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演变趋势研究_经济增长率论文

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演变趋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优势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4-104-111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一些人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更多地归因于国际外部冲击以及周期性的因素。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本文将利用后发优势假说，参照二战后成功的后发优势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经验，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对未来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做出预测。

       本文有关二战后各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包括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7.1。根据PWT7.1，每个国家的人均GDP都折算成了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简称2005年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PWT7.1的数据与前几个版本的数据有所差别，其中中国的数据较以前的版本有较大的缩减，主要是世界银行在前几年对中国的购买力平价GDP有较大幅度的下调，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

       一、有关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速下滑的几种主要观点

       在对未来中国较长时期经济增长的预测中，以林毅夫、刘世锦、蔡昉等人的预测最具影响与代表性。

       林毅夫近些年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示，中国2008年前后的人均购买力平价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与1950年日本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约为20％左右，林毅夫依据的是世界银行前几年对中国高估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与本文所使用的PWT7.1的数据存在一些差距)。相近，而日本在此后二十年维持了超过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因而有理由相信未来20年中国也可以达到同等的高速经济增长。[1]林毅夫认为导致后发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后发优势，相对收入差距是后发优势的最重要体现。

       刘世锦接受林毅夫有关后发优势的观点，但是他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成功的后发优势经济体的历史经验指出，如果以1990年国际元度量，高表现经济体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后出现增速下滑，经济增速下降30％左右。[2]他根据世界银行当时高估的购买力平价中国人均GDP数字，假定中国在达到11000国际元之前增速不下滑，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将会到达11000国际元左右，然后发生结构性增速下滑，在“十三五”期间下降到6.5％左右。如果换算成现在通行的2005年国际元，结构性增速下滑的时间点在12000-13000国际元之间。

       蔡昉等人则主要依据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利转变因素，以及制度改革红利的衰减，认为2010年后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速将会出现明显下滑，在“十二五”期间下滑到7.2％左右，“十三五”期间进一步下滑到6.1％左右。[3]

       国际学术界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成果也相当多，其中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研究非常著名。根据他们对全球146个发生结构性减速国家的时间窗口的研究，按照发生结构减速人均GDP值(2005年国际元)出现的频数来统计，分别有两个减速阶段，分别是10000-11000国际元和15000-16000国际元。随后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以上。他们认为尽管中国不太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太长，很快就会出现结构性增速下滑。[4]

       艾肯格林等人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无疑是相当权威的。但是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一方面包括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这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时间窗口提前；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还包含了中速增长下滑到中低速、低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二战后的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多数经济增速较高，70年代石油危机后，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进入中低速经济增长。这些国家此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多恰好处在15000-16000国际元的阶段，经济增速下滑时间点偏晚，这对于很多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来说，并不合适。因为笔者要探讨的是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何时进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而非由中高速增长进入到中低速增长。

       相对而言，刘世锦等人的研究集中于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增长下滑，集中于德国、日本与韩国这样的战后高表现经济体，它们在战后经历了“挤压式”高速增长，随后向中速经济增长迈进，与中国的情形最为类似。笔者接受刘世锦等人有关中国在人均GDP 12000-13000国际元的时间点发生结构性减速的结论。

       虽然刘世锦一再强调他们的预测是基于后发优势，但实际上是从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来解释增长率的变化。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后，经济会出现某些不利的结构性变化，如城市化减速、制造业比重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等，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这应该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种观点假定了后发的国家会完全重复先发国家走过的历程，忽视了后发优势的因素，从而低估了后发国家的经济潜在增速。

       林毅夫则主要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预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依据后发优势假说，后发国家在同等人均GDP绝对水平上会比当年的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更快。林毅夫的观点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也符合历史经验。但是他忽略了与绝对收入水平紧密相关的经济成长阶段因素。郭熙保指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带来的后发优势，会导致后发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可是与绝对收入水平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的某些变化，仍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从而导致纯粹从相对收入差距来预测的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率会出现高估。[5]

       蔡昉等人有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观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与官方的共识，成为当前中国不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主要理由。

