黄河以南的荥阳郑氏，也迁到了河北。可见说士族都已南迁，亦不符当时的历史。那么，北朝初期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 北朝士族的生活状况
从西晋灭亡到魏太武帝灭北凉（439）统一北中国止，中间100多年间，北方各地处在各族军阀割据和混战的状况中，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汉族人士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还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阂，很少人愿意到这些政权中去做官；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们也忙于争夺地盘，相互厮杀，很难分出精力来提倡文艺和学术。中间虽有短暂的统一如前秦苻坚时代，但为时甚短，还来不及形成一个文学的高潮。这和南方自东晋建立以后存在着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是很不一样的。
西晋之亡，是由于割据今山西南部一带的匈奴族军阀刘聪、刘曜之攻陷洛阳，不久又攻陷了长安。当前赵军队进攻洛阳时，后来离前赵独立建立后赵政权的羯人石勒，以及归附前赵的流民首领王弥，已经不断地出没在黄河南岸一带，甚至南下威胁江淮地区。所以原来的中原士人，只有一部分在洛阳做官或原籍在今河南、山东一带的人得以南渡。至于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中，因为距政治中心较远，还相对地安定，河南的士人如左思、张载、张协等还到那里避乱。前赵政权建立后，和晋朝的战斗也大抵是在黄河沿岸，至于今河北省境内各地，却很少波及。所以即使在“永嘉之乱”前后，河北一带士人也没有南迁之举。及至洛阳陷落，晋怀帝和愍帝先后被俘时，他们南迁的道路已被阻断，即使有个别的人如温峤得以到达江南，但大规模的迁徙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只能留在家乡。
在各族军阀混战的条件下，士人们的家乡显然不是平静的，时刻会遭到各种武装力量的侵犯和骚扰。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不得不聚族而居，由一姓或数姓人家结成一伙武装自卫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坞壁”。据《后汉书·樊宏传》、《三国志·魏志·田畴传》记载，早在西汉末和东汉末的动乱中，就出现过类似的组织，不过当时战乱的时间不长。而在“十六国”时代，则延续了百年以上。这种“坞壁”在当时几乎遍布在黄河两岸，直到刘裕北伐后秦时，沿途还存在不少。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已经讲过。这种“坞壁”不但是一种军事组织，也是一个独立自给的经济单位。因为当时北方各地几乎遍地是战乱，商业和交通均已停顿。《通典》卷9 《食货典·钱币》：“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一个或几个宗族的人聚居在一起，其衣食等生活必需品完全靠生产自给。好在每一个“坞壁”都占有较大的土地，人们也可以在其中进行生产。《颜氏家训·治家》中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既不依赖于市场和交换，也不受朝廷的约束。陶渊明《桃花源诗》中说的“秋熟靡王税”，大约也是符合事实的。这些“坞壁”的建立，其最初目的自然是为了自卫，然而一旦强盛起来，也会干出打家劫舍，截掠行旅的勾当。《魏书·李孝伯附李安世传》所载广平人李波因为宗族强盛，就在地方上劫掠，屡次打败北魏军队，最终被李安世讨平。这说明“坞壁”的存在，虽然为当时北方各地的人提供了一个赖以生存的手段，但也对当时的商业和交通起着破坏作用，从而对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造成北朝的学术和文艺呈停滞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士人长期居住在“坞壁”之中，既难出外旅行，更难到外地寻师访友，缺乏交游和切磋的机会。战乱频仍，“坞壁”林立，人们只有躲在坞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的学术和文艺活动，大抵是靠父子兄弟相传授。他们所能见到的书籍更是稀少，只能是祖上留传下来的一些书。这些书的数量只会在战争或失火等偶然事件中减少和消失，却不会增加。