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文学的一对“并蒂莲”——《四世同堂》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并蒂莲论文,军规论文,战争论文,十二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4-0083-07
老舍从1943年动笔，40年代末完成于美国的三部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与美国当代作家约瑟夫·海勒发表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同属战争题材小说。前者以现实主义为主线，同时包含现代主义和其他文学因素，是中国战争文学中颇为独特的一部杰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后者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同时又具有“现实主义主题”（注：罗祖根：《谈〈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现实主义主题》，载《杭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被誉为是“足以改变美国文学的力量”（注：转引自何昌邑：《评第二十二条军规》，载《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2年第10期第141页。）的作品。 两部小说虽被划入不同的思潮流派，且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但在人物描写、文化批判、艺术手法等方面却有不少惊人的相似相关之处。尤为奇特的是，二者在战争侧面的抉取、小说的立意等方面，既都受到《战争与和平》的启示，又各自采用了独到的视角，可谓同源异种，是战争文学的一对“并蒂莲”。以下将择要予以分述，重点在于审视异中之同，同中之异亦有论及。
一
文学就是人学是20世纪文学的新命题，作为文学主要表现对象的人与人的生活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正是顺应这一文学倾向，《四世同堂》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人像展览结构。笃信“创作的中心是人物”，认为“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注：胡絜青编：《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的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忠实地实行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不仅恰到好处地通过描绘各式人物的文化心态、精神面貌来突出主题，还得心应手地运用人物来支撑故事，网织情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人物中心结构更为明显，全书四十二章除个别篇章外，均以人物姓名为篇名，以人物素描为线索和内容，注重对人所陷入的非人化困境的刻画，擅长以深层心态的描绘，达到对人的意向性呈现。
在两部小说各自繁复的人物群像中，作家着意凸现的都不是传统观念上的英雄人物，而是非英雄或反英雄主人公。例如，瑞宣和尤索林虽同属“众醉独醒”式人物，却又都深深陷入各自难以摆脱的困境。对瑞宣来说，作为明事理、有知识的一代新型中国公民，他理应在国家危难之时献身于国事，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孝悌传统的固守者，他又不能撇开长孙的养家义务，置全家老小生计于不顾，但在敌人脚底下当亡国奴也是他极难忍受的。在这重重矛盾中他只能对立志逃出亡城、投身抗日洪流的三弟给予鼓励和帮助，对于当了汉奸科长的二弟给予严斥，劝其改邪归正，而自己则殉道者般地留在亡城，想方设法赡老养幼，尽心尽力维持家计，同时以不断的自责和自励来减轻置身于抗战烽火之外的自疚。小说最终安排瑞宣在三弟返回亡城后协助其从事一定地下抗日工作，使瑞宣在历史使命与文化沉淀的纠缠中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忠孝两全，国与家兼顾。尤索林的反英雄行为则以理性与非理性重叠交错的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看来他被战友的伤亡与鲜血吓破了胆，终日如惊弓之鸟，脑海里时时浮现惧死臆想，觉得人人都要杀死他。为逃避危险轰炸任务，他竟深夜篡改战事图，造成敌方高射火力密集点已被占领的假象，以期取消去那里执行的任务。他还绞尽脑汁装病，以求在医院呆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在这貌似懦弱，乃至近于荒诞的行为中却包含着不少合理因素。除了对战争结果的淡漠，尤索林的消极厌战还因为看穿本大队飞行次数反复增加，远高于其他大队，主要是大队指挥官卡斯卡特上校为升将军而捞取个人资本所致，于是认为不值得为上校的私利去卖命。这显然是尤索林头脑清醒的表现。同时，尤索林的形象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征。参战初期他曾为炸毁德军一座重要桥梁冒着生命危险二次飞入敌方高射炮火力网而终于击中目标。在小说的结尾他又在战友的帮助下冲破卡思卡特上校等人为要保存面子而设下的双重陷阱，既不受提升、嘉奖、表彰，以英雄身份回国去享受特权等条件的利诱，也不怕被加以阴谋破坏，出卖军事情报等莫须有的罪名，毅然逃往瑞典，并在个人前程未卜的时刻，还不忘解救流离失所的小姑娘，从而给读者留下到底什么是英雄的无穷思索。
