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理解: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向度的存在
任 蕊1,2
(1.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 作为社会性的人,其在世生存依赖人与人之间语言理解的达成,有赖于语言理解活动的顺畅进行。就语言理解的达成何以可能,后期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都有阐释,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阐释的向度,前者是从认识论意义上阐释,而后者则是对其作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揭示。相对而言,维特根斯坦给出的阐释在认识论向度论述了在语境及语言使用中理解的样态。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语言理解则阐释了在时间轴上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状态,这个视角下的语言理解从根本上描述了人本体论意义上的在世存在。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理解,其达成有赖于善这个伦理支点的存在与成全。
关 键 词: 语言理解; 认识论; 本体论; 向度; 善
人类从远古以来,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于世界之中,出于物种生存的目的,不得不群居而生。人类唯有作为群体才可能应对大自然中的种种生存困难而得以繁衍生息。人作为“一种具有语言的生物”[1]183,其生存以语言为前提,如果没有语言便没有人类作为群居性物种存在的可能。语言是“人的存在的真正媒介”[1]193,这种充当媒介的语言指的是人们用以交流、进行谈话所使用的那个语言。“谈话的能力是人的自然能力”[1]259,正是基于这种自然能力,人才得以生存在与他者共存的世界里。群居的人需要运用语言与同类进行谈话,进行信息交流。诚然,人的生存以语言为前提,然而,语言的生命也只在人们的谈话中得以鲜活。语言存在且“仅仅存在于谈话之中”[1]259。“所有被人说的语言都只有作为对某人所说的话,作为促成人之间交往的话语的统一体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1]99,“语言只有在被人说,亦即在人们知道互相理解的地方才具有现实性”[1]91,才具有实在性。从根本上说,语言的现实性、实在性之核心在于语言理解的达成。谈话双方语言交流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语言理解的存在,没有理解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便全无可能。伽达默尔认为,“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算在讲话”,毕竟,讲话的目的就在于说与他者听,就在于“使我正与之讲话的另一个人”了解我所讲的事物[1]189。人在以语言为“生存的媒介”的世界里,实则是生存在与他者谈话的语言理解的世界里,在我与他者之间达成语言理解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后期维特根斯坦就语词、语句理解何以可能给出了认识论向度的阐释,而伽达默尔则在本体论向度内阐释了作为此在存在方式而存在着的语言理解何以可能。从哲学效应来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对于语言理解所给出的认识论向度与本体论向度的诠释,无孰轻孰重之分,他们相辅相成地实现了对语言理解何以可能从横向到纵向的描述。后期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出发,揭示了语言理解在语言世界的横向向度中语词和语句理解何以可能。伽达默尔揭示的语言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被置于历史与时间所构成的纵向向度内,是具有历史性、时间性的存在。
一、 认识论向度下的语言理解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
从语言理解在语词与语句上何以可能的角度出发,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藉由人所使用的日常语言来揭示人与语言、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从而对于传统哲学中的问题给出解答。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眼中,语言是那个“古代的城市:它是由错综复杂的狭小街道和广场;新新旧旧的房屋”,“在不同时期作了添补组成的迷宫”[2]12。语言是一座迷宫,它有着难解难测的一面,走进语言世界,我们就走进了一座迷宫。迷宫一样的语言世界,光怪陆离,色彩斑斓,人与人在这座语言世界迷宫内进行交流时,要面对一道必需解开的谜题,即理解彼此所说的话,在语言理解上达成一致。如果人与人之间在语言理解上没有达成一致,那就意味着不解或误解现象的出现。理解难以达成时,语言交流必然受阻。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之所以难以理解,原因在于使用中或交流、谈话中的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着的。语言之中有着“笔直严整”的“街道”,在这些笔直严整的街道上,“房屋整齐划一”,正是这些“整齐划一”的房屋,也构成“新市区”[2]12。在语言这个满是理解谜题的迷宫之中,语言理解世界宛如一座大厦,一个个语词宛如一砖一瓦。“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掌握一门技术。”[2]120作为一门技术被把握的理解活动要从一砖一瓦开始,语词、语句是那或大或小的砖瓦。在语言中，语法规则使语词连接成句,使语句具有意义,规则是将砖瓦粘合起来的沙子和水泥的混合物。“房屋”,“街道”,“迷宫”,无论是“古代的城市”还是“新市区”,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理解语词和语句。
首先,理解语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透过奥古斯丁图画可得出如下结论:“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就是这些名称的组合。在语言的这一图画中,我们找到了下面这种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1。对于语词的把握,儿童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一个去习得的。