《隋书·牛弘传》载，东晋末，刘裕平后秦，在长安搜到后秦藏书4000卷左右，据说都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大约还是魏晋时人抄写的本子。由于人们缺乏交往，也难于见到别人的藏书加以传抄。至于同时人的创作，更难于传播开去。据《魏书·崔宏传》载，崔宏在后燕末曾想南逃，但道路不通，就忧愤作诗。这诗在当时无人知道，直到后来他儿子崔浩被抄家时，才被高允所发现，但后来还是散佚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时，曾向南朝借书，据《南齐书·王融传》载，遭到了南齐大臣们拒绝。这时北方的国家藏书数量远比南朝为少。北周保定年间（561—566），所有的藏书才8000卷左右，后来灭了北齐，去其重复，也只增加了5000卷。这数字比起南朝的藏书数相去甚远。南朝在江陵被西魏攻陷时，梁元帝萧绎放火烧了书七万多卷，而这还是经过“侯景之乱”所剩余的数目，在梁朝盛时都城建康的藏书还不止此数。此外，梁朝的私人藏书，数目也很可观，如任昉、沈约、王僧孺的藏书，都达一二万卷之多，比北周的国家藏书还多。任昉、沈约等人不光藏书多，还喜欢提供文学，奖励后进，自己的藏书可以借人阅读。这在北朝是很难想像的。从现有的史料看，只有到北齐后期，据《北齐书·儒林·刘昼传》说，才有一位叫宋世良的人藏书较多，可以供人借阅。至于南方文人的创作，很快就可以流传开去。《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东晋时庾阐作《扬都赋》，为大臣庾亮所称赏，因此广为传抄，京城的纸张为之涨价。南齐王融等文人的诗文，也很快在社会上传播。他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还扬名于北方，北魏的使臣久闻其名，却未见到，只能借出使之机向王融请求一读。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北朝文人的生活情况决定了他们进行创作的条件远不如南朝。
二 北朝士族的文化传统
北朝士人不但生活状况与南朝不同，其学术和文艺传统也有着很大差别。原来，我国的学术，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终两汉之世，在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士人往往要通“五经”，才能做官。但到了魏晋时代，远希老庄、崇尚自然的“玄学”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以南、江淮以北地区兴盛起来，并且取代了儒学的地位。据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所说，当时玄学盛行于黄河以南，但在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等地，仍是儒学占主要地位。因此当时有南北学风的差异。照唐长孺先生说，南北学风之别本是黄河南北学风的不同。《世说新语·文学》载，褚裒称“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这两种学风的不同，正反映着汉儒的章句之学和魏晋玄学的各自特色。
黄河南北这种学风的差异，后来就演变成了江南与河北的不同。这是因为在西晋灭亡的前夕，不论是“八王之乱”或刘渊、石勒等少数民族军事首领的侵扰，兵锋所及主要在黄河以南、江淮以北的地区。这里的士族大都在战乱前或战乱中跟着晋元帝司马睿南渡江南。这些士人生活在玄学盛行的黄河以南地区，把中原的学风带到了江南，而他们在当时把持着东晋朝廷的主要权力。江南本地的士族在西晋灭孙吴时，已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在政治和文化上从属于北方来的士人。他们在语言、习俗和学术上都一味模仿中原人。读《抱朴子》的《疾谬》、《讥惑》诸篇，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这样原来盛行于黄河以南的玄风，就广被于江南。相反地，在黄河以北，则受玄风影响本来就很少，这里的士族还保留着汉以来的学风。于是，儒玄之别由此而变成了江南和河北的学风差别。这种差别几乎影响了整个南北朝时代。
南北学风的这种差别，在经学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据《隋书·儒林传》载，当时南朝人治《周易》用魏王弼注，北朝用汉郑玄注；《尚书》，南方用伪孔安国注（魏晋人伪托），北朝则用郑玄注；《左传》，南方用晋杜预注，北朝则用汉服虔注。显然，魏晋人治经，已杂有玄学倾向，特别是《周易》的王弼注，更是玄学的重要著作。大体上说，汉儒解经的烦琐细碎，对文学创作起着不利作用，而魏晋人的学风通达简要则对文学创作较为有利。至于儒家关于文学要从属于政教的主张，往往使他们拘守礼法，在作品中带有说教气息；玄学家强调自然和个性，则往往少有拘泥，而更能在作品中写出真情实感。
