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变迁与中国青年学生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论文,青年学生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公民影响政治权威而实现某种目标的行为模式，政治参与模式是指构成政治参与的诱因、目标及实现方式等要素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类型。国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深刻影响着政治参与模式的类型。政治理论家们所关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属性——参与的形式和参与的范围”[1](p282)，与社会政治的环境和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变迁中，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本文根据参与主体的目标(理想信念或作为利益分配的政策和行为)及行为诱因(对政府的要求或支持)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政治参与模式，即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信念支持型参与模式、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和分配支持型参与模式，并以此框架分析近现代中国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一、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近代中国青年学生推动改革和革命的主导模式
信念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是指公民出于对某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目标的坚定信念，有意识地、主动地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参与模式的社会背景，是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人们的政治观念发生转变，开始以新的标准评价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实际作为，并以群体性行为要求政府的改革。
近代中国社会，外受列强的欺凌，内受专制独裁统治的压迫，民族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而是一个高度动员性的社会。悠久的中国古代文明，赋予中国人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然而，西学的输入及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所受到的挫折，使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的统治价值发生怀疑，帝制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专制政治失去了合法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其具体体现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的目标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刺激了指向政治价值和结构的要求，决定了信念—要求型参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参与模式。
由于政治价值的转变最先发生在知识群体中，因而充满理想色彩的青年学生成为信念-要求型参与的主体。由于新的信念与新文化的传播有关，因而这种参与模式的前提是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思想解放运动，具体表现就是报刊、演讲、论坛等形式的言论自由和各种类型的结社。现代大学制度使得青年学生聚合在一起，便于政治信息的传播；基于信念刺激而产生的各种社团，则成为群体性民众运动(如游行、示威等)的动员性力量，因而这种参与模式带有浓厚的情绪化、非制度性色彩，参与的群体规模很大，甚至跨越社会多个阶层，具有很强的政治压力。
中国青年学生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历来就具有关注国家兴亡和社会公正的强烈责任意识。早在东汉后期，面对宦官外戚专权所带来的黑暗统治，太学生兴起了一股抨击腐败朝政和罪恶权贵的“清议”之风，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p195-197)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太学生陈东等人伏阙上书言事，抨击主和派，要求恢复主战派李纲的官职，又组织太学生要求抗击金兵，有力地推动了抗金斗争。[3](p492)古代青年学生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深刻地积淀在近现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心理中，并体现为积极地政治参与行为。
近代中国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浪潮呈波浪式推进，直接推动着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进程。马关条约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在这场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梁所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得到18省在京举人1200多人的连署，前往“都察院”递请代奏的举人和市民达数千人。[4](p255)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形式的某种再现。随后几年中，维新派不仅通过直接政治接触影响改革派中央官僚，而且通过组织学会、出版报刊、政治集会，在士人和中下级官吏中进行宣传、教育和影响活动[5](p183-185)，开始采用近代新的参与形式，对促进改革氛围的形成和戊戌变法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新式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参与形式，与商人一道，多次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积极推动清政府的宪政改革进程，在参与的人数、参与渠道、参与范围、参与频度和强度等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而迫使清政府一次次加速立宪进程。[6](p145-157)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军阀专制统治的强化，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政治意识日益高涨，民众运动成为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常规形式。在著名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在政治参与方面更是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他们是“首先觉悟的成分”。[7](p559)在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会”条约、罢免卖国贼、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中，世界各地的华人学生采取了组织社团、游行、示威、个人接触等各种形式的政治表达方式，不仅实现了全国学生的联合，而且实现了学生、工人、商人等各类民众的大联合。特别是青年妇女参政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增添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因素[8](p171、p359-361)。“五四”之后，青年的组织化倾向更为明显。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党的领导 下，中国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迈上了新的台阶。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青年学生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五四”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是在中国外受列强欺压、内受专制压迫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追求民族平等、民主自由是青年学生参与的主要目标，参与形式具有激烈、广泛、规模深广的特点，参与方向直指最高政治权威，从而具有很高的参与层次。特别是，近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和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方向相一致，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政治发展。
二、信念支持型政治参与模式：青年学生对政治体系的双重影响
信念支持型政治参与模式是指公民响应政治领袖或政府提出的某种政治信念或制度模式，支持政治权威所发出的号召或暗示的政治行为类型。这种参与模式的社会背景是，面对重大的转折和危机，政治权威为形成政治凝聚力，基于对形势的分析而提出某种政治理想或目标，并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通过组织化渠道和舆论宣传媒介，动员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由于参与目标是一种抽象的普遍利益，具有广泛的号召性，往往采取群体行为的形式。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大体可看作是信念支持型参与模式。但是，这种参与却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功能。
