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大以来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述评论文,党政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04)01-0008-05
一、研究概况
对中共党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特别是伴随着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发表而兴起并不断深入的。从1980年10月到党的十三大前，发表的关于中共党政关系的文章大约有26篇，但几乎没有涉及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关系的内容。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从而出现了中共党政关系研究的热潮。1989年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冷落下来。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之多，研究范围之广，研究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党的十三大以前的情况。以十五大为界，可以把这个时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五大。由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研究当代党政关系制度不能不考察其源流，所以直接研究这个方面问题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专著有马守良写的《党政关系的历史考察和改革趋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王永祥著的《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文章和论著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分别系统全面阐述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成因、宏观把握、错误倾向、历史经验和井冈山的党政分工、党军关系等。这些论著的明显特点是重点突出，史论结合，观点明确，理论性强，为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其缺陷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是：有的文章是先定结论，然后去寻找证据。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五大至今。由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使党政关系纳入了法治的轨道，所以，关于党政关系和法治相互关系的研究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一个新趋向。直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认文有10篇左右，主要著作有二本：舒龙、凌步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和王邦佐等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这些论著主要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党政关系，特别是苏维埃政权和“三三制”政权中的党政关系，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的党政体制及其影响，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党组及其作用，党政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共处理企业党政关系的历史等。这些论著克服了前一阶段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其主要特征是：立意新颖，科学性理论性逻辑性很强，注意从动态把握党政关系，从而把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若干问题的研究现状及争鸣
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按照中共党史分期的方法，学者们把其划分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三阶段。[1]有的学者还按照党政军关系的特点，把我国高度集权体制形成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27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78年。[2]
（一）关于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单独创建和掌握政权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有如何处理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思想和实践，这是学术界普遍的看法。但是，在处理党政关系时有哪几种错误倾向，是“以党代政”占统治地位，还是“以政代党”占统治地位，以党代政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后果以及我党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关系的主张和思想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1.关于在党政关系上的错误倾向。魏新生认为，实际生活中就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但党一开始就对它采取了批评的、否定的态度。[1]
王勤专门对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根据地内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使我党认识到党政分工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问题。[3]
除了“以党代政”这种错误倾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错误倾向呢？艾立华、刘云龙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各级党政关系中，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以党代政倾向和以苏维埃代党的两种错误倾向，我党克服了“以党代政”，又克服了“以政代党”，从而既充分发挥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又坚持了党对苏维埃的领导。[4]
上述三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战争年代，党和军要比政重要。据张国焘回忆，有些红军将领受旧观念作祟，恃功而骄，“瞧不起苏维埃，认为这是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员。”[5](P67)同时，从毛泽东在中央位置的变化也说明党军比政府重要。“毛泽东在党和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并且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中最后结束。28个布尔什维克留给毛泽东的工作是担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苏维埃主席本来是国家元首，却成了犯“错误”的人被贬谪之处。从这件事说明，以党代政的倾向不可能得到克服。
艾、刘二人也没有指出在这两种错误倾向中，哪个是主要的错误倾向；没有指出中央在反对这两种倾向问题时思想上有无相矛盾的地方。
候雄飞研究了上述问题。他认为，既反对以党代政，也反对以政代党，这是中央在土地革命时期处理党政关系的两个基本点。他认为，也不否认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还存在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中央在提出反对以党代政的同时，又对—些同志提出把党政工作明确分开的主张，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特别是王明时期。同时，他认为，从中央对于党政关系的思想和各地实际开展党政工作，处理党政关系的革命实践来看，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以党代政和在以政代党这两种倾向中，以党代政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倾向，对革命工作和政府工作危害最大最顽固。[7]候雄飞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2.关于“以党代政”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在基本同意“以党代政”是党政关系实践中的主要错误倾向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艾立华、刘云龙认为，产生以党代政现象的原因有四个：第一，党接受了苏联革命后最初几年党的作用极端缩小，苏维埃代替了党的教训；第二，有些苏维埃政府初建时由于各种原因，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而且群众只认党部不认政府；第三，党政职能未分清；第四，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要求实行党政合一或党政军合一领导。[4]
