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思维论文,理念论文,生态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与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以及城市数目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的现象。工业化（以及相应服务与配套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和工业化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相互促进的作用，加速了工业化的步伐，同时也催化了城市化的发展。
中外许多城市学家把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按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例计），即第一（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第二（中级）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第三（高级）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并认为城市化的极终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即国家和地区的全部人口、土地、资源和管理的有序化和规范化。[1]
工业革命推进的全球范围的城市化进程到20世纪呈加速态势，本世纪70年代后，城市化在许多国家几乎呈倍速发展。
可以预计，在城市化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保持相对稳定或略有回落的同时，21世纪头50年将是大多数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迅速发展达到城市化中级阶段的时期。具代表性的有关国家城市化水平比较见表1。
中国城市化进程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在质和量上有了突破。1996年的数据(29.37%)表明了中国城市化正突破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迈进。但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仍然相当低，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巴西等也低得多。
城市化水平实际上并不能绝对说明除人口聚集水平以外的更多的问题。事实上，不同国家的城市化不仅在动因上机制不同，其所依托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伦理习俗等也千差万别，从而城市化的影响（积极和消极的）也必然彼此差异。
传统城市化的特征与问题
（一）传统城市化特征：景观、社会、经济、文化
景观在时空尺度上的迅捷变化是城市化最明显、最直接的表征。表现为自然环境由于强烈的人为干扰向人工环境的变迁，形成密集的所谓“人居环境”。
城市化带来的景观上的变化首先是使城市在物种上均质化，即人在城市环境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其次是人类生存媒质的人工化，城市里绝大多数人们藉以生存的介质都是人工产品，包括食品、居室、交通工具等等。再次，与自然生态系统明显不同，城市系统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外界的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输入。以铁路、公路、水运以及航空等物流手段，高压输电线路、电缆、化石能源等能源手段，电磁波、电信电缆等信息传输手段为代表，城市系统与外界的联系是刚性、物质化的。还有，从区域的范围上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与其周围环境的强烈的异质性，城市从自然景观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特的人工景观。
社会格局和形态的变化也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城市化所代表的人口的高度聚集既改变了人作为个体的生产、生活行为，使城市脱离于传统的农村社会而有其特点：一方面个体的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加大——大生产要求群体的协作；另一方面往往由于空间压迫、资源竞争等造成伦理堕落，人类抛弃诚信，社会秩序需要法律、军队来维持。此外，人类远离自然，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如果不考虑社会制度的因素，城市化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分化。
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以及大量的资产沉积是城市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绝大部分有形财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带动着社会资产的聚集并创造了增长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在城市的积聚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化变异是城市化的另一伴生现象：以不同背景的语言、习俗和伦理相互激荡、冲击为特征的变异的城市文化。正是由于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在景观、社会、经济上的特征，城市文化脱离于传统文化呈现其多色彩、复杂性、反叛性等与现代媒介相呼应的特征，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文学、影视、娱乐等各种层面上。
（二）传统城市化的问题：社会、经济、文化、生态
城市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化以及伴生的或由此引起的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犯罪等等。城市化在推进区域经济的扩张时，或者在更大区域范围的经济竞争中取胜，对别的区域的发展产生冲击；或者在竞争中失败，导致本区域的经济萧条。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异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如传统伦理蜕变、信仰危机以及社会秩序紊乱等等。城市化最大的影响是其导致的生态破坏。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自然生态系统被无情地蚕食。人口聚集产生的巨大市场需求刺激了大生产的扩张，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又虚假地凸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能力——城市化导致了资源掠夺的恶性循环。
（三）城市占用的生态系统：城市化的生态代价
城市系统需要来自城市边界之外的、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系统来生产城市消耗所需的粮食、水及可更新资源。同时，还依赖生态系统提供清洁的空气和处理废物。据瑞典生态经济学家Carl Folke等人对城市占用生态系统面积进行的研究和测算，每一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平均人口数9957人）要求18平方公里林地、50平方公里的耕地和133平方公里的海洋提供或生产自然资源产品，另要求11-30平方公里耕地、48平方公里的内陆水面、30-75平方公里的湿地以及354-870平方公里的林地来吸收排放的废物。[12]
城市化带来的生态代价是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等，从地方到全球，从热带雨林到大气层，生态压力带给人类的最终产品将是毁灭。[6]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如果城市化不能走出资源掠夺的恶性循环，其所带来的任何所谓“繁荣”和“进步”都经不起推敲，从而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城市发展前途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生态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城市化取向
（一）传统城市化：产业理念
城市经济学家们在探讨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把它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前者是指国家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而后者则指以乡村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的城市化。
在我国，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在50-7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现在还在以各种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乡村工业化则从80年代开始迅速推进了乡村城镇化，尤其成为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沿海地区景观变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变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运行主体呈多元化态势，从而政府、企业（国有、集体、私营以及外资）甚至个人都介入了城市化进程。