       本文将结合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结构性增速下滑做出具体预测。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探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探究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标准在逐年变化，导致人们对某些国家是否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存在较大争议。对此，学术界最近形成了一种用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相对于美国该指标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划分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达到美国人均GDP10％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主要有45％、50％、60％三个标准，其中以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5％的标准较为广泛接受。[6]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后发优势，国际学术界目前尚未给出一个大家公认的量化标准。一般而言，技术的后发优势是最重要的后发优势因素。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自主创新驱动是该国告别后发优势经济增长的标准，不过这个标准的衡量不容易确定。相对而言，以人均真实GDP相对于美国的百分比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关键是这个标准如何确定。根据对除美国外的传统工业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二战之后的经济追赶走势的考察，笔者发现，这些国家在到达相对美国人均收入70％左右的时候，大多出现了好几年的追赶停滞、甚至回落，德国大约为9年(1960-1968年)，法国大约为6年(1963-1968年)，意大利大约为9年(1970-1978年)，日本大约为7年(1972-1978年)。这些国家都在经历了好几年的调整后，才重新进入缩小与美国人均收入差距的追赶历程。英国则长期在美国人均GDP的70％左右波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冲破这个瓶颈。这一停滞阶段可以认为是后发优势基本终结后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后发优势类型的增长转变为自主经济增长。另外，这些国家在到达美国人均GDP百分比的阶段性高点之后，大多出现了回落，其回落的底线是美国人均GDP的70％左右。英国最低为65％左右，法国最低为74％左右，德国最低为75％左右，意大利最低为69％左右，日本最低为74％左右，简单算术平均为71.4％。因此，把人均GDP达到美国的70％作为一个国家后发优势发展基本截止、进入技术前沿的时间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一方面接受刘世锦等人的结论，中国经济在人均GDP达到12000-13000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速会出现结构性下滑；另一方面，依照林毅夫、郭熙保等人的假说，后发国家由于存在后发优势，在处于与先发国家同样的发展阶段(相同的绝对人均GDP水平)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后发优势主要体现为相对美国人均GDP的差距。随着后发经济体人均GDP相对美国百分比的上升，后发优势逐渐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本文的方法就是从二战后成功的后发优势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12000-13000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速的基本规律，推断未来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根据上述假说，当一国到达12000-13000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速结构性下滑的幅度与该国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紧密相关，相对美国百分比越低，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越小，经济增速较高。由于美国经济也在继续增长，那些越迟达到结构性减速窗口的经济体，其相对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越低，后发优势越大，经济增速会更高。对此，本文选取了除美国之外的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以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亚洲四小龙，考察这些经济体从发生结构性减速时的人均GDP大约在12000国际元至发展到26000左右国际元(韩国2010年的发展水平)所经历的时间跨度。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日本之外，这些国家(地区)大多花了30年左右。日本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繁荣，这个过程异常偏短，其到达26000国际元的时间比更早到达12000国际元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还要早，只花了20年。亚洲四小龙的情况有些特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城市经济体，又是国际自由港，这种特殊性导致这个过程异常偏短，比更加后起的中国台湾与韩国经历的时间更短。总体而言，亚洲四小龙从12000国际元至发展到26000左右国际元经历的时间，比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要更短，即便是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的韩国，相对于G7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日本也是如此。证明本文的假说是成立的。

      

       但另一方面，笔者也发现，更加后起的后发优势经济体在缩短同样的与美国相对收入差距的过程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由于西欧国家在1950年普遍已经到达较高的美国人均GDP百分比，不方便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四小龙来类比，只能对比日本与四小龙的增长经验。日本1950年人均GDP大约相当于美国的21.42％，其到达高收入经济体的较高水平的美国人均GDP水平的60％的时间为1969年，花费了大约19年。新加坡的数据从1960年开始，这时候人均GDP已经相当于美国的28.58％，即便如此，其到达美国人均GDP的60％也花了20年。如果比照中国香港从约21％增长到约28％大约花了3-4年，那么新加坡大约是在1956-1957年前后达到美国的21％左右，也即从美国的约21％到约60％，大约花了23-24年，中国香港则花了约26年。中国台湾从1974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21.42％，增长到约60％的时间为2003-2004年，大约花了30年。韩国从1979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21.56％，增长到约60％的时间为2008-2009年，大约也花了30年。这是因为更加后起的后发优势经济体要完成同样的相对收入差距的追赶，必须经过更大幅度的绝对收入差距追赶，即便后来的后发优势经济体增长速度更快，除了极少数例外，通常也要花费更长的追赶时间。

      

       按照上述推论，中国大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从发生结构性减速到达到26000国际元左右的时间跨度，应该会小于中国台湾与韩国的平均时长，少于17年。同时，中国大陆要完成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约20％到约60％，应该要花费比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韩国更多的时间，要超过30年。

       三、相对收入差距与后发优势经济体结构性减速的计量分析

       如前文所述，二战后高表现经济体大多在12000-13000国际元附近发生结构性减速，并且在结构性减速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差距越小，后发优势越小，增速越低。为此，必须探讨后发优势经济体从结构性增速下滑时间窗口到美国人均GDP约70％期间的增速下滑规律。对于G7国家而言，当它们到达结构性减速窗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美国人均GDP的70％，后发优势已经很小，其增速下滑幅度非常大。以日本为例，如果以1970年为时间节点，其

，从高速增长迅速进入到中低速增长，很难再作为后发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参考对象。因此，本文只能选取最近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亚洲四小龙来作为我国大陆未来经济增长的参考对象。