侯雄飞认为，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以党代政错误倾向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党直接命令政府，干预政府工作而不通过党团领导政府工作的工作方式；第二，地方党部根本不注意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使政权机关工作不力，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同时，也没有较多的精力去研究和处理党政关系；第三，广大工农群众没有政权观念，这是造成党代替政权的社会基础[7]。
侯雄飞在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土地革命时期实际党政关系的形成有五个历史条件，前四个条件（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掌权及处理党政关系没有经验，战争的环境要求党干政，工农群众的观念淡薄等）说明了为什么出现以党代政。最后—个条件（即苏维埃政权是与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政权，自然在党政关系上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包办政府的作法有别）又说明了反对以党代政。前后分析重复，不能自圆其说。
王勤认为，井冈山时期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错误倾向有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党在党员和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因而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自己包揽一切，成了一个政务和事务的工作班子。第二，苏维埃运动尚属初级阶段，缺乏经验，这也是造成党政不分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井冈山时期党政领导层分工上的双重性，无形中造成事无巨细，党的领导都要过问，工作不分内外，一切由党委挂帅、拍板。这也是造成党政不分的重要原因。[3]
舒龙、凌步机认为，这种党政不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并长时期得不到克服，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史的原因。无论在哪个苏区，中共党组织都是先于政权组织建立的。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不如党的组织高，群众遇事愿意找党组织解决。这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较长时期存在的群众基础；第二，认识上的原因。在根据地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于党如何领导政权、实行党政分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发挥党团作用的认识不足；第三，组织上的因素。“这因为过去各级党部大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愿分配到政府里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因而在群众中形成“政府不如党部”的看法；第四，现实的因素。苏区时期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情况复杂多变。许多工作都要求迅速完成。因此，许多党的负责同志就采取了“一元化”领导方法。[8](P185-187)该分析比较客观、全面、深刻。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以党代政产生的原因，是值得肯定的。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根本原因就是体制上的原因，即苏联党政体制模式的影响。这种体制是一种双轨制，如何使这种体制运行规范，效率高，苏联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它的弊端必然影响到根据地。
3.关于防止各种错误倾向的措施。学术界一致同意以党代政倾向妨碍了苏维埃政权发挥作用，削弱了边界苏维埃政权职能的正常发挥。为此，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各种错误倾向的发生。
艾立华，刘云龙认为采取可行措施防止以党代政有四个：第一，建立苏维埃政权系统的日常工作程序，实现党政分工；第二，为苏维埃输送优秀干部，树立并提高苏维埃的威信；第三，经过党团实现对苏维埃具体领导，避免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第四，实行广泛的工农民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自己管理政权。克服“以政代党”的主要措施是在理论上加强党对苏维埃领导的宣传，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的领导。[4]
王勤认为，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党为了正确处理边界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使党政分工得到了实施。他认为，这些措施除了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外，还对边界各级党、政府组织自身提出了要求，即：“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端”；并要求：“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颁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通宣传。”[3]
侯雄飞考察了从1928年到1935年中央的33个文件，他认为，在这些文件中有56处对党政关系作了论述、指示和具体规定。从这些指示和论述中，他把中央关于党政关系的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的缔造者；第二，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政府的灵魂，对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负绝对责任；第三，党对政府的领导通过各级政府中的党团来实现；第四，在党政工作中既反对“以党代政”也反对“以下政代党”。[7]
张锡恩则把中共开始在实践中探索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作为党领导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他认为，当时中央已经明确了以下几点：第一，党不应当代替苏维埃，不要代替政府工作；第二，党要领导政府工作，但不应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第三，要通过政府机关进行工作，只能通过党团的作用影响政权机关的工作；第四，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应以组织上的严格分工为前提；第五，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对一切最主要的政策的领导；第六，要建立坚强有力的苏维埃，健全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职能与作用。[9]
舒龙、凌步机认为，中共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等方面。[8](P180-185)考查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党团运作的情况是其专著的特色。
中共关于防止党政关系问题上错误倾向的理论和措施是正确的，问题是根据地时期为什么还有错误倾向的产生？学者们没有分析政策与制度规定在实际中运作情况，没有分析研究有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有错误倾向的产生？这是研究中一个难点，但不能不注意。
（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且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学术界对这个时期的党政关系问题的研究分歧不大，只是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1.关于中共中央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和政策。魏新生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首先分析了中共中央正确处理抗日根据地内党政关系的政策，即：一方面“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要切忌我党包办一切”；其次，他分析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在实际生活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偏向，进入相持阶段后，发展成怀疑“三三制”原则的“左”的倾向，另一种是在政权中的党员干部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倾向；最后分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全面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了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原则。这个原则，在党政关系方面并不是主张和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是与党政分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为日趋成熟的关于党的领导的内涵。[1]
