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与宏观金融调控的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良资产论文,效率论文,体系论文,银行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商业银行体系存在的不良资产问题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即使是在传统的“一逾两呆”（逾期、呆滞、呆帐）统计体系中，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比率也相当高；如果1999年按预定计划实行新的、与国际接轨的五级风险资产分类办法，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比率还将显著上升。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性因素（如经济周期波动、金融结构的失衡等），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如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产权边界模糊、国有银行在转轨过程中承担的政策性职能、国有银行内部的软约束等），还有微观性的因素（如企业效益的低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弱化等）。从目前的情况看，关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及其化解，金融界已经作了十分广泛的讨论。不过，金融界以往似乎更多的是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待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至于银行不良资产所可能产生的宏观效应、对宏观金融调控的影响还研究得很不充分，对于有些问题（如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等）的研究则尚未展开。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将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结合起来。
一、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对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的制约：以企业为分析的基点
（一）银行不良资产通胀效应的形成机制
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是在特殊的经济金融环境下，经过企业的低效率资金运用，由银行信用的被动扩张所形成的。在这一分析环节中，企业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基点。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化，过分依赖间接融资，在资本金补充渠道不畅的条件下形成高负债的融资格局，企业的经营风险易于向银行体系转嫁；同时，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国有银行由于种种原因被迫继续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从而形成企业亏损额和银行不良资产同步增长的状态。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就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形成的。
首先，企业在缺乏其他融资渠道的状况下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流通中的货币增加。随后，企业通过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购买行为，将货币转移到流通领域。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形成产品积压和经营亏损，相应减少了总供给。银行的贷款在企业固化为不能转变成货币的实物形式，表现在银行的资金运行中，就是不良资产的上升。
其次，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在将货币转移到流通领域后，必然会被其他经济主体（其他企业或者居民等）获得，或者以存款形式回流到银行体系，继续进行新的资金循环；或者直接形成新的市场需求。这样，就相应形成信用扩张的格局，并增大了总需求。
因此，在这个资金循环中，一方面是银行体系的信用膨胀，增大了总需求膨胀的压力；一方面是企业的经营亏损、产品积压，增大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并固化为积压的产品或形成损失，形成总供给的减少。于是，总供给的减少和总需求的膨胀压力，就形成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
从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资金关系看，银行不良资产的大幅上扬，表现为收息率的下降和收贷难度的加大，对于企业则意味着经营效益的低下。银行的不良资产表现为微观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则反映了当前社会资金流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银行资金的循环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居民将部分当期收入存入银行体系，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将社会资金转移到投资者和企业手中参与生产运行，并将所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在归还银行贷款本息之后，获得相应的利润。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这一资金循环能够正常持续下去的前提条件，是银行贷款的获得者——企业和投资者能够利用贷款资金创造出更大的财富。如果企业的低效率造成贷款使用效率的低下和贷款偿还的困难，则在企业负债率较高的融资结构背景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软约束条件下，企业能够向银行体系以不同形式转嫁其运营的低效率和经营亏损，侵蚀银行作为债权人的权益；同时，商业银行和居民之间是硬约束，银行必须正常支付存款者的本息，而不能向居民继续转嫁企业和投资者在储蓄运用上的低效率。于是，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一方面是贷款本息的回收困难或者虚收，形成不良资产不断上扬的格局；另一方面则是正常支付存款者的本息，在居民以银行储蓄为主的资产选择格局下，存款者在银行的存款本息下断攀升，潜在的总需求保持扩大的态势。