       首先检验亚洲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这一临界值时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显著性，并得出其经济增长率减速的具体值。检验的方法是借用艾肯格林等人的方法，考察t到t+7之间与t-7到t之间增长率的下滑是否达到2％及以上。

       为了检验差异的显著性，引入哑变量，设定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之前的GDP增长率样本值为0，在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之后的GDP增长率样本值为1，那么得到了模型：

       G(GDP)=c+a×dummy+ε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变化，也即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而现实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经常受到各种短期因素的影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为了消除年度GDP增长率的过度波动性，本文对GDP增长率采取了移动平均法对其进行平滑。每一年的增长率用前后5年(t-2到t+2)的平均增长率来替代。上述模型的变量中，G(GDP)表示移动平均GDP增长率，c表示常数，dummy表示哑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得到各系数结果以及方程显著性如表3。

      

       笔者发现，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哑变量系数a在10％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且系数都为负数。这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后，四个地区的GDP增长率都发生了结构性下滑，验证了刘世锦关于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一个台阶的观点。

       更进一步，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的显著水平下，三个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后，都出现了GDP增长率的下滑，中国香港较前一个阶段，GDP增长率下降了3.61％；而中国台湾较前一个阶段，GDP增长率下降了3.08％；韩国较前一个阶段GDP增长率下降了2.05％；新加坡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下，较前一个阶段GDP增长率下降了1.53％。新加坡的减速幅度较小，达不到艾肯格林等人的要求。

       新加坡是战后能够追上并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极少数佼佼者。对于二战后的那些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其人均GDP几乎都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新加坡的成就与其作为小型城市经济体与国际自由港的特殊地位紧密相关，可以凭借特殊的要素禀赋与政策优势获得比美国更高的人均GDP，不大可能为其他的大型经济体所效仿。

       下面将依据林毅夫相对差距的观点，检验在发生结构性减速的前提下，即人均GDP达到12000国际元后，直到人均GDP最终突破美国的70％为止，三个地区GDP增长率随着各自人均GDP相对美国百分比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为了消除由于人口增长率差异造成的GDP增速变化的差异，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三个地区人均GDP增长率随着各自人均GDP相对美国百分比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

       在此，香港的阶段选取需要稍作说明。香港曾经在1990-1997年之前的几年里，由于香港回归乐观预期造成的泡沫经济繁荣，人均GDP超过了美国的70％，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在1998-2003年的6年里，一直徘徊在美国的70％左右，直到2004年才最终突破70％的瓶颈，因此把2003年作为香港突破美国人均GDP70％的时间点。

       为了得到这个趋势，我们建立模型如下：

      

       上述模型变量中，G(GDP)表示移动平均人均GDP增长率，c表示常数，R(RGDP)表示该地区相对美国人均GDP百分比，t表示时期，ε表示随机误差项。

       通过线性回归，得到各地区的系数以及方程显著性如表4所示。

      

       从以上系数表可以发现，三个地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各系数都通过检验，且R(RGDP)系数为负数，这表明人均GDP在达到12000国际元以后，随着地区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越小，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将逐渐减缓。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显著水平下，人均GDP相对美国百分比每上升1％将分别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0.18％和0.17％；中国香港在5％显著水平下人均GDP相对美国百分比每上升1％将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0.14％。就三个地区的平均水平而言，人均GDP相对美国百分比每上升1％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0.16％。

       四、相对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演变趋势

       本文下一步是根据前述模型

来预测未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变量的选择，假定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固定值，为二战后1950-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的复合平均值1.94％；中国人均GDP在达到12000国际元之前人均GDP增长率按照2001-2010年平均人均GDP增长率计算；达到12000国际元后人均GDP增长率参照亚洲四小龙的均值，相对美国百分比的变化而变化。

       在判断中国结构性减速之前的潜在经济增速的时候，很多人使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不过笔者发现，在1991年之前的一些年份，PWT7.1中的经济增速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速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本文用1991-2010年的复合增速作为结构性减速之前的潜在经济增速。根据PWT7.1，这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61％。

       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异常高的经济增速。除了一般性的后发优势因素外，还与这一时期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红利紧密相关，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具有后发国家“挤压式”经济增长的特征。这一时期，发生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1992-1996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大陆于2001年年底加入WTO，导致出口大幅度增长，为我国GDP增长带来巨大贡献；20世纪末房地产制度改革引致了接下来十余年房地产及周边产业的繁荣，同样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这样的制度红利是一般的后发优势经济体所没有的，使得我国这一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所偏高。在这个偏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上来预测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趋势，必然会导致高估的情形。事实上，随着WTO红利以及房地产改革红利的释放，并且未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大可能再一次出现类似的巨大制度红利，在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时候，应该剔除这个因素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高估值。在这里，假定该高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也即2010年中国人均GDP的潜在增速为8.61％，而非9.61％，也非2010年的实际增速9.37％。

