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航[1]2004年在《记者道德行为的选择与评价》文中指出不同的新闻伦理观直接影响着记者在新闻活动中行为的选择，而这种行为选择又会得到不同的道德评价。当前，新闻记者的活动引起的道德上的争议不断，正是这种争议，促使笔者对记者道德行为的选择与评价进行探讨与分析。 新闻伦理观的分歧来自于伦理学本身的分歧。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伦理观及案例的引入，讨论在新闻活动中，如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行为，又如何对这种行为做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评价。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本文的基础部分。这两章的作用主要是，对记者的道德行为选择的意义与必要性、道德共识的达成，以及其他基本的伦理观点和概念等问题，做了基本的阐述。这方便了我在后面两章的论述。 第叁章与第四章是本文重要的两部分。前者是对记者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困境尽可能地做出了分析，并主要讨论记者如何在道德冲突中进行行为的选择。后者则自然地涉及到对记者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这种评价，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行为选择的意义，以及在以后的实践中更好地选择。
张珂[2]2009年在《论“后现代”传媒语境下记者的职业道德》文中提出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记者这种了望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记者的职业道德除了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共性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职业道德的特点。记者职业道德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新闻传播正面功能的发挥,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新闻记者才能在其工作岗位和社会生活中起到该起的作用,发挥其正面的作用。但在当下,“后现代”这一新鲜词汇频频亮相于人们的视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中心价值观和理想模式的对立,使得对新奇事物天生敏感的大众媒体对其颇为关注。这种关注,对“后现代”思想的传播来说,无疑是一股推波助澜的力量。“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其反权威、没有绝对指点、零乱性等特征,无可避免亦“感染”了传媒这一行业。于是,记者们曾奉之为圭臬的传播精神逐渐失却它作为主流指导思想的地位,记者所信奉的“职业道德”也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局面。这直接导致媒体从业者中出现了道德失范现象,使新闻传播失去了真实性,从而影响新闻传播社会功能的正确发挥,更违背了新闻职业责任的初衷。因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要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中树立坚定不移的主流义利观、价值观,内化为新闻从业者道德约束力,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引领新闻价值取向,并且经过社会多方面关注,共同配合形成合力,才能逐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准,才能大力弘扬新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
侯晶晶[3]2004年在《内尔·诺丁斯关怀教育理论述评与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政治建构中普遍权利取向的民主原则和经济现代化所倚赖的泰勒原则是否就是教育的道德性理想的上限?后现代的宪政理论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整体与具体的辩证法使教育学者不可能满足于标准化、目标式的现代教育的已有成就，而无视千百万学生的现实异质性对于教育的殷切吁求。在此背景下，美国教育学会主席内尔·诺丁斯教授尽二十年的学术努力，提出了重视生命差异、关注师生关系对于学生关怀意识和能力培养的关怀伦理学以及关怀取向的教育思想。她认为：以关怀为取向的道德性应该体现于教学、评价、管理等教育的每一过程和方面，并提出了关怀教育详尽的实施建议。她指出：只有重视个体性、具体性和学生真实感受的关怀性教育才是道德的教育，只有道德的教育才能孕育有效的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才能使之成为有责任感、有关怀意识和关怀能力的关怀者，才能使其获得人生的幸福。就道德教育而言，她质疑受科学主义、唯认知主义和男性中心文化传统支配的道德认知教育模式，她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强调对学生生命的尊重、对学生体验和感受的重视、教师的榜样作用和道德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同时以现象学的方法细致探讨了道德教育的四种方法：以身作则、对话、实践和认可。这种思想超越了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 诺丁斯的关怀教育理论对于反思我国目前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非关怀现象和清理对关怀的各种误识具有借鉴价值。在诺丁斯思想的启发下，本文分析了老子民生式关怀思想和先秦儒家政治取向的关怀思想对于现今中国教育的双向影响，并简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关怀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论文最后对现代中国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关怀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关怀教育理论以具体的人为本的时代性特征与我国正在努力建构的以民为取向的社会政策、国家政策和教育政策具有可契合之处。 总之，笔者认为：没有贴着教育标签的关怀仍然是教育，而融入关怀的教育则是意蕴更丰富的教育、更体现教育性的教育。关怀之于道德性就像红细胞之于血液，道德性之于教育就像血液之于肌体，专门的道德教育与其他教育方面道德性的关系——或者简称为道德教育与教育的道德性的关系——就像心脏与遍布全身的血管。专门的道德教育是一个血液密集区、一个血泵，它像发动机一般向教育肌体的其他部分运送能量并与之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心脏如果与其他器官失去血脉联系，就会变成一堆没有生命的死物。而教育的任何方面和过程如果缺少道德性和关怀，就会像肌体缺血一样，引起功能障碍、发生器官坏死，甚至丧失生命力。教育关怀性的充分实现是生成对自我、对他人、对文化、对生态等全面负责的关怀者的必要前提。教育的实质在于对人的生命力的呵护与培育，这种生命力中包孕着关怀意识和关怀能力。
