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西方现代文学精神_尼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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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尼采在他生命最岑寂落寞的岁月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不是普遍人,我是炸药。总有一天,我的名字将会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连在一起,将会和前所未有的危机、最深刻的良心冲突和对被人们视为神圣事物的咒骂连在一起。”〔1〕

尼采的思想学说——如他所预言——在本世纪初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们发现尼采“用一条小小的令人发笑的尾巴缠住了最严肃的东西”,〔2〕他把当代生活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抓在手里, 即价值的审视与重估。

现代西方文学在自身文化语境的分析中,把尼采哲学作为理论文本之一,认为现代文学关注的问题都是尼采首先触及到的。一些现代派艺术家公然宣称“尼采是我们的总后台”,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抛出去。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认为:尼采的思想是反黑格尔的,它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尼采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什么?他的批判的诗化哲学与现代西方人学、文学有哪些相似相承关系?读尼采的著作,我们看到,无论在其艺术探索阶段、价值重估阶段还是新榜的创建阶段,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高扬在他作品中的悲剧生命意识、自主的创造性人格与审美的人生态度。尼采将其表述为精神的三种变形——骆驼、狮子、孩提。

一、生命的悲剧意识与超越的精神追求

诚实的生命理论从不回避对灾难痛苦的关注,近现代西方人文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理智的乐观与怀疑。尼采的人格哲学建立在直面人的存在与痛苦之上。从在莱比锡大学阅读叔本华开始,他接受了人生痛苦的认识,但他不能接受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的摆脱痛苦的主张,他重视生命意志的扩展实现,主张富于精神性的人不惧怕苦难,能以强健的生命力与痛苦抗争,因此更热爱尊重生命。从古希腊悲剧和神话的研究开始,尼采就在寻找救赎的原型。在他看来,阿特柔斯家族的咒语、潘多拉的匣子、俄底浦斯的命运,都是人生苦难的记录,希腊人以独特的方式摆脱现实的苦难:一面以美好的强有力的想象创造出庞大的奥林匹斯神统,以确定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以人羊神的姿态投入生命的狂欢,享受生的快感,由此形成希腊的悲剧文化精神。可以说,希腊悲剧与神话,是原始初民的生存意志的体现。

尼采要寻找一种“深刻意义上的悲观”,他把美学的悲剧上升为存在的、人文的悲剧,在希腊悲剧探源中,他对生命作出这样的解释:

△“不管现象如何变化,属于事物之基础的生命始终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3〕

△生命在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欣鼓舞。”〔4〕

在尼采这里,痛苦成为成就伟大的条件,精神主体在与灾难的抗争中获得征服的喜悦自足。这是本体乐观论的,为我们提供了生活在山之顶巅的巍峨姿态。

尼采比较早意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潜蕴的危机,流露出世纪末的焦虑情绪:“我漫步在人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中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5〕他发现, 活跃在现代文化之邦中的是众多的“涂彩之物”、残缺不全者或单面人,他们被眩目的颜色符号所覆盖,有的缺少耳朵眼睛,有的缺少一切而一件东西太多(仅仅是一个嘴巴、肚皮)。现代文明造就了这些伪人、劣人,生命被肢解了,思想的四肢脱节了。怎么办?尼采没有沉沦在异化的沮丧中,他要救赎人类,“用整个未来赎回这个现在”,他的查拉斯图特拉(全新意义的基督)在人群中播撒着精神解放的福音,要人们摆脱愚昧,寻回自由本真的生存。

影响抑或精神的同构,现代西方文学恰恰在危机与反危机、异化与反异化、失望与追寻、绝望与信心的冲突中获得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这存在从本质上说是悲剧的,它建立在对现实危机的深刻感知和执拗超越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学象现代文学这样现出对人类命运、生存困境的普遍关注。从20年代到5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都致力于传达孤独、苦难、创伤性人生体验。卡夫卡的焦虑、贝克特的荒诞、艾略特的荒原、奥威尔、赫胥黎的反面乌托邦,都展示出人面临的丧失自身的危险,科技主义、战争和极权怎样以整齐划一的手段取消独特的个体存在。