两部小说的次要人物中也可发见一定的可比性。如同《四世同堂》中一辈子热心公事、助人为乐、却因执行里长职责为众人所不理解、被群起而攻之的李四爷，《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也有个老好人，即随军牧师塔普曼。塔普曼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不仅尽职尽责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主持战死者葬礼，而且热心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像李四爷一样，他由于缺乏处世手腕，在人群中总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或被人敬而远之，或被荒谬、无知、偏执的人们任意摆布、戏弄，而仍然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态度一忍再忍。在两部小说将近结尾时，这两位利他至上而不得善报的老好人都有了明显改变。一向反对动武，以谨小慎微为处世哲学的李四爷在挨了日本人两耳光后，也出人意料地把全身的力气集中于拳头，猛击在日本人脸上。虽然他因此被毒打致死，但他毕竟也英武过一回，无愧于一生。同样地，塔普曼在小说结束时也宣称要与中队里的恶人针锋相对，随时准备用拳头来对付他们。此外，塔普曼还和瑞宣有类似之处，他们都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时常处于价值观念与具体现实相冲突的旋涡之中。例如，塔普曼在最初得知尤索林为了能回国已经初步答应卡思卡特上校等提出的为其美言的交易条件时十分震惊，立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当他听说是卡思卡特一伙胁迫尤索林这样做的，否则就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时，便十分同情尤索林，立即从激烈反对转为诚恳劝说尤索林接受条件。这与瑞宣热情鼓励青年街坊长顺奔赴抗日前线，而同时又对其实际困难，如年迈的外婆将无依无靠感到忧虑一样，亦是人生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四世同堂》中，瑞全和瑞丰代表着一个家庭中相对立的两极。与此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内特利和阿尔菲也是以互为对照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两组对比性人物之间，瑞全和内特利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二人都刚刚20岁左右，热情、正统，忠诚于自己的祖国，有所追求。瑞全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参加了抗日活动。内特利平时颇为通达，但一听到任何不利于祖国荣誉的言论，便立即予以反驳。他心地善良且具有平等观念，真心爱上了一个既不漂亮也不洁净的街头妓女，不顾自己显赫的门第，打算在战争结束后与其正式组成家庭。一次听说她被一群大人物扣押，昼夜不停地玩弄、戏耍，内特利便立即邀了战友冒着风险前去解救，救出后又安排她单独休息了18个小时，不许任何人打扰或大声讲话。这两个年轻人追求的主要目标虽不相同，但其追求的热烈程度却所差无几。一个为了彻底地断绝家庭观念以保证全心全意抗日，索性连家人家事问都不问；一个为了心爱的女人，成了全中队唯一一个愿意继续在海外执行飞行任务的人。他们二人的纯朴、正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反，瑞丰是个极其浅陋、庸俗的人物。他热衷于追求实利，不顾手足之情，惯于攀附、巴结权势者。当官后一心只想白吃白喝，事后还得意洋洋地到处夸耀。阿尔菲的自私、贪便宜比起瑞丰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逛妓院不但从不付钱，还设法敲诈妓女的钱财。一方面他对内特利所钟爱的妓女百般贬低，拒绝参与对其的解救行动，一方面他又声称时刻准备给内特利帮忙，以期内特利有钱有势的父亲在战后给他安排个满意的职位。值得幸庆的是，二者虽费尽心机追求私利，但最终都不过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四世同堂》人物中令人过目不忘的还有独具特色的汉奸群丑图及其相互之间的丑恶关系。