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与骈文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四六丛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孙梅的《四六丛话》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骈文理论著作，它收集资料最完备，并且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骈文思想。它注重骈文与《文选》、《楚辞》的关系，对骈文的起源、形成及发展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对骈文的形式与艺术也提出了不俗的观点。
关键词 孙梅；《四六丛话》；骈文；骈文思想
一、孙梅与《四六丛话》
《四六丛话》是清人孙梅所编撰的一部近40万言的骈文理论著作。
孙梅(?-1790)，字松友，号春浦先生，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生年不可考，据其族弟孙宁衷所作的《四六丛话·跋》所记：“于庚戌春季，甫脱稿，即以是秋捐馆。”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也即公元1790年，由此可知孙梅卒于是年。孙梅的门人陈广宁在《四六丛话·跋》中记“乙巳、丙午间，夫子官太平司马。”乙巳、丙午分别为乾隆五十年、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1785年、1786年，太平府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这是仅知的一条仕宦材料。孙梅生活在清代的太平盛世乾隆朝，则是无疑的。他学问渊博，大学者阮元曾拜师于他，并为该书作序。
《四六丛话》是孙梅在仕宦之暇编撰的，费尽了其毕生心血。陈广宁在《跋》中记云：“广宁受业于鸠江官舍，见政事之暇，辄手一编，丹黄甲乙，寒暑无间。”又云“此吾师三十年精力所瘁也。”孙梅之友秦潮在《四六丛话·序》中亦记云：此书“积数十年始成”。可见，这部巨著的确是他一生的努力的结晶。孙宁衷在《跋》中说此书成稿于乾隆五十五年，但尚未最后编定，“次序之间……尚未加诠次。”而又据陈广宁之《跋》，孙梅去世九年后，阮元视学浙江，“乃属令子曾美，以所著《四六丛话》一书，付之剞劂，经始丁巳之秋，越八月而告成。”编成之后，孙曾美又请孙宁衷加以校雠。这样才正式付梓刻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出版的《万有文库》收入了《四六丛话》，列为第二集第700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通行本。
《四六丛话》书前有秦潮的《序》、阮元的《后序》、程杲的《程序》及作者本人的《自序》，这些序文介绍了该书的编撰动机、过程和内容，以及该书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书前还有作者编写此书的《凡例》，介绍了此书的选择标准和体例，展示了作者的观点。全书共三十三卷，分门别类地辑录评述了各体骈文和各类骈文现象的材料。卷一、卷二是与《文选》有关的材料，目为《选》；卷三是与《楚辞》有关的材料，目为《骚》。以上主要是说明《文选》与《楚辞》对骈文有重要的影响。卷四、卷五是与赋体有关的材料，目为《赋》，主要是说明骈文受辞赋的影响及骈赋的艺术。卷六至卷九是有关《制、敕、诏、册》等文体的骈文资料，这些都是朝廷文章，所以列在前面。卷十至卷十二是谈论《表》的材料，卷十三论《章疏》，卷十四至卷十五论《启》，卷十六论《颂》，卷十七论《书》，卷十八论《碑志》，卷十九论《判》，卷二十论《序》，卷二十一论《记》，卷二十二论《论》，卷二十三论《铭、箴、赞》，卷二十四论《檄、露布》，卷二十五论《祭诔》，卷二十六论《杂文》，卷二十七论《谈谐》，卷二十八《总论》，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三论历代《作家》。所引录材料均按时间顺序罗列，适当加以辨异、评点。每类之前均加以《叙论》以概括其发展大要。该书引据资料近百种，主要是笔记、丛谈、目录、史书等。
