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本土化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生态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旅游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引入中国。西方与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动因机制和基础条件是不尽相同的。对于西方来说，发展生态旅游缘起于工业化时期大众旅游对于旅游地环境的破坏，而现代社会运转所需的大量物质消耗也要求对自然资源倍加珍惜。同时，西方社会物质财富已经极为丰富，国民普遍具有成熟的生态环境意识，其环保法律制度也十分完善，这都保障了生态旅游的开展。对中国而言，开展生态旅游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外在威胁正是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西方以牺牲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换取自身的环境改善；另一方面，文化中心主义泛滥造成了西方指向东方，发达地区指向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势位差。而更多困惑还是来自于内部。首先，中国是人口大国，旅游资源的人均需求与实际占有之间缺口很大，而传统的中庸、均分思想所引起的攀比效应又十分畅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态旅游不可能仅仅是少数游客的奢侈品。其次，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在继续，整个社会极为浮躁，功利化的非理性倾向突出，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往往注重眼前既得利益，而对生态旅游中可持续发展理念漠不关心。最后，中国的学校教育严重忽视了环境课堂的建立，而社会环境教育也由于种种原因十分薄弱。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生态旅游发展进程更加复杂。如何在接受生态旅游新观念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对生态旅游本土化问题作一研究。
1 生态价值观差异：人地分立还是天人合一
1.1 西方生态价值观：人地分立
西方自然思想史上存在着三种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即有机论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新有机论自然观，每一次范式变换都是一次自然观的转向[1]。
有机论起源于万物有灵论，自然被视为神灵，人们对其的敬畏多于控制；机械论伴随工业革命而生，人类意识到可以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但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为整个社会机械系统的一个部件，人性不复存在；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机器帝国的幻梦，由人文主义和生态运动共同摇旗的新有机论自然观，充分重视了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生存权利。
尽管当今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但人类中心主义仍然占据优势，它将宇宙系统中人与自然这样一对不可分割的部分强行拆分，并通过人的主体地位独断了人类优先获益的权利。值得关注的是，历次环境运动的洗礼下，当代西方人环境意识已经明显增强，自然中心主义极力主张人与自然主体地位的“生态平等”；后现代话语权的提出，特别是萨伊德东方主义的登场，唤醒了人们对文化殖民的反思，全球化浪潮中的少数文化受到普遍尊重。
1.2 中国生态价值观：天人合一
相对西方而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地关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此，儒释道三家各有所解。
儒家讲求自然的人伦化，即人在自身修习的过程中，也要努力改善同自然的关系，以求天下之治。这里的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自然。道家则主张人的自然化：人只有舍弃社会性，以保证其自然性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同构才能享受真正的乐趣。佛教则更多地带有世俗的劝戒色彩，规劝世人对自然界一切生灵施以关爱，以今世的善德作为来世富贵荣华的必备条件。而佛家之禅宗更是取消了人的本体位置，与自然客体混为一物，“天人合一”臻致极点。三家之言虽不尽相同，但人地和谐的思想是不难看出的。
