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应是思想史的基础——关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应是论文,思想史论文,史研究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2)01-0015-05
在中国科学思想的研究工作中，在《墨子评传》、《朱载堉评传》、《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三本著作的具体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科学思想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应占有怎样的地位？对自然的认识，如何认识，如何表达这种认识，科学活动中的这些认识过程是如何影响社会思想发展、变化的一般进程？也就是说，如何将科学的理论认识、思想和方法作为思想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重新构造思想史研究的逻辑框架，这应是思想史研究理应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思想史应该反映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各种事物认识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从认识活动的主体看，有执政集团、知识分子集团、平民百姓等等的区分，思想活动的形式对执政集团来说表现为社会的政策法规，对知识分子来说表现为理论学说，对平民百姓来说表现为民风习俗。从认识活动的客体看，有自然事物、社会人事、人本身的思想意识等等的区别，相应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就有科学技术活动、政治军事活动、经济生产活动等等的区分，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等等。思想史应是这些思想的综合，思想史的逻辑构架应表达人类不同实践活动对社会和人的发展作用的综合效应，应反映不同实践活动构成社会发展合力的结构。
自然科学本质上是要解决对自然界各种物质形态结构和运动规律的认识。它是从纯客观的实验、观察程序开始，经过科学抽象得到各种具体结论，再进入对自然整体的综合认识，形成一种有逻辑结构的陈述、诠释系统。这样，理论思维是科学活动所必需，因而，科学思想是科学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
对科学思想这个概念，应从自然科学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又是一个社会活动过程这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适应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特征和趋向。同时，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构成部分，都应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应适应人类从精神上、观念上对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上和心理上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在社会变革或科学出现重大突破的时期，新的科学思想往往会成为社会思潮发展的重要刺激和动力。科学思想作为科学活动和社会思想联系的中间环节，表明了科学发展所需的最一般的思想环境，它和社会的哲学思想直接相关联。它们两者在研究的最终对象上是一致的，即都重视本体的存在方式，本体和多变现象世界之间的联系，理论思维把握自然的可能性及途径，只是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理解的层次不同，解释、表达的形式、方法不同。其次，它们具有共同的来源，都渊于感性认识的积累而形成的对自然现象的习惯性、常识性的认识。因此，它们都易于深入到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中去，同时，也易受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科学思想是哲学思想中关于自然本体及宇宙变化认识在自然科学认识活动中的具体化。
这样，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来说，影响其构成的因素有：(1)对观念、思想传统的继承，即存在于历史传统中的，与人类常识性知识密切相关的，对事物存在方式理解的普遍观念的影响。(2)科学实践在认识上表现的主要倾向对理论提出的要求，即对各种经验材料的理论解释，它既要求本身不能出现逻辑矛盾，又要求它适应社会心理对自然现象解释的自我满足。(3)社会思想环境对认识自然的要求，表现为政治上的需要，哲学上的规范，社会价值观念上的限制。
科学思想从其内容上分析，应包括：(1)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2)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3)社会对科学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一般说，科学思想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成为科学假说和理论得以产生、阐述和解释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想像力，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它既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基本信念和丰富源泉，又是社会意识观念变更的有力杠杆和强大的精神武器，成为人类思想解放的先导。
思想史反映了人类在一定历史、地理环境中，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识体系。它既体现在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方式上，也体现在国家行政管理的结构上；既反映了社会思想和时代理论思维的基本倾向，也反映了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反映了民族自我认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
思想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各种不同形式、内容的思想，通过经济、军事等途径，彼此融合、冲突是思想发展的基本形式。在思想合汇的过程中，其主导方向是与物质生产水平、科学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经济落后的征服者往往在思想体系上被经济先进的被征服者同化的历史事实就是例证。如果我们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单位来衡量人类思想的发展趋势和水平，则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水平是一个基本指标。
从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三次反思的历史事实，也可看出科学在物质和精神上巨大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虽然从整体上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一次自我反思与批判运动，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科学，使这次反思带有近代意义。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被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所吸引，他们清醒地看到西方的几何学、水利学等各种科学理论与实用技术至当不易的作用。确实，当时输入的西方科学，其对自然图景和结构的认识，具有实证分析、逻辑论证的思维方式，钟表、火器等精确、精致、高效的器具、机械等等都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一种新鲜感，从思想的内容、思想的形式到思想的发展趋向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树立了一个能揭示其固有缺陷的比较参照系。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会促使知识分子阶层突破封建中国的地理局限，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出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存亡的危机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批判的强烈要求。从洋务运动起，中经戊戍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提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传统思想的反思与批判都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体系作为比较参照系的，从中吸收养料和寻找批判的武器。在这反思的历史过程中，近代西方科学从天、地、生、数、理、化各种理论到大炮、军舰、各种机器、实用技术是这次反思的基本力量。近代西方科学为中国社会进入世界打开了通道。“文革”过后，经济严重落后的危机，使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世界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外开放作为一条基本国策，一开始就是从引进西方高科技开始的。高新科技作为现代化社会的基础，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深刻认识到的，学习西方社会各种新的科学理论与先进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热、时代热。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开始全面渗透到社会思想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全面反思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基本武器。社会思想的激烈动荡、探索和争鸣都和高新科技密切相关。这次思想反思是与对“文革”的批判，对西方高新科技的接收相始终，因此，思想反思触及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深层。