《四六丛话》对骈文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秦潮之《序》云：“盖自宋王性之、谢景思而后，为话四六者，作沃焦归墟矣。”其实，它不但是宋代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之后的经典之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之作，可与《文心雕龙》并驾齐驱。陈广宁之《跋》云：“萧统之《文选》、刘勰之《文心雕龙》，不过备文章，详体例，从未有钩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汇词章之渊薮，使二千年来骈四俪六之文若烛照数计，如我夫子之集大成者也！”此番论断绝非过誉之辞。孙梅身处骈文正在复兴的清朝乾隆盛世，是书的付梓对后来骈文的日益昌炽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论述的骈文思想亦可视为有清一代骈文思想的代表。因此，其内容和价值不应该被忽略。但研究散文史和文论史的学者对它的注意仍远远不够，这是很遗憾的。
二、《四六丛话》的编撰动机与贡献
孙梅的弟子程杲在为《四六丛话》所作的《序》中提到其师编撰此书的原因：“第四六之兴，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体矣，自来选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体之文，从未有体裁悉备，提要钩玄，集诸家之论说，而成四六之大观者，此孙夫子《四六丛话》所由作也。”这里指出了编撰的目的是要“成四六之大观”，在体裁上要兼备众体，在评论上要汇聚诸家，成为研习四六的必备经典。
孙梅在《自序》中谈到该书的编撰是得益于曹习庵的提示，曹谓孙说：“古来骈俪之文，多前辈阳秋之论。”所以他萌发了“欲仿本事之体，成一家之言”的宏愿。他不满足于“谢景思（伋）粗成卷轴，空复犀挥；王性之（铚）微得端倪，何能貂续。”因为谢伋的《四六谈麈》和王铚的《四六话》虽有开创之功，但失之于单薄，不足以穷尽四六之妙。而“四六者，词赋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因此，有必要汇历化之评点，明一己之精言，成一家之说。而孙梅从纪昀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又得到启示，其《凡例》云：“恭读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于前代文集有存佚评鉴，无不详备，集千古之大成，树艺林之标准。”所以“是编于作家诸卷，谨悉恭录，盖蠡测鼹饮之义，取资无尽云。”
正是由于孙梅立意高远，所以此书的编就，赢得了人们的称许。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评云：“谈骈文者，莫备于乌程孙梅松友《四六丛话》。”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评云：“关于批评骈文之书籍，至孙梅《四六丛话》而始告美备。”所以，此书的最大贡献是它收集资料齐全，正如阮元在其《后序》中所说：“百家之杂编别集，尽得遗珠；七阁之秘笈奇书，更吹藜火。凡此评文之语，勒成讲艺之书；四骈六俪，观其会通；七曜五云，考其沈博。”由于孙梅标举“各体文有正史内载全篇者，并不录，以是编取诸丛话，非选集也，其说部内间值全篇则录之，以征逸也。”（《凡例》）丰赡的材料与精心的筛选，加之“考订发明”（《凡例》），使《四六丛话》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书的贡献之二，是孙梅系统完整地提出了骈文思想。可以说，《四六丛话》是古代骈文理论的最集中、最概括的体现。孙梅有意学习刘勰，仿《文心雕龙》而在每种体裁或类别之前均有叙论，详细阐述了每种体裁的骈体流变以及对此的评论。用刘麟生的话说：“推阐骈文思潮，具有特识。卷首专论《诗骚》以明系统，总论调和骈散，以示指归。”（《中国骈文史》）正是如此，可以从中看出孙梅对骈文的深刻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些评说中，既有对骈文史的精辟分析，也有对骈文艺术的细微解剖，均言简意赅，意蕴深厚，是孙梅一生对骈文创作与研究的经验总结和深刻概括，灌注了编撰者的良苦之心。
三、从《四六丛话》看孙梅的骈文思想
《四六丛话》对每一文体的叙论都可视为缩微的个别骈文中，从中可以窥测到孙梅的骈文思想，从卷首的《选》、《骚》，及卷后的《总论》、《作家》也可以品味出其独特的艺术见解。
（一）骈文与《文选》、《楚辞》之关系。
骈文的艺术之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骈文的艺术传承及评价。孙梅在《凡例》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选》实骈俪之渊府，《骚》乃词赋之羽翼”的观点。他认为《文选》、《楚辞》是作好骈文的宝库。他也提出了他的依据：“六朝、唐人词笔迥绝者，无不以《选》、《骚》为命脉也。”所以“是编以二者建为篇首，欲志今体者，探本穷源，旁搜远绍之意。”他认为要研究骈文，《文选》、《楚辞》是一把钥匙。
