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三个特征与语言学认知的必然趋势--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展望_语言学论文

语言的三个特征与语言学认知的必然趋势--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展望_语言学论文

论语言的三品格与语言学必然走向认知型——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论语论文,品格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的普通语言学体系,是建国初照搬前苏联的。当时苏联针对马尔院士的“语言具有阶级性”观点,集中论证了语言的社会性。然而,语言作为意识的物化控制系统,其性质远非社会性一种品格能概括。人类自然语言具有三种重要品格:实践化品格,意识化品格,逻辑化品格。

关键词 语言的实践化品格 语言的意识化品格 语言的逻辑化品格

现存的语言学(包括传统语言学)只注意到、只重视语言的已然事实,即只注意到了以语音为物质材料的符号系统,而没有紧密地联系语言的未然事实去研究语言,可恰好是这些未然事实,是语言产生及发挥其效能的前提。

人与物之间存在着实践关系,即人有实践,因而人有认知——这是语言产生及发挥其效能的第一个前提。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究竟如何?是配合着完成认识过程,还是语言单独完成认识过程?现存语言学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创解释型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以表层、深层来解释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结果,矛盾百出。很多语言学家怀疑,深层结构是否存在?这是以杜撰的手法巧立名目,把大脑的认识机制归于语言。我们(认知语言学)公开承认,语言与认知机制(或称认知)是客观存在。它们互为补充,完成认识过程。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的假说(说是人们听到“空汽油桶”,就放松警惕,因而引起火灾),其错误就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认识主体实践不同,因而认知不同。甲听见“空汽油桶”,感到安全,放松警惕,导致火灾;乙听见“空汽油桶”,知道内有爆炸气体(因为他有过这样的实践),更危险,更提高警惕,因而避免了火灾。可见,决定因素在于实践,在于认知。沃尔夫的观点是语言决定论。事实上,语言和认知是互相配合着完成认识过程。例如,语言只给一个指称义,其认识义则靠认识主体的认知机制给予。如“殖民地”这个词,指称义一样(即指称对象相同),认识义在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那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实践不一样,因而认知不一样,即概念对语言的投射不同。“殖民地”这个词,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儿已经有外来的人居住,他开垦了土地,并传入自己的文化。”(见Advanced Learnen's Dictionary)我们的词典解释则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乃至文化上,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主权,而一切听命于帝国主义的支配、压榨、剥削的产业落后的国家。”(见《新名辞辞典》,春明出版社)这就是说,认识一个现象,一是靠语言,提供指称义;一是靠认知,提供认识内容。有时,语言提供一个歧义句,认知则能区分,如“鸡不吃了”是一歧义句,认知则能区分它是“鸡不吃食了”和“人不吃鸡了”两个意思。碰到这样的句子,人们总是极力搜索实践经验(即说话经验),来认识这个歧义的句子。有时,认知又能区分一个复合判断,如“小花猫来了”是“猫来了”、“猫是花的”、“猫是小的”三个复合判断构成的。有时,在语义结构中,认知凭借语声,产生感性环节,又凭借语言,产生理性环节。如“水”:感性环节是语声联觉、对象知觉、语义图像、关系统觉;理性环节是思维理解(用语言表达,如“水”的理性义是:无色、无臭、无味、透明的液体)。可见,联系语言的未然因素来研究语言,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研究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认知,一方面是语言产生的前提(以语声控制认知),同时,二者又存在种种外在的联系,使我们对语言与认知的功能认识更明确。并且,我们还认为,联系语言的未然因素来研究语言,可以深入揭示语言的至关重要的三种品格——实践化品格、意识化品格以及逻辑化品格,这是现存语言学未予揭示或未予彻底揭示的。

语言作为人脑控制信息的功能、过程与方式的实践性成果,其自身的功能与构成方式,都体现着人的意识反映的实践目的的指向性,即以自己的构成方式去控制意识对外部世界的关系、联系的反映信息,为实现意识反映外部世界事物、现象的关系、联系提供控制方式、控制手段。如外部世界的“主—属”关系,事物的属性、从属关系,以及动作、行为、过程的“时空”关系、联系等等,首先塑造了人在实践活动中如何把握这些关系、联系(以实现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指向),从而导致意识对这些方面的关系、联系的反映,而语言则表现出具有控制这些关系、联系信息的功能及构成方式,这就是语言句法结构中的“主—谓”、“偏—正”及时空表达式,以履行其控制意识、意识反映的职能,这就是说,语言的功能与构成方式,在发生序列上是人与物的实践关系、联系及外部世界物与物的关系、联系,塑造了人的实践,实践建构了意识,也建构了人的意识的物化控制系统——语言,即语言的功能与构成方式,导源于人的实践、导源于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语言作为人脑控制信息的能力、过程与方式的实践性成果,总是以自己控制信息的功能与构成方式,表征人的实践,表征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从而表征人与物及物与物的关系、联系。因此,人类自然语言明显地呈现三种重要品格:实践化品格、意识化品格、逻辑化品格。

