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A/B效应解释的语境依赖性_爱因斯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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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1-0022-05

一 引言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物理学家围绕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主要是依赖于不同的哲学研究技巧,表现为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的话,那么,自80年代以来,物理学界把1982年阿斯派克特(A.Aspect)研究小组所完成的检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1]看成是进一步支持量子力学的统计预言的现实证据,把1986年托诺莫让(Tonomura et al)完成的实现阿哈拉诺夫(Y.Aharonov)—玻姆(Bohm)效应(简称A-B效应)的实验,[2]公认为是对量子效应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开始,有关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哲学信念之间的较量,而是变成了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物理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之间的争论了。

与检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方案,直接来源于1935年EPR论文的发表,1952年玻姆的定域隐变量理论的形成,以及1964年贝尔定理的提出,这样一条理论探索的主线一样,实现A-B效应的实验设想,也是首先来自理论上的构思。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检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证明了处于量子“纠缠”态(“entangled”states)的量子复合系统,具有明显的非定域性(nonlocality)特征。实现A-B效应设想的实验事实,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点。目前,不论是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通常都习以为常地把这种非定域性,看成是量子理论所特有的一种根本属性,是一种既成的物理事实,是量子系统区别于经典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3]

然而,值得令人关注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什么是定域性,什么是非定域性概念的理解,仍未达成共识。有的人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把非定域性完全等同于非分离性(nonseparability);[4]有的人则认为,非定域性将意味着信息的超光速传递。这些理解上的混乱,不仅使物理学家在解释A-B效应时,再一次从根本意义上涉及到自EPR到贝尔不等式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系列物理学的基础问题,而且从根本意义上反映出,不同的解释观念,将会对A-B效应的非定域性现象形成不同的理解。

历史地看,现代物理学所面对的这些困难,一方面,迫使当代物理学家,需要比其前辈要更加深入地研究许多基本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解释A-B效应所引发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考察爱因斯坦(A.Einstein)所理解的定域性概念的基本涵义,为揭示定域性和非定域性概念的内在本质,消除概念理解的歧义现象,提供一条可能借鉴的思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证A-B效应解释的语境依赖性,揭示经典实在与量子实在之间的内在区别。

二 问题与背景:A-B效应及其引发的问题

A-B效应是由玻姆和他的学生阿哈拉诺夫于1959年先于任何实验证明,作为量子力学的一个理论推论所提出的一种物理学效应。[5]1960年钱伯斯(Chambers)首先在实验中观察到这种效应,后来,在一系列的重复实验中,1986年托诺莫让的实验被认为是最可信的证据。阿哈拉诺夫和玻姆最初提出A-B效应的基本思路是,他们认为,在经典电磁学中,场作用于带电粒子将会产生力的作用,并且只有电场强度E和磁场强度B才能对粒子产生作用力,标势U和矢势A是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辅助量,四个量之间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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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求解薛定谔方程所得到的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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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是哈密顿量,m是粒子的质量,e是粒子的电量,c是光速,p是粒子的动量。可以看出,在这个解的形式中,只出现标势U和矢势A,而没有出现场强E和B。由此,他们设想,能否寻找到一个具体的事例,使B=0,E=0,而A≠0,U≠0,然后看矢势A和标势U是否比场强B和E包含有更多的信息,或者说,有无更多的可观察的物理效应出现。他们认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说明A和U是比B和E更基本的物理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经典粒子只能感受到场强B和E的作用。他们在利用无限长的螺线管,来求解一束电子散射的薛定谔方程时发现,在理论上,完全能够推论出可观察的物理效应,这种效应被称之为A-B效应。

附图

例如,在上图所示的熟悉的双缝干涉实验中,如果放置在两个狭缝后面的无限长螺线管没有电流通过,那么,将会在屏幕上观察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双缝干涉图样。但是,如果让电流通过螺线管,或者说,螺线管中有表面电流I通过,这时,按照电磁学的规律,将会在螺线管内部产生一个平行于双缝Z方向的恒定磁场B,或者说,磁场B被围禁在螺线管内部,而在管外B=0,结果发现,在屏幕上原先的整个干涉图样发生了移动,其移动量是

附图

其中,d是两个狭缝之间的距离,l是屏幕到狭缝的距离,λ是电子的德布罗意波长,Φ是通过螺线管的磁通量。

按照阿哈拉诺夫和玻姆当初的设计,出现上述现象的物理过程是(以上图为例):从发射源发射出的电子束,在经过狭缝时分成相干的两分束Ⅰ和Ⅱ,让它们分别绕过放置在双缝后面的无限长螺线管的两侧B=0而A≠0的区域,然后,在同一屏幕上复合,即一分束电子通过上面狭缝到达屏幕,另一分束电子通过下面的狭缝到达屏幕。如果两条路径之差是a,那么,相应的相位差是

