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其与发展经济学的整合_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其与发展经济学的整合_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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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运行的长期过程时使用的两个概念,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不尽相同。到了近代,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分道扬镳,前者保留在宏观经济学里,而后者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总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还应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的进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新增长理论,使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发展,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融合。

新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可归纳为从企业、家庭、政府、国外四大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深入研究。罗默(Romer)在1986年发表了《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一文,认为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它本身的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生产中具有递增报酬,另外知识还具有外在性,即一个企业创造的知识会成为公共知识而使其他企业受益。罗默就此建立了两时期模型和无限水平的增长模型,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达到长期稳定的增长。罗默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增长模型,认为知识的积累是企业在市场力量下作出决策的结果,并认为知识在产出生产中具有递增报酬,突破了传统理论将知识作为外生因素处理的方法和生产要素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这是罗默对增长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罗默的这篇论文成为新增长理论的开创性文章,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

卢卡斯(Lucas,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贝克尔(Becker)、墨菲(Murphy)和塔姆拉(Tamura)的《人力资本、生育率和经济增长》(1990),埃里克(Ehrlich)和路易(Lui)的《隔代交易、长寿和经济增长》(1991),罗森兹威格(Rosenzweig)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证据》(1990),都从家庭(个人)投资出发讨论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卢卡斯建立的宏观模型分析整个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他首先假定劳动者将一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学习和培训,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后使产出增加,并在生产函数中用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表示人力资本的外在性,个人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选择控制的变量,整个经济的人力资本可以稳定增长,从而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内部动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与罗默的模型比较相似,体现了人力资本内生化、递增报酬和外在性的思想。贝克尔和埃里克等人建立的微观化模型以一个代表性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假定只有体现知识与技能的人力资本和无需知识与技能的原始劳力资本(raw labor)为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主要分析家庭中由投资回报率决定的父母对孩子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确定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一种经济可能处于两种均衡,在低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很少,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的长期水平处于停滞状态;在高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或保持持续增长,经济也处于长期稳定的增长。受到冲击后两种均衡可以发生转变。两种均衡的分析可以解释世界各国经济的状况。罗森兹威格的文章利用不同国家的各种经验证据证实了大多数关于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模型所包含的基本命题: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提高生育率引起的相对成本和回报的变化会相应地使父母改变对家庭规模、每个孩子人力资本水平的决策。他还用事实根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以及外生技术的变化同时导致学校教育投资的增加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节育的昂贵费用成为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但适度的因素。卢卡斯、贝克尔、埃里克、罗森兹威格等人的新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人力资源中的人口数量或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家庭或个人选择控制的内生变量,或用理论解释一些经济现象,或用经验证据验证理论,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家庭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结合。

