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构性增长的经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3）05-0014-06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未来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和国民经济翻两翻的目标，需要至少7％以上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这里包括有政府调整增长速度的主观因素，而更主要的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客观上已经减弱。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找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找到消除贫困的办法。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构变化，可以对全面增长做出巨大贡献（H·钱纳里，1986）。在短期内，结构变化能够对经济产生重要作用（多恩布什，1997）。结构性增长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改革带来的制度效率。以土地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1980～1990年中国农业年均增长高达5.9％，是世界同期平均农业增长率2.7％的一倍多。但这种制度效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减弱，1990～1999年间农业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4.3％。（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数据。）同时，中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也明显放慢，从1984年的13％下降到1989年的3.4％。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转向以要素供给增长为特征的新的增长模式。财政收支由盈余变为赤字。1990～1999年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2.8％，是世界同期平均投资增长率2.9％的4倍多。同时，国外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年34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437亿美元，同期外债总额从553亿美元增加到1545亿美元。生产要素流入最多的工业部门得到快速增长，从1980～1990年平均增长11.1％增加到1990～1999年的14.4％。但要素供给的快速增加未能阻止中国经济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从1993年的13.4％下降到2001年的7.3％。（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数据。）以要素供给增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
从长期看，经济改革的制度效率具有一定时效性，当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制度效率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常数。依靠要素投入促进增长的策略也有相当的局限性。近年来，每年新增国债1500亿元以上，目前已发行的15608亿元国债，考虑目前1750亿美元及不断增长的外债，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到期债务的偿还也势必削弱未来消费、投资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外资本流入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我们无法控制、难以确定的。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等整理。
图1：197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
人们寄希望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增长。一般来说，技术创新可以改变经济增长公式中的要素参数。像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式Y=γK[α]L[β]所描述的那样（金德尔伯格，1986），国民收入Y不但决定于资本K和劳动L两种生产要素，同时还决定于资本K和劳动L的产出弹性指数α和β。技术进步会提高要素的产出弹性指数，α增大有利于劳动要素的节省和效率的提高，国民收入Y会向左上方偏转，形成Y[，b]。同样，β增大有利于资本要素的节省和效率的提高，国民收入Y会向右下方偏转，形成Yc（见图2）。但是，少量的、零星的技术创新仅仅在某些地区、产业产生一定推动作用，难以形成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增长浪潮。新的技术创新和增长浪潮必须伴随重大技术突破和新技术群的涌现。从目前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看，这些条件都尚不具备。
图2：要素投入与国民收入增长
二、结构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之内相同产业的生产效率或生产函数是相同的，即投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只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国民收入。
在要素性增长模式中，一个国家某一时期、某一产业的国民收入由一定比例的资本（K）和劳动（L）两种要素决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同一产业内的竞争性，其收入水平由效率较高的企业所决定，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全社会形成单一的国民收入函数Ya，一定数量的K[，1]、K[，2]、K[，3]和L[，1]、L[，2]、L[，3]增量，形成不同的国民收入增量Ya[，1]、Ya[，2]、Ya[，3]（见图2）。国民收入的增加完全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增加。这种以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是有限的，在生产要素不能增加时，国民收入增长也随之停止。不仅如此，在这种双要素增长模式中，两种生产要素是按一定比例进行生产过程的，一种生产要素短缺，另一种生产要素即使充裕，也无法进行生产过程，也就无法带来国民收入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数量和增长水平决定的。如果只有L[，1]的劳动要素，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可能出现节约劳动Y[，b]，或节约资本的Yc），即使有再多的资本要素，国民收入也只有Ya[，1]，而不会有Ya[，2]或者Ya[，3]。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演变为单要素增长模式。
