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函数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自从Keynes(1936)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消费函数作为其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以后，准确描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寻求消费函数的表现形式成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消费函数，即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起了核心作用。消费函数理论研究及其经验研究的进展层出不穷。消费函数的研究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研究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并为这种关系寻找实际经验资料的支持，最有代表性的是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和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消费函数的研究在新古典框架内进行，以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和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为标志，消费函数的研究被纳入微观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论范畴。Lucas(1976)的理性预期的思想以及Dickey和 Fuller(1978)经济计量学中对单位根过程(Unit Root Process)的研究推动了消费储蓄理论的研究，从此消费理论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目前所有的研究都属于这一阶段。目前主要理论研究包括：(1)认为消费服从随机游走过程的“随机游走假说”；(2)认为收入下降时居民往往不能自由借款，从而影响其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假说”；(3)认为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与居民储蓄正相关的“预防性储蓄假说”；(4)认为消费习惯在时间上不可分的消费习惯模型等。
一、随机游走消费函数及其计量检验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强调当未来为确定性情形下，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量，未来的消费计划取决于未来收入和财产的平均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现实消费与未来储蓄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Yaari(1965)、 Champernowne (1969)、Levhari和 Nirnan(1977)以及Davies(1981)的工作对此作了探索，Hall(1978)围绕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做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在Hall(1978)的经典论文中，在一系列的假定条件下：(1)效用函数是二次型和严格凹的，且分时可加；(2)消费者是同质的；(3)主观偏好率，利率被假定为常数；(4)信贷市场完备等，Hall考虑一个典型消费者在其无穷的寿命周期内有分时可加性的效用函数：
则其总效用为：
Hall得到的结论为：在理性预期假设下，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寻找效用最大化的效用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lk)过程。这一结论就常常被称作为消费的随机游走，因此Hall的消费函数理论就被称作为随机游走假说。 Hall从跨时最优化消费模型中观察到，如果知道
，就可以利用(8)式预测
。如果消费者在t期处于最优消费路径上，亦即利用了其拥有的关于未来收入的前景的信息，就可以用来预测t+1。因为已经包含了所有信息，所以预测时不再需要其它任何变量。Hall的结论大大扩展消费函数的概念，因为通常的认为消费函数就是指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而霍尔函数却显然排除了对收入的任何考虑。
Hall以后的研究突出了消费和实际收入的联合考察。Flavin (1981)考察了收入和消费在理性预期框架下的关系，并获得了拒绝严格的最优化假说的足够预测性。 Flavin(1981)和Hayashi(1985)都发现，对于美国的数据，消费对可预期收入额变动是很敏感的。Cood- friend(1986)说明Flavin的检验使用了可以立即观察到总收入的假说。Mankiw和Spapiro(1985b)批评了Flavin的做法，理由是：Flavin那种抽掉趋势的方法会带来过度敏感性，即使这种敏感性在原始数据中根本不存在。Stock和West(1987)反驳了Mankiw和Spapiro将过度敏感性归咎于被错误地抽掉了趋势的随机游走的说法，他们认为 Hall检验和Flavin检验的关键区别是Hall将滞后消费作为回归量包括在其中，而Flavin却没有这样做。Deaton(1986)质疑Mankiw和 Spapiro所指出的偏差能够完全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的观点。Campell和Deaton(1987)进一步考察了Deaton(1986)的设想，并试验了多个低阶ARIMA收入模型。这些模型的大多数体现了消费变动的方差应该大于收入变动的方差的性质。Kampbell和Mankiw (1989)试图用工具变量法检验Hall假说以及克服Hall检验的缺陷。他们选取美国1953年～1986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以消费者人均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实际购买量衡量消费，以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收入，检验了Hall假说。他们考察了许多不同系列的工具变量并发现，收入的滞后变化对未来变化几乎没有预测力。这意味着， Hall没有发现滞后收入变动对消费的预测力并不能成为反对传统消费理论的有力证据。Shea(1985)利用单个家庭数据检验消费行为，他采用了收入动态固定样本研究的数据，并特别注意区分收入的可预期变化。其结果，他的估计在数量上大大的偏离了随机游走假说的预测。Nelson和Plosser(1982)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Camvell和 Deaton(1989)用多种方法对此进行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是：实际消费的变动3.27%大大小于PIH的理论预测值5.55%，这说明消费相对于持久收入而言，过于平滑 (Excess Smoothness)。West(1986)利用一个方差约束技术考察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相对可变性问题，其结论是：证据虽然可能倾向于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Nelson(1987)重新考察了 Hall最初的经验结果以及Flavin随后的研究。他认为在早先的消费给定的情况下，通过假设近期的消费具有对数效用和对数正态分布，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结果。同时他确认Flavin关于过度敏感性的强结果可能源于她抽掉数据趋势的做法。Hall和Mishkin(1982)又发现与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相对应的结果：从数据上看，消费变动和滞后收入变动间存在者很强的负相关。对RE-PIH的类似检验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进行。Daly和Hadjimatheou(1981)利用英国的数据以及Johnson(1983)应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否定了Hall的假说。进一步，Bacchetta和Gerlach(1997)发现，过度敏感性不仅体现在收入变化上，还体现在一国信贷总额的变化上：滞后的信贷总额同样有助于预测未来消费的变化，这扩展了过度敏感性的存在的范围。