孙梅依文体编列历代骈文资料，而独标《选》、《骚》置其首，可见对此之重视。之所以如此，乃是他肯定了“文”的存在价值。他在卷一《选》目下叙论云：“余既有《丛话》之役，以为四六者，应用之文章，《文选》者，骈俪之统纪。《选》学不亡，则词宗辈出。”自《文选》出，便成为学子的必备读物，以至每家必藏一部，杜甫曾说：“熟精文选理”，这正是唐人对《文选》追崇的写照。《文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正如孙梅在《选·叙论》中所说，它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对古代士人的读书生活作用很大。一曰“通识”，所谓通识是指“《选》之为书，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余年间，艺文备矣。质文升降之故，风雅正变之由，云间日下，接迹于简编；汉妾楚臣，连衡于辞翰。”也就是说《文选》有体大博深之内容。二曰“博综”，所谓博综是指“《选》之所收，或人登一二，或集载数十篇；诗笔不必兼长，淄渑不必尽合；咏怀拟古，以富有争奇；元虚简陋，以单行示贵。”也就是说《文选》有精彩纷呈之辞章。三曰“辨体”，所谓辨体是指《文选》“分区别类，既备之于篇；朔委穷源，复辨之于序。”也就是说，它明辨源流，分清体类，便于读者选择。四曰“伐材”，所谓伐材即“惟沈博绝丽之文，多左右采获之助”，“犹陆海探珍，邓林撷秀”，也就是说，可以有助于文采的借鉴。五曰“镕范”，所谓镕范是指可以仿效学习，即可以“变学究为秀才，其功实倍。”孙梅说的这五点，实际上揭示了作为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文选》，对于骈文创作的作用，揭示了历代骈文家从《文选》中汲取的艺术养分。也正因如此，孙梅才置《选》于卷首，并且以两卷的篇幅集结了有关《文选》作品的品藻、轶事，目的是为作骈文者提供一种经验和参照，这反映了孙梅很重视骈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
孙梅在《选》部之后列《骚》部，这是为了表明《楚辞》对骈文创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了表明《楚辞》对骈文形成的过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孙梅在《骚·叙论》中说：“《丛话》曷为而次骚也？……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故使善品藻者，殚于名言，工文章者，竭于摹拟。”又云：“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孙梅指出了《楚辞》对后代骈文的深远影响；他在本篇叙论中列举了大量的作品例子来说明这种规律性现象：
若夫《幽通》、《思元》，宗经述圣，《离骚》之本义也；《甘泉》、《藉田》，斋肃典雅，《东皇》、《司命》之丽则也；《长门》、《洛神》，哀怨婉转，《湘君》、《湘夫人》之缥缈也；《感旧》、《叹逝》，悲凉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马汧督诔》、《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国殇》、《礼魂》之苦调也；《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发挥景物，《涉江》、《远游》之殊致也；《鹏鸟》、《鹦鹉》，旷放沈挚，《怀沙》之遗响也；《哀江南赋》，有黍离麦秀之感，《哀郢》之赓载也；《小园》、《枯树》，体物浏亮，《桔颂》之亚匹也；《恨》、《别》二赋，哀音惨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经通天台表》、《答刘沼书》、《辨命》、《劳生》诸论，托喻非常，《天问》之诡激也；《七发》、《观涛》浩瀚清壮，《九辩》之体势也；《东方像赞》、《归去来辞》，萧散风流，《卜居》之别情也；《解嘲》、《答宾戏》，问对雄奇，《渔父》之深趣也。虽然有些联系未必完全确当，但通过这些例证，孙梅阐明了《楚辞》对骈体文学在精神风貌、情韵氛围乃至风格技巧上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它为骈文之源。考察骈文之流变，不可弃此。