无论是双要素增长或是单要素增长，其本质仍是粗放的要素投入的增长，其增长水平仍旧受生产要素数量的制约，当生产要素不能增加、也没有技术创新时，国民收入便停止增长。在这个意义上，要素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在国家经济范畴内如此，即使在世界经济范畴，一定时间内的生产要素也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必须转向基于有限资源基础上的要素效率增长方式上来。
我们知道，在同一国家内同一产业的生产效率是同一的，而不同的产业的生产效率往往是不同的。图3中，S[，1]、S[，2]、S[，3]产业效率依次增加，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产业S[，3]，形成国民收入Y[，3]，高于产业S[，2]、产业S[，1]形成的国民收入Y[，2]、Y[，1]。将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从效率比较低的S[，1]、S[，2]转向效率比较高的S[，3]产业，由于Y[，3]＞Y[，2]＞Y[，1]，则Y[，3]－Y[，1]＞0或Y[，3]－Y[，2]＞0，其差额便是结构效率，（Y[，3]－Y[，1]）或（Y[，3]－Y[，2]）乘以生产要素数量便是结构性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溢出。结构性增长的前提不是生产要素的多寡，而是不同产业效率的差异性。这种普遍存在的差异性是结构性增长的基本势能。与此同时，追求利润和市场竞争是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并形成结构性增长的动能，这种势能和动能长期存在。只要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向高效率产业，即使生产要素数量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的越迁中获得增长，其效果类似技术创新。我们还可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式Y=γK[α]L[β]来进一步理解，在资本K和劳动L两种生产要素及产出弹性指数α、β一定的情况下，结构效率改变的是一国的产业结构系数γ。不同产业（不同国家）间的结构系数γ是不同的。如果γ[，1]＜γ[，2]，在K[α]L[β]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系数γ[，1]）产业转移到高效率（系数γ[，2]）的产业上，则Y[，1]＜Y[，2]，这就是结构效率带来的结构性增长。无论在国家经济范畴或是世界经济范畴，还会存在γ[，3]、γ[，4]、γ[，5]…γ[，n]。但其效果似乎比技术进步更为显著，因为技术进步或者提高劳动要素效率，或者提高资本要素效率，而结构性增长可以提高整个产业或经济的效率，并使技术进步的作用得以放大。相对来说，生产要素供给总是有限的，要素性增长具有单一性，其增长状况完全取决于生产要素量和增长水平，要素供给的单一性、有限性往往导致要素性增长的不稳定、不可持续。相比之下，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独立源泉（多恩布什，1997）。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集约的要素效率的增长。结构性增长是多源性的，可能有许多低效率产业同时向高效率产业转移，并且是经常性的。每个或每次产业转移都会获得结构效率，带来结构性增长，因此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然，自由灵活的经济制度是结构性增长的基本前提，如果僵化的经济制度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构效率就难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制度是结构性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
图3：结构效率与国民收入增长
结构性增长应当是全球化的。在国家经济范畴，结构性增长仅仅限于国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效率差异，这种差异相对比较小，可以获得结构效率和国民收入也比较小。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效率差异扩大到全世界。图4中，左坐标是价格，代表不同国家的价格水平；右坐标是国民收入，代表不同国家国民收入排列。在扩大的世界经济范畴中，不同国家国民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的差距由国家经济内部扩大到整个世界，结构效率的差异和势能进一步扩大了，具有更强的势能和动能，结构效率也将更加显著。低收入、低价格国家的产品越便宜，高收入国家通过廉价进口获得带来的外部收益也越大，更愿意大量进口，并替代国内低效率生产，而将国内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内效率更高的产业上面（季铸，2002）；与此同时，低收入、低价格国家的产品与高收入、高价格国家产品相比，价格水平越低，竞争力越强，出口的数量更多。这不仅使其国民收入增加，同时规模经济效益也会更加显著。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使所有国家受益。如果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一个国家必须全部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有些产业效率很低，但也必须生产，它就无法选择结构性增长。
图4：全球化扩大了结构性增长的势能和动能
在全球化的结构性增长中，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了。每个国家在全球获得到的利益完全取决于国家或产业竞争力。A、B两个国家，在某一产业的生产效率不同，所形成的生产曲线也不同。但在国际竞争中，高效率、低成本国家产品会占据更大的优势和更多的市场份额。在最初国际竞争时，A、B两国各自生产曲线分别是A[，1]与B[，1]。两国生产曲线相会于M点，A国生产A[，0]－M数量，B国生产B[，0]－M数量。经过一段时间，A国将资源转移到该效率比较高的产业上，生产成本降低，竞争力提高，生产曲线下移到A[，2]，B国的生产曲线没有变动。A国的市场份额扩大到A[，0]－N，获得结构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率；B国的市场份额减少到B[，0]－N。如图5所示。显而易见，B国的生产要素将转移到效率更高的产业上，也可以获得结构效率和结构性增长。国际竞争非但使某个国家受损，反而使两个国家都受益。
图5：国际竞争加速了各国的结构性增长
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思路
