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调整及对转型国家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启迪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历程甚至可以远溯至俄罗斯国家独立之前，十几年来，在谋求经济转轨的道路上，俄罗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磨难，直到现在，这一转轨的路径还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
一 对极端主义的修正：从市场浪漫主义到国家权威主义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历程是在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走投无路而又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开始的。和东欧其他国家的经济转轨一样，市场导向型的经济改革只是俄罗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小部分。它不是要通过经济转轨来改善现有政权的经济业绩，进而证明既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而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摧毁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恰如叶利钦和盖达尔在当时所称，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已经启动的社会转型进程不可逆转，即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国有资产无偿私有化来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1] (P35)
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作为经济转轨的启动方案，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多重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促成的，但是，从最直观的层面来说，“休克疗法”就是俄罗斯独立之初急迫情景下的紧急应对策略。正如盖达尔所言：“到了1990年秋天，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应付危机。”[2] (P397-398)在苏联长期高压的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管制态势被猛然解除之后，独立之初的俄罗斯社会中蓄积着一股巨大而又不可遏止的要求清算过去、彻底否定过去、向往西方发达社会的强烈逆反民众心理。在某种意义上，“休克疗法”的适时推出，不过是释放俄罗斯独立之初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破坏性能量的一种相对可行的策略选择，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
虽说如此，这一用以解决俄罗斯现实紧急问题的“休克疗法”方案却并非产自俄罗斯本土，而是俄罗斯当权的激进民主改革派从国外[3] [4] (P477)现成模拟抄袭而来的。它在最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时俄罗斯社会上已经普遍激动起来了的浮躁民众情绪的感染，一厢情愿地从主观浪漫的美好愿望出发，一味地求变、求新、求快、求全、求好，是一个有着浓厚极端主义色彩的市场浪漫主义改革方案。
“休克疗法”方案的核心宗旨是：实行经济的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5] 其目的“一是制止转轨前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趋势，通过释放和消除经济系统中积累的爆炸性矛盾来恢复经济系统的健康；二是对经济制度进行根本变革，消除俄罗斯当前经济危机和长期以来经济资源不能被有效使用的经济制度基础，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来恢复俄罗斯经济的生机与活力”[6] (P15)。
这一经济转轨方案在理论上昭示着很强的逻辑推论可行性，在国际实践中更有着原先在拉美和一些东欧国家可圈可点的反危机成功先例。所有这些无不勾起俄罗斯掌权的激进改革派对于实施这一方案美好前景的浪漫遐想。他们原想循着这样的合理理论推导，经过短时间的激进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就会在俄罗斯初步建立起来；国家的经济结构将不断走向优化；外资大量涌入；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并取得全面振兴。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激进改革派一厢情愿的主观浪漫幻想。“休克疗法”在俄罗斯显然水土不服，经济转轨启动以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严重恶化。社会生产全面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国家财政赤字急速上升；企业三角债纠缠不清；卢布汇率狂跌不止；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一同喷发。有关这些方面的统计数据任何一项列举出来都令人触目惊心。从历史比较角度看，这一衰退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的美国或1941—1945年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所遭受的损失。[7] 至此，事实雄辩地证明，“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实践归之于彻底的失败。
撞了南墙之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方案不得不谋求转向。盖达尔以后的连续几届俄罗斯政府从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到普里马科夫无不在对国家的经济转轨政策作出调整，其中虽也有所成效与建树，然而，由于积重难返，不仅国家的经济局势几经反复，难有大的改观，每一届政府本身也终无善果，都是匆匆登场又草草下台。究其原因，除了经济上的困顿以外，更多的其他各色因素也掺杂其中。从一开始，俄罗斯经济转轨就背负着“原罪”的色彩，背负着许多经济改革本身之外的诸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权力争夺等难以承载的重负。这些杂糅的重负导致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纷争中开始，在纷乱中匆忙施行。在实施的结果一片狼藉之后，又使得执政的政府不得不因为受到牵连而为之付出代价。
俄罗斯经济转轨路径真正的大转向是在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俄罗斯的权杖以后开始的。紧承着切尔诺梅尔金与普里马科夫的调整政策，普京不仅全面加大了对于经济转轨调整与修正的力度，而且，在转轨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全面转向，从叶利钦时代极端、激进、自由放任的市场浪漫主义转向了政府积极参与宏观调控的国家权威主义，实现了经济转轨路径选择上的战略大转折。
俄罗斯经济转轨在路径选择上走到普京时期以后，开始峰回路转，既是前期俄罗斯经济调整路线水到渠成的顺延与继承，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要求，是俄罗斯现实国情的产物。
“俄罗斯具有悠久的权威主义历史传承和浓厚的权威主义文化积淀。”[8] (P47)虽然权威主义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嘈杂与纷乱中迅速走向失落，然而，俄罗斯独立以后长时期的纷乱与无序又孕育了对权威主义的需求。面对极端、激进的社会转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危害，俄广大民众终于从浪漫的民主政治梦想中醒转，他们认识到民主政治并不一定带来想象中的政治稳定，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9] (P34)有关研究人员指出：“在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过程中，迫切需要的不是民主政治提供的宽松、自由的环境，而是需要国家以足够的权威维持转轨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法律秩序，需要国家将社会纳入可调控的范围，保持对经济一定的干预，实施坚定的、相对稳定的政策，以缓解、抑制转轨过程中的动荡，从而减少、缩短转轨过程的阵痛。正是经济转轨的这种现实需求，俄罗斯权威主义又走向了复归的道路，并日益成为人心所向。”[8] (P47-48)
针对前期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长期衰退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局面，普京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中央权威的管辖与引导。他说：“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10] (P10)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10] (P9)
对于俄经济转轨的方向，普京指出，毫无疑问，俄罗斯将继续坚持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虽说按照市场经济的通例，国家对于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不宜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的运行，但“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10] (P13)，必须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在俄罗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下，普京指出：“俄罗斯政权第一位的作用是调整保障市场运转的所有国家的工作。纯粹的经济措施自然将同加强国家政权机制、巩固联邦关系、巩固司法体系的工作，同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法律空间，同反贪污和反官吏专横等相结合，而且目前已经在实现这种结合。”[10] (P147)