古人不但提出“天人合一”思想，更将此作为经世治国之道和居家齐身的重要精神。帝王制度循上层线路而行：古代帝王为了显示自己的赫赫威严，必得借用自然的神力，才可威震海内、咸服四方；同时，帝王行事也须依循天理，方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民间风水术则贴近下层线路。风水堪舆学的根本要旨就是在建房、置地等用地或建筑规划中，必须充分注意地理环境的优劣，最大限度地改善局部环境，从而为居民或祖先获得生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生态价值观基本上将人与自然看成是两种不同物质，人世与自然世界各行其道，当二者发生利益冲突时，更多的是满足人类需要；但人的行为也受到约束，以保证整个人类可以持续地利用自然。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把天视为绝对的权威，尽管人们也需要利用自然，但这已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关系了，人对自然的索取和回馈是统一的。
西方人地分立的自然观直接导致了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与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剥离，但在现代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社会普遍形成了生态保护和文化多元化的价值认同，从而生态旅游市场同一程度较高。中国“天人合一”思想里萌发的人地共生观念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但由于这一思想长期以来不外乎是帝王政治需要和民间世俗社会的功利对象，并未为多数人在观念上接受，且中国从未经过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阵痛，因此国民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旅游市场发展任重道远。
2 生态旅游资源认知差异：自然重于人文还是人文的自然
2.1 西方：“拜自然教”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方人地二分的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自然旅游与文化旅游构成了一组二律背反的旅游形式：要么是纯粹的原始自然，要么是奇异的原住民文化，二者很少能够兼得。即使在人文景观的构建上，西方也侧重于表现人的主宰地位，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作为其外向型的炫耀式景观格局蓝本[2]，而并不太在意是否与自然相和谐。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环境沦丧的噩梦后，展开了一场旨在倡导绿色意识的环境反思运动。生态旅游直接诞生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它不但引领人们从城市走向荒野，摆脱机器的禁锢，而且力求降低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试图将大自然作为环境教育的一个大课堂。因此，普遍认为，生态旅游包含在自然旅游之中。如澳大利亚国家生态旅游发展战略(ANES)中称：“生态旅游是基于自然的旅游，它涉及教育和对自然环境的解释，并设法达到生态上的可持续性[3]”。
相形而论，西方社会尽管也提出生态旅游是“由一个地区的自然历史，包括当地文化所引发的旅游形式[4]”，原住民文化虽也列为生态旅游资源，但却多处于从属地位，或仅是在市场营销中为增加旅游产品的多样性而将其考虑进来。文化生态不同于自然生态，它的脆弱性和变异性都会增加将其作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成本和鉴别成本。故而，生态旅游资源的认定上，自然重于文化是必然的。
2.2 中国：人文自然
在中国生态旅游研究的初期(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们沿袭西方对生态旅游的定义，突出强调了生态旅游的自然性和环境保护功能。到了90年代末，生态旅游资源的内涵得到了一定扩展，学者们提出，生态旅游活动的对象应从自然区域延伸到历史的人文景观[5] 或社会文化环境独特的区域[6]，更有将这一对象直指适合中国国情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景观的[7]。
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中，自然景观与植根于其上的文化景观几乎很难分开，良好自然环境的所在也常常是文灵荟萃之地。作为风水术的开创者，道家更得其精髓，道人为修性养身、出神入化之故，常常建观筑殿于清幽孤奇、天绝地通之所。如天柱峰是武当七十二峰朝向的中心，明代道众却在天柱绝顶人为造出一个紫禁城，城中制高点又建金殿一座，层层拱桥卫，可谓充分营造了他们心中通达天界的理想胜境。而汉传佛教追求超凡脱俗，庙宇多建于远离尘世的幽僻山林之中，并且也偏好上佳的风水环境。峨嵋、普陀、九华，无一不是“重重琉璃殿，十里闻梵音”，故有“天下名山僧多占”之说。儒家与禅宗更在意庭园内部小空间的营造。虽然儒家偏爱雕琢山水，禅宗喜好随性而为，但他们都意欲将外部自然纳入到围墙之内，自然草木俨然已成为家室一员。而在民间，人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也不是蛮荒风景，而是充盈着最为朴实的世俗情趣的乡村田园和歌舞升平的人间仙境。即便是纯粹的自然景观，也常常被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阿诗玛、蝴蝶泉、望夫石都诉说着动人的传说。