因此，从总供给的角度看，企业在借入银行体系的贷款以后，并没有通过高效率的运行来形成有效的供给，不能实现其产品的价值以还本付息；从总需求的角度看，居民的存款在银行的帐面上始终存在，并且形成市场上的潜在需求。贷款的企业在消耗了主要由居民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的贷款后，并没有创造出与存款相应的商品，这就潜在地形成了通胀的压力。从运行趋势看，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越多，贷款资金的周转越慢，生产一定规模的有效供给所需要的资金量越大，由贷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越大，社会总需求的压力也就越大。对于企业来说，以贷款为主的负债超过净资产的部分，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已经将居民的存款在实物形态上消耗殆尽，而没有进行相应的物质补偿，这也就意味着居民的这部分存款在价值实现的意义上已经化为乌有了，尽管所有存款在银行体系稳健运行时期均能够获得支付。因此，我国银行体系中已经被国有企业低效率消耗的资产尽管在银行的帐面上依然存在，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没有物质基础的泡沫资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居民在将资金存入银行体系时，可以说是有现实物质基础的资产，企业的低效率所形成的亏损实际上是将其中的部分消耗掉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越高，银行帐面资产价值和实际价格的差额（被企业低效率消耗的部分）就越大，资产泡沫就越大。（注：斯蒂格利兹指出：“鉴于（中国的）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很大”。参见斯蒂格利兹：“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载《经济日报》1998年11月13日。）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增加得越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资产泡沫就越大，潜在的通胀压力越大，这就是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
（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般来说，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由于：
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宏观当局的控制措施有所放松；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总需求保持扩张态势并带动经济增长，为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所形成的总需求扩张压力释放创造了条件；低效率的企业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更容易生存，并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不过，尽管在特定的经济周期波动阶段，通过严厉的宏观控制措施可以将物价水平抑制在较低的水平，但是一旦宏观控制的力度有所放松，这种由于企业低效率所消耗的存款部分，就会由原来潜在的通胀压力，释放为现实的、显性的通胀过程。
（三）银行不良资产通胀效应累积的通胀压力的释放与不良资产的化解
从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角度看，银行的不良资产已经形成，而且规模相当大，其形成的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必然要以不同的形式释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过程，也就是潜在通胀压力逐步化解的过程。要化解不良资产，促进商业银行内部强化管理，促使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只是一个方面。目前看来，依靠商业银行自身提取有限的呆帐准备金来冲销历史长期形成的不良资产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实际上每年提取的呆帐准备金大致上仅仅能够冲销不良资产所产生的利息；实际情况也表明，促使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来偿还已经成为不良资产的贷款，其余地十分有限。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正视不良资产问题，既要拨出专门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核销呆帐和充实资本金（如东亚货币危机之中的马来西亚等国和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日本均采用了这种方式），又要加大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新的投资者；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转变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行政性的资金供给关系，硬化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财务约束。从长期来说，由于不良资产所形成的通胀压力的释放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存在通胀压力的大小区别以及当局能否控制通胀过程而已。在经济上升时期，通过适度释放通胀压力，一方面能够为部分企业盘活资产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从而为银行体系调整资产结构提供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通胀压力的释放和物价的适度上扬增加非经济货币发行的收入，并以此作为冲销银行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通胀的格局，居高不下、而且依然在持续扩张的不良资产所形成的通胀压力必须得到释放，由于不良资产而形成的泡沫资产必须得到压缩，这种释放和压缩的形式要么是在宏观当局的引导下的温和的通胀形式，要么是短时期内迅速释放的金融风暴形式（如东亚货币危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由于大量不良资产累积的通胀压力没有在宏观当局的诱导下逐步释放，而是在短时期内爆发，资产泡沫也迅速破灭）。
二、银行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对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的影响：以银行体系为分析的基点
（一）银行不良资产紧缩性效应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
1.由于挤压正常资金运用所形成的紧缩性效应
银行不良资产余额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在银行的资产中，不断有原有的贷款或者新发放的贷款在企业的低效率消耗中固化为滞销库存产品或者形成亏损。尽管这一部分资产依然保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实际上这些不良资产并不能正常周转和循环。由于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相应引发或者伴随了其他的不正常的资金占用，如为了完成利润任务而虚收实缴；为了局部利益形成的或者是为了掩盖高比率的不良资产等形成的帐外不良资产、不良资产高导致的亏损和核销呆帐均需要挂帐等问题，这些问题均会形成程度不同的资金占用，这就需要银行从社会吸收更多的资金来维持帐面的平衡，维持正常的流动性。
在引入不良资产问题的情况下，从银行维持流动性的角度看，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必须满足以下关系式：
