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推动了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巨大成就的认识论源泉
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进步最快的20 年。 绵亘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农村变样了,城市变样了。 原来尚未摆脱贫困落后,而且国民经济在1976年时处于崩溃边缘,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长。从1979年到1997年的1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猛增到7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平均每年增长9.8%,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7位。原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快而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这些年则是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有了很大改善,而且还有了高达6万亿元的金融资产。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很多,而来自认识论的思想动力源泉,不能不归功于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在1976年10月,每个中国人心头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开始思考多年来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里的是是非非,但依凭本本的“两个凡是”樊篱仍然禁锢着人们。直到20年前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和个人崇拜,才使人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真理标准讨论,不光是一个如何对待实践和认识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还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突破“左”的桎梏的问题。它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直接拨正了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航向;为端正思想路线、寻找“左”的错误根源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检验的标准,为多年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提供了客观依据,它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开展,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又颠倒过来,恢复了本来面目。
二、冲破禁区闯出新路
在经济领域,原来由本本主义和个人崇拜所设置的禁区相当多,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实践中的例证,俯拾皆是:比如人们常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安徽凤阳农民闯开的路。可实际上在42年前即1956年浙江永嘉县燎原公社早就进行过试验,并且在永嘉县和邻近12个县的1000多个合作社推广开来,对近18万户农户实行包产到户,只不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这一改革压了下去。嗣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在安徽和其它一些省区又实行了责任田的包产制,只不过实行不久又被作为“刮单干风”而遭否定。如此几起几落,直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冲破禁区,使包产到户成为席卷全国的改革潮流。
与此相似,中国的个体私人经济也经历过几起几落,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早在1956年便由陈云同志关注而进行过如何发动企业自主经营积极性的调查探索。至于中国的理论界,即使在“文革十年”的极左思潮泛滥时期,仍存在着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习性。在那时,也仍然忍不住发出怀疑: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经历多年起色不大?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为什么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状况比我们好?为什么城市连“三两油半斤肉”的供应也保证不了,为什么农村棒小伙挣工分还比不上老太太养几只母鸡下蛋值钱?为什么自留地的庄稼产量比大田高几倍?……这些问题处在文革后期,面对政治动乱,民生凋蔽,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的状况,不由内心焦虑,可是那时候并没有议论探讨的环境。直到粉碎“四人帮”,冲破“两个凡是”,才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通过价值规律讨论和按劳分配讨论,才逐渐把人们思考着的问题摆了出来,展开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发表见解要有相应的环境,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正在于由此冲破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为理论工作者壮大了胆识,这才推动理论的大发展。在不平凡的20年里,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都有着飞跃的进展,在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回溯起步时的情景,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今胜昔”的变化。
三、改革目标逐渐明确与深化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达到的体制目标,亦即“摸着石头过河”的“彼岸”自然是指市场,称之谓市场取向的改革。最初对市场的理解只不过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即所谓“大计划小自由”,然后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进而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阐发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二层次调节论;再进而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它们间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再进而又在姓“公”姓“私”的争论中,冲破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陕隘界限,开创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格局。如此明确目标的渐进过程,已为经历此番过程的人们所熟知。
改革目标的逐渐深化。逐渐明确,正反映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它表明实践和认识之间相辅相成又相互推动深化的辩证关系。同时,有些问题并非没有认识到,为了适应当时能被接受的程度,减轻改革推进的阻力,不宜把调子定得太高,以免吓退对改革长远目标未作思考的人士,更何况在改革论者中也有着救时之念迫切而缺乏对长远目标探索的勇士,他们顾当前却想不到那么多,然而又正因此才有全力以赴的专情和锐气,由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群策群力之效。及至下一阶段,又因此一阶段观念的转轨,对于再一次推出的“新轨”并不感到有过大的差距,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士投入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原来并未获得国外知名的研究经济转轨专家学者的认同,相反被认为是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认为是目标不明、步骤紊乱的改革。但是从中国改革起步的状况考察,当时社会的认识水平以及冲破禁区的艰难,要求一步到位的剧变式转轨是不现实的,逐步推进的渐进方式,有利于改革的及时起步,有利于缓和改革震荡,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再从中国实际状况考察,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低,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经济上存在二元结构,科学文化也较落后,改革的障碍多,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原来的经济体制不仅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还带有战争时期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因素,改革起点低,“剧变”的跨度太大,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作为一个相当于欧洲、北美人口数的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大,认识的统一,人才的培养,较之数百万人口的小国需要更长的准备与演进,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采取“休克疗法”等剧变方式而引起经济动荡、生产萎缩、人民收入下降等震动,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如何转轨这个现实的问题。