新生人民政权处在艰难危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既面临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孤立的困境，也面临着旧政权残余势力破坏和颠覆的威胁。因此，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运动成为扫清思想障碍、巩固新制度的有效措施。为此，共产党通过自上而下的各类组织和宣传系统，动员了群众的广泛政治支持和参与。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四清”等政治运动中，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意识形态的信仰，总是站在各次运动的潮头，积极介入运动的进程，提高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政治权威错误地认为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只有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扫清“封、资、修”观念，才能培育群众的“共产主义信念”，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又将青年学生推到了风口浪尖。
由于在群体行动中，个人行为会受到群体压力和“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其感情、思想和行为就像被施加了催眠术一样，“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而“感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道德约束突然失灵，而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9](p18-29)这样，作为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参与往往会以非程序化、无序的形式出现，成为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甚至是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由于青年学生认识能力有限，情绪不稳定，在群众运动中个人的思想、感情因暗示而相互传染，经常出现偏执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许多破坏性影响。“文革”时期滥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及群众性游行的参与形式，带有很强的无序性和情绪性； “红卫兵运动”不仅造成了“打、砸、抢”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了基本的社会秩序，而且削弱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青年学生的信念型政治参与模式，目标是为了捍卫政治权威所提出的信念和制度，行为动因或出于运动目标与自己的理想信念一致而自主介入，或出于政治动员和随大流而被动卷入运动。由于采取群众运动的政治参与形式，带有很强的后革命时期的特征，参与人数多，参与形式复杂，具有激进、情绪化的特征。特别是由于参与者成分复杂、目标不一，以及群体行为具有急躁、冲动、偏执和易受操纵的特征，很容易被人利用，助长个人迷信，成为体制的破坏性力量。可见，政治权威基于某种信念发起的动员式群体政治参与，既可能迅速动员起强大的支持力量，达到自己的目标，但也可能失去对群众运动的控制，造成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
三、分配支持型政治参与模式：青年学生对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
分配支持型政治参与模式是指由于政府和执政权威采取某种政策和行为，使公民在实际利益上获益或某种愿望得到满足，而赢得公民支持的政治行为类型。在这种参与模式中，公民的政策愿望和利益诉求为执政权威所感知，政府通过主动的政策输出赢得公民的政治支持，提高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公民来讲，这种支持既表现为个体的主动纳税、服兵役、遵纪守法、安心本职工作、媒体评论等形式，也可表现为公民群体的游行、庆祝、贺表等形式。但是，同信念参与型模式相比，由于参与的目标取向是涉及某种具体利益的政策和行为，因而参与的烈度不高，规模有限，多是在秩序范围内的一种态度宣示；参与的层次既可在地方层次，也可在全国层次；参与行为的理性程度较高，一般按照有序的制度内渠道进行。
分配支持型政治参与模式通常是在“革命型社会”之后，政治权威的政策和行为走向常态和理性，确立以追求政绩和社会稳定为目标取向的产物。在常态社会中，民众和社会成员很少关心政治和介入政治，而一旦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不当，激起民怨，就很可能影响政府的权威性和社会稳定。因而，受“预期反应定律”的影响，理性的执政权威通常会尽可能满足民众或社会成员的要求，增强政府政策的社会回应力，并由此获得民众支持的态度和行为。在政治体系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头，通常会出现这种政治参与的模式。
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大体可归入这类参与模式。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带来的浩劫，使民众和执政权威深刻感受到政治变革的必要。执政党适时进行政策转型，推进改革开放战略，把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把经济绩效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务实的城乡经济政策，满足了群众追求富裕、稳定的愿望。从灾难中走出的民众积极支持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致力于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中国青年学生对改革前景充满乐观，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学习热潮中；在1984年“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青年学生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支持。
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与青年学生参与模式的多元化
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人们的自主意识、理性意识和利益意识日益增强，社会选择和行为方式变得更为理性，因而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追求自身利益的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日益占据主体地位。
所谓分配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是指公民或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利益，主动或被动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政府政策的活动的政治行为类型，包括由于政府政策或行为伤害了某一群体的特殊利益，而诱发特定群体政治抗议的行为。在这种参与模式中，公民或社会成员所要求的是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某种具体的公共政策或政府行为，参与者具有较强的介入政治活动的诱因。参与形式可能采取制度内的参与渠道，也可能采取具有强制性的示威、游行甚至暴力的群体性抗议形式。从参与规模看，既可能是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群，也可能扩大到其他社会群体，形成很强的政治压力。与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比较，由于这种参与模式涉及的是特定人群的局部利益，易于进行利益妥协，而并不触动政治体系的根本利益和基础，因而相对容易实现参与者的目标，参与所带来的混乱也比较容易控制。在民主的开放体系中，分配要求型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输入、推动政治体系运转的基本动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的分配要求型参与更为多见。如农民为税费、征地、农村管理问题而进行的上访、罢免风潮；城市拆迁中引发的居民参与，小区业主的维权行动等。青年学生作为一个非职业群体，没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考虑，其最关心的莫过于升学、就业机会等问题。由于近年来大学、研究生招生名额的迅速增长，为青年学生成材深造提供了广阔的途径；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党和政府、高校对大学生就业问题高度重视，通过就业扶持政策，如开设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大学生西部支持计划、乡镇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等，推动大学生就业。此外，政府还通过多种途径为大学生完成学业提供贴息贷款资助等。应该说，党和政府十分关注青年学生群体的切身利益，也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大体均等的就业机会。因此，目前青年学生的分配要求型参与比较少见，而主要表现为通过积极参与校园学生社团活动、党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民主管理活动和志愿者活动，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为就业竞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家的制度化建设，我国青年学生的民主、法治意识和自主意识日益增强，理性、有序的制度化参与已经成为多数青年的主动选择。但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不断增加的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可能以诉求某种政治价值和制度的形式出现。实证调查也表明，青年学生在网络参与中存在着极端情绪化的心理倾向和社会政治观念的对立。作为充满理想特征的群体，青年学生长期受传统的民族国家责任感的浸染，具有很强的精英意识和济世情怀。而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各种观念的交锋，为信念要求型参与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基础。
可见，在社会转型期，既存在着走向理性制度化的可能，也存在着社会动荡的风险。作为信念要求型参与的主体成分，青年学生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政府和社会协力解决好青年学生的升学、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更为通畅的参与渠道，加强高校学生的公民教育，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有助于化解社会政治转型中的危机。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5年度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