南北学风的这种差别，不光是由于传统的影响，也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南方的士人大抵居住在城市里。凡做官的人，多聚居于建康（今南京），如王、谢诸族，多在建康乌衣巷置有邸宅；不做官的人又在会稽（今浙东一带）置有别墅。他们的交往很多，经常集会作诗谈玄。北方的士族则绝大多数留居在家乡的“坞壁”之中，处于独学无友的境地。他们的生存条件更进一步促使他们笃守汉儒旧说。因为一个“坞壁”的构成，是以宗族为基础的。为了维持“坞壁”内部的团结以加强抵御外来的侵扰，他们不能不利用宗族观念，加强礼法的意识。《魏书·杨播传》记载弘农杨氏家门中的礼节极为严整。因此，像《乐府诗集》卷45引《古今乐录》所载东晋王珉调戏嫂子的婢女谢芳姿的事，在北方是很难想像的。这种意识也反映在南北方人士对待同姓人的态度上。《宋书·王懿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王懿）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这一事例就说明了北方和南方人的思想意识颇有不同。在这样的状况下，像南方所盛行的“山水诗”、“宫体诗”就很难出现于北方。因为他们既无可能到各地去游山玩水，更不可能蔑弃礼法，做出那种风流韵事来。这就决定了北方文学必然走着一条不同于南方的发展道路。
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北方文人对待创作的态度也与南方迥异。南方文人以文会友的机会很多，诗文往往公诸同好，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修改和补充。《世说新语·文学》载：“桓宣武（温）命袁彦伯（宏）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作《海赋》，给顾觊之看，顾说：“但恨不道盐耳。”张融立即提笔添了“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四句。张融在文学上很自负，但他能欣然接受别人的意见。至于北方士人对别人的创作和学术成果则不是这样。《魏书·儒林·陈奇传》载，游雅因为与陈奇不合，竟取陈奇所作《论语》、《孝经》的注“焚于坑内”，并且禁止后生们听取陈的学说。所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讲到江南的文人作诗文，喜欢听取别人的批评，而北方文人却不然，反而会生气。颜之推说他到北齐后曾因此得罪过人，所以告诫他儿子千万要小心。这说明北方士人长期居住在“坞壁”之中，缺乏交流造成了固步自封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文学有长足的进步自然是很困难的。
三 北朝文学的发展
北朝文学的这种停滞状态几乎维持了一百六七十年。但到后来终于发生了变化。从北魏孝文帝即位，特别是迁都洛阳以后，就明显地出现了转机。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孝文帝个人。因为鲜卑拓跋氏自从入主中原以后，尽管开始时对汉族文化怀有偏见，但长期的事实却向他们证明了要在广大的汉族地区进行统治，就无法摒弃汉族的固有文化。于是他们开始任用一些汉族士大夫如崔浩、高允等人。北魏太武帝灭北凉，把凉州的许多文人如刘
、宗钦、张湛、段承根等人迁到了平城。这些凉州文人带来了从西晋末起在凉州一带发展起来的固有文化。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北魏学术和文艺的发展。如崔浩为《周易》作注，就得到了张湛、宗钦等人的启发；这些人还和崔浩、高允等作诗唱和。当然，这只是北朝文学的发轫时代，那些诗文一般都很枯燥平板。到了魏献文帝从刘宋手中夺取了今山东一带土地后，又把当地的一些士人迁到平城，号为“平齐民”。这些“平齐民”给北方带来了南方文化，曾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当时的经学大师刘芳，就是一位“平齐民”。此后，由于南朝内乱，逃亡到北方的士人为数不少。如王肃的入魏，就引起过北方人仿作南方小诗的事例。