2.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处理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经验。从中共在抗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党政关系，更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这个时期的党政关系的内涵。刘健清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有4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第一，共产党领导是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基本特征；第二，共产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第三，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并非组织上的隶属；第四，正确处理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必须反对党内“左”右错误倾向。[10]
3.关于“三三制”中的党政关系问题。“三三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王永祥则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特别是从党政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三三制”的优越性。他说，“三三制”克服了党“包办”政的局面，是中共为适应新局面而在领导方式上实行大的转变。“三三制”不仅向政府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要求工作制度实行转变。党不能代政，党的领导主要应通过思想上的合乎科学，主张与政策上的正确，行动上的模范带头，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按照其指引的道路前进，而不靠行政命令对群众发号施令，当然更不允许靠在“官衙门”里多抢位置去为所欲为。由于党政分开，这就使参议会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政府也有它自己的独立工作，担负起了一定的责任。从而使各方面真正做到各有所司，各负其责，这样才能更有生气、更有效率地实现党的领导责任。[11](P240-241)
4.关于党团在根据地内民意机关和政府中的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来实现对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学者们注意从政治学的角度，从党团在政府中的作用来研究党史，推动了党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孙淑萍从宏观的角色具体考察了党团、党组（1945年党的七大把党团改名为党组）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的作用。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证党团在政权工作中取得较大的成效，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政府党团工作的检查，细心研究党团的方式方法，定期对党团工作以指示，定期对党团工作进行总结，经常提醒党团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允许任何向党闹独立性的事情发生。他认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尽量通过政权机关的党团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对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决议和建议，先下达给政府党团，党团讨论后，再以党员个人名义向政府委员会提议，然后由政府委员会做出相应的决定，付诸实施。他得出结论是避免了党的组织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现象的发生，从而保证了党对政权的领导。[12]
张生、袁新国则从微观的、程序的角度，通过与美国参众两院中党团操作的对比，以苏北抗日根据地淮海区、晋察冀根据地为例，说明了中共如何通过强有力的党团操作，在选举、“三三制”、参议会等中，将民主化为现实。他认为，一方面，中共在操作民主时，即非常成熟，他们显然注意到了党团的作用和应用的规范；另一方面，根据地中党团运作毕竟经验缺乏，在成熟度上显然不能与英美议会中的党团相比，出现了明显被动和民主启动时期常见的稚嫩。[13]
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团大胆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勇于探索和开拓的精神是可贵的。从动态的角度来描述党政关系，成为探讨党政关系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它有助于把丰富多彩的党政关系历史展现出来并便于把握其规律性。
（三）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
学术界对这个时期党政关系的研究显得薄弱，文章不多。
1.王永祥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等组织。他认为，人民代表会议注意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是通过与会的党员代表和会议，去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党组织直接公开地发号施令。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党组织采取的措施有两个：一是人民代表会议中党员代表的比例，事前要加以计算，只要共产党员加进步分子占优势，能保证党的政策和决议通过即可；二是党应派遣最好的党员和干部到政权中去工作。他认为，城市军管会是作为该市军事时期内统一的军政领导机关，不仅对军事，而且对行政亦有指挥之权；它可以发布戒严令，并依据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之政纲，发布临时法令。[11](p286-287)
2.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的党政体制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加强等问题。阎书钦认为，华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权建设的雏形和萌芽。在政权建设方面，它为新中国开创了一整套重大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界定了较为合理的党政关系，初步确立了新中国党政体制。其党政关系的基本内涵就是使中共的领导深入体现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既保证中共对重大问题的绝对领导，又保证政府工作的自主性。首先，在华北人民政府组建过程中，华北局的所有重要决定都得到了具体贯彻。其次，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局健全了各级党委制，确立了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正确关系。一方面，华北人民政府的各项重要决定都须经华北局审查批准。另一方面，华北局非常重视保持政府工作的自主性。[14]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组在党政关系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孙淑萍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坚持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1948年10月，党中央在《对东北局在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建设发言提纲的修改意见》中指出：政府及群众团体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由政府以及群众团体党组提交党委会讨论，民主决定。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党组则应保证党委决定在政府及群众团体中实现。但党委不得直接命令政府及群众团体，只能指挥自己在政府及群众团体中的党组去实现自己的领导。同时，他认为，后来在解放区连成一片、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下，党中央陆续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关于健全党委制》等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把一切必要的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的各级组织，党组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减弱。[12]