袁芳[4]2013年在《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道德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电视传媒事业随着科技水平及以互联网为发展载体的新媒体技术出现，对传统的技术手段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引发了传媒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现状。一方面，市场竞争促进了竞争双方不断的对节目相关内容进行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传媒市场的恶性竞争。为了提高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各大电视台开始采用不规范的市场运作进行经营，对节目内容和样式进行无限制的改变，甚至使用揭露隐私、色情、暴力等不健康的方式来吸引广大观众。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相对晚，对于新闻媒体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甚健全，对于媒体市场不能开展全面有效的监督管理，最终造成部分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出现。本文主要在此背景下，针对节目主持人的言语行为特征与言语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于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与道德问题的相关研究，前人及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将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与道德相结合进行的研究比较少。因此，第一部分先对本文研究课题的背景及意义进行了总结分析，同时对不同角度的相关研究综述亦进行了总结分析，以期为下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本文对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的道德义务和权力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两者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构成要素对言语道德的相关影响，研究发现言语行为的不同构成要素都能够对言语道德产生影响，节目主持人应不断提高自身的言语行为。再次，本文选取SPJ(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行业协会中的叁个典型案例对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的道德冲突进行分析，对道德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总结，最后提出通过主持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媒体自身建设及完善法律法规对道德冲突进行源头上的清理。最后，在对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道德评价的价值、社会意义、坚持原则及评价标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叁个方面提出构建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道德体系，最终在社会伦理规范范围内，促进电视传媒事业的长久健康发展。
刘玉芝[5]2009年在《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飞速发展,新闻传媒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它以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舆论引导功能、服务与娱乐功能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重要建制。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模式转变的同时带来了传媒运作模式的转变。传媒进入市场运作使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中蕴含的利益关系与以往相比日趋复杂。原有的某些道德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道德价值观尚未深植于人心。当新闻工作者同时面临着几种道德准则或义务要求需要作出选择,而又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道德价值选择困境。当前我国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价值选择面临的伦理冲突现象主要有叁大类:报道新闻专业需要与社会公德要求之间的冲突;维护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经济效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维护新闻自由权利与保护公民隐私权利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近年来在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中出现了各种关涉道德问题的现象:违反新闻真实性;制造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滥用新闻自由,侵犯隐私权等等。这些媒介产品给社会和受众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新闻传播理论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为了使新闻传媒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我们要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建构起新闻工作者合理的道德价值选择的实践途径。为此,本文从伦理学的视角,在对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新闻传播实践,分析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关涉道德现象的问题,揭示其伦理本质之所在,积极探索构建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的具体的实践机制。