在国难当头之际，以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为代表的一群汉奸把国家、民族利益完全抛在九霄云外，个个削尖脑袋，只想升官发财。他们费尽心机研究进身之法，马不停蹄到处奔波，甚至不惜以出卖邻里为进身之阶。为运动官职他们相互依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对谋官成功者趋之若鹜般登门庆贺，表面上把主任、科长喊得山响，骨子里却攒足劲巴望有朝一日爬得更高以压倒对方。做了官的不可一势，恨不得“把官威施展得像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没当上的心急如焚，唯有从官与官的恶斗中才能寻点安慰。凡嫁女、选夫亦以官职为准，未来女婿被罢官便立即悔婚，结发夫妇因丈夫丢官而分道扬镳，再婚后竭力利用丈夫权势为自己谋官，同时恨不得马上拿到官职好将丈夫“像踩一个虫子似”地踩在脚下。《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也有一群削尖脑袋向上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人物。其中的将军、校官、尉官、乃至士兵各有一套向上爬的本领。名牌大学毕业的佩克姆将军自羽聪明绝顶，总是自吹极具领导才能，还声称自己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为夺过“粗鲁”、“迟钝”的德利德尔将军握有的指挥实权，他不断增添部属人员，扩充实力，最后终于达到将德利德尔将军挤下台的目的。卡思卡特上校的进身之径是不顾飞行员们的身心疲惫，反复向上级主动请战要求增加本大队的飞行次数并想方设法登报出名。谢思科普夫（又译斯克斯科夫）中尉的绝招是发明一种不摆手臂的列队行进法，终于一鸣惊人，平步青云，由尉官升到校官，由校官升到将军。就连“老一等兵”温特格林也有当将军的野心，为此他总是涂改、销毁、错投所有谈到卡思卡特上校功绩的信件，不管是寄来的，还是发出的，是卡思卡特本人写的，或是其他人写的，以便消除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将军的对手。这些疯狂向上爬的人一旦竞争失败，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整治对手。例如，自认为最具飞行中队指挥官候选人资格的布莱克上尉在自卑、驯顺的梅杰被出乎意料地任命为中队长后，就唆使伙食管理员不给其吃饭，强令卫生所医生不给其治病，甚至策划将其赶出住所。
《四世同堂》更为辛辣、淋漓的一笔是对蓝东阳做官后卑劣表演的描述。他一方面严密监视下属，上班前随意撬开职员抽屉，偷看他人信件，上班时常常冷不防跳起来，扑向下属，检查他们在做什么，动辄开除个人不满的下属或通过密告将其下狱；另一方面又不断个别谈话，挑拨离间，搞得大家互相猜忌，人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一个耳，和好几个新的面孔”，活像“一群被圈在一块儿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他有意制造这混乱局面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相互争斗而不能齐心反对他。《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佩克姆将军挑拨离间的本事也丝毫不亚于蓝东阳。对于直属于手下的两个校官，他一会儿派卡吉尔去监督谢思科普夫，一会儿派谢思科普夫去监督卡吉尔，当两个人均无法开展工作而先后到他面前告状时，佩克姆又充当好人，指责告状者的对手，致使两个副官关系紧张，互不搭理。此外，蓝东阳到时间不许下属下班，专爱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的恶习，与谢思科普夫之流非等到晕倒足够多的操练者才肯收场的阅兵闹剧也有同工异曲之妙。这些丑类的卑陋心态既让人鄙夷，又让人哭笑不得。
二
深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同时又以“伦理文化型”作家著称的老舍，历来重视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估定并苦苦探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四世同堂》更是以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为主，作品充满对敌寇杀戮、奸淫、抢劫、酷狱、精神凌迟等罪恶的鞭挞，对各色汉奸浮浅无聊、卑污堕落丑态的暴露，对知识分子之善良、懦弱及苦闷的刻画，对市民生活的封建性及由此产生的保守苟安的生活理想的描绘，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民族精神素质和心理状态弱点的揭示。《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该方面与《四世同堂》颇为相近。首先，作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它突出地显现了黑色幽默文学讽刺、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阴暗、腐朽、丑恶、凄惨现象的特色。