改革之所以有动力也会出现阻力,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在“理性行为假定”下,在于“新体制”较之“旧体制”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好处,使人们的经济福利有所提高,然后改革才能有动力并得到支持,改革是要付出代价(成本)的,这包括对“新轨”的学习成本,由“旧轨”转向“新轨”的转换成本,进入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由于改革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与配比关系,不能做到人人都同等地受益,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分配受到损害或者获益较少的人,对改革不支持或者反对。主张“剧变”或“大爆炸”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以及为此支付的经济代价,算到改革成本与改革效益比较的“变量”之中,以致于把难度大的事情看得容易了。
四、从封闭到开放的认识转变与实践推进
尽管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是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生产力日益国际化的世界,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同时汇入开放型经济的潮流。从资源秉赋的不足和资源互补的需求来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需要与外国发生经济联系,但它们之间毕竟有着开放度高低的差别,其中有的国家曾经是封闭的国家。基于资源互补需要而进行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联系,在封闭型经济中也同样可以存在,但这种国际经济联系不同于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联合的经济关系国际化的开放型经济。
对外开放既是顺应当今世界潮流的明智举措,也是中国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从此中国将不再对外部世界关闭门户,而要在生产国际化和经济运行国际化的潮流中,分享可能得到的发展利益。开放,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改革,中国迈向市场经济是以对外开放为推动力前进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率先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形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开放经济。
从封闭型经济转变到开放型经济,最困难的事情是难以冲破思想意识方面的封闭。这是因为,在长期封闭的环境里,产生和发展了阐述封闭合理的理论;还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加以解放后的孤立处境,很自然地会形成经济独立的自豪感和反压迫的排外情绪,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反映。不冲破思想封闭,便难以从封闭转向开放,所以,对外开放的推进,是思想解放推动的。
开放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据测算,每年GDP 增长中属于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是2—3个百分点,因此引起的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又大大加快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渐推进的,在渐进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先开放所获得的经济发展动力,从而使开放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最早开放的是特区,当时既要开放,又要避免给本国主体经济造成大的冲击,采取了“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的做法。特区是在国家主权之下,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的地区,从而可以在小范围内,进行某种独特经济模式的试验和创新。当时想的是即使试验失败,损失较小,易于解决。试验和创新的意义,便是邓小平同志说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深圳闯出了许多新路子而并未失败,这就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区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但这个目标是具有从属性的,因为兴办特区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出发的,是国家需要做,却不宜或尚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做的事情,先让特区来做,这从我国来说,便是对外开放过程中先在经济特区开启门户,成为我国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主要通道,然后再逐步扩大开放,多开门户多辟通道,由此打开了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经济特区的作用,在初期提的是它要成为了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以及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从当时说,在原来封闭的围墙上开“窗口”,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外大千世界的经济动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外国人也可以从这个“窗口”看中国的经济动向和政策动向。而如今的发展表明它已是“落地长窗”而不是原来的那种“售票窗”式的“窗口”了。经济特区的吸引力不仅表现为引进了大量外资,也表现为引进了大量内联资金,成为衔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两个辐射式扇面的“枢纽”,表现为与国际资本打交道的“阵地”,还表现为特区开放、开发和改革交织在一起,许多事关全国的新措施往往是在经济特区先期试行,从而成了改革和开放的“试验场”,成了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
五、解放思想实现发展战略转变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倡导了实事求是,推动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一大成果,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来,早在1957年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作出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设想,但这一设想由于种种曲折而并未实现,“十年文革”反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直到1979年才真正展开工作重点的转移,展开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便要发展生产力,便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曾经认为当今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便是战争引起革命”。但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努力争取世界和平的大环境下,致力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
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经济建设的目的、方针、战略等一系列问题的明确,同样也经历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的艰难历程。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在经济理论界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让人民过上美好和幸福的生活本来是经济建设发展的宗旨。但过去曾经背离此一宗旨,出现过为了实现某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跃进式的政治口号而生产,为了搞形式图虚名而生产,为了片面追求产量产值而生产,不讲实效,以致经济虽有发展,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生产目的大讨论把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目的和归宿,由此反映为20年来是中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年月。