       当亚洲四小龙到达经济增速下滑时间窗口的时候，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然处于上升的阶段，而中国在2010年人均GDP为7129.74国际元(美国的17.23％)的时候就到达了劳动年龄人口比的转折点。由于中国未富先老，中国的结构性减速的时间窗口实际上会比东亚典型后发经济体要来得更早。考虑到这个因素，实际上中国的结构性减速的时间窗口应该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到来。

       假定人均真实GDP从2011年到12000国际元之间，中国GDP增长率的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抚养比上升，12000国际元之后的结构性减速则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因而在做未来预测时，在12000国际元之前，只考虑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在12000国际元之后，则参照亚洲四小龙经验，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每上升1％，人均GDP增速下降0.16％。

       按照联合国中位数预测法，2010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抚养比上升约0.8％。根据蔡昉等人的研究，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导致GDP增长率下降0.115％。也即2010-2020年间每年将会导致0.092％左右的潜在GDP增长率下滑。由于1979-2010年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91.19％，近似得到2011年后抚养比每年上升0.8％，导致人均GDP增长率的下滑为0.084％。[7]

       根据上述假定，得到如下预测结果：中国大陆将在2017年人均GDP突破12000国际元，为12440.89国际元，到达一般的后发优势经济体结构性减速的时间点；在2013年达到美国人均GDP水平的约21％，也即日本在1950年时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在2029年跨越人均GDP26000国际元，也即达到2010年韩国人均GDP水平；在2030年间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5％左右，进入到较低门槛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60％，刚刚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较高门槛——美国人均GDP的60％。

       假定我国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那就意味着我国“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的潜在经济增速约为8.8％，“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约为8.2％，2021-2025年间约为6.9％，2026-2030年间约为5.8％。越往后，增速越低。

      

       五、对预测数据的评价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人口总抚养比确实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的34.2％后开始上升，2011年上升为34.4％，2012年又上升到34.9％，但是上升的速度低于联合国估计的年均0.8％。同时，我国2011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为8.8％，2012年为7.1％，2011年、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要大于根据本文模型所预测的下降幅度。我国政府的稳增长的目标也是年均GDP增长7.5％，也即人均增长7％左右，较前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学术界也普遍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近似值。也就是说学术界对目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要低于本文的预测值。相较于前几年，很多学者似乎对我国结构性增速下滑的时间窗口的估计大大提前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属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林毅夫、李稻葵等人就坚持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其主要原因并不能归结于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而是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以及不利的外部冲击。因为同一时期远低于中国目前发展水平、人口非常年轻、不大可能出现结构性减速的印度等国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速下滑，其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在他们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确实有一部分是结构性的因素，但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幅度应该还很小，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比前十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期性调整以及伴随着国际市场的复苏，我国经济增长率必将出现反弹，恢复到8％—9％的经济增速。[8]而这与本文的模型预测基本相符。

       另外，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不到8％，似乎较大幅度地低于本文预测的8.8％左右的增速，但如果考虑到这几年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与本文的预测很接近。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根据国际经验，结构性经济减速很少平滑减速。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往往是在面临较为不利的外部冲击之下，经济增速突然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2％以上，甚至更为剧烈。本文计量出来的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每上升1％，人均GDP潜在增长率下降0.16％，是长期平均的结果。另外，如果前一时期实际经济增速相对于预测增速较高的话，下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速就会相对于预测增速相对较高，反之亦然。总之，实际经济增速的下滑经历并非平滑下滑。

       根据本文的预测，中国人均GDP相对美国的百分比在2013年达到日本1950年的水平(约21％左右)后，中国大约要用37年的时间来达到美国相对收入的60％。这个时间要较大幅度地高于日本的19年，也高于韩国与中国台湾所花费的约30年，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测相符。也即更加后起的后发优势国家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完成相同幅度的相对收入差距的追赶。中国人均GDP从12000国际元左右(2017年)到26000国际元左右(2029年)大约花了12年，少于中国台湾与韩国近似的绝对收入增长幅度所花费的16年与19年，甚至少于具有小型城市经济体与国际自由港的特殊优势的新加坡花费的13-14年。这也与本文的理论假说相一致，也即更加后起的后发优势国家在达到12000国际元的结构性减速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要比较早时期的国家同一阶段的经济增速更快。

       根据本文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完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达到美国人均GDP的60％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与美国非常接近。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人均GDP的60％多一点很可能是中国追赶美国经济的天花板。这看起来令人沮丧，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相对较差的资源禀赋、异常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成果，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由于本文的参考对象是二战后后发优势追赶的最好样板，这个估计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中长期可能达到的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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