这三次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面对着政治上、或是军事上、或是经济上的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不得不自我反省的严重社会状况，反思的动力都是为了寻求一条中国致富致强的出路，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主要并且首先是被其科学领域的成就所征服。
这三次思想反思都涉及对某一特定思想体系的评价标准问题。一是看思想体系物质功能的显示，看其能否适应、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展，是否和科学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其二，思想体系本身的价值尺度，即科学的理性是否渗透到社会意识中去，成为价值观念的基础，科学所固有的客观性、批判性、民主性、理性分析等特征是否成为社会思想、社会心理的主要因素。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科学从物质生活、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秩序、社会思潮等各方面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形态和发展方向。那么，只有将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想体系的基础，思想史才能逻辑地再现历史发展的真实。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是从儒学关于伦理、道德、政治学说为其主要内容的。中国长期的统一，幅员辽阔，面临更多的是内部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等社会问题也就成为理论思维的主体内容。儒家以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常名教济世，道家则以超然的态度否定现实的政治伦理，去追求虚无的远古的社会伦理。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大都又是政治家、伦理道德家。他们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兴趣，大都是从人的道德修养、社会人事关系出发，将各种自然现象比附为人事变迁的征兆预示，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看作是人的主观世界的投影，将有形的、物质的自然界硬附会为抽象的道德实体的体现，用伦理、道德的观点去认识、理解自然界，用带有浓重的政治、道德色彩的概念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从而使社会人事与自然现象之间牵强出一种神秘感应的联系，从来没有把自然界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客体。因此，他们无法深入研究和探讨各种自然现象，相反却以“观物论喻”的方式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论证自己的政治、道德学说。中国传统的以伦理道德、政治秩序为主体内容的思想体系，一方面由于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具有本身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和政治教育、民风习俗、伦理标难、道德取向、科学制度相结合，长期以来成为一种顽固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巨大力量。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这阻碍了对自然的研究，“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主体内容上的这一特征就要求相应的表现形式。“元气”、“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古代科学活动的一种理论、思想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对自然万物存在、变化的一种认识和解释，其特征是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思辨的玄学性。这使“元气”说和“阴阳五行”说成为沟通天象和人事表象联系的工具，成为用天象证喻人事的形式框架。“元气”、“阴阳五行”的科学思想从内容和形式上为社会思想的发展规范了一种方向。
“元气”这一概念涵天盖地，可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有物质属性，又有精神属性，无法找到两者的统一本源。由于“元气”这一范畴极其模糊，因此它不能确定地反映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而成为对物质世界认识的一个环节。在这样一个总体范畴的基础上，人们进行对自然的研究要想获得一系列明确地反映物质属性的基本概念和揭示事物相互联系的因果性规律是不可能的，相反却为混淆自然科学和伦理道德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方便而有效的工具。各人可以随意地运用这一虚无漂渺，神幻莫测，只可意传，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用先验的臆测来印证客观事实，把农学、医学、算学及各种实用技术方面的创造活动，看成完全与推进科学认识的思想方法毫无关系，同时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容易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烧丹炼汞，天人感应，图谶符録，数起源于河图洛书等等，都是化学、天文学、医学、算学等具体学科在理论上走向神秘主义的表现。后世思想家无论怎样理解和发展“元气”说，在这方面是共同的。所以长期来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脱离观察实验、经验技术，而以臆测为前提进行演绎推测的玄学的思维方式。人们对一切物质、精神现象的因果性都不愿作物质性、结构性的研究和解释，往往以一“气”了之。对此，严复曾作过一个中肯的批评：“今试向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界说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先生一无所指，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注：严重：《名学浅谈》。）
“阴阳五行”说是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直观类比的方法建立起来的。阴阳说更多地起源于以男女性别和关系来类比其他事物及现象，所谓“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五行的行古文形为
，像街道交叉口之形，有通路的意义。五行说作为哲学学说来说，与原来的“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之意，大相径庭。所以总的说，阴阳五行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不是一种物质本因说，而是一种思维方法，用来说明各种各样“气”的变化和联系。阴阳五行这种思维方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直观的无限制的类比，机械封闭的循环运行。
因为“元气”这个总体性范畴的模糊性，没有确定的物质属性或精神属性的内涵，这使阴阳五行说在比较事物和描述事物时可采用直观的无限制类比，把一些本质属性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作比附，这容易抹煞各种事物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差异，使认识事物的特性上趋于简单化，限制了人们在层次角度上深入了解物质结构的组成，使人们忽视了事物存在、变化的物质性根据，不从物质结构上追求因果关系的解释，只注意运动的过程和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的表象，而不关心事物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具体途径和形式，不注意事物存在的静态结构和局部关系。这样阻碍了人们进行局部分割、实验观察、定量分析思维方法的发展。对事物进行局部分割，深入到事物内层，了解事物的静态结构，进行实验的定量分析，归纳比较，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必然的一步，而中国传统科学由于思想方法的束缚却始终不能迈出这一步。中医学的理论、方法就以阴阳五行说为依据，广泛地引用这种逻辑混乱的“异类相比”，而不追求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物质性原因，忽视了对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物质构成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直观观察和哲学思辨相结合的阶段，没有走解剖、实验的道路。在这种“异类相比”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和研究，由于所得材料缺乏可靠性、可比性、可重复性，缺乏较稳定的客观指标，因此就丧失了探求自然界的客观依据，容易导出荒谬的结论。例如，炼丹术成了道教的主要法术，荒唐无稽的谶纬也完全起源于阴阳五行。