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紧迫性。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农业经济停滞不前，国家面对巨大的城市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巨大压力。后WTO时代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尽管这些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步缓解，但眼前现实的问题不能指望通过远期的经济发展来解决，必须找到现实的、新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之路，我们不能长期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创新和新的实践创新。
结构性增长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理论、新思路、新实践。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有了结构性增长的成功实践。自由灵活的经济制度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良好环境，开放电信领域和鼓励信息网络发展的政策，为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产业开了绿灯。同时，激烈的竞争推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不断创新，资本市场推波助澜，形成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主的信息革命浪潮。进口竞争加速了国内生产要素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和产业升级，创造出巨大的结构效率和结构性增长，以及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新经济”。从美国1990～1997年的实际情况看，农业、工业占GDP的比重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农业从2％下降到1.7％，工业从28.1％下降到26.2％，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则从69.9％增加到72％。（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1990～1997年美国有20.4％的农业工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当时总数310万农业工人计算，转移出的农业工人大约63.24万人。按美国农业工人人均附加值3.95万美元、（注：爱德华·G·辛克尔爱：《美国商务》（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122页。）服务业人均附加值5.34万美元的差额计算，（注：爱德华·G·辛克尔爱：《美国商务》（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7页。）每个农业工人转移到服务业新增的附加值是1.39万美元，63.24万农业工人全部转移到服务业可以增加87.9亿美元的附加值。同期，工业占GDP的比重和工人就业占美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下降，工业工人人数减少21％，大约有570万工人流向服务业，美国工业人均附加值5.27万美元与服务业人均附加值5.34万美元的差额0.07万美元计算，工业工人向服务业流动形成的结构效率所带来的附加值是39.9亿美元，由此创造的新附加值合计127.8亿美元。不仅如此，外部廉价进口也带来间接的结构效率和外部利益。1992～2001年间美国的贸易条件平均值是0.6％。这意味着出口商品变得比较贵，进口产品更加便宜。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商品，在进口国外商品时就可以得到6美元的额外利益。按1999年美国货物贸易进口10591亿美元计算，每年因此获得的额外利益超过63.54亿美元。廉价进口为美国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进口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进口越多，对美国经济越有利，美国政府应当采取更加自由化的贸易政策。
结构性增长对于制度效率减弱、技术创新困难、资本要素缺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农业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中国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国际化。国内不同产业之间、国内产业和国际产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巨大的差别。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就可以获得结构效率，并以此带来经济增长。中国山东省寿光市农民将种粮食的土地改为种蔬菜，年生产各种蔬菜380万吨，出口到美国、法国、日本等世界许多国家，成为“世界农场”。寿光经济在由粮食农业向蔬菜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效率，人均GDP从几百元增加到2001年11153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7379元人民币的水平，如果全国达到寿光人均GDP的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将再增加4万多亿元人民币。寿光模式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广东省的东莞市原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精明的东莞人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显现出巨大的结构效率，2001年人均GDP达到3850美元，超过马来西亚，接近波兰的水平。如果全国人均GDP达到东莞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日本。东莞无疑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楷模。实践表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就会使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经济增长。他们的成功实践具有普遍的意义，山东寿光和广东东莞没要国家一分钱，也没有国家特殊的经济政策，当地农民和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觉实践实现了本地区的结构性增长。这些农民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能做到的，其他地区的农民也能做到。中国农民都能做到了，中国的贫困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关键是要找到适合中国经济现状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思路，这是走向持续稳定增长、消除贫困的关键所在。
在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及各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东莞市、寿光市政府网站资料等整理。