A1－A2+A3＝B+C+D+E+F
其中：A1为存款余额；
A2为存款支取；
A3为其他资金流入；
B为正常的贷款投放；
C为不良资产占用；
D为虚收实缴等因素造成的资金占用；
E为中央银行准备金和正常的备付金、在途资金占用；
F为其他资金占用。
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如同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贷款一样，在高额不良资产的威胁下，银行越来越依赖于吸收新增的存款，来维持正常的资金运转。在一般条件下，A3的流入较少，银行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新增的存款（即A1－A2）。这一方面要求存款总量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需要维持居民稳定的储蓄倾向，避免出现由于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等引发的信心危机，造成居民的挤提行为（即A2突然膨胀）。
从资金运用的角度看，在一定的货币政策环境和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下，E和F两项所形成的资金占用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其上下波动的幅度和主动调整的余地并不大；C和D两项所形成的资金占用在银行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刚性，不良资产以及相关的亏损挂帐等一旦形成，就需要支出相应的资金。在扣除上述各项占用以后，银行才能根据资产负债比率管理的要求，将资金根据一定的比率用于正常的信贷投放。不良资产的存在，必然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信贷投放的资金；不良资产的不断扩大，显然会挤压可用资金，进一步缩小了可以用于信贷投放的资金的余额。在一定的存款规模下，不良资产越高，可用于信贷投放的资金越少，这就相应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客观上起到了紧缩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不良资产所具有的紧缩作用使宏观金融调控当局刺激经济的努力大打折扣，预期的政策目标与实现的调控效果之间的偏差明显扩大。
2.由于扩大利率差所形成的紧缩效应
即使是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存贷款利差依然是银行体系的主要利润来源，我国金融体系的利润来源更是90%以上来自于存贷款利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利差的大小是反映金融机构运营效率的重要指标；能够以较小的利差维持运转并获得盈利的银行必然是竞争力高的银行。高额不良资产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收益，为了维持银行正常的运转，就必须努力扩大利差来增加收益，以使银行在帐面上恢复盈利。利差扩大，表现为存款利息偏低、贷款利率偏高，这一方面是对存款人应得收入的掠夺，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另一方面使贷款利率相应提高，必然对投资活动形成打击，这就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下，由于不良资产而导致的利差扩大相应形成了紧缩性的宏观效应。
（二）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在宏观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会有所放大
从银行资金运用的角度看，在宏观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不良资产所具有的紧缩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如果经济增长率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下滑，生产、消费、投资都必然会随着向下调整，这样，企业的经营效益就难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在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负债率高的环境下，能够迅速地通过企业间、企业与金融系统间的债务关联效应，将经营风险向金融体系转嫁。这就使得金融体系一方面难以盘活旧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还会继续形成新的不良资产，放大了不良资产对于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的挤压作用，导致银行资金周转不畅；在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资金周转的不畅进一步使社会总需求趋紧，从而相应放大了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
从利差波动的角度看，宏观金融调控当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常常以降低利率为重要手段，但是为了维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和基本的帐面收益，在降低利率的同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利差，这意味着较高的贷款利率和较低的存款利率，从而影响了降低贷款利率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作用的正常发挥。
（三）不断扩大的银行不良资产是制约扩张性货币政策发挥预期作用的重要因素
1996年以来，鉴于宏观经济一直处于下行阶段，宏观金融调控当局根据金融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扩张性特点的货币政策，如先后六次降低了存贷款利率，在合并法定准备金和备付金帐户的基础上大幅调低存款准备金等等，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现实的调控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扭转。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国家转而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才初步取得较好效果。
关于宏观金融调控为什么在1996年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已经引起经济金融界的深刻反思。有不少制约宏观金融调控扩张性政策效果实现的因素已经引起关注，如国有银行的内部约束机制逐步强化、企业间的财务约束关系逐步硬化、紧缩性市场预期的影响、利率结构的扭曲所具有的紧缩效果等，但是，不良资产的存在及其扩大所具有的紧缩效应（主要包括挤压正常资金运用和扩大利差所形成的紧缩效应）并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说是被理论界有意识地回避和忽视。而在事实上，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这种紧缩效应被放大，必然制约了扩张性宏观金融调控政策效果的发挥。
三、银行不良资产的干扰效应对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的制约：以社会资金运行状况为分析的基点