在新增长理论中有一组文章着重分析了政府部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巴罗(Barro)在《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支出》(1990)一文中使用了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概念,他假定政府向每个生产者提供公共服务(即政府支出),广义资本和公共服务在生产中具有不变规模报酬,政府支出经费用税收来维持,随着政府效用型支出的增加,人均消费增长率和储蓄率下降;但随着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增加,人均消费增长率和储蓄率开始时上升而后下降。因此,政府可选择最优的税收和生产性支出,刺激个人对公共服务的潜在需要,实现持续的人均消费增长。政府维护经济基础和保护财产权力的职能对个人的资本积累是很重要的,另外,自利的政府肯定会降低消费增长率和福利。乔根森(Jorgenson)和恽坤阳发表了《税收改革和美国经济增长》(1990)一文,利用实际观察数据和估计值来评估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估计1986年美国实际采用的税收使国民财富增加了2.8%,提高了非现世(atemporal)资源的分配效率。但是,根据1986年总统原定的税收计划,税收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因此他们预测增税的潜在可能会阻碍福利的提高,对于未来税收改革,他们认为最值得提倡的方法就是将家庭资产的收入纳入税收范围,降低商业收入的税率。金(King)和里贝罗(Rebelo)在内生增长模型里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税收对国民福利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非常大。以美国的数据分析为例,所得税率上升10%,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大约1.6%。这是因为所得税的提高使人们减少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降低了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上述研究都讨论了政府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和不利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学者将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理论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罗默在《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他根据阿罗(Arrow)的知识由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体现的思想,把生产函数中的企业知识视为知识和某种有形资本复合的财物,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和开放环境,知识不但可以在不同国家自由传播,而且与资本相称的知识的外在影响也可扩散到其他国家,从而被知识密集度较低的国家模仿。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的第五部分也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认为人力资本也可以通过工作而积累,强调各国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不断被强化,形成专业化生产,从而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斯科特(Scott)在专著《经济增长的一个新观点》(1989)中强调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他在解释二次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生产率快速增长时,特别强调通过产品交换和技术交流引起的一种“赶超”效应。通过世界贸易自由化与快速增长,使得许多国家从由比较优势引起的更广泛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对观测样本的回归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释,说明为什么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比美国和英国高。理论和事实都说明通过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投资机会,减少失误,大大减少研究开发费用,利用赶超效应,迅速发展经济。贝克尔和墨菲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1992)一文中认为协调成本是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他们在论证中使用了净人均产出,并以不变弹性的协调成本函数为例导出有效的劳动分工和产出水平以及人均产出的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增长、外生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以及协调成本的下降成正比的结论。另外,贝克尔等还将上述的净人均产出函数与传统的可分离的消费效用函数联合,得到人均产出、人力资本和消费的稳态增长率,并认为在适当条件下这些稳态增长率可随时间而不断提高。《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5月的专刊以“专业化与重新思考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标题刊登了杨晓凯(Yang,X.)和博兰(Borland)的两篇文章,他们在模型中用劳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人口而是交易效率。在落后国家交易效率低,选择了自给自足;发展中国家生产率稍高,能付出交易费用而选择高一点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而发达国家交易效率充分高,可以选择完全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劳动分工的演进形成人均收入的增长,在演进的开始阶段,经济增长率低,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后,经济起飞、增长率提高,当劳动分工的潜力已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总之,劳动分工的演进和市场的范围、贸易的依赖性、比较优势的发挥、交易效率的提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讨论最近有两篇文章是值得重视的。一篇是卢卡斯的《为什么资本不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1990),文章中卢卡斯对传统的理论结论提出了质疑。因为按照新古典模型,在欠发达的经济里资本报酬率较高,投资商品将从富裕国家很快地流向贫穷国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卢卡斯在文章中对此提供了四种可能的答案,即: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外在利益、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垄断,这四个因素影响到资本报酬率或投资决策,所以没有发生传统理论所说的收入均等化的国际资本流动。另一篇是王建业的《增长、技术转让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1990),他在文章中建立的模型与卢卡斯的模型(1988)相似,并赞同“不同国家禀赋的人力资本不同,增长率也不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将拉大,从自给自足状态转变到完全资本流动状态将阻止收入差距的扩大。该文的结论表明,一开始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中获益:不仅使落后国家增加就业、促进技术进步,还有利于提高收入及其增长率,缩小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新增长理论具有微观化、模型化和内生化的特点,其核心是内生化。所谓内生化就是将传统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放到增长模型里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从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来看,这些内生变量是:企业的知识、人口和人力资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外部门中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尽管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之前就提出了,但它们没有改进假设条件,过于强调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思想方法到结论都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增长模式。而新增长理论提出了递增报酬、外在性等新思想,将以往作为外生变量的因素引入模型,并且摆脱了传统增长理论中“经济的稳态增长率由劳动力增长率所决定”这样的“不愉快的结果”,认为人均产出或消费可能随时间无限地增长而不必依赖人口增长。经济学界有观点认为新增长理论的价值基本上取决于它们对一些经济发展现象(例如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能力。根据罗默的理论,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和前苏联的科学技术都很发达,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积累率却都相差悬殊,原因是前苏联的经济中企业没有赢利动机也没有市场竞争的动力,高科技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增长;传统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像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根据贝克尔等人的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上一代国民在教育上下了大力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在下一代显示出来,那就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另外,贝克尔、埃里克等人关于经济存在两种均衡的论述比较符合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金和里贝罗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指出,政府的税率变动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巴罗认为政府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政府调控的经济可能达到比自发经济更高的增长率,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趋势也各不相同。罗默、卢卡斯等关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解释了各国经济水平、增长率、收入水平存在差别的原因,并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具有推动作用说明开放经济比封闭经济发展更快一些。我国对外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是该理论的一个例证。

新增长理论是在传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同经济发展理论又重新联系在一起,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如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资本积累理论、人口发展与人力资本理论、资金形成理论、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理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理论以及宏观调节理论都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切,因此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必将促进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诚然,新增长理论是正在形成和兴起的理论,自身也存在许多弱点和不成熟之处。尽管如此,新增长理论在开创新领域、创立新思想、探讨理论突破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实现今后十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迫切的现实的研究课题。因此,加强对经济发展问题和经济增长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推动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更进一步融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是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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