其次,理解语句。理解语句的根本在于掌握将语词连接成句所遵循的规则。当语词连词成句时,词与词之间的衔接遵循着如同游戏规则一般的约定。即所说的作为“名称的组合”的“语句”的形成是有规则的,而这个规则是人们共享的。理解一种语言需要“‘掌握’一种技术”[2]89。规则是这种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在规则之下连词成句,传词达意。人与人之间理解彼此说的语言的内容,其前提是语言是非个人独享,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我”的“痛”只有“我”知道的那种语言被维特根斯坦称为私人语言,其不具有公共性,不属于谈话中需要被理解的语言。规则的共享和语言的公共性是人与人进行交流、彼此能够理解的基本前提[3]。人与人共享语言的语词、语句和规则,归根结底,共享的是语言的意义。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具有社会性的,具有社会性的语言意义发生于具有社会性的语言交流之中,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即语言理解,同样是具有社会性的存在。人的社会性预设了语言理解在一个共享的语言世界里得以可能、得以达成。
当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曾试图用一只旧的禄莱可德（ROLLEICORD）相机拍摄上帝。有人告诉他一位拉比曾见过上帝。威特金拜访了这位拉比，但是没有见到上帝。到哪儿去找上帝呢，他问自己。是如基督教所训示的，在人群之中？那么又在什么人之中呢？难道没有可能，上帝恰恰是通过那些在身体或精神上迥异于主流人群的人来示现自身？实际上，乔-彼得·威特金的创作核心，反映的正是类似这样的哲学思考。
二、 本体论向度下的语言理解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
“理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原始的存在特质”,海德格尔对于理解的“彻底的本体论思考”,是“通过一种‘对此在的先验分析’”,实现对于理解“此在结构”的阐述[5]370。海德格尔指出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他赋予理解以“生存论”(Existenzial)意义,对于理解“时间性”的揭示使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距离的诠释学”得以被呈现[5]420。正因为“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5]421,因此,时间距离作为承载着习俗和传统的东西的存在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此在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理解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
伽达默尔指出作为“具有世界经验的人,如果作为那种知道一切伎俩和花招并对存在的一切事物有经验的人,他就对某个行动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他要对此有理解,只有当他满足一个前提,即他亦想做正当的行动,他与其他人一起被接合到这个共同关系中。这一点在所谓的‘良心问题’上的劝告现象表现出来”[5]457。作为“具有理解的人”,我“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面去认识和判断”,我必须使自己进入到一定的状态或关系之中,使我“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好像我与他者“休戚相关”[5]458。唯有这样,我才有可能理解他人。善作为“正当的东西”[5]445具有“普遍约束力”[5]445,对于善的执行是可以被规定的。无疑,人类是按照自身的理念或观念去筹划自身的。虽然在执行力上来说,道德执行力所塑造的行为和手艺人意欲制作东西时“观念”(Eidos)的执行力是有差别的,但是二者都是可以“被规定的”[5]445。因为人的知识“指导他的行动”[5]445,理念筹划并统摄人类的生活是确定无疑的,善作为正当的东西可以被采纳以便来统摄人的生活。善是人类在习行和习俗中一种自然的伦理选择。善使理解成为可能,善使人们彼此休戚相关成为可能。没有善的理解世界是不存在的。理解他人,作为一种正当的行为需要有正当的理念来统摄。理解作为“道德判断的能力”一定要在善的统摄下才能完成。理解是人们对于善这一道德规则的选择。善成为了我与他者彼此理解的那个伦理支点。这个伦理支点宛如跷跷板的中间位置,有善在,理解走向理解,否则,便是向不理解和误解倾斜。善和理解同在。
首先,理解中我与他者共在着的体验。理解中存在着我与他者。“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5]540,这样的一致是如何在我与他者之间取得的呢?通常的想法是理解是我能够设身处地地于他者的思想之中领会他者的体验。然而,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说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5]540。这种“设身处地”的“体验”是不存在的,他人的思想我们何以想进入就能进入,所谓的“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厢情愿、想当然的幻想。为了进一步澄清理解中体验是如何完成的,伽达默尔指出在理解这个语言过程之中,一致意见达成有个方向性问题,“现在我们注意到,这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语言正是谈话双方进行相互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核心”[5]540。他以心理治疗为例来阐释理解中我与他者之间所发生的事态。由心理治疗的谈话或对被告的审问这样的谈话来看,理解达成的方向性不在于作为心理医生的我或者作为问讯者的我把听到的语言信息置回到他者的体验之中,而在于我将作为谈话对象的他者的体验置于我的“意见”和“猜测”的体验之中,这之中有他者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应用[5]542。在此体验中的这个应用是一个既关涉我同时又关涉他者的活动,我和他这样的一个理解或意见达成一致的过程决不是我进入他者的体验即宣告结束,而是我的体验与他的体验遭遇后的再创造。理解是一个创造过程。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5]420。这样的创造意味着在我和他二者体验的基础上发生了第三个事物,一个全新的体验。显然,这个体验中涉及了我与他的体验。然而,即便如此,值得关注的是理解达成之时,所生发的那个事物是一个全新的第三个。理解活动所呈现的样态是一个全新的“它”的产生。在我们探讨理解是一个全新的“它”的创造活动之时,理解活动的动态性还不仅仅是存在于一个创造活动的新事物的产生。理解的动态性还表现为一种时间和历史的效果与融合。
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个人都是传承的产物,每个人都承载着历史和时间。人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承载着历史与时间。理解是被置于人类文化传统历史和时间长河之中,围绕着动态性而呈现的人与人语言交流中我与他者的动态活动,即人在世的存在状态。