图6：1999年中国部分地区/产业人均GDP比较
四、结构性增长是一个系统工程
结构性增长是一个系统工程。结构性增长不是一个理论、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政治稳定是保证中国实现长期结构性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选择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但政治民主化和更有效率的政府将更有利于结构性增长。政府的作用在于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和自由的经济环境，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提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通过市场引导人们将生产要素配置在效率更高的产业上，获得结构效率和经济增长。
市场是实现结构性增长的核心。“当增长处于无意识和自发的过程，市场必定是它的关键。”（金德尔伯格，1986）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多大，还取决于市场需求和空间的大小。
目前，我们人均GDP仅仅1000美元，国内市场已经出现饱和的迹象，要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必须有世界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全球化的。没有全球资源，我们就无法形成达到经济发展目标的生产力；没有全球市场，也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市场需求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南。
对外开放在未来的结构性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出口贸易将国内的结构效率扩大到世界市场，结构效率和规模效益相互激励，使结构效率更加显著。进口贸易不但提供要素供给，同时也创造出外部结构效率。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价格差越大，进口的数量越多，外部结构效率也越大，获得的国民收入外部溢出也越多（季铸，2002）。后WTO时代的中国应当采取更积极的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以获得全球性的结构效率和外部利益。
技术创新和结构效率相关。结构效率的基础是国内产业之间、国内与国外产业之间存在效率差异，而不是难度相当大的技术创新。这对于缺少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创造一个自由灵活的经济制度，将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就可以带来结构性增长。但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它可以为结构性增长创造更具效率的产业和增长空间，也有助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
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应当以消除贫困为基本目标。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必须解决中西部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过去2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有限的发展资源和国家资源配置倾斜的结果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生产要素总是向收益高的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大量流向东部，这种马太效应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如果不能解决中西部农民的贫困问题，即使人均GDP翻两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不成功的。国家应给所有地区以相同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对过去欠账的中西部地区应当加大国家投资，为其创造基本的发展条件。但是，指望国家投资使所有地区普遍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地区经济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
结构性增长的效率取决于低效率产业与高效率产业之间的效率差和要素转移的数量（季铸，2002）。同时，也必须考虑要素转移的成本。工业化是许多国家经济发展采用过的模式，由于农业，经济效率比工业经济效率低，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结构效率。这种工业化的结构效率依然存在，但是工业化的投资成本太高，污染代价更高，落后地区没有工业化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实现工业化有相当的难度。目前，全球工业品普遍过剩，市场饱和，利润水平相当低，已经难以获得工业化的结构效率。工业经济日趋没落，增长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新的发展思路应当以效率和附加值为导向，有条件的城市或发达地区可以效仿广东东莞模式，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没有条件的农村或落后地区可以效仿山东寿光模式，扮演“世界农场”的角色。在全球已经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大趋势下，应当尽可能从投资少、附加值和就业比较高的服务业获取结构效率。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发展水平不一样，要素禀赋、人口素质也不仅相同。各地应当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发展战略。
五、结论
经济发展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未来20年，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必须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在制度效率减弱、要素供给增长有限、技术创新困难的情况下，相对独立、约束条件比较少的结构性增长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经济原本十分落后、发展条件很差的寿光、东莞政府和农民的自觉实践，为中国的结构性增长创造了成功典范。实践证明，结构性增长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在实践中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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