但是,希望并没有被放逐。在揭示危机苦难的同时,这些精神探索者也在不倦寻求解脱之路。卡夫卡的K执意走近那座难以企及的城堡; 尤奈斯库的弗拉季米尔苦苦眷恋着戈多;艾略特厌弃欧洲荒原,却又发现雷霆的救世呐喊;劳伦斯写下“半人”后,又追逐生命的美丽完满。现代作家们的人生认识是冷峻忧郁的,他们要揭开帐幕,走入生命的旷达厚重。他们笔下的人生不是轻柔曼妙的小夜曲,而是凄厉狰狞的讽刺诗,从中流溢出来的沉重悲怆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所能覆盖的。那是一个复合过程,让你时时感受到拒斥、阻遏,也时时感到潜在的奋发超越的企图。它提醒我们:“天堂存在于人类保存自我的斗争中,存们在于人类在荒谬的大海和非人道的荒漠中建立意义和存在小岛的奋斗中。天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可以永远地追寻,通向可能存在的天堂之路必须穿越我们自己的地狱。”〔6〕只要我仰望天空, 就能看见“宇宙的笑容”。瓦莱里用诗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起来,投入不断的未来!/我的身体呵,砸碎沉思的形态!/我的胸怀呵,畅饮风催的新生!/从大海发出的新鲜气息,还了我灵魂, 呵,咸味的魄力!/……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迸裂吧,波浪!用漫天狂澜打破这片有白帆啄食的平静的屋顶。”(《海滨墓园》)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以象征和寓言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信念。桑提亚哥在苦难的人生之海上迎接他的厄运,他始终不肯放弃格斗,在与死神的抗争中高扬了人的尊严——人生来并不是要给打败的,你尽管可以把他消灭,却不能打败他。西绪弗斯在轮回的失败中不懈地滚动那块巨石,当他知道巨石必将滚落而不断推举时,就是在从事无与伦比的壮举——在荒诞的世界面前自我肯定。这使他超出所有的造物和他的族类。西班牙诗人乌纳穆诺曾这样评价英雄主义:“一个个体,就如一个民族,他所能达到的英雄主义的最高峰就在于他必须知道如何面对荒诞,如何使自己变得荒诞,同时不会在笑谑中颤栗。”〔7〕西绪弗斯是反抗荒诞的英雄, 加谬在这则神话中告诉人们要完成生命使命,介入生活,一无反顾地生活。这对经过战争创伤的欧洲精神是一个整饬、呼唤,旨在建立强健而能负载的人类精神。

尼采与现代西方作家提出了人类生存的第一法则:承认、接受并超越苦难,靠苦难促进生命力,靠生命力战胜苦难。正如劳伦斯给朋友的信中说:“悲剧是对苦难的抗议,人生就是苦难,这是首要的真理,这一基点奠定之后,一个人就可以开始建立生活了。只有认识这一点以后,才能开始生活,才能微笑着生活下去。”〔8〕

微笑着走向生活,肩起与生活同在的苦难或溃败,生命就会获得永恒,尼采与现代作家如是说。

二、自主道德与创造性人格

尼采的道德观、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叛逆色彩,他要把人从基督道德和一切陈腐的道德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体现生命意志的新道德。

尼采指出基督教道德革除人性、弱化人类精神的两大特征——把生命看作罪恶之源,自虐人,根除本能;以隐忍、牺牲、恭让来弃强就弱——尼采戏称这是“历史上最善良的欺骗”,是用狐狸代替了鹰。对压抑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尼采同样反对,他认为道德不过是群体直觉深植于个人内心的东西,是建立在习俗基础上的评价、意见,并不具有真理性与客观实在性。从生命本能意义上看,道德是反自然的。在道德假相的压力下,虚弱的个人不得不带上假面,逃遁到大众的普遍生存范式中,圆滑、从众、虚伪、媚俗,经过这样的道德驯养,现代人变成“衰病的残废的动物”“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愿望”,在这个道德世界中产生出大量的文化市侩、道德庸人、精神侏儒和煞有介事的“市场之蝇”,他们选择了小幸福——安命。尼采厌恶这些“市场之蝇”,甚至不屑于做蝇拍,他要长于“高大的树,强硬的根”,要做“自己的前驱和黑巷里的鸡唱”。

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里,尼采多次发出精神自主的呼唤:

△“不要跟随我,要成为你自己。”〔9〕

△“要独行,要感受那份自主,既不指使谁,也不受谁的指使,只是单纯地代表个人,他注定要变成一个个体。”〔10〕

△精神是狮子,他想征服自由而主宰他自己的沙漠。……他要与巨龙争胜,巨龙说“你应”,但狮子精神说“我要”。〔11〕

尼采看到“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个体精神的阉割必将导致整个族类生命的丧失。因此,他大力提倡主人道德,行为自律,价值上自我立法,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个道德谱系中,善恶的区别在于能否增强人类的力量感,凡使个体精力充沛、意志强健向上都是善的;反之,使人萎靡、悲观向下的东西都是恶的。尼采在自我的精神层次上强调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不是放纵、随心所欲,而是自我负责、自我确立。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价值重估的口号。

尼采身后有一支寻找自我、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大军。在尼采之前,易卜生呼吁过精神反叛,布兰德牧师最早表现出独立的人格意志,反对妥协媚俗,斯多克芒医生坚持少数派,坚信“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易卜生主要在现实关系层面上探讨杰出的知识分子与狭隘庸俗社会的矛盾,尼采的探索是在普遍人性、形而上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宣布“神圣死了”是要创立自主性人格,但影响是复杂的。他解放了人也放逐了人;使人变得自由自主,也使人变得惶惑迷惘。在没有宙斯的万神殿里,人该走向何处?