北方文学的真正复兴，应当说是孝文帝迁洛以后。当时北朝的学者和文人中，有很多还是凉州人或南朝人的后裔。如文字学家江式、文学家常景的祖上，都寓居凉州；文学家袁翻、温子昇等则祖上流寓南方。当然，北方也出现了一些学者和文人，如郑道昭、韩显宗、崔光、祖莹等。魏孝文帝本人也擅长文学，他曾和郑懿、郑道昭等人联句作诗；还曾亲自评骘过韩显宗、崔光等人的文章（见《魏书·韩麒麟传》）。今存的《吊比干文》等碑文，历来说是他自作。（据《魏书·本纪》，太和十年（487）后的文告，均孝文帝自己所作。） 此文虽文风不同于南方，而古奥朴茂，自成一体，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总的来说，这时北朝文人的创作主要学习南方文人。如：郑道昭的《登云峰山观海童》诗，明显地受郭璞影响；常景《蜀四贤赞》，取法颜延之《五君咏》和鲍照《蜀四贤咏》；袁翻的《思归赋》手法和文体上纯学江淹和鲍照；甚至温子昇的《韩陵山寺碑》也多少受过梁陆倕《石阙铭》的启发。北朝文人也明白这一点，所以《魏书·祖莹传》载，祖莹曾主张：“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但现在看他的作品，还看不出多少特色。这是因为北朝文学在长期冬眠之后，难免要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才能出现自己的特色。
从魏孝文帝以后，由于洛阳和后来的邺城、长安相继成为文化的中心，文人交游、切磋的机会多了。士人们开始变乡居为城居，生活方式已逐步与南方士族接近，所以文学日见兴盛。但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增加了，却不完全等于作品质量的提高。所以《魏书·文苑传序》评比魏后期的文人，仍称“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但如此，即使在北齐时，多数作家也还没有摆脱模仿的道路。据《颜氏家训·文章》、《北齐书·魏收传》等记载，邢劭和魏收曾互相訾议对方，邢说魏效法任昉；魏说邢模拟沈约，其实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北朝作家，仍然在取法南方文人，在艺术成就上仍赶不上南方。这也不足怪，因为从西晋灭亡到魏孝文帝时，约一百六十多年，南方文坛上已经历了东晋、宋、齐三代，出现过玄言诗、元嘉体、永明体等不同流派；涌现了郭璞、陶渊明、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脁、江淹、沈约等等杰出作家，而北朝文学才开始起步，出现这样的差距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北朝文学发展到北齐和北周的末期，情况又有了转变。像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出现，使北朝文坛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时北朝文人经历了长期的模仿阶段之后，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像卢思道在齐末所作的《从军行》及入周后所作的《听鸣蝉篇》，在艺术上已不在当时南方文人之下。较他稍年轻的薛道衡、杨素诸人在诗歌创作上也各具特色。薛在入隋后所作《昔昔盐》、《人日思归》颇为南方文人所赞赏；杨的《出塞》及赠薛诸诗清新劲遒，气骨甚高。相反地，南方士族由于长期受到朝廷优待，往往脱离社会实践，只聚集在宫廷或将相大臣的邸宅中诗酒流连，写一些题材窄狭的咏物诗。这些诗不免缺乏社会内容，而且手法难免单调，风格也显得纤细柔弱。这时北方文人却具有更多的生活感受。例如卢思道在《劳生论》中说自己“若乃羊肠勾注之道，据鞍振策；武落鸡田之外，栉风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称弊”。这种经历显然是南方文人所不曾有过的，因此他那些边塞题材之作，就较之南方文人仿作的那些“汉横吹曲”辞，显得更富生活气息。入隋以后，薛、杨及后来的孙万寿等都写过一些好诗，其传诵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由南入北的江总、虞世基等人之作。不但汉族作家，即使像出身鲜卑族的元行恭，入隋后曾与江总同游长安的昆明湖，并且作诗。从两诗看来，元作亦不在江作之下。历来的选家评选隋诗，总是选录北人之作较多。这说明北朝后期至隋代，北方文人的创作水平已经赶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南方文人。到了唐初，情况也是如此。所谓“初唐四杰”中，有三位都出生于北方。这说明北朝文学虽曾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冬眠”，但后来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应该说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值得研究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