旨在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价值选择提供道德资源和价值基础。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对我国新闻报道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定义。然后从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受众的新闻需要和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情况叁个方面,对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的必要性做了详细论证。最后明确了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的前提条件是外在自由(或社会自由)与内在自由(或意志自由)的最佳结合与统一。第二部分,对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进行了理论阐释。首先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进行了概念定义。进而明晰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的理论依据即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道德义务和良心,目的和手段。并分别从“动机”、“目的”、“手段”和“结果”选择的四个环节进行论述。第叁部分,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面临的伦理困境透视。本章结合大量的事实案例,分析当前我国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价值选择面临的伦理冲突现象。并通过深入分析指出了媒体体制上的弊端、经济利益的追求、新闻法制法规不健全、受众监督机制不完善、媒体自律性不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缺失是造成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冲突的六个主因。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构建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的实践途径。确定了我国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使用的伦理原则。包括真实性原则、公正原则、受众利益原则和社会效益原则。并立足于我国国情,结合我国新闻传媒的特点,对构建我国新闻工作者合理的道德价值选择的实践提出了深化媒体体制改革、推进新闻法制建设、健全受众监督制度、完善媒体自律机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几方面的建议。
于世华[6]2015年在《教学的内在目的性—一位高中政治课教师的观念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一国家的教学内在目的性体现在课程目标上。课程目标最基础的来源是社会生活问题。在学科专家的建议中,课程目标被具有“实体形态”的学科知识悄悄替代了。这样,课程目标的实现问题就转化为,学习如何突破狭窄范围内的学科知识,与学习者的生活经验及社会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的问题,但教师对课程知识开发的不断深入是以教师教学能超越国家考试评价为前提条件的。国家课程目标的实现试图通过课程评价作担保,事实上,课程评价突出表现为以选拔与淘汰为价值取向的考试评价,而考试评价是无法实现课程目标的。在教与评的较量中,知识评价被题意表征破解；能力评价被教师的解题策略破解：情感评价因隐含在评价标准中的行为密码的解密而显得无足轻重。课程目标在考试评价中仅存学科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二教学目标中应该有教师的教学意向,而教学意向的获得需要课程目标的规范。从课程目标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叁个维度出发,教学目标的生成需要教师经历知识观、过程观、价值观的知与行的磨合。探讨知识的育人价值离不开知识哲学。建构主义知识观的教学行为需要教师将知识融入学生的生活世界。群体主义知识观的教学行为需要教师揭示知识内在的问题解决方案,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柏拉图式的知识的教学行为需要教师揭示知识内在的价值取向,领悟人的尊严。总结不同过程观的过程形式是实现“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基础性工程。基于过程目标的教学行动是共时态结构与历时态行动的交叉把握。任何一种教学过程都是由趋向结构的教材理解力与趋向选择的生活事件感受力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教师教学价值观的形成依赖于教学行动。基于价值观目标的教学行动就是学科教学的价值引导。学科教学的价值引导是在学科知识基础上挖掘知识内在的德性追求,将知识教学与价值引导结合起来,让价值引导推向道德自律的境界。教学目标体现了课程目标在教师主体中的完善程度,突出表现为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境界。叁从教育目的的实践历程看,学习目标是教育目的的归属。学习目标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让教学走向审美。如何做到学习目标的形质兼美?对学习目标的形式美而言。首先,学习目标的形式美要展现活生生的学生生命力；其次,学习目标的形式美要培育不同学生的多样性格；第叁,学习目标的形式美要创造学生情感的表达形式。对学习目标的内容美而言。首先,学习目标的内容美要实施学生知识创造的学习；其次,学习目标的内容美要适应异质性学习结构；第叁,学习目标的内容美要实现学生生活的道德扩展。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学生的德性养成。知识学习可以“转识成智”,也可以通过价值知识来扩展个体的生活经验,从而实现德性的养成。
何日取[7]2013年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文中研究表明100年前,一位名叫何德兰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写道:"以孝作为所有社会与伦理体系的基石,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能深知孝是所有中国人家庭、社会、宗教和公民生活的基础,没有人能够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然而,作为一个表征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本土概念,我们却很难说清孝是什么。通过对中国传统孝道文本的梳理、解读和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话语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孝或孝道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角色期望。