附图

这里,λ是电子的德布罗意波长,因为λ<<l,所以,

附图

如果没有电流通过螺线管,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一般的双缝干涉图样。这两条路径之间的相干条件是δ=2πn,在屏幕上出现的干涉极大值距中心O点的距离是,其中,n=0,1,2……

当有稳恒电流通过螺线管时,将会在螺线管内部产生磁场(沿Z轴方向),在螺线管的内部和外部产生矢势A。这样,电子的波函数在点r和r+dr(设电子的电荷是-e)之间所产生的附加的相位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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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在一条路径上所附加的总的相位变化是:

附图

从波源到屏幕两条路径之间的附加相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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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螺线管很靠近狭缝,那么,从波源到屏幕的两条路径中,通过上面狭缝的路径将从上端绕过螺线管,通过下面狭缝的路径将从下端绕过螺线管。在两条路径之间的附加相位差是

附图

这里,积分是由从波源经过上面的狭缝到达屏幕,然后,又从屏幕经过下面的狭缝返回到波源所形成的闭合曲线,这条闭合曲线将把螺线管包围起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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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附加的相位差与x无关,这样,整个干涉图样将会向上移动

附图

这就是双缝干涉实验中所体现出的A-B效应。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实验现象呢?如果按照经典物理学中的传统理解方式,认为磁场B是真实的物理场,而矢势A只是作为方便地描述磁场的一种数学工具的话,那么,当电流通过螺线管时,只能是螺线管内部的磁场,对位于螺线管外面的电子的运动行为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显然是非定域性的。

但是,阿哈拉诺夫和玻姆否定这种理解方式,因为他们注意到,在从狭缝到屏幕的区域内,虽然螺线管外面的磁场强度B处处为零,而矢势A却不管是在螺线管的内部,还是外部都不等于零。这说明,在量子力学中,矢势A本身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场。如果能够认为矢势A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场,那么,可以推论,干涉图样的移动是由螺线管外面的矢势A和电子之间的纯定域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观点通过费曼(Feynman)的著名讲座,得到了物理学家的普遍认可和广泛传播。[6]

然而,问题在于,按照物理学中物理量的规范不变性(gauge-invariant)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是,把矢势A看作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A-B效应中,与磁场B和相位差Δδ不同,A不是规范不变的,满足规范不变性要求的是A的环路积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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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坚持认为矢势A在某些方面表征了真实的物理场,那么,通过简单的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矢势A的规范依赖性(gauge-dependence)排除了A-B效应的定域性说明。或者说,“电子与螺线管外面的磁矢势A之间直接的定域相互作用,不可能产生干涉图样的移动。这样,如果接受矢势A的物理实在性,那么,就应该放弃对A-B效应的定域性解释;而如果否定了矢势A的物理实在性,那么,将意味着更不可能对A-B效应提供任何定域性的解释。”[7]

这种状况无疑提出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对A-B效应的解释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定域性的,然而,作出非定域性的解释又将会面临超距作用的难题(即,认为既然磁场影响了电子的行为,那么,磁场就一定会作用于这些电子,但是,由于在电子所在区域内磁场为零,所以,它们之间的作用有可能是超距作用);如果不相信任何超距作用的话,就应该承认作用于电子的是矢势A,而不是磁场B,从而使矢势A具有了普遍的物理意义。然而,如果认为矢势A代表着真实的物理场,如上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会出现A-B效应。这说明,立足于经典物理学的视角,简单地、非此即彼地对A-B效应所进行的这两种解释,都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既然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对A-B效应进行完全定域性的说明,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对A-B效应作出非定域性的解释,才能避免超距作用或超光速传播的困扰呢?

三 概念与前提:爱因斯坦的对定域性概念的理解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对定域性概念的定义和基本涵义进行系统的考察。众所周知,定域性概念之所以引起物理学界的普遍关注,首先来源于爱因斯坦等人对以玻尔(N.Boh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解释的完备性问题的质疑。其中,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B.Podolsky)和罗森(N.Rosen)合作发表的“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简称EPR论证)一文,成为20世纪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EPR论证以理论的完备性条件和物理实在的判据标准为前提,通过一个思想实验论证了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