山因人名，人慕名山，中国的山水景观同样对人文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正祥先生谈到北宋以后中国人才分布的地域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浙一带转移的原因时，曾指出除了江浙经济开发速度加快超过中原地区以外，南方“秀丽山水对文学和艺术的启发和熏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8]”。山水形势良好的所在，往往才俊辈出，而恰恰又因为文风鼎盛，这里的人文自然环境才尤显优越。孙中山故里广东中山市翠亨村三面环山，远处可见珠江入海口，风景绝胜；毛泽东故居所在的韶山冲，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开敞，毛氏祖屋主门朝向两山之间的“谷口”，屋前开挖池塘一座，既保持了空气清新，又开阔了视景[9]。名人故里与风水佳穴的关联，可见一斑。
因此，中国的生态旅游资源并不单纯是具有“自然美”的自然景观，还包括许多与自然伴生的文化景观。仅云南一地，民族文化景观与山水自然景观常常纠结缠绕在一起，以至于难以区分，如大理古城与苍山洱海，丽江古城与玉龙雪山，无一不是这种特征的完美体现。以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中，中国就占据了相当数量。
旅游资源是市场划分的基础。西方生态旅游资源的单一自然属性有利于市场趋同，而中国生态旅游资源的自然与人文双重属性却常常令生态旅游市场呈现出一种复杂特征。
3 生态旅游市场特征差异：一元的还是二元的
笔者在2004-2005年期间对境内外687名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在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境内外游客的环境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仍然不小(见表1)[10]。
表1 境内外游客生态意识比较[10]
Tab.1 The Comparison on Environmentalism between Domestic Tourists and Overseas Tourists
境内游客 境外游客
资源浪费严重 节约资源为习惯
浅层环境意识，在不与人的利益 深层环境意识，人类利益
发生冲突时才起作用
可以让位于环境
对文化尊重程度较低
尊重异质文化
游客依赖性较强
游客更为独立
旅游行为类型较为集中 旅游行为类型分散
个人意识往往服从于道德、制度 个人主义
生态旅游活动以认识和体验、享受
生态旅游活动虽也强调体验，
为主要内容
但学习成分占据多数
西方游客生态意识明显较强，游客个体的独立性和参与性显著，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市场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客源基础；而中国境内游客多数还未能自觉形成环境道德约束，尚需制度规范和观念引导，因此国内生态旅游市场应在一个宽泛的概念领域内进行开发。
3.1 西方生态旅游市场：一元市场
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适应阶段中，一直将生态旅游作为大众旅游的替代产品，要求游客规模小，以游客群的高消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实际上，生态旅游市场已被限定于一批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群中。形成这种市场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前述工业社会中大众旅游的不当开发对旅游地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生态旅游正是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缩减游客规模、限制游客行为的做法。其二，生态旅游活动需要游客深入自然界体验和学习，因此其客源不但要有一定相关知识，而且在收入和时间安排上也要有足够的保障，故而符合条件的生态游客数量必然不大。
虽然当前的旅游发展理性阶段，也出现了人本环境论与绿色意识的调和：生态旅游的规模既可以是大规模的，也可以是小规模的。但这里的大规模实际上是指不应剥夺每个人享受生态旅游的权利；生态旅游产品既可由公共部门管理，也可由私人机构经营。一般生态旅游者和严格生态旅游者的划分仍然有效，而并非将生态旅游者和生态旅游产品的市场进入门槛降低。Weaver和Lawton(2001)说明了这两个细分市场的不同特点(见表2)[11]。
表2 两种生态旅游细分市场的特点[11]
Tab.2 Characters of Two Different Ecotourism Market