或者说,孝就是由一系列特定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组成的社会角色,反映了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行为期望,而子女及其类似身份者也依据自己的角色领会和情景定义来扮演孝的角色。作为子女的特定规范与行为模式,孝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几乎规定了个体一生中的所有行为,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由子女向父母的正常流动。根据资源与信息流动所依赖的中介差异,我们将孝的内涵分解为赡养、照顾、尊敬、顺谏、爱护、慰藉、丧祭7个方面24项指标,分别描述孝的物质维度、身体维度、地位维度、权力维度、情感维度、扩展维度和象征维度。其中,"丧祭"旨在规范父母去世后的个体行为,对父母仅具象征意义;"慰藉"重在规范以父母之外的他人为互动对象,但可能对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声誉造成潜在影响的行为,是一种"隐性孝道";"赡养"、"照顾"、"爱护"、"尊敬"、"顺谏"虽都用来规范直接以父母作为互动对象的行为,属"显性孝道",但前叁者属叶光辉所谓的"相互性孝道",后两者则属"权威性孝道"。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与孝相关的期刊论文编码单》、《孝道期刊故事编码单》、《中国人孝观念与行为调查问卷》,分别对随机抽取的315篇期刊论文、300篇孝道故事和1200位青岛市城乡居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视角考察了中国人孝观念的近现代嬗变。研究发现:(1)孝仍是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重要道德,但与传统社会相比,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顺谏"、"丧祭"的认同都是所有内涵中最低的,而对其它内涵的认同仍然很高。然而,知识分子更加认同"赡养"、"照顾"这两个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小孝"或"下孝"的内涵,但普通民众却更加垂青"尊敬"、"慰藉"这两个被传统孝论赋予更高价值的内涵。这一区别无疑使小传统孝道蒙上了更多的传统色彩。其次,孝的政治意义弱化。再次,孝的对象由父系、夫系向母系、妻系、非亲属和国家、民族等抽象集合体扩展。(2)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大传统来说,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经历了 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从小传统来说,则经历了 1950年代前的高认同、1960、70年代的低认同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苏叁个阶段。大、小传统变迁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反复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孝道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充满戏剧性的曲折命运。(3)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是社会转型条件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剧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孝道论争并导致孝观念的巨大变迁。这些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国家政治生态。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精英们通过治国理念的宣称、社会政策的制订、社会运动的开展等方式,引导、影响并重塑着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孝观念,左右着孝道变迁的方向与进程。
贺琛[8]2013年在《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责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摘要：在今天这个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日益“环境化”的时代,在人们处于媒介化生存状态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大众传媒的力量、影响和作用。人们在日益依赖传媒的时候,常常又为传媒频频出现的责任失范现象而恼火,尤其是那些深受传媒报道影响的群体,比如“被死去”的名人,陷入悲痛和烦恼中却无法保护自己隐私的采访对象等等。于是,责任失范问题成为当前传媒的突出问题,塑造具有道德责任精神的新闻传播者成为当前新闻伦理建设的重要任务。传媒责任研究应该从新闻传播者个体道德责任的视角展开研究,并从美德、制度和规范叁个维度的综合视角来界定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责任,才能消弭歧义,达成共识。传播责任有两个维度：规范维度和美德维度,只有两个维度的传播责任相辅相成才能塑造具有责任精神的传播者。新闻传播者道德责任存在的叁重依据分别是身份论、契约论和自然论。身份赋予责任,人的责任来源于他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身份地位。公众对于新闻传播者的身份期待是要求其担任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权力的“监督者”、环境的“了望者”和信息的“传播者”,与此相对应的身份责任就是监督社会,为公共利益鼓与呼。责任源于契约,传媒依靠一系列契约与各个利益群体维系关系,因而契约是传播责任的重要源泉。传播责任来源于宏观社会契约订立过程中传播主体的自由选择和理性承诺,来源于从社会公众手中获取的各种传播权利。每个人天生就被赋予了与自然权利相对应的自然责任,比如尊重人格、仁爱互助、敬畏生命等。传播责任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播责任失范现象层出不穷,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经常面临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和利益冲突等责任冲突,陷入行为选择困境。传播责任冲突的化解需要传播者掌握责任判断原则和平衡准则,熟悉伦理抉择模式,才能形成伦理智慧,做出负责任的传播行为。构建一个基于新闻传播者、受众、传媒组织和政府的四元一体的传播责任体系,为新闻传播者提供一个道德责任精神养成的良好环境,是实现责任传播的有效途径。传播责任研究的目的在于培养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责任感,塑造其责任担当精神。构建传播责任体系的深层意蕴在于发展“前瞻性责任”,而非事后的“责任追究”。