最后,善是我与他者理解达成的伦理支点。善是自从古典哲学以来的一个经典论题,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对于善的问题都有论述。苏格拉底的善,作为“理性与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一个虽未展开但却涉及本体论意义的存在[6]591。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善的目的论思想的基础上,把善置于他的理念世界至高的位置,将善看做是“理念世界中统摄一切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最高原因”[6]591。亚里士多德将善的理念阐释推进了一步。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善“限制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唯智主义’”,正是这一点成就了亚里士多德,使他成为了“一门独立于形而上学学科的伦理学的创始人”[5]441,亚里士多德把善“建立在习行和习俗基础之上的这一关系”[5]442。这个视角是伽达默尔所采纳的善的含义。习行和习俗具有历史性,属于传统。善也属于传统。人在习行、习俗传统的规约下行事,在理解活动中践行善的德行。在我与他者谈话的语言交流中,我一定是有意愿、愿意理解他者,我的这份意愿和愿意是基于良心,从良心出发,我如果想实现与他者的交流,我一定得理解他,不理解就无从实现交流。这样的良心可以归化为一个字,即善。
婴儿型神经元腊样质脂褐质沉积症的临床特点（附1例报告）… …………… 周露露，盛会雪，金波，等 462
其次,理解是有着时间性与历史性的效果历史及视域融合。“理解不是个人主观的意识活动,而是人们的存在方式。存在总是历史的存在,存在就是历史。”[5]308“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5]424这就是那个备受强调的“效果历史”[5]424。我与他者承载着历史的实在与历史理解的实在。伽达默尔说视域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5]426。我们作为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种处境之中,即便是“鲁滨逊”也不能被视为独立的与他人割裂的存在,“正如一个个别人永远不是一个单个人,因为他总是与他人相互了解”,因此,“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限制”,于是,“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域”。既然没有人是封闭视域中的存在,每个人都是打开的。这种打开,在我与他者的理解活动中就是我与他者的相互打开。视域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开着的、运动着的状态。我与他者试图彼此理解使视域融合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由于“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因此,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是我们彼此处于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实在中的活动着的东西。而且“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5]430。因此,理解中的视域融合始终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我与他者之间的理解活动承载着过去与现在的融合,即在进行谈话这样的语言交流时,作为进入理解关系的我与他者,历史地、现在地存在着。“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5]482既然理解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事件,那么我与他者之间的理解便是在历史或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中,在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实在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着那个创造性活动,是一个效果历史事件。这样的一个事件关涉我与他者。然而,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事件还只是对于理解从时间性和历史性角度的镜像描述。这样的阐释还不是伽达默尔对于理解的哲学呈现的全部。伽达默尔所揭示的理解还包括伦理学层面的内容。我与他者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之中,我与他者要在伦理上作出努力才能实现理解,即我与他者为了使相互理解得以达成,需要在语言理解中报以善的态度与行为。
追随海德格尔此在的存在方式是理解的观点,伽达默尔断言:“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一切构成所谓诠释学对象的理解和误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不仅人与人之间的互理解过程表现为语言现象,而且当理解过程的对象是语言以外的领域,或者倾听的是无声的书写文字的时候,理解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被柏拉图描述思维之本质的灵魂与自身的内心对话的语言现象。一切理解都是语言的理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断定”[1]230。人的在世存在是人活在世界上,人更是活在语言世界里。人的在世存在是在语言世界里的存在,人的在世存在是在语言世界里理解的存在。人的在世存在依赖语言理解的达成,语言的存在同样依赖于理解的达成,不被人理解的语言意味着这种语言的消亡与沉寂而成为消亡的、死的语言,即不再被人们使用的语言。换言之,人们只要在使用语言,人就始终处于求解语言理解这道谜题的答案的过程中。理解与语言理解,从语言形式来看是两个不同的术语,然而,从指称上来说,理解与语言理解都是经由语言完成的语言现象,所指同一。从本质上来说,理解即语言理解。语言伴随着人这个物种而生,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语言承载着历史与时间。理解也在人类的繁衍中传承了历史与时间。人的在世存在是理解以语言为媒介的那个世界的存在。理解是人这个此在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理解作为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而成为了本体论向度内的存在。