严格的生态旅游者一般的生态旅游者
强烈的环境责任感中等或表面的环境责任感
持续增长静态可持续性
专业化的旅行多种目的的旅行
长途旅行短途旅行
小团队 更大的团队
完全主动完全被动
体力的挑战 身体的舒适
无服务要求 希望获得服务
与自然深入的相互交流与自然浅显的交流
强调个人的体验强强调解说、介绍
自己进行旅行安排依靠旅行社或旅游经营者安排
显然，一般生态旅游者有明显的人类中心论倾向，严格生态旅游者则具有强烈的生物中心主义态度。但是Weaver又说，某些游客在不同时刻的旅行中又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市场特点[11]。因此，对西方生态旅游市场可以下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西方生态旅游市场并不与大众旅游市场重叠，这个市场中的旅游者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都是符合生态旅游标准的生态旅游者，旅游者质量较高；生态旅游细分市场只是对游客生态意识强弱的区分，而且很多情况下个体的生态意识强弱不定。
3.2 中国生态旅游市场：二元市场
相比而言，中国生态旅游市场还很不成熟。一方面，符合基本要求的国内生态旅游者规模很小。究其原因，尽管中国近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年收入都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距发达工业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也使国民顾虑较多，不敢在旅游消费上投入过多；国内居民除三个黄金周外没有较长时间的连续假期，无法适应时间要求相对宽裕的生态旅游活动的需要；国民生态意识还十分薄弱，环境道德自律性差。以上种种因素，都限制了国内生态旅游者群体的发育。另一方面，国内生态旅游区基础设施尚不配套，缺乏设计科学、有吸引力的生态旅游产品，管理保护制度也不尽完善，也使得生态旅游发展相对滞后。基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具有消费和培育双重功能，因而二元结构特征突出。
3.2.1 高端生态旅游市场
国内大众旅游市场经过近几年的飞速发展，已经略显饱和，一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环境意识的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一般性质的观光、度假，他们渴求一种更有深度、有别于大众旅游的旅游方式(方兴未艾的背包自助游、户外野营游都反映出这种倾向)，对此，他们愿意支付的旅游成本(时间、金钱、体力等)也较高。而且，由于这一类人群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兴思想和观念接受程度较高，如果能够将一批成熟的国际生态游客吸引进来，借由国外高端游客带领国内高端市场启动，将是事半功倍之举。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几个国内示范生态旅游地，提高知名度，加强形象营销，吸引和鼓励国际生态游客前来旅游考察。
3.2.2 大众生态旅游市场
大众生态旅游，一是指参与者规模较大，二是指旅游产品类型多样，既有大众旅游产品，也有生态旅游产品。大众生态旅游发展可以真正形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统一。
首先，中国的生态旅游资源多分布于西部偏远地区，这里也是国内经济落后地区。生态旅游中的社区参与原则，鼓励旅游地居民尽可能多地参与生态旅游管理与经营，有利于迅速改善这一区域居民的生活状况，并使他们自觉地成为环境的维护者。
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数量型的大众旅游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旅游形式，由于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的游客有着各不相同的旅游需求，即便是同一名游客，在不同的时间和心理作用下，也会选择不同形式的旅游产品(如一名爱好探险的背包客，也可能为了满足家庭出游的愿望而选择一次度假游)。而开发大众生态旅游，不仅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多元化的需要，还能强化他们的生态意识，对景区而言也能增加经济收益。
再者，由于类型不同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旅游承载量差异甚大，不同的旅游活动形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不同，而且同一生态旅游区内也存在环境容量不同的区域。经过合理的功能分区后，以生态旅游活动为主的旅游区，也可接纳类型多样的非生态旅游产品(包括大众旅游产品)。而各区在不同环保细则的指导下，也实现了环境效益的增长。
4 中国生态旅游发展道路