传播责任研究还必须注意从“抽象思辨”到“面向行动”的转向,因而传播责任体系的构建应该具有理性和实践的双重指向。新闻传播者只有将规范维度与美德维度的责任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健康传播、责任传播,成为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马正华[9]2016年在《现代传媒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全面进入快车道发展,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折射到传媒生活中来。长期以来我国传媒领域关注的重点,更多是注重和强调道德自律教育,而传媒法制建设无论是意识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都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更因为诸多客观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就目前看来,传媒法制建设和健全仍然要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如此大背景下,现代传媒的伦理问题研究更凸显其重要性,目的在于以道德自律填补传媒法他律的缺失。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从现代传媒的诸多伦理问题出发,对当下国内传媒的现实困境及伦理生态构建做出自己的考察和回答。全文展开为叁篇十章,外加一个结语。第一篇“传媒伦理的历史变迁”试图借助叁个发问,仔细梳理传媒发展的历史,并发现传媒理论上的纷争始终有两条主线互为左右,即自由和责任的两个倾向。“谁之传媒?”的发问揭示了威权主义时代传媒作为工具的宿命,论述了“异化”的传媒及对人的“统治”；“何种自由?”的发问一步步彰显自由主义的魅力,指出自由主义在传媒领域的重要贡献就是强调了个人的重要性,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和天赋权利,而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这便昭示传媒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传媒自由主义一旦开始发声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谁负责?”的发问揭示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指出媒介与权力的私通不断升级,不仅表达的自由遭到威胁,而且因观念被经济和政治绑架,其真理性也受到极大挑战,于是社会责任理论开始登场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用伦理和道德弥补理性功能的缺场。第二篇“现代传媒伦理的现实困境”着重讨论了现代传媒伦理的叁大困境,分别从新闻报道、娱乐节目、社交媒体叁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领域入手,更多笔墨从典型案例分析开始,试图对“真实与正当”、“放纵与教化”、“自由与责任”折射的现实困境作出理论上的解读。“真实与正当”的矛盾对于传媒来说一直是个普遍的问题,尽管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准则,但更多受传媒组织的价值导向和传媒从业人员的素养影响,真实的报道并不总是值得称道,妥善处理好新闻的真实性与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成了传媒组织及从业者时刻面临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两难选择,这实际上也是哲学史上“是”与“应该”的休谟难题。“放纵与教化”的问题核心在于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尽管泛娱乐化已是当下大众传媒的主要特点,但是传媒因其社会角色的定位,传承社会文明、教化普罗大众必然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娱乐与道义本不矛盾,问题是媒体不断屈服市场和受众的双重压力,一味放纵低俗的需求,为“逐利”而忘“守义”。“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因为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原先在传统媒体领域的纷争更为凸显。社交媒体从“言论的自由场”沦为“谣言的自由场”,究其原因在于“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纠结：一方是传播者强调个性自由的主张,一方是谣言肆虐背后的责任主体缺场。第叁篇“现代传媒的伦理生态构建”指出现代传媒伦理架构尽管愈发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旧伴随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难题,例如真实与正当、放纵与教化以及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对现代传媒伦理的构建实现“生态转向”,在辨证的、动态的和系统的生态结构中赋予传媒新的伦理向导。传媒的生态理解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媒介生态学,将生态学视角引入,媒介就不单单被理解成一种传播信息的介质,它成为构成人类生存生活的一种环境,人被媒介的环境层层包围。关于伦理精神的生态本性在樊浩教授的专着《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一书最早成体系地阐明。传媒的生态理解和伦理的生态意义在“生态”上的迭加,构成了传媒伦理生态的解释框架。一方面将媒介作为生态(环境)看待,在这里没有报纸、广播、电视之间的媒介手段差别,只有不同的传播结构、符号模式和语境意义营造出的不同媒介生态；另一方面,传媒伦理生态即是要探讨传媒伦理的价值合理性。樊浩教授认为的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可以在“具体的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生态的分析”中把握,鉴于传媒伦理的技术特性,本文提出有必要对此逻辑框架进行细微调整,把中国的传媒伦理状况放到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的四维立体坐标中进行生态把握,构建出传媒伦理政治生态、传媒伦理文化生态、传媒伦理经济生态、传媒伦理技术生态四大传媒伦理生态。结语“迎接媒介融合时代的新挑战”,指出新的媒介融合时代已经到来,传统语境下传媒伦理的横向与纵向结构已被打破,传统语境下传媒伦理核心问题的现实基础也已动摇,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台中,自由与责任问题的现实基础不再明晰。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现代传媒伦理观理应适时进行调整,现代传媒伦理如何在新时期建构自身、达成和谐的传媒伦理生态是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