针对语言理解,在认识论向度内维特根斯坦所给出的诠释如下:语言理解得以可能在于人们理解一种语言宛如理解一种技术,掌握了一种语言的语词、语句和规则,因为人与人之间共享语词、语句和规则,共享语词、语句和规则的意义,共享语词、语句和规则所构建的语言大厦的一砖一瓦、房屋和街道,无论是这座语言大厦的“古代的城市”还是“新市区”,生活在这个语言世界里的人们是可能、可以达成语言理解的。归根结底,人与人之间理解可以达成在于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理解的社会性以及语言意义的社会性。
三、 走向本体论地位的理解
理解作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此在唯有在理解中才得以可能。有着本体论意义的理解及至20世纪才被揭示。
动脉化疗栓塞术是当前临床中肝癌治疗的有效方式，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方式比较两组患者介入治疗效果，希望为临床肝癌介入治疗提供参考。
第一,理解,曾被忽略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诚然,语言在西方哲学中从来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其源头可上溯到2 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众多哲学家对语言有较广泛而充分的论述。就理解问题而言,哲学上的历史分期以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出现为分水岭。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之前针对语言的哲学探究,从古希腊哲学到20世纪理想语言学派分析哲学多为对于静态语言的规定和描写,在此阶段,尚无哲学家对于理解问题从动态的角度予以阐释,更不要说被从本体论意义上予以认识的理解。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先驱维特根斯坦对动态的、活的理解予以描写,从微观的语词、语句层面拉开了揭示理解的序幕。
第二,分析哲学的哲学沿革,从理想语言学派到日常语言学派。从历史沿革来说,分析哲学理想语言学派对语言的逻辑描述与规定,这样的语言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实中被使用的语言不是以这样的理想样态存在。这直接导致后期维特根斯坦走向自我前期哲学的对立面,从逻辑确定“死”的具有“一般性”的语言命题走向后期进入“活”的日常语言,从微观上描述一个个语词、一个个语句得以成就理解的要素,提出了语言游戏说,论证了私人语言不存在。理解之所以达成在于大家使用的是公共语言,大家遵守同样的规则。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走出前期困境,恢复语言以其本来的面目,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诚然,前期维特根斯坦深受分析哲学早期理想语言学派哲学家的影响。以弗雷格为例,迈克尔·达米特在其《分析哲学的起源》(2005)一书中指出,语言学转向形成于弗雷格《算术基础》,通过语言来研究哲学问题。达米特认为尽管弗雷格从未承认过,但是,语言转向是弗雷格哲学的一种自然发展[7]7。“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所指的理论不诉诸语言的社会特征。尽管他强调涵义的可交际性,但是他对涵义是什么的说明不仅能够适用于公共语言表达式的涵义,而且能够适用于个人用语表达式的涵义。”[7]13这最终导致“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用法是弗雷格理论的一种合理发展,而且确实是它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哲学中的语言逐步走下规约的理想主义神坛,语言从弗雷格、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的命题世界回归日常,回归到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具有社会特征的日常使用。
采取混样方式进行，每个一级混样池均有六个标准，将其视为内对照。混合检验阴性判定为阴性，混合检验阳性时则实施拆分检验，拆分检验检测为阴性为可判定为核酸检测阴性，拆分检验阳性时则判定为核酸检测阳性。
正如哲学沿革中哲学关照经历了从“神”到人,从“形而上”到人本,从“人本”再到“结构”这样的历程[8],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着的人对于真理的探究经历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日常回归。与之相类似,哲学中的语言问题也经历了这样的被揭示过程。理想语言学派将这个世界描述为语言逻辑和命题的世界,一切语言可以用逻辑表达式来呈现。世界的本质是被以逻辑状态和真假命题的样态予以揭示的。日常语言学派强调语言的意义在语言使用之中。哲学所关注的语言经历了从神圣的逻辑样态到平凡的日常使用这样的揭示历程。前期维特根斯坦属于理想语言学派,后期维特根斯坦则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从前期到后期他的哲学关注点实现了从逻辑中的语言转向了使用中日常语言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也展示了一条从神圣的形而上到平凡的形而下的人本转变的哲学发展之路。哲学诠释学发端于海德格尔,后由伽达默尔作了全面诠释。伽达默尔的理解“不是按照科学理论的目的,而是哲学普遍目的而被选取的”,他继续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关于理解存在论规定”,“并且把‘在世存在’的生存性具体地既转用于诠释学科学又转用于日常实践”[9]180。伽达默尔所阐释的理解是动态的存在,因循着传统和历史,但又不是简单地因循,而是有着“我”的融入和创造,在此在的“我”此时此刻历史着并且现在着地存在着,在历史着或者说过去着和现在着之间存在着视域融合。在这样的视域融合之下,理解是那个效果历史事件。此在处于与他者共在的语言理解世界里,至此,针对理解这个此在的揭示得以全面展开。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地租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实现形式分析的推进。在直接的意义上，这反映了马克思批判超越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程度；在更深一层意义上，折射出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的深化。具体说来，借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抽象本质与具体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新的把握。反过来，这一把握也促成了“商品”章中有关价值理论的辩证叙述的调整和深化。