要使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从生产组织来说是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这便是从过分突出重工业优先发展转向农轻重的协调发展。过去虽然提出农、轻、重的序列,但是对钢铁等主要重工业产品提出了过高的指标要求,不得不给予过多投资,不得不在物资分配、能源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这样,便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本来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都是轻工业先发展起来,然后才被后发的重工业所超过,而中国却是在轻工业不发达的低水平状况下,按照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就限制了资金积累和市场拓展,压抑了轻工业的应有发展,使人民消费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还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中之重是服务于战备的军事工业。从再生产的角度考察,军事工业既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也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它从第Ⅰ部类取去生产资料,从第Ⅱ部类取去消费资料,而所生产的则是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在再生产的循环中,军事工业只取走,却不曾提供可供社会消费的产品,也不曾提供积累。资金运动的循环链在此中断,物质运动的循环链也在此中断。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搞建设”,勒了20多年,而生活没有改善,这与过份突出军事工业的指导思想水平。这样,当“战争与革命”的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后,重工业尤其是重中之重的军事工业放到与中国国情国力相适应的恰当位置上,使农业以及能够提供较多资金积累的轻工业有了较过去快得多的发展。而实现此一转变的重要条件仍是观念转变、思想解放。
六、生产力标准与发展是硬道理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有相应的价值观变革为先导,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价值观。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创造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资资料。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古今社会有着多种多样的对待方式,有着多种价值观。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以“猫论”为代表的实践标准,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志的生产力标准,即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生产力标准属于理论禁区,“唯生产力论”曾经被用作压人的帽子和打人的棍子。但事实上,一种体制应不应该改,一项政策应不应该维持,不能够从是否符合本本来判断,而应当从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来衡量。
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正由于此,发展是硬道理。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激烈竞争,迫使我国必须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和较好的发展水平,必须不断作出适应情势发展的新措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推上新的台阶。
七、迎接21世纪的思考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是把中国从农业经济社会推向工业经济社会,谋求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并且正继续努力追赶工业经济发达国家。然而正在此时,世界经济格局却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农业经济是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工业经济是大量耗费资源资金的传统工业,而后工业社会慢慢萌芽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则是以知识产业、高技术产业为支柱,知识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因素。
这样,在我们集中精力拼命实现工业化目标时,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引起了新的经济变化,爆发性地在全球扩张,社会已经进入知识智能文明的新发展阶段,21世纪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将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一个缺少雄厚科学储备、缺少对国际科技前沿动态的识别与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家,不仅将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内市场竞争优势,还将失去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
面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成长的新途径。这也就是说,思想解放没有止境,改革没有止境。然而,深化改革的难度比过去大了。改革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国改革是从强化激励机制起步的,具体措施是放权让利和实行承包制。这在改革初始阶段是适应当时认识状况减轻改革阻力的有效方法,大多数“转轨”的国家里都有着类似的以奖励启动的做法,并且取得一定成效,嗣后方才出现激励效应递减。承包制在初始“一包就灵”到后期却“包而不灵”,正是因为激励刺激度的下降。与此同时,靠激励调动积极性,还受到长期生活在平均主义氛围中攀比效应的压力,对效率提高者给予相应的利益这是应得的,然而竞相攀比的结果,效率没有提高却仍得到激励,于是便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由此加剧了效应递减,成为国有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动因。这些都表明,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已经改变了利益分配关系并且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再推进全面改革会遇到利益冲突带来的抵抗。初始开拓的激励机制改革为继起的改革设置了障碍。当前提出的“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便因利益冲突而具有改革攻坚战的性质。但不进则退,不论障碍有多大,仍必须把改革继续推进。
中国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面对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而今天不论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微观企业制度、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制度变革和创新,都必须适应21世纪的形势发展的新要求。中国必须把对外开放提升到新的境界,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新的思路,把信息技术产业、生物生命科学产业等知识经济支柱产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并且有相应的人才教育培训开发战略和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支持机制。而实现这些目标,都要有观念转变和思想解放,特别是要认同市场经济较之传统计划经济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有利于经济平稳地朝着时代所要求的方向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战略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是至关重要的。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虽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贫困和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是要脱贫,可是脱贫不等于平均主义地使每个人都同样富裕,“均富”思想往往等于否认改善任何人的生活。如果实行卡个人收入的政策,消费需求难以开拓新的领域,市场疲软将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如果不怕个人富,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个人收入特别是高级人才收入有较快增长,中国这个大市场将发挥出人们想象不到的威力。当然,在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先富者富得更快的马太效应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是在不损人的情况之下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这将是合理的,是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的每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目前,我们正面临新的时代机遇,历史的潮流正推动着我们前进。如今历史不允许我们慢吞吞地前进,不允许我们总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欣然自得。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还排得很后,经济发展的现状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得循着“忧患足以兴邦”的思路,增强忧患意识,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松,扭住思想解放不放松,把我国的经济推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