然而,EPR论证的上述两个前提,并不能真正代表爱因斯坦本人的观点。因为EPR论文是经过三位合作者的讨论之后,由于语言问题,最后由波多尔斯基执笔所完成。爱因斯坦大约在EPR论文发表后的一个月(即1935年6月19日),在写给薛定谔(E.Schrdinger)的回信中道出了上述内情,并明确指出,他本人对EPR论文的论证方式并不感到满意。[8]这一事实蕴含着双层含义:一是说明,长期以来把EPR论证的线索,特别是EPR论证中所提出的关于物理实在的判据标准,当成是爱因斯坦更深的哲学(即实在论)假设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二是提出了一个更加值得研究的问题,即爱因斯坦自己是如何论证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的呢?他的论证与他的实在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暂时无意深究这些具体问题,只是从爱因斯坦的相关论述中,阐述他所理解的定域性概念的内在意义。

我们知道,在经典物理学中,物理学家通常能够把一个系统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来研究,系统的状态和属性由它的组成部分的状态和属性所决定。但是,在现行的量子力学形式体系中,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一个系统的量子态表述了在测量时各种属性所呈现的可能性。量子理论通过所谓的纯态(pure state)来完成这样的表述。对于一个复合的量子系统而言,当复合系统处于纯态时,构成这个复合系统的子系统没有自己的纯态(或者说,(AB)≠(A) (B))。物理学家薛定谔为了强调量子力学的这种特征,把这种量子态称为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d)。按照量子力学的表述,处于量子纠缠的这些子系统具有明显的非分离性特征,从而威胁到经典物理系统中实在状态的“分离性假设”。

而这正是爱因斯坦所不愿意接受的。爱因斯坦始终认为,如果我们坚持物理学中所假定的关于事物的实在论态度,我们就必须从根本意义上假定,在空间相距一定距离的两个物理系统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着的。如果“不承认空间中彼此远离的客体存在(‘自在’)的独立性——这种假定首先来源于日常思维——那么,惯常意义上的物理思维也就不可能了。要是不作出这种清楚的区分,也就很难看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建立和检验物理定律。”

爱因斯坦还指出,“不论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看成是存在(实在),它总是以某种方式限定在时间和空间之中。也就是说,空间A部分中的实在(在理论上)总是独立‘存在’着,而同空间B中被看成是实在的东西无关。当一个物理体系扩展在空间A和B两个部分时,那么,在B中所存在的总该是同A中所存在的无关地独立存在着。于是在B中实际存在的,应当同空间A部分中所进行的无论哪一种量度都无关;它同空间A中究竟是否进行了任何量度也不相干。如果人们坚持这个纲领,那么就难以认为量子理论的描述是关于物理上实在的东西的一种完备的表示。如果人们不顾这一点,还要那样认为,那么就不得不假定,作为在A中的一次量度的结果,B中物理上实在的东西要经受一次突然变化。我的物理学本能对这种观点愤愤不平。”

爱因斯坦认为,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开的两个客体(A和B)的相对独立性,将通过下列观念得到保证,即“作用于A的外界影响对B并没有直接影响,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邻接性原理’(principle of contiguity),这原理只有在场论中才得到贯彻使用。要是把这条公理完全取消,那么,(准)封闭体系的存在这一观念,从而那些在公认意义上可用经验来检验的定律的设立,都会成为不可能了。”所以,“函数不能认为是对体系的完备的描述,而只是一种不完备的描述。换句话说:单个体系有一些属性,它们的实在性谁也不怀疑,但是用函数所作的描述并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因此,认为函数完备地描述单独一个体系的物理性状,这种概念是站不住脚的。”[9]

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上述陈述,包含着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基本假设:即“分离性假设”和“定域作用假设”。所谓“分离性假设”是指,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开的两个客体,总是拥有各自独立的实在状态;所谓“定域作用假设”是指,只有通过以一定的、小于光速的速度传播的物理效应,才能改变这种彼此分隔开的客体的实在状态。爱因斯坦正是以这两个假设为前提,推出态函数对量子系统的描述是不完备的基本结论。

从爱因斯坦的许多论述中,不难看出,分离性假设是他始终所不愿意放弃的基本假定,而定域作用假设则是为了将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致起来,所附加的一项基本原则。或者说,在爱因斯坦看来,定域作用假设“如同质一能守恒定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具有较高层次的约束性,能够引导我们的理论发展;而分离性假设如同原子假设一样,更像是一种‘构造的’原理,爱因斯坦认为,这类假设经常会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10]