寻找与惶惑是普遍而深刻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自我的迷失、价值的迷失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下了第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无法象众人那样忙于按法则、习俗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也不愿亵渎原则、用道德文饰自己的卑劣,在这样的群体中“我”如同一只高贵孤独的苍蝇,不知该投向何方。未来派诗人帕拉采斯基在诗坛上发出“我是谁”的追问,众作家回答:是毛猿、甲虫、鼹鼠,是死囚和刽子手,是小丑。意义的丧失在加谬的《局外人》中被写到极处。对莫尔索来说,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结婚不结婚、爱与不爱、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否都了无意义,他甚至没有迷失的焦虑,走到哪里算到哪里,遇到什么就接受什么,因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出路已被指定,那就是死亡。

这是一条荒诞之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类必将遭遇混沌虚无,必将丧失现在与未来,这不是尼采的本意。尼采精神的真髓是要给无意义的世界注入意义,为自身的生存确立目标和激情。他多次强调人是一个“桥梁”,“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人需去创造、塞入,把目标和意义塞入到世界中去。

在放逐的痛苦中,有人抓住当下的享乐,陷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沼,这也不是尼采的本意。尼采是要唤醒精神的自主自律。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作家作出积极的反响。“垮掉的一代”以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冲击了清教主义,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否定任何先在规定性。萨特指出不存在一个客观而适应一切时代一切个人的价值规范体系,有的只是具体意志的价值规范体系;同一价值体系的各规范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价值的唯一源头是个人行动,人实现自己有多少,就有多少存在,他的本质就是其行动的总和。自我就是投向世界的光束,光之所指的方向就是我的路、我的价值。因此,人只能按自己的意愿创造自身,只能依靠洒满汗水的脚步到达希望的彼岸。这里,我们似乎听到悠远的人道主义的回声。

罗曼·罗兰为我们塑造了靠精神力量征服世界的伟大灵魂(“心的英雄”)。D·H·劳伦斯为我们开创了一份有趣的道德清单,与富兰克林的清教道德清单迥然不同:

富兰克林的价值规范体现出克己原则;劳伦斯则以生命自由自主为原则。前者在给定的“圈出的围场中小跑”;后者在广阔的灵魂之林中独行。劳伦斯确信灵魂要实现自己,只有在大路上旅行,一个没有无限背景的人不可能获得自由。

忠实于自己,走创造者之路,成为精神上自己养育自己的泰坦,尼采与现代作家再次唤起对自我的崇拜与关注。

三、审美的人生态度

人生是一个开放的有深度的海。伟大的人生肯定者应该有“坚硬的骨头和轻捷的足”,应当高蹈着大笑着走入人生之旅。这是尼采描述的精神的第三种变形——孩子的天真遗忘、原始的动作、永恒的轮回开始、神圣的肯定。

尼采的生命哲学是以意志的崇拜为前提的,他追求人生的诗化、美化,认为美即生命、即人。生命是欢愉痛苦、生存欲、占有欲等原始能量聚集的场所,生命过程就是潜伏的生命力释放实现的过程。在艺术探索阶段,尼采将其概括为“酒神精神”,后来进而推广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以这样的眼光看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尼采肯定希腊罗马文化是显现生命意志的文化,体现了充沛的本能力量;近代文化以对科学理性的崇拜削弱了人的生命意志;现代文化则以商业精神、市场之声、大众传媒夺去了人的内心生活。

始于文艺复兴的近代西方人文精神是以理智的乐观自信为标志的,它要求所有存在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或放弃自己的存在;尼采提出一切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东西都将站在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他分析了科学理性和深刻完满的人性之间的差异、对立:其一,科学的逻辑概念无法走入深邃的情感世界。其二,科学精神把人引向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的征服中人却失了自我,成为工具、手段、生产者或物质奴隶。在个体人格结构中,尼采认为近代精神以过分发达的理性损害了人的以本能意志为核心的创造力。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因是激情渴望、生命意志,理性只是实现意志的手段。每个自我都有两个国度:均衡和谐的思维想象的国度;奔涌着自然浪涛的恐怖狂喜的国度——狄奥尼索斯领地。这个领地显示人的原始面目、人类的古史、兽性与狰狞之状。近代精神肯定思维王国而否定“自然”王国,尼采则从灵与肉、精神与本能双重结构来认识人,期待“身心完整的人”、“欢笑的狮子”的到来。