语言的实践化品格,指语言是社会群体在实践中建构,并在实践中发展的,因此,任何一个语言群体,其语言都是实践化的。所谓实践化,指的是任何特定语言,其功能与构成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实践环境以及社会实践条件的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形成和建构起来的,都体现着群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实践环境下实践目的的指向与控制信息的过程与方式。语言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群体的实践需要实现其建构过程。也可以说,语言在其构成上,总是紧密地联系着人的实践活动。这一点在词汇结构上表现最明显。例如,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表现“雪”的词特别多。什么“正在下着的雪”、“地上的积雪”、“像冰块一样的雪”、“半溶化的雪”、“风吹起来的雪”,都分别用不同的词表示。这不能不说与爱斯基摩人的实践有关。又例如,奴厄尔部族经济生活主要靠牲畜,因而奴厄尔语用了几百个词来描写不同颜色(包括不同颜色所处的位置),这也不能不说是奴厄尔人实践的需要。再例如,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马亚印第安语具有详细的词汇表示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的玉蜀黍,这种植物的各个部分,它的耕作、收割及烹调方式等等,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这些,都联系着人的实践活动。所以说,语言的实践化品格,指的是语言联系着人的实践。实践是决定语言的面貌因素之一。语言的实践化品格,在语义方面表现也是普遍的。例如,在俄语中,表示剧场和殿堂的是一个词,和俄国人对戏剧的文化心理、文化实践有关。又例如,“牵”对东北人意味着用绳子拉牲口,对华南人则有“用手拉别人”的意思,当然用绳子拉别人也叫“牵”。实践决定义项。德语中Laden这个词,有商店的意思,又有百叶窗的意思。这个词所以有两个义项,是因为它原来表示“木头”,原来和德国人用木头做摊位支架及窗户这一实践有关。语言的实践化品格语法中也有表现,如朝鲜语中有“阶称”这一范畴,和在阶级社会称呼这一实践有关。

语言的实践化品格决定群体语言的语义域,决定个别人掌握语言的差异。

所谓意识化品格,是指人的实践性反映是语言生成的基础,而且意识环节和语言环节一致。意识环节是:感觉—知觉—表象—统觉—思维。语义环节是:语声联觉—对象知觉—语义图像—关系统觉—思维理解。

因为意识存在差异,所以语义也是存在差异的。社会成员对语义自然是一种感性的把握。

这一点,我们完全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和转换—生成语法不同。转换—生成语法站在唯理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语言(语法)是先天的,人脑中的存在按遗传规律支配的语法装置。而我们则认为:语法是意识的“思维理解”环节以概念在人的实践中(在信息交流中)要求组合为策动力生成的。也就是说,语言(语法)是人的意识以实践为动力,概念要求组合为基础生成的。人脑和发音器官的构造可以遗传,语言知识却依靠后天的学习。狼孩学习语言的大量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人的实践性反映是语言生成的基础,而且意识环节和语义环节一致。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论点。

再有一点,对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我们与转换—生成语法不一样。转换—生成语法站在“天赋观念”的立场上,认为“深层结构”不过是人们“先天解释事物的能力”。我们则认为:所谓深层结构,是人的意识中概念的内涵或概念内涵的内在关系,这就是语言的深层结构。所谓表层结构,则是概念的抽象内容(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的组合,如双宾句是“代词(或名词)+动词+O[,1]+O[,2]”。表层可以相同,深层不同,如“他+教+我+英语”、“你+给+我+小说”;也可以深层相同,表层不同,如“老张打老李”、“老李被老张打”两个句子的概念内涵的关系,“老张”都是施动,“老李”都是受动,动词都是“打”,即两个句子深层结构相同,表层结构不同。可以看出,概念的抽象内容(即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组合是表层结构,概念内涵的内在关系,是深层结构。转换—生成语法把他们神秘化了,以至让人怀疑深层结构是否存在。