（四）有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问题的研究
从宏观上和从理论上，对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分开理论进行研究，对民主革命时期集中统一领导多，还是党政分开多展开面对面的交锋，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关系的全貌。
1.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分开的理论。邓纯东研究了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党政分开的理论。他认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出现党政关系开始到建国初期，我党关于党政分开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把党和“政”区别开来，而不要混淆起来，应把党和政权、政府在性质、职能上区别开来，应严格区分党对党组织本身和对政权系统进行工作的不同方式；第二，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府机构，但这种领导的方式是特殊的。这些特殊方式是通过党员的工作，努力在政权机关和政府组织中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党团（即党组）的作用，实现党的领导；向政权机关、政府部门提出各种建议来实现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建设法制，党必须首先遵守法律。党领导法制工作，并不是说一切法律的制定与执行都由党的组织包办；党组织和党员应该首先模范地遵守法律；党组织对与党的路线和政策不一致的个别法令，只能提交有关法制机关依法纠正，不能自行更改或直接命令法制机关改正。[15]
2.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集中统一多还是党政分开多问题的争论。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集中统一领导多，还是党政分开多的问题，党史界出现了第一次激烈的交锋。针对魏新生的观点，即实行党政分开、避免和反对以党代政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和历史传统，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则不过是历史中的一段插曲[1]的观点，汤健韶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强调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多，强调党政分开的少，党政不分不是“历史中一段插曲，而是在较长时间内普遍存在的事实。”他认为，党强调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有4个方面原因：第一，我国民主革命，走着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根据地被分割开来，若不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的手里，就很难避免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出现；第二，战争的环境也要求权力高度集中到党的手里；第三，民主革命时期，敌我斗争激励，环境艰苦，如果权力不高度集中于党，那就难以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第四，从当时党的建设情况和需要来看，党员多数出身于农民，农民思想中的某些弱点也有必要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和集中统一。[16]杨宏山的观点与汤健韶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在白色恐怖的代里，严峻的斗争环境和军事斗争的特殊任务要求党必须建立党政一体化的革命政权，必须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和建设。各级党组织不得不同时执行政府管理和军事领导的双重职能。因而这是一种“党指挥枪”、“党指挥政”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7]实际上，后一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这个问题是与前面所讲的以党代政和以政代党两种错误倾向，哪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正因为以党代政的错误倾向占统治地位，所以集中统一领导多，党政分开少。
3.关于中国共产党处理根据地内部企业党政关系的问题。有的论者还对中国共产党处理企业党政关系进行了研究。周一平、朱联平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企业，形成了厂长负责下的集体领导体制。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体制。解放战争时期，突出了职工的民主管理，但厂长对工厂管理仍起决定作用。总的来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营企业领导体制，基本上以厂长负责制为主。由于战争环境，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如何处理与协调的问题，还不是很突出。[18]
三、应着重研究的几个方面
研究党政关系或党政体制有机运行，是政治学或政治制度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15年来，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呈现出可喜的发展态势。但是，相对于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丰富实践，相对于它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相对于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而言，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嫌不足，还要继续拓展。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从方法上说，要克服以往政治制度研究中，把党政分开进行研究的局限性。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是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一根红线，离开了这根红线，这个政治制度就无法理解。要用专门篇幅或专章重点阐明这一问题；要研究党的哪些机构与政权机关联系最密切。此外，要运用制度研究法进行研究，要从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得出结论，不能凭主观臆断。
第二，要认真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要研究它在中共党政关系制度演变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要从人民民主政权的产生与组织、根本法、权力渊源、施政方针等方面来论述其具体表现，要研究中共党政关系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否形成，何时形成。
第三，在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上的错误倾向在政治实践中必然表现为党政纠纷和矛盾，要分析党政纠纷的原因、克服的措施，要研究党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教训。
第四，在我党提出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下，要深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法制建设与党政体制的关系，要研究立法中的党政关系，要对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部门法与党组织关系进行个案研究。
第五，根据地内部，中共党政从组织结构上看是两个不同的机构，要研究党政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联系的管道是什么；要研究党政是否存在一体化的情况；要研究保证这种党政体制的其他制度措施。
总之，对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党的十三大后热过一阵子，以后逐渐冷落下来，党的十五大后又热起来了。建国后的党政体制是对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认真研究中共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性。在提倡依法治国的情况下，还存在党政关系问题，还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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