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区域论文,过程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地区差异不仅制约着整个国家的人口现代化进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现时期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与特点。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我国人口控制实践，在全国促进和实现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同时，也明显增大和加深了人口过程空间与时间上的差异性。目前中国社会及其人口发展都正处在为时甚久的转变过渡时期，人口趋势的这种地区差异性及由此带来的特殊区域问题将会更加集中和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对中国人口发展前景及人口现实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区域差别与地区发展的基础之上。
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转变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将对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所表现出的时空差异性不仅极具典型意义，更蕴含着特殊的政策涵义。本文将在区域差别的基础上认识和思考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以寻求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切入点。
一、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趋势及其特点
通常，人口老龄化指的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升高的动态过程。与此同时，某一时点的老年人口比例被用来反映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水平。20余年来，在生育率转变的推动下，我国各地区先后开始了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历史进程。但由于制约各地人口增长因素的复杂性，这一过程在地区间既表现出了空间上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时滞”特点。
表1列出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历次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有关数据，由此可以看到数十年来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各地区的总体发展状况与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各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参差不齐，时差长达数十年。
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长期的差别增长，我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变化极不平衡，人口老龄化过程因而表现出鲜明的“时差”特点。从我国有限的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看到：早在1953—1964年期间，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四省市就已率先开始了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过程，而当时大部分省区却表现为人口“年轻化”走向。尽管在随后的1964—1982年间，除个别省份（新疆）外，绝大多数省区都经历了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化”进入老龄化的历史性转变过渡。但直到1990年，贵州省仍再次出现了人口“年轻化”的相悖趋势。表明在我国各个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参差不齐，即：有的省市早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就已开始漫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进程，而有的省区直到80年代还处在起步阶段，时间相差数十年。从而导致各个地区处在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少数省份已进入其加速发展时期，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个别省区尚在起点徘徊，如贵州、新疆等；其余多数省份则处在早期平缓推进阶段。可以预见，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这种时间表的不同，在我国将长期存在。
表1 我国各地区历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例及其序位（%）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2)在人口老龄化的共同背景下，各地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地区差异明显，而且区域差距不断扩大。
历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从6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差别非常显著。反映在老年人口比例上，以1990年为例，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高达9.38%；与此同时，西北部分省区的该比例值不到4%。说明我国各地区由于人口转变快慢不同，特定时点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导致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不同的类型或同一类型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当上海人口已跨入老年型时，部分边远省份仍滞留在年轻型人口结构类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一普”、“二普”期间各地曾普遍出现人口“年轻化”现象外，6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老龄化水平的高低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向。根据普查资料，在1964年、1982年和1990年，各地区老年人口比例的上下限分别相差2.30、2.75和3.06倍，表现出某种分化离散的特点。
(3)多年来，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虽无聚类、分层特点，区域格局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纵观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尽管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却无聚类断层现象。这与我国人口城镇化等其它人口过程有本质区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表现在：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下老年人口比重偏低的省份，经过人口转变的推进，大多老年人口比例增幅突出，成为今日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相反，一些早期人口年龄结构“偏老”的省份，多年来老年人口比例增幅不大，如今已变为老龄化程度较低、排序靠后的地区，这类地区以山东省、河北省和河南省等最具有代表性。具体看，在1964年，山东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值排在全国前两位之内，属于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最“老”的省份；但到1990年，该比例值只增幅38%，导致其序位已跌至第六。上海市在1953年属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只有1.98%；但到1982年其老年人口系数已升至全国首位，199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更高达9.38%；1964年至1990年间老年人口比例增幅160%，大大超前于其它省区，成为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首屈一指的地区。这种地区格局的巨大变化反映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个地区的老龄化速度是极不相同的。
(4)我国各地区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速度，不仅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人口老龄化过程及老年人口问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看，我国各个地区经历了大体一致的演变过程。根据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除极少数省份外，大都经历了先“年轻化”后“老龄化”的历史转折。但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各地却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近些年，尤其是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人口生育转变迅速的地区，大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地区，同时目前也都基本属于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三大直辖市和辽宁、浙江、四川、江苏等省份；人口老龄化速度较慢的地区，迄今为止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都较低，尤其象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老年人口比例依旧在4%以下。这种人口老龄化过程在空间地域上的差异性，不但使得各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处于转变过渡的不同阶段，而且导致各个地区因老龄化过程中的“时滞”在同一时期面临性质与内容十分不同的老年人口问题。