那么,既然如此,正如狭义相对论的建立,是由于修改了运动学——即论述空间和时间规律的学说,广义相对论的建立,是由于放弃了欧几里得几何,使直线、平面等基本概念,在物理学中失去了它们的严格意义一样,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所反映出的非分离性(注意:量子的非分离性不完全等同于量子整体性),和对待函数的统计解释等特征,无疑已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许多传统认识。显然,无条件地接受量子力学所提供的这些新特征,理应是合情合理之事。玻尔也正是抓住了量子客体的整体性特征,对EPR论证进行了成功的反驳。并且尔后阿斯派克特小组所完成的实验,为进一步确认量子力学的新特征提供了经验依据。

但是,爱因斯坦立足于他深邃的物理学直觉和惯用的方法论前提,把分离性假设看成是物理实在论的必要条件,认为正是分离性假设确保了在时空中被观察的客体总能够拥有它自己的属性,即使在具体进行观察时有可能会改变这些属性;把定域作用假设看成是检验物理学理论的必要条件,认为如果没有定域作用假设,我们就不能屏蔽来自远距离的影响,难以相信物理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可见,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论不完全是一种哲学偏见,而是他关于物理理论的内在本质和物理世界本身的内在规定性的基本假设。

从概念的定义来看,虽然定域作用假设保证了分离性假设存在的可能,但是,两者之间不一定必须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两个分隔开的系统,不等同于两个系统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同样,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也不是两个系统非分离的标志。实际上,分离性假设作为物理系统的个体性原理(a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for physical system),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起作用。物理系统的个体性原理决定,在一定条件下我们所拥有的究竟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如果两个系统是非分离的,那么,在这两个系统之间就不可能有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实际上根本不是两个系统。

从分离性假设和定域作用假设出发,可以得到理解贝尔定理的物理意义的新视角: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以定域隐变量理论为基础的贝尔不等式,其实是在分离性假设与定域作用假设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爱因斯坦所理解的定域性概念,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这两个基本假设。如果按照这种理解方式,那么,在量子系统的测量过程中,不论测量结果是违背分离性假设,还是违背定域作用假设,都将被视为是非定域性的。或者用逻辑的语言来说,定域性概念是分离性假设与定域作用假设的合取,只要其中一个假设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导致非定域现象的产生。这样,一个非定域的系统将可能会被在三种不同的方式上加以理解:非分离的、定域作用的系统;分离的、非定域作用的系统;非分离、非定域作用的系统。

以此为前提,从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的观点来看,物理学家更倾向于认为,阿斯派克特等人的实验所揭示的量子系统的非定域性,是指量子系统的非分离性。或者说,量子系统是非分离的、定域作用的系统。这一结论,既能避免把量子系统看成是分离的、非定域作用系统的隐变量量子理论,所面临的超距作用的困扰;也从根本意义上说明,对同一实验结果的不同解释,意味着物理学家对贝尔定理的理解,依赖于他们所坚持的量子力学的解释语境。

四 语境与理解:A-B效应解释的语境依赖性

托诺莫让等人在完成了证实A-B效应存在的实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电子通过通电的无限长螺线管附近时,没有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那么,A-B效应显然完全是一种量子力学效应,不存在与此相对应的经典效应。但是,如上所述,阿哈拉诺夫和玻姆在设计A-B效应的过程中,把电子看成是能够沿着轨道运动的经典粒子,并且在描述电子运动的经典哈密顿量中含有矢势A,而矢势A在螺线管外面围绕磁通量的环路积分具有规范不变性。这种性质导致了两种不同观点的产生:一种观点认为,“A-B效应是只有借助于量子力学的手段,才能够被测量出来的经典效应”;另一种观点通过对静电场和多粒子系统的A-B效应的设计认为,“在干涉实验中,所观察到的A-B效应是纯粹的量子力学效应,除此之外,量子力学的A-B效应所产生的相位差,确实有它的经典对应值。”[11]

尽管关于是否存在着经典A-B效应的争论仍在继续,也还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够表明它的现存性。但是,到目前为止,物理学家都承认,至少在电子双缝实验中所观察到的A-B效应,是纯粹的量子力学效应。那么,既然如此,对A-B效应的解释就不应当完全运用经典的认识方式来加以理解。如果把电子看成是经典粒子,在双缝干涉实验中,电子在通过磁场为零的区域时,产生了改变双缝干涉图样的物理学效应,很明显是违背了定域作用假设,因而,必然会得出超距作用或超光速传播的解释。阿哈拉诺夫和玻姆选择用矢势A取代磁场B的理解方式,虽然能够避免出现超距作用的困惑,但是,由于A的规范依赖性,使得把A理解为是真实场的想法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