顺应民意，挟着强大的民众支持率，连续几年来，围绕着加强中央权威、巩固国家政权建设，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措施。他改革联邦行政区划制度，设立七大联邦区，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领导；颁布政党法规，改革政党制度与议会机构，理顺了总统和社会各大政治力量及议会之间的关系；清理各地区和部门与中央联邦相抵触的众多法规，统一了国家的法蒙空间并大力推动国家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建设；严令拆除各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流动壁垒，打击寡头和影子经济，整顿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同时，普京还敦促立法部门制定和完善了国家的税法典、土地法典、劳动法典和民法典，改造银行和海关制度，转变行政职能，以求进一步优化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作用。
经过普京几年来的励精图治，阶段性的治理整顿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俄社会政治秩序日趋稳定与规范，国家的经济形势一年好过一年。正如普京的声望与权威在俄罗斯如日中天一样，由其积极倡导的国家权威主义指导思想也在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地树立了起来。作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俄经济转轨也在国家权威主义的引导下步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
二 经济调控的维度：走中间路线
从极端的市场浪漫主义经济转轨中一梦醒来之后，这一次俄罗斯没有再次推倒重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谨慎地开始了新的道路探索。普京指出，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动荡，俄国力与民众俱已疲惫不堪，已经再也经不起什么大的折腾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已使俄罗斯精疲力竭，只有幻想或那些对俄罗斯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民都经受不起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现在国家的忍耐能力、生存能力以及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沿。社会简直要崩溃，即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10] (P5-6)几经艰难曲折的深刻调整，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终于确立了中间主义的经济社会转轨路线。
确立中间主义的路线是对此前俄罗斯和苏联经济社会发展路线选择上两种极端主义倾向的反思与否定。一方面，从他人那里泊来的市场浪漫主义经济转轨路径由于给俄罗斯带来了伤筋动骨的巨大痛苦终于难以为继了。痛苦的改革历程，让全俄上下一致认识到十几年经济社会转轨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激进求快、主观蛮干、照搬西方与别国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要走回头路也不行。苏联社会制度运行几十年所带来的恶果让全俄民众每每想来就不寒而栗。普京指出，虽然不能全盘否定苏联时期的成就，但是，毫无疑问，过去苏联70多年的历史所走的完全是一条偏离了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10] (P5)他认为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困难局面和改革的艰难程度正是苏联模式几十年所结下的苦果，就是它给俄罗斯人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困难，人民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说：“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模式的经济造成的后果。要知道在改革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在笨重和畸形结构的基础上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为不够重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如信息、电子和通信付出代价；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还在收获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11] 因此，痛定思痛，俄罗斯绝不会重蹈覆辙。
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在“植入资本主义”，追求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不管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遭到了多么大的挫折，但就它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化，从原则上破除了中央计划对生产及分配过程的主导，以及建立起了以市场为中心环节的生产与分配网络这些基本变化而言，应该说俄罗斯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12] 所以俄罗斯若想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旧结构去，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昔日苏联的结构早已被摧毁了，还因为，俄罗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全球趋势和体制已使得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与之接轨。这将决定性地阻止俄罗斯重新回到专制的、以中央计划为主导的一国性经济政治体制中去。在俄国人民面前，其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若不能将改革与转型的进程推进下去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俄罗斯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与社会的话，俄国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这个处处充满竞争、并从人类主观的角度来看也变得越来越狭小的世界上，也许将没有自己合适的立足之地。因此俄罗斯的改革与转型只能向前推进，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13] (P22-30)
将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定位在中间主义的路线上，也是俄罗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俄罗斯思想激烈斗争后提出的；是在俄罗斯社会经过剧烈的动荡、社会上下人心思定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对俄罗斯现实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既是对俄罗斯改革成败得失的反思，又是对俄罗斯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呼声和愿望的采纳与倾听。它既来源于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又是基于俄罗斯现实状况的考虑；既来源于人类的主流文明又充分考虑到了俄罗斯的现实国情。[14] (P11-15)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中间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就是俄罗斯式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原是指在欧美后工业社会的福利国家面临困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制定框架。[15] (P27)俄罗斯所走的“第三条道路”与欧美国家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既有共同之处，又带有俄罗斯的特色。[16] 但是，其所表现的更多的还是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它将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确立在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上，力图恰如其分地将社会经济改革控制在中间性的维度范围内。