语言的意识化品格,说明人对语言的把握是感性的把握,语言对于人是一种感性活动,现存的语言学,更多地看到语言对社会成员同一的一面,很少看到其差异的一面。

所谓逻辑化品格,指语言以其确定的语言成分(语词)和结构形式(词法形式和句法形式),控制外部事物的关系、联系在意识中的反映,从而形成意识反映的逻辑内容。语言的逻辑化品格,使意识反映形成其格局化、组织化、系统化形式,使人的意识反映导致一种积极的结果:形成认知及其系统形式——知识。意识反映的逻辑内容和语言控制方式、形式,在一种语言中高度一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一词,显示了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是如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范畴体现了存在的最普遍的联系,又体现了命题的最高分类,句子的结构和词及词类的划分,都服从范畴的系统模式。逻辑推理和语法推理完全符合,它们互为条件。语言之所以具有逻辑化品格,是由于控制外部事物的关系、联系的信息是人的实践的需要,人脑也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造就了脑的这种控制外部事物关系、联系的能力及过程与方式,以及作为其实践性成果的外化的实践形式——语言的控制逻辑信息的功能及其构成方式。语言由产生时的只发生在一定的实践活动环境中对直接的心理反映的控制,进入脱离实践活动环境的抽象的逻辑信息控制,是人的意识实践性反映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前苏联心理学家A·P·鲁利亚(1902~1977)把前阶段称作“词的共实践阶段”,把后阶段称作“共语义体系阶段”,这就是说,语言的逻辑化品格,有其发生上的根源(基于实践的需要),也有其发展上的合规律的表现(语言起始于对直接的心理信息的控制,走向间接的逻辑信息的控制),是经由人的实践建构起来的,是语言作为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的本质特征重要表现之一,表征了语言控制意识的理性信息的功能与构成方式。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同一个逻辑分解也可能不同,上面举的“殖民地”的例子就是。因实践不同,对构成因素看到的东西不同,所以分解不一样。因此从语言的逻辑化品格,也说明语言对于社会成员是一种感性的把握。

语言的三品格,各自反映了语言学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实践化品格反映了一种语言的语义域,也是文化语言学建设的广阔领域;意识化品格反映了一种语义结构,是语义学涉猎的领域;逻辑化品格反映了一种语法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的内容,是语法学涉及的领域。

语言的三品格是人类自然语言所固有的特征,也是语言学理论应该阐述清楚的,可是建国以来,我国的语言学沿袭前苏联普通语言学的道路,提到本质时,只说语言有一种品格——语言的社会性品格。苏联有苏联的背景,苏联当时是针对马尔院士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有阶级性。为了批判马尔,斯大林就语言的交际职能这一点,突出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品格,斯大林当时当然是对的。而斯大林当时并非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全面论述语言的品格特征。比如,斯大林并没有论及语言的实践化品格、意识化品格及逻辑化品格,这样,在理论上,我们只看到语言对社会同一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社会成员对语言(语义)是一种感性的把握,没有看到它的差异与对立,这样,我们就走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道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论,连费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内,其主要缺点就在于: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在客观形式上或是在直观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主观地去理解。因此,便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形,那些能动的方面,却与唯物论相反对地由唯心论所发展了。”(人民出版社1954年8月版,第71页)在语言学中,由于我们忽视了对语言三品格的阐述,致使英美分析哲学、欧陆人文哲学得以唯心地发展语言的能动方面,成为两个独立的背离语言本质的实现其语言转向的哲学流派。

为什么语言学必然要走向认知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深入探讨语言的三品格,会导致对语言的双向研究。

所谓“双向研究”,指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语言——的同时,还研究作为语言生成基础的实践、意识、认知,因为这正是语言三品格所固有的。而进行这种双向研究,正是认知语言学得以产生的决定性条件。

第二,自然语言的本质决定的。

语言是什么?人们都会说,语言是交际工具。因为列宁、斯大林都说过语言是交际工具。但是列宁、斯大林都是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指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并不是给语言下的全息定义。如列宁说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就“语言的统一和语言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等等情况说此话的。斯大林也是针对马尔说的语言有阶级性,指出语言是交际工具,因为它对社会有统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所以说“语言是交际工具”仅仅指出了语言常见的一种职能。正像有人所说:“过去我们把语言视为表达和交流的工具未免失之简单了。这也是一种日常意识。”(尚志英《语言——现代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突破口》,1989年9月21日《社会科学报》)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我们从恩格斯的一段话,可以得到启发。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使猿脑变成人脑。意思是说,劳动使人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性反映,语言使这种实践性反映得以控制,因而人有意识,也就是猿脑遂变成人脑。这样看来,从语言的发生来看,语言虽在劳动中适应交际而产生,但就功能本质而言,语言是人的意识物化的控制系统,是认知的辅助工具。研究语言,必然要涉及它和意识、认知这种控制与受控关系——使语言学必然走向认知型。

第三,和哲学发展一致。

世界哲学已经走向第三次转向——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论,人们仍在追溯认识的可靠性,另企图在人类自然语言中寻找证据。因为在语言哲学家看来,“对语言的哲学理解看作理解思想乃至世界的途径”(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8年8月版)。语言哲学虽仍在走自己艰难的途径,西方许多唯心主义哲学正在利用它挽救自己哲学认识论的危机(如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文哲学),但这一转向是合乎规律的大潮流,要求我们写出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语言哲学论著,这无疑要靠认知语言提供材料和理论。这种围绕着哲学认识论的目的,也是认知语言学产生的一个原因。

第四,认知科学发展的需要。

现代世界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智能的竞争,认知科学已成为一科学群——心理学、思维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等,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的一种,也应相应地发展,以便为其它认知科学提供理论与科学材料,这是时代的需要。时代赋予我们以任务——尽快地建立我们自己的认知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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