四、 结语
后期维特根斯坦所阐释的理解揭示了理解的动态本质。这种动态与语境和语言使用者密切相关。具体来说,这种动态体现在理解会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会因语言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其对于理解的揭示仍是有限的,理解的镜像仅局限于语境及语言使用中,较之从时空的角度,从时间性与历史性出发,维特根斯坦的理解阐释是语言视域内微观的、相对静止的、点的理解。理解活动所具有的时间性、历史性的特征未被揭示。给出历史性、时间性动态视角的理解,充分阐释有着本体论地位的理解的人是伽达默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都着眼于语言中的理解这一环节。维特根斯坦强调理解一定要在语言使用中去实现,语言使用无疑是一个运动过程,理解是这个动态过程中的动态物。维特根斯坦着眼于语词和语句等的理解,而伽达默尔揭示了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理解,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事件关乎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更是在历史与现在之间中介之后动态应用的结果。维特根斯坦阐释理解的语词、游戏规则等问题,目的在于揭示人的生活形式,语言被视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如“语言游戏”所强调的是“一个活动或一个生活形式的一部分”[2]454。这样的阐释着眼于认识论视角的理解问题,人与语言及世界的关系。语言成为了伽达默尔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切入点,他从本体论出发,通过描述人的理解活动,揭示了这个“整个人类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2]528。伽达默尔的理解揭示了人类此在的存在方式,揭示了运动着的、打开着的我与他者体验着那个第三个体验“它”,揭示了运动着的历史着并现在着的视域融合,揭示了运动着的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实在的统一的那个效果历史事件。这样的事件如果没有善的成全便没有可能发生。简言之,伽达默尔所揭示的理解是我与他者之间创造的“它”体验,作为体现道德判断力的活动,是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实在的动态的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事件,更是我与他者对于善这种道德的选择。伽达默尔的语言理解哲学将语言理解提升至本体论的向度内。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语言理解从作为认识论的存在发展成作为本体论的存在,实现了从横向的语言存在到纵向有着历史性时间、空间以及我与他者交汇所形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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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Being to an Ontological Being
REN Rui 1,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 Humans as social beings cannot live without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which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being of human beings in the world. Both late Wittgenstein and Gadamer expound as to why it is possible for humans to achieve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namely, the former is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while the latter from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Comparatively, Wittgenstein presents us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in the sense of the epistemology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context and language in use, while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resents us an 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taking the time axis as the focus to demonstrate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as an ontological being due to the disclosure of humans’ being in the world. The good acts as the ethical leverage to ensure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which is true both in Wittgenstein’s and Gadamer’s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epistemology; ontology; dimension; the good
中图分类号: H 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58(2019)03-0319-06
收稿日期: 2018-05-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7CYY052)。
作者简介: 任 蕊(1973- ),女,黑龙江庆安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东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哲学和口译研究。
(责任编辑: 李新根)
标签：语言理解论文; 认识论论文; 本体论论文; 向度论文; 善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