不仅早期的骈文如此，即使“四杰富其才，右丞亮其韵，柳州咀其华，义山体其润，渊源所自。不可诬也。”（《骚·叙论》）应该说，孙梅对骈文的洞察是很具慧眼的，既深刻指出了骈文艺术传承的由来，也揭示了骈文乃中国文化长河中之必然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遗弃的一页。
（二）骈文的历史演变。
骈文的流变史就是一部诞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孙梅身处骈文正日益复兴的乾隆盛世，对骈文的发展过程也尤为关注。
1.骈文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骈文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是论及骈文史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孙梅认为先秦时期是骈散不分的时代，他在卷二十八《总论》中说：“夫一面开先，有奇必有偶；三统递嬗，尚质亦尚文，剪采为花，色香自别。”而到了西汉则是萌芽期：“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儿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到了东汉则进入了形成期：“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踵事而增，自然之势耳。”到了魏晋则更加成型，所以他在《凡例》中说：“骈俪肇自魏晋”。这里所说的“肇自魏晋”指骈文的诸形态特征愈加明朗。在卷三十一《作家四》中，他又指出：“古文至魏氏而始变，变而为矜才侈博，六朝由此增华，然而质韵犹存，沉刻峭拔，是其所长，无襞积饾之迹也，如钟索初变隶法，尚留古意，述俪者于此寻源，溯古者于此辨异。”他认为至魏晋则骈文成为自觉的创作，对形式的追求更为明显。可以说，魏晋是骈文的成熟期。这与鲁迅关于魏晋为文学自觉时代之说不谋而合，可以互相印证。应该说，孙梅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过程的。
2.骈文的发展问题。
六朝骈文是骈文史上的主要兴盛时期，曾主宰了文坛的地位，也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许多责难。孙梅在卷二十八《总论》中云：“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妍华务益，其间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功，旧涩而新谐，非不共欣于斧藻之工，而亦微伤于酒醴之薄矣。”他认为六朝骈文重声韵藻饰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但他也指出了形式有余而内容不足之病。
对于唐以后的骈文，后人多不以为然，认为气数已尽。孙梅则认为：“夫瑰丽之文，以唐初四杰为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为尤。”（《总论》）他认为初唐四杰的骈文才是骈文艺术的高峰，而王勃的骈文尤是骈文中的精品：“五云太甲，千古莫识其原；七曜中阶，一公仅通其说。而落霞孤骛，妙极天然，画栋珠帘，非由故实。”（《总论》）他对王勃的评价是很高的，实际上反映了他关于徐、庾之后骈文仍在发展的观点，与一般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唐以后的骈文，孙梅对以欧、苏为代表的宋代骈文褒赏有加，卷二十八《总论》云：“至摆落四六恒蹊，一追古文超妙，实欧阳倡之，而苏、王继焉。迹其高文淳意，罔弗牢笼，至于衬字助语，皆有成处，惟其墨之滓，千洗而无痕；芍药之和，一啜而毕散，所以不著一字者，愈征博极群书也。”卷三十三评欧阳修云：“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而枵腹空笥者，亦复以优孟之似，藉口学步，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寝远，不可不辨。”自欧阳修后，骈文产生了一大变异，习见的雍容富丽的骈文风貌被一种清疏散淡的文风所取代。这种文风为苏轼所发扬光大，卷三十三又评苏轼云：“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孙梅指出了骈文发展历程中的这一重要变化，是很具艺术眼光的。