其二，作为一部“兼收并蓄”，“并未抛弃现实主义”（注：[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第217页，译序ix页，第112页。）的作品，它不仅批判手法多样化，而且批判的深度、 力度、广度均可与《四世同堂》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媲美。其三，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所指出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不是真正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此书的想象中心实际是在别处”，这个“别处”据海勒本人对一位采访者透露，是“想描写一种已经灭绝的文化”（注：[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第95页，译序ix页，第112页。）， 故而《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批判色彩。小说的焦点虽然自始至终集中于驻扎在地中海附近一个虚构的岛屿上的一支美国空军大队成员的生活和心态，但却通过小说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及对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述等方式涉及政党、国家、文学、电影、法律、宗教信仰、人权问题、医疗保健、大学教育等多个方面。小说对大国沙文主义、信仰不自由、种族歧视、暴力、迫害、贫穷、强奸、杀人不偿命等社会犯罪和不公，对军内指挥机关的混乱和人浮于事，指挥官的无能与相互倾轧，耸人听闻的腐败堕落和非法买卖，战时与非战时的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都给予了无情的嘲弄与讽刺、揭露与批判。
一般认为，“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是通过对现存文化的批判来揭示自己卓越的创造力的”（注：周宪：《走向创造的境界——艺术创造力的心理探索》，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其创作成就往往取决于对传统文化强大趋同性的超越程度。如果说《四世同堂》的文化批判侧重的是亡城一部分普通百姓懦弱、苟安、逆来顺受的心理和汉奸们基于“官本位”这一文化负面将出卖灵魂和出卖国家表演到极致的卑劣行径的话，那么《第二十二条军规》展示的则是在个人主义和私产至上的文化氛围中丑恶与无耻是怎样发展到无可复加的程度的。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可谓大发战争横财的伙食管理员米洛。他大力鼓吹“国家的事务就是生意”（注：Joseph Heller,Catch-22,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INC.New York,1976,P272（本文中此书所有译文均由笔者提供）。），美国政府从不没收私人财产，并对所有的人宣称他的辛迪加人人有份，于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各级指挥官的庇护，为所欲为地为自己赚钱。他可以畅通无阻地把德国机群领进美国空军基地而振振有词，可以随意搬走给救生衣充气的二氧化碳气缸去做冰淇淋而使美军飞行员在实战中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还可以将出手不了的棉花沾一层巧克力做成巧克力棉花糖强行推销给本部队各官兵食堂。为了金钱，他不仅肆无忌惮地与交战正酣的美军、德军同时签有合同，安排双方相互进攻以便同时从双方收取利润和奖金，还丧心病狂地调动美军各空军中队提供给他采办伙食的飞机轰炸美军驻地，造成惨重伤亡，因此获得德军巨额重奖。就这样，米洛建立在美军官兵生命与血肉之上的庞大生意兴旺发达，他本人被邻近各国授予市长、王储、教长、酋长、哈里发等多得数不清的名誉头衔，宛若救世主般地到处受到群众夹道欢迎。他的跨国公司总裁身份还使他超然于法律之上。一次他陪尤索林去罗马警署总部请求帮助找人，警官虽给予米洛如奴仆之对主人般的礼遇，但无奈警员均被派出缉查烟草走私而爱莫能助。谁知米洛一听到烟草走私利润极大，便着魔般地冲了出去，立即去组织、布置自己的烟草走私。显然在米洛的头脑里除了金钱再无其他，而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而不受任何惩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弊病的充分体现。此外，小说关于米洛轰抬伙食价格时并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让官兵们在高价与挨饿二者中择一，并坚持认为有史以来的自由人权便是为生存而付出最大的代价，关于尤索林归根结底是以敢于行使传统的自由、独立的权利而危害了这些权利的评议，均是对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独立、民主、人权的揶揄与反讽，是意味无穷且鞭辟入里的社会文化批判。