怎样以“狄奥尼索斯情态”投入生存,尼采指出这样的途径:忠实于大地,圣化舞蹈和欢笑,追求人生的诗化。忠实于大地,就是忠实于自己生命的内在之声,不相信任何出世的宣说,“只为大地牺牲”,执著于生活。圣化舞蹈和欢笑,就是以轻盈的脚步跨跃大地沼泽,以歌舞酣笑之力荡涤苦难悲愁。追求人生的诗化,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世界,用艺术拯救提高生命,把本能欲望精神化、美化。(尼采始终相信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是对存在的肯定、祝福和神化。)尼采的审美人生态度不是指纯感官的物质享乐,而是摆脱畜类状态,以巨大的热爱和创造的激情投入人生。

尼采比弗洛伊德更早提出反理性压抑问题,也是较早发现潜意识大陆的人。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本世纪文学重心开始发生转移,圣化生命、追求原始、表现深层心理动态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美学意义上的真实而客观显示转而为复杂的心灵探索。最早作出反应的是未来主义、表现主义,他们把尼采称作后台,强调原始冲动、冒险的热情,赞美速度和力量之美,赞美进取性行动,失眠、跑步、翻跟斗……(见《未来主义宣言》)意识流文学全面转向精神生活的真实,尤其是潜意识领域原生态的心理真实。超现实主义走得更远,主张无意识写作、思想的自动记录,排除任何理智的控制和道德的美学的思考。非理性作为世纪初的团体意识被许多作家所接受。戈尔丁、康拉德走向原始;乔伊斯、福克纳盘桓于意识的迷宫;黑塞、安德森寻找自身的和谐……

如果说上述流派作家是在自我意识的双重结构上响应了尼采的话,那么劳伦斯、纪德则是在肯定生命、讴歌生命的美丽方面与尼采遥相呼应。劳伦斯的世界是感性的、激情的,他把生命放在同宇宙自然最和谐的关系中展开,写直觉体验、写亚当夏娃、写血的流动。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把“血的意识”作为自己的宗教——“我全部的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我设想一个人的躯体就象一种火焰,就象蜡烛的火焰那样永远站立着,燃烧着,而智力仅仅是照射在周围各种东西上的光。 ”〔13〕劳伦斯以“血的意识”、“火焰”、“激情”代替“权力意志”,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他深信血液能够思想,能够深藏地沉重地思想,逻辑的粗糙无法为生命作出细致的划分,意识之鸟终将飞回生命之树上,重要的是使生命的火焰存在下去。纪德在先锋派运动高涨时期接受了尼采的思想,尤其推崇尼采热烈向往人生的学说。他主张以独立的意志和艺术家的创造精神面对生活,并且塑造了查拉斯图特拉式的法国超人。纪德同样注重感性直觉的王国,注重对自然和人生的强烈感受,在他看来,“感觉比思想更美丽”,文学的迫切需要是“重新接触大地,赤着脚随便踩在地上。”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提出“诗意的思”,“诗意的栖居”的口号。人们以审美的情态投入生存,是在给生命以神圣的祝福和肯定。

新时代的价值翻转是由尼采开始的,现代西方文学精神的转移也是从尼采开始的。雅斯贝尔斯称赞说:“基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尼采开创了积极乐观的人本主义哲学,为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作了理论奠基。他最早起来揭露现代文明的症结,为自我认知、价值评价提供了新视点,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尼采的思想是复杂的,其中不乏人们指责的贵族气派、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因素,他打碎了偶像,却对“新榜”的建设感到茫然,缺乏深入系统的阐述。但有一点无可怀疑,尼采是一个严肃诚实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者,他把精神的主体性交还给人,在颓唐的世纪末情绪中努力建树强健进取的人类精神,他告诉人们怎样在逆境中保持昂扬的姿态,以精神之光烛照自己。尼采的思想影响着锐意创新进取的人们,在人类思想上,他是一个重要环节。勃兰兑斯的评价是出色而衷恳的——“尼采是一位高层次的思想家,他完全值得研究,值得讨论、驳斥和理解。”〔14〕

注释:

〔1〕尼采《瞧!这个人》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P107。

〔2〕尼采致勃兰兑斯的信1888年,5,4,见勃兰兑斯《尼采》,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P137。

〔3〕〔4〕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P58、 6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11〕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P116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6〕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绝望与信心》P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7〕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 P192。

〔8〕《劳伦斯书信选》致E·H·布鲁斯特的信,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P45。

〔9〕〔10〕尼采《快乐的科学》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P114、 P133。

〔12〕《劳伦斯散文选》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P179。

〔13〕给厄林斯特·科林斯的信,P63。

〔14〕勃兰兑斯《尼采》工人出版社1986年,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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