总之，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过程动态趋势的观察可以发现：几十年来，各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属于趋势明显、变动剧烈的“活跃人口过程”。这一过程与其它人口过程、尤其是生育率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同时，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对它的潜在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影响我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的人口要素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可能受到两类基本人口要素的影响：一类是人口自然变动。出生与死亡现象的交织作用，导致不同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分享不同的份额，并产生此长彼消的互动关系。此外，借助于惯性力量，以往的人口自然变动还可能通过人口年龄结构本身作用于未来的人口结构。另一类是人口机械变动。由于迄今为止迁移流动大都是定向的，对人口群体有高度的选择性（包括年龄、性别），因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会迅速、直接引致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
表2 80年代以来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按老年人口比重分类的生育水平状况及其变化
资料来源：(1)姚新武编：中国生育数据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
(2)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
(3)同表1(2)。
1.人口自然增长与地区老龄化趋势
在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中，生育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一致且单一。一般，生育率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年龄结构出现“底部收缩”性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死亡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是双重的，它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少年儿童人口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死亡率变化后的净效果。我国学者利用比较预测方法，对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生育、死亡及期初年龄构成因素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解。结果表明：在1950—1990年的40年间，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第一位因素是生育率，其次是期初年龄构成，死亡率因素的作用十分微弱。而生育率多年来的下降，直接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向（杜鹏，1993）。这一结论也适合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
由表2可以清楚看到：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均是生育率水平最低的省份；而年龄结构最“年轻”的省区，生育率水平基本都最高。说明迄今为止，生育率是制约我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山东、贵州、河北等省份非常典型。
但同时，在其中我们也发现一些例外：(1)东北三省在生育率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比重很小，人口年龄结构显得过于“年轻”；(2)80年代以来，我国所有地区的生育率在波动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下降，人口老龄化过程也都在延续和发展。但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并不都是生育率降幅最大的省份，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陕西省等；反之，一些生育率在这一时期大幅度下降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却很“迟钝”，如广西、云南、宁夏、青海等省区，他们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非常有限，特别是贵州省甚至出现了反向变化。说明仅用人口自然变动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
2.人口年龄结构与地区老龄化趋势
比较我国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会发现不少例外。恰恰是这些例外向我们揭示出某些潜在的人口变化机制和动因。下面我们选择情况特殊或有代表性的4个省份为例，阐述人口年龄结构本身对老龄化趋势的影响（见表3）。
表3 1982年、1990年我国部分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状况
资料来源：(1)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
(2)1990年各省人口普查100%机器汇总资料。
所选的4个省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条件，就是他们都属于人口迁移很不活跃的地区，即人口迁移率低，年均迁入、迁出率大致都在0.2%以下，净迁移比重低于0.3%。就人口发展过程来看，几个省份各有特点。其中，贵州省在1982年至1990年期间，是我国生育率继续下降而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年轻化”相悖趋势的唯一省份；山东省在这一时期生育率下降速率与人口老龄化速度较为均衡，有一定代表性；云南和陕西两省存在相反情况：前者在1982—1990年间，生育率水平大幅度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却极为有限；反之，陕西省在这期间生育率水平几乎未变，老年人口比例却有不容忽视的增长。
显然，贵州省的情况很典型：1982—1990年间，0—14岁少年儿童的绝对数有一定幅度的减少（约9%），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绝对数增加的情况下，分享的比重非但未增反而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规模的膨胀（增长30%），扼制了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出现。所以尽管这一时期该省的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但以往高出生队列带来的年龄结构惯性，成为影响该时期这一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基本特征的决定性力量。云南和陕西两省虽然生育率动态趋势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呈相反走向，但两者就结果而言却殊途同归。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共同分享了少年儿童人口规模下降贡献的相对份额，其中期初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在云南省。山东省呈现了与上述两省类似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在人口转变时间表上大大超前于其它数省，因而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平稳下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年龄人口，预示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这种情况代表了我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的一种潮流。
上述情况表明：在我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主要是生育因素）起了积极作用外，人口年龄结构自身的惯性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但就某一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人口自然增长和年龄结构惯性都只是缘于该人口总体内部的内在人口因素。此外，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外在人口因素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3.人口迁移流动与地区老龄化趋势