三
《四世同堂》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令人过目不忘之处不仅在于成功的人物刻画，深刻的反抗和对抗主题（注：“对抗”主题参《伊甸园之门》译序ix页，“反抗”主题参吴怀斌、曾广灿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16页。）， 还在于其形式的独特性。由于隶属于任何文学流派的作品都不可能纯而又纯，且黑色幽默充满尖刻讽刺，荒诞得近乎疯狂的写作方式“并非60年代首创”，而是“复活”（注：[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第106页，译序ix页，第112页。），加之两部小说都受过源远流长的英国讽刺、幽默传统的影响，二者在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相通之处。共同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二者均较好地把握了“愈是特殊的，愈是荒谬的，甚至是超现实的，就愈是普遍的，愈是本质的”（注：孙绍振：《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这一原理，或多或少地以貌似荒诞的描述，达到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揭示。两部小说不仅擅长冷嘲热讽，还时时将社会的光怪陆离、世人的荒唐滑稽以喜剧、闹剧的形式凸现出来，使人们感到事情已经糟到不可再糟，简直到了非大笑不可的地步。
《四世同堂》作为一部同时囊括肯定性审美范畴和否定性审美范畴的巨著，主要使用荒诞的细节描写和评议来深化反面人物丑的本质。突出的例子一是日本人提拔重用蓝东阳，主要因其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且举止卑贱得出众；二是日本“策士们埋头研究”出用破布和烂纸做成的“一碰就破，一湿就瘫”的伪军棉制服；三是特高科长李空山的捕人如麻，议价放人。这些情形听来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确是日本人以相貌及心灵的丑陋为标准来选择汉奸走狗，对华北掠夺过度而无法顾及伪军被服，以及汉奸卖身投靠后企图大捞一把等真实生活现象及敌寇、汉奸丑恶本性的写照。再如日本人占领北平对商铺进行管制时，命令每种布匹每次只许卖一丈，多卖一寸也得受罚。对于占布店顾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一丈布远远不够做一身男裤褂，也不够做一件男大衫的。这种规定如此荒谬以致像是开玩笑，但又确确实实是政令。于是布店掌柜祁天佑悲愁到极点反而笑了，随之又含泪收起了算盘，默默地忍受着无顾主生意的煎熬——因为任何店铺不营业也是不允许的。这里的黑色幽默是显然易见的。此外小说还描绘了蓝东阳因贪功卖乖而给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捕风捉影的情报作为献礼。日本人在细心研究后，即使证明他的情报毫无依据，可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因为它们即使毫无用处，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象有回事儿似的研究一番”。这种以嘲讽方式所表现的人类荒谬，既能强化批判力度，又读来余味无穷。
《第二十二条军规》对生活本身存在的荒谬和疯狂的揭示更是贯彻始终，比比皆是。除了前面已有涉及的米洛荒谬绝伦的生意经外，还有数不胜数的类似例子，如卡思卡特上校因要一张足以在电视上炫耀的机群密集轰炸的照片而执意安排轰炸意大利村庄，尤索林一句有关德国人发明了将空中飞机粘在一起的特效粘弹的戏言便被当作真事到处流传，中队医生仅因虚报飞行小时，上了阵亡名单，即使活生生地站在他人面前，也被看作是死人。同《四世同堂》一样，这些描写既是对生活中荒谬因素的提炼、概括和集中，又是对现实阴暗面的无情暴露。透过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活着的医生硬被说成死人并非人们不可理喻，也不是因为医生贪婪作假，自食其果，而是一起政治迫害。其真正原因是由于医生的前任太坚持原则，得罪了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等人，引起他们对一切医生的厌恶，故而蓄意予以迫害（注：Joseph Heller,Catch-22,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INC.New York,1976,P358—359（本文中此书所有译文均由笔者提供）。）。至于现实中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公众利益，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长翅膀似地到处传播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小说对战时卫生医疗部门之荒谬内幕的揭露也是非常精采的。