刘德谦(2003)[12] 曾指出：由于“大众旅游不利于生态保护；大众旅游承担不了生态旅游的责任；生态旅游的消费标准与我国大众游客的消费水平不合”，因此，在我国尚不具备大面积开展生态旅游的条件。但是，Clarke(1997)则认为大众旅游由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实际上比小规模旅游更能保证资源循环利用和共生措施的实施。替代性旅游也可能不是可持续性的，大众旅游也并非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只要满足了生态旅游的衡量标准，某些生态旅游活动也可以归于大众或者大规模旅游之列，如“软”生态旅游[11]。杨开忠等(2001)也赞同说：“生态旅游应该从一种小尺度的选择性自然旅游，转向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有关自然的旅游活动”[13]。所以，发展大众生态旅游势在必行。但应该清楚，大众生态旅游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与西方相似的严格生态旅游。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制定出我们自己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避免生态旅游概念的滥用和生态旅游区的破坏性开发。
4.1 推行生态旅游认证制度
生态旅游必须实行强制认证制度。首先，参照国际通用的“绿色环球21(Green Globe 21)”认证体系要求，尽快出台包括两个级别的中国生态旅游认证评估制度，该制度主要为旅游区和旅游企业设定。根据两类生态旅游区的不同性质，制定内容不同的认证标准：专业生态旅游认证标准相对严格，突出学习、社会文化可持续性和持续增长等内容；大众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则相对较为宽泛，只需符合环境可持续性即可。认证标准应尽量细化，并具备可操作性。
另外，对游客也实行生态认证制度。主要是由具备生态旅游认证资质的旅行社通过书面考试、累计环保成绩(由旅行社对历次参团游客在旅游中的环境行为进行评分)等方式对游客环境素质进行鉴别，合格游客可以获得生态合格证书，同样，证书也分等级，实行年检制，级别最高的金牌VIP客人可以终身免检。旅行社必须为其所颁发证书负责，一旦有团队游客被发现违规，该社则要面临警告直至摘牌的处分。
4.2 生态旅游区建设
由于中国目前并无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区，因此，生态旅游区的创建工作迫在眉睫。国内生态旅游区主要可以两种形式建立：
第一，改造现有观光旅游区。现有观光旅游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自然风景优美、文化景观独特的景区，这无疑是难得的生态旅游资源，加之这些旅游区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知名度业已形成，将其转化为生态旅游区优势明显。当前关键是要做好景区内部生态环境的复原和景区管理制度的更新两项工作。这些景区内部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发，环境承载量大大降低，众多人工设施充斥其间，严重破坏了景观的美感和质量。因此，首先是要拆除与自然环境不相适应的原有人工设施，人工设施的修造要充分考虑环境背景，以生态为中心，以满足游客基本需要为限，宜少、宜精；其次是补种生态植物，营造新的生态聚落，要注意尽量选用本地树种，使新建生态群落能够与原有环境相容；另外，修造更为适合生态旅游的景区道路，避免穿过核心区以及切割生态群落，在道路经过之地建立多条立体生态廊道，尽可能少地影响景区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活动。对于景区原有管理制度，应按照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做出相应修改。
第二，新建生态旅游区。这里包括专业生态旅游区和大众生态旅游区两种。专业生态旅游区的选址应体现出资源主导型特征。对新近发现的适宜开展生态旅游的资源，首先进行科学的认证评估，确有开发价值的，可经过三个阶段进行有步骤的开发：第一阶段，先进行一段时间的保护性开发，明确划出景区边界线以及进行景区内部的功能分区；资金主要投向景区外部基础设施建设上，以满足游客基本需要为度，不必过于追求高档；同时，重点开展旅游形象促销工作，突出其形象特色，甚至可由旅行社代理，先行组建小规模的旅游团队前往考察，首发团成员可获终身免费到景区旅游的奖励。第二阶段，待景区知名度初步形成后，开始按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制订详尽的景区管理办法，成立一支包括领队、管理人员在内的专业生态旅游服务队伍；在景区内部因地制宜建造一些简易道路、生态厕所和服务站点，划定宿营地等；严格控制游客涉足范围，核心区禁止游客进入。第三阶段，景区发展成熟以后，要制定一系列控制游客量的办法，强化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功能，并对初期所建设施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调整完善。