乡城之间的人口迁移流动是近些年我国人口空间再分布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影响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尤其是老龄化趋势的重要因素。80年代以来日益加速加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的人口城镇化过程起到了一定的整合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对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包括人口老龄化过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削弱了作为人口吸引中心的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人口老龄化过程的速度与程度；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加剧和提高了人口外流地区、尤其是外流量大的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过程的速度与程度，使各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典型省份的情况。
表4 1990年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状况
资料来源：(1)庄亚儿编：中国人口迁移数据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
(2)北京市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00%机器汇总）。
注：(1)因普查对迁移人口的统计未考虑一年以下的短期流动人口，这里进行了调整，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短期流动人口与一年以上的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大致接近，因而这里将迁入人口加倍后再减去迁出人口得到净迁入人口。另据1994年调查，北京市调查时点的流入人口有329.5万人，其中63%为滞留半年以上者（冀党生等1995）。故上述调整后的结果也是偏低的保守估计。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85年至1990年期间，省际人口净迁入量最大的是广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三者合计占到全国净迁入人口总量的64%。其中京、沪两市又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表4列出了北京市1990年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和删除净迁入人口之后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应数据。
很明显，假如没有迁入人口，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提高，大约升高0.5个百分点。但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根据公安部门的登记，1994年北京的暂住人口已达115万人。但根据调查，还有大约一半滞留京城的外来人口并未进行暂住登记（冀党生等，1995）。因此实际上，迁移流动人口对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
由此可见，大量迁移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务工经商，不仅给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生机，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也给其“偏老”的人口年龄结构注入“年轻化”的活力。在广东、上海等省市，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形。可以预期，随着城乡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迁移流动人口给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补偿效应”会越来越强。
当然，我国也有不少省区属于人口净迁出地区，且净迁出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这种状况也影响到当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加以说明。
表5 199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年龄结构状况
资料来源：同表4。
注：同表4。
由广西的例子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流出人口，当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将略为“年轻”一些。所以对迁出地而言，人口的迁移流动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了。类似的情况也可在四川、浙江等人口净迁出地区看到。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外流人口以年轻人为主体。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1985年至1990年的全国迁移人口中，15—29岁的年轻人口占到全部迁移人口总数的63%以上。而与非农业人口相比，农业人口的外迁更“堆积”于青年群体。因此，具有显著“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结构有着双重影响。他们在促进两类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共同提高的同时，对两类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包括人口老龄化程度，起到了某种“削峰填谷”的“补偿”或“修补”作用。这对于减弱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无疑有着正向效应。
当然，上述例子表明：无论对迁入地还是迁出地来说，这种“补偿效应”和“修补作用”至今仍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十分迅速。例如：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82年我国“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人口仅有636.4万人，1990年该类人口已急剧上升到1982.9万人。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城乡差异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人口迁移流动，作为影响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因素之一，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事实上，当我们作出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加速我国人口现代化进程的抉择时，就已经注定了我们要经受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考验。就人口老龄化过程本身而言，它代表了世界人口发展的一种时代潮流，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空前的推进速度和未来可能的超高程度，而且也由于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因此，关注与认识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差异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
通过上述对我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差别甚大，影响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内在机制十分复杂，形成了典型的地区特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地区差异和不同区域老龄问题的存在，既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带来了难度，也为我们进行战略选择和正确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出现，重新调整生育政策的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实践证明，无论在什么范围、何种程度上变动生育政策，都是异常“敏感”和复杂的，需要慎之又慎。从根本上来说，影响我国各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力量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之外，人口迁移流动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对人口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长远考虑和可行性分析的同时，关注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及人口特征显著的地区差异，是十分必要的，其应该并且可能成为新政策的成长点。
实际上，近些年借助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杠杆，急剧加速加大的人口跨区域迁移流动，已经开始给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过程起到“削峰填谷”的“补偿效应”。这就使得我们在不改变人口发展总态势的前提下，有可能利用区域人口发展“结构性”的变化，相对减缓和削弱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一系列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因此，抓住我国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通过政策引导和合理调控，使以人口迁移流动为媒介的非自然增长机制成为缓解以至解决我国现时期人口问题、尤其是老龄问题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这既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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