就飞行中队卫生室来说，有资格证书的医生不但不治病，反而得了恐病症。他将日常门诊完全交给随机从作战部队抽出的军士，由其任意给所有就诊者的牙床和脚趾头涂上紫药水而打发之。同时，一张医生证明便可把部队食堂所有的干鲜水果开给一个病人，任其或送人，或出售。对此就连一向为所欲为的司务长米洛也无可奈何。后方医院的情形与之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全身裹满白沙布的重病号，医院所作的常规治疗仅是将体温计塞进嘴里量量体温，在输液滴完，排液接满时将这两个瓶子调换一下位置而已。医院里的心理医生竟规定就诊者去作特定的梦，凡遇到不附首贴耳的病人，院方便可以随时使之“消失”……小说对这种种怪诞、荒唐的行径、事件的渲染、嘲讽归根结底是要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达到对生活中丑恶现象本质的揭示，从而唤起读者深刻的思索。
两部小说还时常通过逻辑的混乱或悖谬对普遍接受的价值、伦理观念提出置疑，展示基于不同立场、观点的不同情感逻辑以及世事的复杂，无序与无定论。在《四世同堂》中一向被视为中国美术之精华的烟云山水、禽鸟、花卉在颇通诗画的抗日志士眼里也完全丧失了其固有价值，被斥为“粉饰太平”，“污辱艺术”的东西。这种斥责虽似有愤世疾俗或过激之嫌，但它毕竟代表了特殊时期人们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书中还描写了对山本儿子阵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平时专心治学，看来颇像“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山木教官一天在全校师生面前宣布其效力于日本侵华部队的儿子阵亡了，他出人意料地声称其儿子“为救中国”而死“最光荣”。在瑞宣看来，这完全是颠倒了的逻辑。他的儿子根本不是来救中国的，而是来灭中国的。他认为日本人不应该自居为他国的主人，也不应该把疯狂和错误叫作真理。《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奇妙可笑的抗议圣经”（注：[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第113页，译序ix页，第112页。），更擅长以逻辑的混乱和悖谬曲现事物的真谛。例如，担任圣职，且忠实厚道的牧师在飞行员普遍厌战情绪的影响下，亦采取了消极逃遁之法，谎称患了压根不存在的“威斯康星带状疱疹”而躲进医院，与尤索林为伍。若依照传统教义来说，他无疑成了一个罪人。然而，他不仅不因此懊悔，反而兴奋异常，因为他终于发现了“将罪恶变为美德，造谣变为实事，软弱变为节制，骄傲变为谦卑，劫掠变为善行，偷窃变为荣誉，亵渎变为才智，暴行变为爱国，施虐变为正义”（注：Joseph Heller,Catch-22,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INC.New York,1976,P372（本文中此书所有译文均由笔者提供）。）并非有什么特殊的绝窍，而是人人都可一学就会。这种正统价值观的颠倒恰恰是对惯于此类伎俩的人的绝妙讽刺，是对痛苦的真实的揭示。小说还通过尤索林的见闻与思索，提出一系列似非而是的问题：“有多少赢者是输家，成功是失败，富人是穷人，智者是傻瓜；有多少幸福的结局是不幸，笔直的通路是弯道；有多少诚实人是骗子，勇敢者是懦夫，忠诚者是叛徒；又有多少圣者堕落腐败， 身居要职者为小钱出卖灵魂或压根没有灵魂……”（注：Joseph Heller,Catch-22,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INC.New York,1976,P421—422（本文中此书所有译文均由笔者提供）。 ）。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对复杂社会内在事理的深入透视，是对人生哲学的大彻大悟，是对单向思维，单一解释的反拨，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
四
以上着重从三个方面谈了《四世同堂》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相似相近。无庸赘言，产生于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两部小说的相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仅就对于做官及做官者的态度而言，两部小说就有一些不尽相同之处。例如，冠晓荷的大老婆大赤包当上妓女检查所所长后，冠家天天宾客盈门，送礼者不断；大赤包更是声威十足，咳嗽如放炮，哈欠似空袭警报，“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冠家当初并不怎么放在眼里的蓝东阳被提拔后，冠晓荷夫妇又像“叫一个失了魂的孩子似的”不住口地叫处长，而且蓝东阳越摆架子，越不理不睬，他们就越觉得蓝东阳像处长。