南宋以后的骈文成就不大，所以孙梅在《凡例》中说：“四六至南宋之末，菁华已竭，元朝作者寥寥，仅沿余波，至明代经义兴，而声偶不讲，其时所用书启表联，多门面习套，无复作家风韵。”至于清朝的当代骈文，孙梅又说：“圣朝文治聿兴，己未、丙辰，两举大科，秀才词贤，先后辈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长者，自彭羡门、尤悔庵、陈迦陵诸先生后，迄今指不胜屈，但各家俱有专集，而脍炙腴词，激扬绪论，若侯芭、桓谭之流，犹有待焉。”应该说，孙梅的评判是辩证、公允的。
（三）骈文的形式与艺术。
1.“行文之法”与“隶事之方”。
对仗是骈文的主要形态特征。孙梅提出了“行文之法”的理论，卷二十八《总论》云：“极而论之，行文之法，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虎头传神，添毫欲活；徐熙没骨，著手成春，此用笔之妙也。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此用意之长也。”他把“意”摆在首位，“笔”次之，“辞”又次之。“意”是内容，“笔”是章法，“辞”是语辞。孙梅对“意”、“笔”、“辞”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显示了他不俗的艺术鉴赏力。秦潮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谈及此观点时，赞云：“匪第为俪体说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范焉。”“文贵内心，藻饰居次”，指出此说具有普遍的文学意义，不独骈文如此。
隶事也是骈文的主要形态特征。论骈文者，莫不涉及此问题。孙梅提出了“隶事之方”的观点，卷二十八《总论》云：“隶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经。九经苞含万汇，如仰日星，诸子总集百灵，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经之说也。南朝之盛，三史并有专门，隋唐以来，诸子束之高阁，而扫扯稍广，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笔意是求，而唯辞之尚，非无纤秾，谓之剿说可也。若非经史是肆，而杂引虞初，非不奥博，谓之哇响可也。”这里说的是隶事的典源问题，孙梅认为用经书之典为上品，用诸子之典为中品，用史书之典为下品。因为经书乃智慧之汇聚，可以一以当十，文简而意深。诸子之书虽亦深邃，但不如经书，故子不如经，而史书则仅有故事，缺乏深厚的义理，故史又不如子。孙梅更列举南朝以来的骈文用典的创作经验与教训来说明这一观点。其实，骈文用典是以经书典为上，还是诸子典为上，或是史书典为上，应该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作者运用。如果是不顾内容是否需要而堆砌典故，不论是经、史、子之典，都不会有良好的艺术效果。典故运用的神妙应是与内容的配合及语言技巧相联系的，与典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2.“情”与“文”。
骈文是美文，无疑重“文”之艺术技巧。孙梅在《自序》中就提出：“夫四六者，词赋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碌碌非匿暇之质，累累多复贯之姿。验始平之铜，音参秬黍；试华阴之士，艳发芙蕖。墨数升以淋漓，卷五千而撑住。相推相衍，递出新奇；一咏一吟，都成故实。”指出了骈文尚文饰的特质。在此基础上，孙梅更提出了“情”与“文”的并举的观点。卷三《骚·叙论》云：“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其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因此，孙梅主张要“情”与 “文”并重，所以，他对重情之文，大加赞赏。卷十论表云：“表以道政，事达辞情。”“忠孝之情，郁于中而发作于外”。同时他反对过于重文之气，该卷又云：“文而失实，是犹舍人之俳词。”这句话表明他反对因文而失实的过饰之风，但他并未因此反对“文”，卷六《制敕诏册·叙论》云：“文不厌华，篇宜设色。”他对有情之文则更加看重，卷十三《章疏·叙论》评云：“魏晋以来，渐趋排偶，而臣工言事之文剀切，尚遵古式，未尝不直抒胸臆，刊落陈言，丹陛陈情，研华足尚，皂囊封事，风力弥遒。”卷十八《碑志·叙论》则更明确提出：“辞尚体要，文本性情。”可以说，重视“情”与“文”的结合是孙梅骈文思想的一大特点。
本文于1994年2月21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