二、流动性约束理论及其经验分析
RE-PIH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理论基础，但是西方大量实证研究(Blinder,1981;Flavin,1981,1985;Hall&Mishkin,1982;Hayashi,1982)表明RE-PIH不能有效解释居民的消费行为，并非所有的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都遵循随机游走假说，部分消费者对当前收入变动非常敏感。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高于持久收入假说所预测的水平这一观点，长期以来是与流动性约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Muellbauer,1983,1986;Zeldes,1985; Longer,1983;Flavin,1985;Brown ing,1987)。理论上，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行为均能较好解释这种偏离，但是实证研究中并没有找到证明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有力证据，因此人们通常将居民消费行为对RE-PIH偏离的主要原因归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流动性约束是指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消费者无法无成本借到自己想借到的钱，来平滑最优消费路径，导致当期消费低于终生平均消费水平，出现消费需求不足。
最早关注流动性约束问题的是Flemming(1973)以及Tobin和 Dolde(1971)，他们认为把流动性约束纳入储蓄模型是相当重要的。 Zeldes(1989)将流动性约束定义为某一较低的资产水平（相当于两个月的收入），然后按照消费者的资产——收入或者财富——收入是否低于或者高于这一水平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他认为消费者所拥有的财产低于两个月的收入，他就是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在这一判断指标下，消费的变化和滞后收入之间有显著的统计关系。 Jappelli(1990)利用Zeldes的标准划分样本时，发现有8.3%的被拒绝贷款者有较高的财富收入比。这表明除了收入和金融资产外，其他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同样可以影响消费者的借贷能力。在Jappelli的研究基础上，Garcia,Lusaria和 Serena Ng(1997)利用更多的信息建立了消费者的借贷能力的概率函数，他们采用的1980年～198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在影响储蓄和储蓄行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经验研究方面，检验流动性约束假说的文献众多，但结果比较混乱。一些学者基本上都认可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及其对消费等变量的效应。Deaton(1992)认为消费信用制度控制被用作战后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说明借贷约束水平与总量消费支出间强烈相关的证据。Hall和Mishkin(1982)， DeLong和Summers(1986)，Campbell和Mankiw(1991)，Hayashi (1985)和Zeldes(1989b)发现增加流动性约束将减少消费的证据。 Jappeili和Pagano(1989)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表明流动性约束是引起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金融管制程度，所以流动性约束的强度不同；在金融管制强度大的国家流动性约束的强度大，所以其过度敏感性也较大。Jappeili和Pagano(1994)用贷款比例来衡量一个经济中的行为人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结果发现储蓄率与贷款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因而，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Chan,Ramey和Starr(1995)以耐用品消费理论为基础，对流动性约束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指出，如果无法通过借债进行消费，面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生效的流动性约束，行为人会提前减少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的变化因而可以用于预测非耐用品消费的变化。 Chan等人进行的检验支持上述结论，从而又为流动性约束提供了一些证据。最近的一项经验研究来自于Sacchetta和Gerlach(1997)，他们使用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法国的数据，再一次为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当然，不利于流动性约束假说的经验研究同样存在。Altonji和 Siow(1987)仅找到支持流动性约束和消费关系的微弱证据。Shea (1995b)发现，根据美国战后的总和数据，消费对于收入可预期的下降的敏感程度要大于对收入可预期的上升的敏感程度，而流动性约束假说却意味着相反的结果。Cristian Echeverria(2002)认为流动性约束可能不是驱动总量消费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结论尚未出现完全的统一，但做出如下判断似乎并不属胆大妄为，即流动性约束确实存在，而且至少是影响部分行为人之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预防性储蓄理论
从Keynes时代开始，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储蓄的预防性动机存在。而且在近20年，预防性储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传统的确定性等价理论 (Certainty Equivalence)中，边际消费效用函数为线性函数，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计划取决于未来收入的平均值。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跨时优化选择行为，是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重要拓展。