张晓锋[10]2008年在《新闻职业精神论》文中指出200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叁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启动了全国新闻战线“叁项学习教育活动”,新闻职业精神在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和关注。然而,与“叁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新闻职业道德都已经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映照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属于新闻职业精神的独立的、系统的理论成果,本文试图对此作出阐释。本文以新闻职业精神的建构为逻辑起点,着重探讨了新闻职业精神的内涵与特征、结构与功能、规律与途径,以及有关的思想资源和影响其建构的社会场域,从而尝试建构起新闻职业精神的基本理论体系。全文共分六章,前叁章探讨职业精神的本质及一般理论,第四章讨论新闻职业精神的培育养成,第五章梳理了新闻职业精神的思想资源,第六章则对新闻职业精神进行了审视。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概念考察,回答了到底什么是新闻职业精神的问题。本章分别从本质、机制和主体叁个维度考察了作为社会意识的新闻职业精神、作为调控规范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作为传者品质的新闻职业精神,全面地剖析了新闻职业精神的内涵。本文认为,新闻职业精神是职业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观念建构与价值追求,涵盖了职业群体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新闻职业精神具有在思想积聚上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在观念建构上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在双重调控上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以及在价值追求上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的辩证特性。同时,本文对新闻职业精神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异同。第二章是新闻职业精神的结构分析,回答了建构什么样的新闻职业精神的问题。这一章实际上回答了新闻职业精神应当包含哪些内部要素的问题。从心理观念角度,新闻职业精神分为职业标识层:认知观念、价值导向层:情感观念和行为导向层:意志观念;从价值形态角度,新闻职业精神分为基于他律的支持层:责任意识、基于自律的核心层:道德良心和他律与自律统一的主导层:价值目标。不同的层次对新闻职业精神的建构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于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规范化和职业品质的稳定化产生重要影响。第叁章是新闻职业精神的功能考察,回答了为什么要建构新闻职业精神的问题。本章首先对新闻职业精神的功能进行了深入解读:它设定了新闻工作的理想信仰与价值取向,具有导向功能;它为新闻工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持,具有动力功能;它设定了新闻工作的价值尺度和道德规范,具有调控功能;它为新闻工作创造了意识汇聚和精神感召,具有凝聚功能。然后,分析了新闻职业精神的功能依据,即主体精神、理性意识和转化特性,分别从必然性、必要性与可能性叁个层面论述了职业精神对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力量。第四章是新闻职业精神的建构探讨,回答了怎样培育和养成新闻职业精神的问题。本章首先阐述了新闻职业精神形成的叁条基本规律,即同化、内化和强化,同化是职业精神形成的起点,实现传播理念的认同与整合;内化是职业精神形成的核心和主体,实现精神素质的移植与建构;强化是职业精神形成的保障,实现价值取向的调适与确证。其次,提出了构建培训教育驱动、媒体文化熏染、新闻实践体悟和自律自省升华“四位一体”的新闻职业精神培育途径。再次,分析了新闻职业精神的理想内涵,本文认为新闻职业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核心支撑是责任意识与社会良知,保障体系是敬业精神与勤业精神。第五章是新闻职业精神的历史考察,回答了有何思想资源可以参考的问题。本章分别从理论源头、历史积累和他山之石叁条脉络考察了新闻职业精神建构的思想资源,以汲取其中合理的内核,为实践提供理论参照。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职业精神思想主要有“无处不在的耳目”、“完全立足于事实”和“坚定进攻的立场”叁个方面,近代国人有关新闻职业精神的思想呈现出“有益于国事”、“品性第一”和“报有报格”叁个主题,中国共产党新闻职业精神思想主要有“用事实说话”、“做人民公仆”和“政治家办报”叁个方面,新闻专业主义包括追求独立的专业地位、确立公共服务的理念和遵循客观性报道原则叁项精神意涵。第六章是新闻职业精神的当代审视,回答了有哪些社会因素影响新闻职业精神建构的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新闻职业精神面临的主要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精神动力缺失、职业行为失范和人文精神失落。本章还从宏观的角度对影响新闻职业精神建构的社会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认为社会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和文化场域对于新闻职业精神的建构具有两重性,既参与新闻工作的观念建构和价值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种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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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新闻工作者道德价值选择[D]. 刘玉芝. 河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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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责任研究[D]. 贺琛. 中南大学. 2013
[9]. 现代传媒伦理研究[D]. 马正华. 东南大学. 2016
[10]. 新闻职业精神论[D]. 张晓锋. 复旦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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