这些多元主体联动激发的城市化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沿海地区城市化速度快于内地：资本向利益较高的沿海地区流向的直接后果。如上海、广东某些地区乡镇城市化水平在短短20年里就从百分之十几提高到50-60%，达到城市化的中级阶段水平。
不同地区城市化景观变化上的差异：投资主体、投资量和投资方式差异的直接反映。如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沿交通干线呈蛛网式散布，而在长江三角洲则以上海为中心呈扇型布局。
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突出作用：城市规划和项目建设的办事效率提高——城市化速度加快；产业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加大——经济效率和城市化质量下降；土地利用规划滞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加重。
中外城市化进程尽管在许多方面都各有其特点，而且很明显将城市化单纯归结为工业化也并不恰当，但是将传统的城市化过程解释为产业驱动似乎是可取的，这里的产业包括工业、农业、高科技产业和包括旅游、服务市场等在内的第三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随着科技进步和需求增长，资本流向相对庸俗利润（表面利润）高于农业的其他产业的结果就是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因此将传统的城市化共同特征理解为产业理念是恰当的。
传统的城市化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可持续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建立新的、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城市化机制迫在眉睫。
对于“为什么要城市化？什么是城市化？怎样城市化？”问题的模糊认识是传统城市化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是“为什么要城市化？”——城市化的目标。
由于城市化多元主体的作用，传统城市化的目标实际上是很模糊的：中央政府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着眼，一般追求城市化在全国范围的均匀和平稳发展或实现某特定战略性目标，如“三线”建设的客观效应和支柱产业城市建设；地方政府则侧重当地经济的腾飞，推进本地城市的优先发展，在产业规划上往往盲目跟风，如风行全国的开发区热的破灭；企业和个体投资者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他们的资本多流向即时或短期收益高的地区，结果是或者短期内加快推进这些地区的城市化，如江苏乡镇企业发展导致的乡村城镇化，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投资失败，城镇化破产，大量土地闲置，如许多内地乡镇企业的命运。
当然，多元主体联动当目标一致时在中国也曾造就过城市化的奇迹：深圳的崛起、浦东的腾飞等。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由于目标不一致导致的城市化紊乱：海南、广西北海等地房地产泡沫的蒸发，江苏等地乡村城镇化导致的生态破坏和非可持续发展等。
其次是“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内涵。
对于国家而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是综合国力，是政治；对于企业而言，城市化是机遇，是利益，是市场；对个人而言，城市化是高级就业，是方便舒适，是健康娱乐。当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要求难以调和的时候，城市化的危机或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再次是“怎样城市化”——城市化模式。
当城市化多元主体目标不明、兴趣不一，或者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各怀鬼胎”时，怎样推进城市化、实现城市化就成问题了。
产业驱动——什么产业？为什么？
是乡村城市化？还是乡村式的城市化？
（二）可持续的城市化：生态思维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在重复西方城市化老路的时候，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为解决传统城市化带来的困难和问题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
80年代中期，中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院士等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指出辨识社会、经济、自然之间复杂的耦合关系，从技术、体制、行为方面去调控生产、生活与生态服务功能，将生态学原理运用到产业、社区及景观设计、规划与建设中去对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进入90年代，城市生态学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制定21世纪议程的科学基础。
总之，在理论研究上以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在80年代后第三次兴起为标志；在实践上由城市空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流行相呼应；在规划和战略上有生态城(Ecopolis)的示范作先导；在政策和体制上以环境意识(Environment Awareness)的提倡相策应；在操作手段上以生态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作指南。可持续的、以生态思维为核心的城市化的全新机制呼之欲出。
所谓以生态思维为核心的可持续城市化就是批判传统的、唯（当代、短期或眼前）利（益）是图的、线性产业布局的城市化，而运用生态学原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工程为手段，新的、时间空间上平衡发展的、网络式产业布局的、生态环境友好的城市化观。
在城市这种以人口或生产力积聚的系统中，核心是人，发展的动力和阻力也都是人。人参与和主导的复合生态系统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系统的有机性、主动性、组织性与作为主体和核心的人的文化关联性。因此，城市生态学以人类活动主导下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生命与环境系统中的生死过程、生克关系及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和控制论方法。是进行（完善传统城市化的）城市生态建设或实施新的可持续城市化的方法论基础。[5]
城市生态学研究的人类生态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促进、抑制、适应、改造关系；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储存、扬弃关系；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的竞争、共生、隶属、乘补关系。
城市生态学中基于生态原理的生态控制论不同于传统控制论，而强调主观对于客观的调理，强调方案的可操作性，即合理：符合一般的自然规律；合法：符合当时当地的法令；合情：符合人们的行为观念和习俗；合意：符合系统决策者及与系统利益所有相关者（包括当代和后代）的意向。
因此，实施可持续的城市化就要通过可持续的生态规划，即：
规划对象由物到人，着眼于人的动力学机制、生态效应、社会需求、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以及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生命力；
规划标准由量到序，着眼于对生态过程及关系的调节、复合生态离的诱导；
规划目标由优到适，通过进化式的规划，充分利用和创造适宜的生境条件，引导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化过程；
规划方法由链到网，将整体论与还原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理性与悟性、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纵向的链式调控与横向的网状调控、内禀竞争潜力与系统共生能力相协调和结合。
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达到以下目标：
物质能量的全代谢：零废物；
资源开发、加工、消费与还原的闭路循环：零排放；
竞争、共生、自生的演化机制：效率目标；
财富、健康与文明的综合：质量目标；
生产、生活、生态的协和功能：可持续性；
工、农、建、交、商相关产业的横向融合：网络化；
时、空、量、构、序指标的系统调控：生态工程；
技术、体制与行为手段的耦合：柔性化；
市区与郊区、城镇与区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景观和谐性。[4,3,7]
21世纪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新格局
《21世纪议程》倡导的、面向新世纪的宣言要求人类的及时行动，只有当在对传统城市化的批判上升到理性高度并进而将对策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后，对21世纪以生态思维为核心的可持续全球城市化的畅想就不会成为空中楼阁。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维的城市化将呈现一种全新格局：
城市角色：从产业或生产力中心转变为区域社会、经济、自然总调控中心——生态环境友好的城市；
城市景观：从纯粹的人工景观转变为小尺度多样性、中尺度均质性、大尺度异质性的自然人工复合景观；
城市社会：社会伦理由蜕变异化到回归传统、社会秩序由紊乱到有序、体制由刚性到柔性；
城市经济；产业布局由线性到网络、市场由全球到地方；
城市文化：更加健康、多样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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