最早尝试对不确定性与消费行为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是Fisher (1956)和Friedman(1957)。他们发现，当个人的职业更具风险性时，储蓄倾向会更高，这种动机源于预防性储蓄动机。首次对预防动机的储蓄模型进行分析的是Leland (1968)，他定义预防性储蓄由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引发的额外的储蓄，由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他得到了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原理不再成立。 Sandmo(1970)利用两时期模型研究了收入风险和资本风险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对储蓄决策的影响，得出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将使消费者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而暂期风险厌恶递减的加总假说对收入的负面影响是其充分条件。 Miller(1974,1976)和Sibley(1975)又将此研究推向了多时期模型的环境中，得出了凸边际效用函数是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条件之结论。 Danziger(1981)研究了储蓄的预防动机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效应。 Skinner(1988),Blanchard(1989)强调只有持久收入波动对预防性动机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Zeldes (1989)和Caballero(1990)研究认为，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 Kimball(1990,1991) 以及Weil (1992)对预防性动机与风险储蓄动机和跨时替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称预防性储蓄动机为“谨慎”，提出的包括绝对谨慎与相对谨慎的理论在形式上与Pratt(1994)的风险厌恶理论具有相似性。Deaton (1991)与Carroll(1992)结合实际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约束假说，提出了“缓冲存储”(the buffer-stock savings model)模型。Carroll(1997)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下的“缓冲存储”进一步加以研究。
近10年来，西方学者做了大量预防性储蓄方面的经验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Jianakoplos(1986)使用国民纵向调查(NLS)研究预防性储蓄与政府收入保障计划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着强烈的预防性动机。Kuehlwein(1991),Dynan (1993)以及Starr-MeCluer(1996)则认为，找不到预防性储蓄存在的证据。如果假定效用函数是二次型，这一假定使得消费的方差（即风险）不影响最优行为，也即消费者是不考虑风险的。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Zeldes(1989)发现，在CRRA函数的假设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那些金融资产较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人群。另外，一些研究也检验了不确定性对消费模式的影响。Dardanoni(1991)使用英国家庭的数据，发现在不同职业和行业分组中平均消费随收入方差的变大而降低。在最近的研究中，Kazaroian(1994)发现家庭收入的方差与财富一收入比率有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可以通过前者预测后者，这与预防性储蓄假设一致。但是，这个结果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正的（负的）暂时收入冲击将会导致当前财富的上升（或下降），而这与一些没有预防性储蓄特征的消费模式也是相一致的。Starr-Mccluer (1994)发现一旦将健康保险范畴这一外生因素纳入考虑，健康保险会降低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Levin (1995)研究了医疗支出和政府健康项目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对健康保险的需求。Carroll(1993,1994)使用美国收入动态的分组统计数据 (PSID)和消费支出调查数据(CES)，用收入的方差等代表风险，其结果对预防性动机假说给予支持。 Skinner(1988)使用职业代表不确定性，通过对美国1972年～1973年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CEX)的研究，发现并没有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Guiso(1992)使用个人资产的差异代表不确定性，发现预防性储蓄动机仅占家庭净资产的2%。 Skinner(1998)认为预防性储蓄占美国总储蓄的60%。这也表明预防风险的动机的重要性超过了平滑消费的储蓄动机。由于未来的收入风险与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所以较好的社会保障应该能够显著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
四、消费偏好、习惯与消费行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理论对消费行为的研究，都假定消费偏好在时间上是分离的，并不考虑偏好形成对消费行为的影响(Shapiro,1984;Zeldes,1989)。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消费习惯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过去的消费习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效用(Pollak & Wales,1969;Houthakker & Taylor,1970; Phillips,1972;Rossi,1987)。现今消费函数中消费习惯形成假说，始于 1980年Deaton和Muellbauer的研究，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对消费习惯形成假说做出了重要贡献；Deaton(1992)进一步论述了消费者习惯形成的若干观点。对消费习惯的研究大多在REPIH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消费习惯形成模型主要分为：早期消费习惯形成模型、CRRA消费习惯形成模型、理性消费习惯形成模型以及多重消费习惯形成模型等等。
Braun等(1993),Dunn和Singleton(1986)以及Heaton(1993)采用总量数据来检验消费习惯的影响，但是没有发现消费习惯形成的显著证据。然而，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却在月、季、年度数据中都发现了显著的消费习惯形成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多数学者转向使用个体数据对消费习惯进行研究。Ferson和Constantinides (1991)以及Braun等(1993)将消费习惯持续性和耐久性相结合来研究，与此不同的是，Heaton(1995)和Ermini(1991)将消费习惯，耐久性和时间分开来研究。Abel(1990)和 Compbell与Cochrane(1995)增加消费习惯的具体规定性；Alessie和 Lusardi(1997)将消费习惯形成和收入的不确定性结合的模型，等等。总之，现有的消费习惯模型并不能够在经验研究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研究者所得的结论并不一致。
五、结语
以上简要回顾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 (1)消费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关系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未来的消费函数的研究可能集中在消费与劳动力供给、预防性储蓄与消费波动、耐用消费品支出变化的规律、习惯偏好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等方面。(2)另外，与主流方向不同的是，有些学者如Thaler和 Shefrin等人另辟蹊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试图修正和拓展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心理学引进消费函数的研究，消费储蓄的研究会越来越多地与心理学的知识相结合，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