与此相反，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当出身低微、自卑内向、对父母言听计从、在社会上逆来顺受的梅杰被意外地提拔为少校飞行中队指挥官后，得到的并不是恭维和巴结，而是仇视、冷遇和中伤。当对他的委任令到达时，梅杰正与战友打蓝球。平时他不善于和其他人交往，只有共同参加体育活动时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不料委任令当场刚一宣布，他便被先前尚有些善意的球友们视为仇敌，当即被连推带搡地赶下场，甚至挨了冷拳和掷石。而早已认为此职非己莫属的布莱克上尉更是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就梅杰本人来说，他不但未像大赤包、蓝东阳那样大摆官架子，反而视此职如畏途，中队文书室中士的一声“敬礼”和站起立正便能使他失魂落魄，不知所措。为了继续同大家在一起而不遭到仇视，他不得不带着墨镜和假胡须化装去打蓝球，结果还是被认出来，并被下属利用他化装后的身份不明公开地撞他，打他，绊他。整个蓝球场除了全部其他九名球员都与他为敌，已经分不出蓝球对抗的两方了。梅杰少校被逼无奈，只能处处躲着人，最后竟消声匿迹了。
此外，倘若以世界文库中的不朽的战争题材名著《战争与和平》为观照，对《四世同堂》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一审视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同源异种现象。长达130 余万字的《战争与和平》展现的是一幅囊括前线与后方的广阔而宏伟的画面，它的场景如电影镜头，一会儿拉到前线的战斗部署和沙场血战，一会儿移至后方的宫廷论争和家庭宴会，转换频繁，令人目不暇接。对比之下，《四世同堂》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篇幅要短一些，所及范围要小一些，一部主要描述后方亡城中的人间百态，另一部着重描写前方军旅生活所映现的人类困境，场景相对而言也比较固定。另外，二者均重点着墨于反英雄人物和文化负面，而不是《战争与和平》所张扬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要从《战争与和平》中去寻找题解。以下是该作品的有关段落：
在这半个俄国已经被占领、莫斯科的居民正在逃去外省、民兵正在一次接一次地募集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设想全体俄国人，从最伟大的到最渺小的，都一心牺牲自己，拯救祖国，或哀哭祖国的沦陷，这在我们不生活在那些日子的人们，是很自然的。关于那时代的故事和记述，没有例外地只说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爱国热情，失望，悲哀，和英勇。但是实际上并非那样。我们觉得是那样，因为我们只看见那时代一般的历史的兴趣，未看见那些人所具有的一切个人的人类的兴趣。但是，实际上，那些当时的个人的兴趣远远超出一般兴趣之上，因而它们经常使人觉不出或甚至注意不到公共的兴趣。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注意天下大事，只用他们私人的兴趣来作他们的行动的指导，他们也就是当时最有用的活动的那些人。（
注：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79页。（此书是根据Louise and Aylmer Maude 英文译本转译的）。）
从引文可知，《战争与和平》所刻意描写的英雄人物，爱国热情等等并非托尔斯泰对战争的全部理解。尽管他已经意识到反映战争时期的状况还应描写引文所及的其他方面，但却未能将其在《战争与和平》中全面展开。笔者认为《四世同堂》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立意都与托尔斯泰的这段话多多少少有些关系。老舍描述的是东方古都沦陷后一个古老民族的种种心态。除了钱默吟、瑞全、小文夫妇、孙七、小崔、棚匠刘师傅乃至桐芳等并不完美却以各种方式体现了程度不同的斗争、牺牲精神的爱国者群象外，老舍更注重对古老文明中消极因素的揭示，如若干青壮年的家庭观念，老派人物初期的苟且偷安，传统的升官发财观念作用下的卖国求荣，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描述印证了托尔斯泰关于许多人“只用他们私人的兴趣来作他们行动的指导”这一犀利洞察的普遍性。老舍的构思既得益于前人作品启发，又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因素。约瑟夫·海勒则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除了个别人偶而提及正统观念或显示过英勇行为，他的全部笔墨几乎都集中在战斗部队中人们远远超出对作战兴趣的个人兴趣，以深沉、幽默的笔法将争风头，求出名，往上爬，争权夺位，勾心斗角的官兵，军内的倾轧、压制、迫害和消极厌战描写得淋漓尽致。可见，这两部小说正是以各自独到的视角，与《战争与和平》交相辉映，从而将人类战争的方方面面揭示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