这种可控制性的维度在经济上表现在，一方面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方向，但是放弃激进的运作方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拒绝革命和激进的改革战略，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具体的制度建设，巩固和消化前期的市场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建立完整的国家经济调控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宏观可控的市场经济。树立中央权威，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国家在经济运行和社会转轨与改革中的引导与权威作用。消除地方市场割据，净化和统一全俄的法律和经济空间，实行全国一致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一点，普京特别强调指出，强调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作用，“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制，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10] (P13)。国家是在法律之上，平等对待一切经济主体和统一经济空间方面发挥保障作用。即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的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将经济调控的维度控制在一个适宜的波动范围内，走一条既有国家宏观调控，又有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俄罗斯中间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是在国家权威主义的引导下，尤其是在普京以总统权力的推动下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年的改革与调整，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均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上的这一调整转向及其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俄罗斯国内一片称颂之声，国际社会的舆论也大多给予了肯定与称赞。[17] (P365-382)普京也乐观地表示，只要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俄罗斯的国情出发，立足现实，广泛地提出问题，切实地解决问题，俄罗斯就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三 俄经济战略调整对于转型国家的启迪
现在，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中亚、东南亚和拉美许多国家都处在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转轨，尤其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将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断推向民主化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的任务。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其国家转型整体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十几年经济转轨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对于同样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一)将社会改革建立在理性的求证之上。
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几经反复，遭受了那么多的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的启动者对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改革计划的可控性，把一场类似于社会大革命似的国家全面变革理解为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程式化的工作流程，将一场极其复杂艰巨的社会革命看作是一个给定条件的实验，浪漫想象的成分太多，对于现实和改革过程中的干扰性因素估计不足。以为只要第一步启动了，随后的各个步骤就会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地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实现。一方面迫于国内形势和民众情绪，另一方面更是改革的设计者从主观的想象和纯粹的经济理论推导出发来处理现实极端复杂的国家改革局势，也受惑于西方社会为推动俄罗斯政治尽快变革而作出的种种空口承诺，俄罗斯的高层决策者从国外和经济学教科书上泊来“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想象着通过“100天计划”、“500天计划”，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国家天翻地覆的革命。结果是在四处碰壁之后，再折过来进行调整，重又回到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反复之间国家为改革付出了极大的成本。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全国性的社会改革由于涉及面的广泛性和涉及利益群体的多元性，以及其他一些在改革过程中难以控制的干扰因素的出现，总会使得改革成为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运动。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在改革的过渡期，国家改革的约束机制不成熟，改革可控制程度相对来说就降低了不少。但是改革又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幻想尽善尽美的改革方案，期望改革能够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而不出任何纰漏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有大胆实验的气魄和勇气，没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改革就不可能得到启动。但基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的计划设计和理论求证更多的要立足于理性的谨慎思考，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改革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干扰性因素，以保证改革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波动，尽可能地减小改革的摩擦成本，从而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改革的某些环节和具体的实践中要发挥感性的勇气和实践的创新精神，敢于实验、敢于想象。但在整体的改革设计和系统安排中又要高扬理性的旗帜，周密细致地考虑改革的制度安排。
(二)应当立足于改革的本土化。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态势下，任何国家都难以关起门来独善其身，做孤芳自赏或者顾影自怜式的单一国家建设。世界上发生的大小事件、其他国家进行的社会运动必定会或多或少地给本国带来影响。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借鉴他人的有用成果以使本国的改革与建设少走弯路，节约社会变革的成本有着极大的意义。
但是，借鉴不是抄袭，不是照搬，而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扬弃。世界各国的改革与建设实践已经证明，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具有普照之光的普遍意义，说到底，借鉴的作用是有限的，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立足于自己，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制定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和政策。俄罗斯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多种复杂原因的推动下，匆忙间搬来的在别国颇有成效的“休克疗法”方案，由于水土不服，终至失败，最后被迫实行改革的战略再调整，其间教训不能不说是极其深刻的。
(三)应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矛盾多、变化快，各种问题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并且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几个方面的压力，对于发展的要求又特别强烈，因此，尤其要全面权衡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要以发展为目的，保持稳定求发展、坚持改革求发展；同时关注改革，锐意进取；并为改革和发展谋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俄罗斯的经济社会改革与其国家的独立和建设同时进行，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千头万绪都寄希望于短时间的改革，以彻底转变局面，事实证明，改革无力承受这一过高的期望值。不顾客观规律，过度地强调改革的速度，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使社会全面陷于混乱和困顿，而动荡的政局根本就不能维持改革的正常社会秩序。朝令夕改、各自为政的改革举措，不仅使得改革本身不成体系，没有全局观念，也使得参与改革的民众无所适从。普京执政以后，力主加强中央集权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引导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不说是对此前俄罗斯社会变革实践的一种反拨。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战略调整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所有转型国家都能从中有所获益、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