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众路线论文,群众运动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1-0016-0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内涵丰富和独特的群众路线思想和群众运动观。本文根据历史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两者做一反思。
（一）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的把握程度，取决于对该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的主体力量的认识、把握与利用的程度。毛泽东在他的著述中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力量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和论证，高度肯定和评价了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的展开，政治设想的实现，都要由物化的力量即要由主体的人去实现。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是谁呢？历史唯物主义向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实现着进步阶级的政治抱负。无产阶级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事业倚仗着人民大众去完成，不能想象没有广大人民参加的民主政治建设会成功。毛泽东始终关注民主政治建设，并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他认为，尽管政党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导者，但仅有政党组织的自身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投入到民主建设过程中。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最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否都发动起来了，加入进来了。因此，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群众路线的执行。
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虽然许多群众的政治水平远未达到政治家所要求的水平，但政治家们用通俗的口号或与群众生计有关的问题来号召、打动群众，使其中一部分群众觉悟了，行动起来了，于是受其感染，未曾觉悟的和不甚觉悟的群众就会一呼而起，造成群众运动的强烈效果。他们尽管没有明确的理论，但客观上却推动着事业的发展。而且当群众运动起来后，运动本身又成了一种动员与宣传的形式，吸引着更多群众的介入，并教育和提高着参加者。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条，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依靠人民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昭示了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因此，能否充分调动起广大民众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换言之，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事业的成败。
（二）群众路线思想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路线找到了革命的根本利益和农民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点。群众路线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农民支持并领导农民奔向其最终目标的重要条件。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和运用有了新的提高。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毛泽东更加重视和充分发动群众，发动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并在作出决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依靠他们贯彻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看作是制定和贯彻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9页。）。
毛泽东意识到，在执政以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可能生长，有的同志可能淡化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针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一定要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着想；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而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这也是群众路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私利。党要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毛泽东说：“我们的负责，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做向人民负责。”（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8页。）要考察共产党人是否真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能只看到他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实际行动和客观效果。因此，我们不但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而且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使我们的工作结果，完全有益于人民。
第三，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33页。）他十分强调一切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先生。不经常地向群众学习，不在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就势必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吸收、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觉悟，指导群众的行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主动、更丰富。”（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9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党和群众融为一体，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毛泽东晚年的群众运动观
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群众路线几乎成了群众运动的同义语。当时的共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决定力量，……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标志。”（注：《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22页。）
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破坏性的，可以有效地破坏一个现存的社会，与建设时期需要的稳定、秩序、制度、法律是相抵触的。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批评了滥用群众运动的倾向，“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成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他具体分析说，群众路线是指“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一切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而当时的许多群众运动，往往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和违反群众利益”，恰恰违背了群众路线。这种“违背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的这个讲话，第一次从理论上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区分开来。
而晚年的毛泽东越来越热衷于依靠群众运动来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对群众运动由充分信任到极力推崇，最后发展到迷信。
由于对权力腐蚀的高度警觉，建国后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官僚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他对官僚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愤恨，并进行了深恶痛绝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认为，党内自上而下已经存在了一个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传统的整党整风已经不能充分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只有依靠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才能解决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及其他政治问题。
在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方面毛泽东坚持了他关于群众运动的正确思想，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既要防止急躁冒进，又要防止保守自流的方针；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也隐含着将群众运动绝对化的苗头。当时，认为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被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此后，毛泽东将群众运动绝对化，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如何成为他判定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准。基于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这种非理性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运动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群众可以无需党的领导，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应统统取消。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注：1966年8月8日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此放弃了以往派工作组领导群众运动的传统做法，使群众运动陷入放任自流的境地。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肆意蛊惑，这些因素极大地加剧了“文革”的动荡。
我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展到对“群众运动”的迷信及其实践经验的偏好，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依靠群众运动，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依恋。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传统统治的基本手段。建国初期，党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群众运动，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仅仅依靠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一个法律而不动员人民群众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的比较彻底。”（注：《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广大人民群众要迅速摆脱贫困、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期待以及顺利发展的形势，助长了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迷恋。群众运动既然被视为神圣的，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衡量人们政治立场的标尺。对待群众运动，只可赞成鼓励，不许评头论足，更不能对群众运动有所规范。这样，在片面沿用群众运动经验的同时，却忽略乃至放弃了对群众运动实行领导的一面。“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都要有领导。没有领导，谁去依靠？群众自己走自己的，这就讲不清楚。”（注：《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3页。）恰恰是这一点，毛泽东忽视了。
其次，毛泽东晚年对“群众运动”的极力推崇，同他早年受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他青年时期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反对洋学堂、赞扬和支持农民群众过火和落后行为的思想。他认为“大众参与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唯一途径，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支持将无往而不胜。”（注：《思想的永生》（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3卷），萧延中等编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在50年代末，毛泽东读了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后，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这个批语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必然联系，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从而构成了极为明显的“压抑——创新”的价值取向。在毛泽东晚年的大量论述中，这种价值取向表现得特别突出。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着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富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碍。上述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他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此，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鼓励来自下层的冲动，不能容忍抵制和压抑群众运动的作法。
“他不太看重物质的或组织的作用，独视人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宝贵的因素，而人之所以宝贵，不在于其体能或理性，而是其意志或精神。”（注：萧延中：《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311页。）毛泽东试图重建个人魅力型的组织系统，凭借人的意志力量、群众的自发首创精神，激励几万万人民的热情，以期重建他理想中的新秩序。总观毛泽东一生，他后期“左”的理论观点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
西方许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也注意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与现代化过程中扩大民众参与的关系，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也尖锐地指出，这一思想实际运行的方式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制度化方向是相背离的。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就评论说：“人民大众的卷入同民主的管理不是一码事，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方面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在另一个方面却成就不多。”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往往就是群众本身，而如果能避免群众运动，那么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群众。这是十年“文革”留给人们的沉痛教训。
以上论述表明，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晚年的群众运动观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误，造成了惨重的后果。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群众运动历史的国家，在动员民众的参与热情时，不能再使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而只能通过制度的方式渐进地推行。只有这样，才会深化对群众路线思想的认识和把握，也才会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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