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五行说表现的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五行相次转用事”。这种机械、封闭的循环论带有命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五行说所讲的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由于脱离了客观变化过程，没有具体的物质基础，因而缺乏丰富的内容，本身也逐渐蜕变成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梁启超说：“阴阳五行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注：梁启超：《古史辨》（五），《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个断语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脱离了对自然的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在内容上是贫乏的，在表现形式上是神秘的。它影响了严密的逻辑思想的形成，阻碍了数学进一步理想化抽象，使之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和方法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中去，引导各门具体科学走上实验分析和理论概括相结合的道路。这使得各种经验性的技艺发明处于自生自灭、孤立零碎的状态，也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这些特征是和中国封建社会以种植农业为核心的传统科技体系密切相关。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物质生产方式。它是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的。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对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依赖；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注：恩格斯：《自然辨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这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尤为如此。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治疗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关于这个说法，可参看拙著《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某些章节。）中国传统科学体系在19世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前是以其固有的特征和规律存在、发展的，是有别于近代科学的一种科学形态。中国传统科技体系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密切相关，一方面以农、算、医、天文历法和各种实用技术为核心，强调科技的实用性；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思维又充满了玄虚色彩，天人合一，万物同构互感是其对自然认识的基本出发点。“观物取辨”，“技进于道”是其对认识的根本目的，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和解释都是为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和道德伦理观念服务的。这种理论思维的发展不是以在大量生产或科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而是局囿于对《周易》的注疏、诠释和元气阴阳五行的形式框架之中。臆测性的思辨与经验技术相混合，直观观察和直觉内省相混合，技术孤立地超前发展，虽然在某些技术、生产技巧上有惊人的发明，但在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方面却始终停留在简单、朴素、直观、臆测的水平上。例如，从《考工记》到《天工开物》近二千年来技术发展始终局限于对实际操作程序的记录而没有对规律性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用理论形式进行概括和总结。晚明时期的宋应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科技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天工开物》总结、描述了当时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但在他两本关于科学理论认识的著作《谈天》、《论气》中仍是假借元气、阴阳五行的形式框架，他的理论思维仍是一种传统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混合物。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理论思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清代学者戴震在其《中庸补注》中对这一范式作了一个很好的解说：“阴阳五行，气化之实也。……在气化，分言之阴阳，又分之曰五行，又分之则阴阳杂揉万物，是以汲其流行，不特品类不同，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这种范式作为一种观察、解释自然的工具和信念基础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具体表现为“为学”与“闻道”的对应。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忽视了对具体事物、经验事实的分析、归纳，而追求一种超感官存在的直觉领悟。将“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当作认识的最高境界，用直觉体认的“闻道”来否定感性认识的“为学”。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长期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认为“为学日益”则“为道日损”，（注：《老子·四十八章》。）“朝彻而能见独”。（注：《庄子·大宗师》。）这影响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大量的感性经验活动、科学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人类的科学活动，一方面是以自然为认识对象，揭示自然规律，从而确定、规范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人对自然的诠释框架提供了科学知识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科学活动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科学的成果既奠定了社会物质生产的水平，又是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导。思想史应研究和揭示人类在人和自然，人和人相互关系中所形成的认识的历史过程。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不同民族对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的认识不同，关注的侧重点和重视的问题不同，解决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因此，逻辑地再现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必须以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为基础。科学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涉及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的最基本的问题。所以，科学活动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说，科学是文化的基础，那么科学活动就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科学思想应是社会思想体系构架的基础之一。科学思想的演变应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收稿日期：200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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