大众生态旅游区的建设，采取以市场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即：大众生态旅游区必须考虑邻近客源市场的规模和特征，以确定是否新建。一般来说，这种旅游区的市场范围与传统大众旅游区重叠的部分很多，唯一不同的是大众生态旅游区要求的游客不但有大众游客，更有许多生态游客。因此，大众生态旅游区在完成了对规模市场的细分后，也同样要对其外围基础设施以舒适化为基准进行建设，兼顾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同时，合理采用分区规划的方案，为大众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者划分各自的活动区域，尽量避免重叠：对于内生型或原生型的地域生态系统应限制旅游活动的规模和开发强度，采取特殊的专项旅游开发方式；在人造文化型地域生态系统上，则应在旅游承载量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游客需要，开展规模适当的旅游活动；对于人工自然型地域生态旅游系统，则可考虑开展大众化的生态旅游活动，并人为提高其旅游承载量[14]。对此，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了重点资源保护区、荒野低利用区、分散游憩区、密集游憩区和服务社区五圈层的分区模型，被广泛用于加拿大国家公园。L.B.W.Nieuwkamp(1996)对此做了说明(如图1)[15]：IR作为接待区，面积最小，游客数量最多；NE是一般性的大众旅游区，游客数量较多；WR是真正的生态旅游活动区，所设计的面积很大，游客量分布比较均匀；WC是严格的生态保护区，只允许科考工作者进入。这种功能分区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图
IR：集中游憩区 NE：自然环境区 WR：野生游憩区 WC：野生保护区
图1 生态旅游区的功能分区
Fig.1 Functional Zoning in Ecotourist Area
4.3 生态旅游产品开发
针对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我们提出四个层次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认知型、体验型和观光型、享乐型生态旅游产品。按照环境责任感的高低，其生态旅游的属性值依次降低(见表3)。
表3 中国生态旅游产品谱
Tab.3 Chinese Ecotourism Product Pedigree
主 类 亚 类产品 环境和社会责任感
野生动植物观察野外观鸟、观鲸、野生花卉观察、热带植物观察
户外天象观察 户外观星、观日、观云，天文奇象户外观察
认知型
科考旅游 山地科考、洞穴科考、河流科考、冰川科考强
文化考察旅游 民族文化考察、藏传佛教文化考察、古丝路考察
户外艺术创作 户外摄影、户外写生
探险旅游 生存训练营、丛林探险、洞穴探险、漂流探险
体验型
户外运动 山地运动、高空滑翔伞、水上运动、潜水、滑雪较强
特种交通旅游 徒步、马帮、低空廊道、热气球、猪槽船、骆驼
观光型
自然生态观光 植物园观光、野生动物园观光、自然景区观光 较弱
文化生态观光 民俗歌舞观赏、文化遗产地观光
享乐型
休闲旅游 野外钓鱼、野外采集(蘑菇、野菜)弱
度假疗养 森林浴、日光浴、温泉浴
认知型生态旅游产品是指游客具有主动审美需求和注重学习知识、研究学术，具有强烈环境和社会责任感的旅游产品；体验型生态旅游产品是指能为游客提供参与体验机会，比较关注环境和社会的旅游产品；观光型生态旅游产品是指那些只能为旅游者提供被动审美选择的，局限于游赏观光性质的旅游产品；享乐型生态旅游产品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开展，以享受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旅游产品。
认知型生态旅游产品要在产品解译系统的建设上下功夫，通过多媒体展馆和野外实地观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科学讲解，导游、领队都要求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游线游程方面都要严格遵从自然规律，切忌为满足游客好奇心而扰乱动植物的繁衍活动；文化考察产品要选择文化特征明显、文化积淀深厚的考察点(线)，对游客要进行事前习俗教育，引导游客遵从地风俗，尤其是要驱除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
体验型生态旅游产品，特别是探险旅游和户外运动产品，由于所涉项目都有一定难度，参加者和领队都要经过严格专业培训，要建立旅游安全事前保险预防和事后应急救护机制。
观光型和享乐型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应重视浅显通俗的环境道德和社会教育，寓教于乐，让游客在娱乐中加深对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意识。
综上所述，中西方在生态价值观、生态旅游资源的认知，以及生态旅游市场的发展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中国的生态旅游决不能仅仅是克隆西方版本，任何盲目的照搬、效仿都会使先进的观念方法变成水土不服的泻药，只有客观科学地根据本国国情研究问题，才能真正帮助中国旅游业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