现在,物理学家还采用的对磁场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由吴大骏和杨振宁于1975年所提出的,既不使用电磁场术语,也不使用一般的矢势概念,而是运用狄拉克相因子对电磁场的分析方法。[12]在所有的事例中,这种分析法已经被公认为是对电磁场的完备而精练的一种描述法。当把这种方法应用到A-B效应的语境中时,可以得到,当螺线管通上恒定的电流之后,在管内产生了恒定的磁场,与此相应,在空间围绕螺线管的闭合曲线C之内,所产生的相因子是:

附图

其中,A是在时空r处的电磁势,e是粒子的电量。

与场强和矢势的性质所不同,狄拉克相因子S(C)不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加以定义的。只要给螺线管通以电流,虽然在管外面的磁场强度为零,但是,在围绕螺线管的任一闭合曲线C以内,相因子总不等于零。并且因为相因子S(C)满足规范不变性要求,所以,可以认为,相因子S(C)是真正的物理量。这样,电磁学效应的出现可能与不可消失的相因子有关。相因子与电子的相互作用没有违背定域作用假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A-B效应的非定域性现象,归结是由于违背了分离性假设所致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将在EPR论证所要求的特殊实验语境中,所定义的分离性假设,进行实验语境的转换。R.希利(Richard Healey)结合爱因斯坦对定域性概念的理解认为,爱因斯坦所描述的定域性条件,实际上是广泛应用的一般的定域性观念的一个推论。他自己从如何才能在特定的时空中,确保物理过程发生的惟一性出发,把分离性假设定义为:“在特定的时空区域R内所发生的任何一个物理过程,都是对区域R内任一时空点的特定的内在物理属性的一种附加表达。”意思是说,在区域R内的任一时空点都具有相同的特定的内在物理属性,如果把这种特定的内在物理属性添加到R的几何结构当中,那么,在区域R内,物理过程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把定域作用假设定义为:“如果A与B是在空间上分隔开的两个客体,那么,对A所施加的外部影响不可能对B产生直接的影响。”意思是说,这种影响是需要通过一定的连续媒介来传递的。[13]

以这种定义为前提,前面所要回答的问题就变为,在A-B效应的实验语境中,能够认为描述磁场的相因子S(C),表述了与曲线C相对应的空间区域的内在物理属性了吗?显然,相因子的规范不变性特征,已经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由于相因子不是在时空中加以定义的,说明这些内在属性并不是对相关区域内时空点的特定的内在物理属性的一种附加表达。所以,与A-B效应相关的磁场构成了一个非分离的过程。或者说,A-B效应违背了分离性假设,[14]这样,就从另一个视角解释了A-B效应的非定域性现象。如果把上述定义应用到阿斯派克特类型的实验当中,可以解释为,一个处于“纠缠”态的量子系统的内在物理属性,不可能附加到它的组成部分当中,由此对这种实验作出一种定域作用的、但是不可分离的解释是可能的。

如果按照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在双缝干涉实验中,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电子在发射和检测之间,所显示的是波动性的特征,只有当电子与屏幕发生作用时,才能体现出粒子性。所以,以波动的形式传播的电子波,在通过通电的螺线管附近时,并没有确定的位置和确定的轨道。描述电子运动状态的态函数本身,并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它只是对电子的测量结果作出统计预言的一种纯粹的数学工具。

因此,量子力学没有对电子不受观测时的行为作出任何描述。或者说,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认为,量子力学并没有描述量子测量过程,只是对测量后,测量结果给出了统计预言,对每次测量的结果,不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解答。在测量过程中,电子是表现出波动性,还是粒子性,将依赖于测量环境的设置。在测量之前,由于电子没有任何定域的位置,所以,电子与相因子之间的作用,没有违背定域作用假设。量子系统的非定域性,是由于量子系统的非分离性造成的。

从物理学的研究传统来看,如果可以把量子系统理解为非分离的、定域作用的系统,那么,量子力学中的非定域性现象就不会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直接的矛盾。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物理学家运用不同的方法,立足于不同的视角,也许会对A-B效应给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在广泛的意义上,揭示了量子测量解释的语境依赖性。

五 结语

综上所述,贝尔不等式和A-B效应的发明,引起了物理学家在实验语境中,对量子理论的定域性和非定域性问题的认真研究。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认为,量子力学在根本意义上是一个非定域性的理论。本文以分离性假设和定域作用假设为基本前提,提出了关于理解量子非定域性现象的三种解释方式。从自然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解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搞清,物理学家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非定域性概念的;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并不是一讲到非定域性,就意味着必然会面对超距作用,或者超光速传播的困惑。物理学家对A-B效应解释的语境依赖性,以及围绕是否存在着经典的A-B效应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宏观实在不同,微观实在很可能是非分离的,是依赖于测量语境的。

【收稿日期】 20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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