各项宏观金融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通常要求在金融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或者指标变量、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同时，银行体系是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信号的主要传导渠道，宏观金融调控的有效实施需要银行体系能够根据宏观政策意图扩张或者收缩资产负债总量。从社会资金流动的角度看，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必然会破坏各项宏观调控目标和经济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干扰宏观当局正确及时地判断经济金融运行态势并采取调控相应措施；银行体系在形成较高的不良资产后，其市场行为会发生变异（如维持流动性过度依赖于新增存款、维持帐面盈利过度依赖于扩大利差等），这种市场行为的变异必然会干扰中央银行政策意图的落实。我们将银行资产所具有的这种宏观效应称为干扰效应。
银行不良资产的干扰效应最为集中的反映在银行不良资产对金融政策变量相对稳定关系的干扰方面。具体来说，这种干扰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行不良资产与货币作用效率比率。作为从宏观上衡量货币作用效率的基本指标，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越低，在一定的金融货币化金融化程度调节上既定经济总量对货币需求越小，货币的作用效率就越高（注：王广廉：《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38～177页。）。在社会资金的运行中， 由于不良资产的存在和扩大，使得一部分资金固化为企业的滞销产品或者形成损失，推动既定经济总量所需要的货币量无疑会更大，这就必然相应扩大了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降低了货币的作用效率，制约了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的提高。
2.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相关率。如果引入不良资产，则金融深化理论中的金融相关率的现实意义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深化进程明显推进，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相对于社会总产出的比重大幅上升，金融相关率（即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同期GNP 之比）明显上扬。从国际范围比较，我国的金融相关率目前已经超过中等发达国家韩国1988年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的水平。从金融深化理论的角度看，一般而言，金融相关比率越大，经济运行中储蓄与投资分离的程度越高，外源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金融活动的能力与规模相应越强，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应该越强。不过，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达到金融相关率所显示的水平。如果引入我们所分析的银行不良资产及其成因，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也表明中国的企业部门更多地依赖借入资金，依赖银行部门，以高负债、低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扩张，在低效率使用银行的信贷资金、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泡沫资产后，通过特定的渠道，依然可以继续从金融体系获得金融支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的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在转轨经济中，如果考虑到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则由于企业部门对银行体系的高度依赖，以及低效率使用银行资金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必然会虚假扩大金融资产总量，提高金融相关率，从而放大了金融深化的程度，干扰了宏观调控当局对于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正确判断。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银行不良资产在虚假放大金融相关率的同时，还由于其对资金的消耗和对资金真实成本的扭曲等而抑制金融深化的推进。
3.银行不良资产与货币结构比率。从国际范围来看，随着各国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和金融效率的提高，总货币（货币加上准货币）会不断增长，但是其在金融资产中的比值会相对降低，在货币总量中，货币所占的比例或者货币与准货币的比率也会逐步下降。但是，由于银行不良资产固化并损失了部分信贷资金，在以间接性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和企业对银行信贷高度依赖的背景下，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必然会抑制总货币与金融资产总值比率的下降；由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的贷款投放需要依赖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国有银行体系持有的高额的再贷款就是一个证明），因而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和扩大会增大银行体系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依赖（这也是所谓“金融倒逼机制”的一种表现），从而也会抑制货币与准货币比率的下降。
4.银行不良资产与货币乘数。作为货币供给总量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比率，货币乘数反映了金融体系放大基础货币的能力，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效率，一般来说，货币乘数越大，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越高。金融体系中不良资产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使得金融体系对企业的贷款扩大更加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支持，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过程中的漏损，使得一定的基础货币通过金融体系所能够创造的货币总量明显降低。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银行不良资产抑制了货币乘数的提高，同时银行不良资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宏观金融调控当局对于货币乘数波动规模的把握更为困难，增大了宏观金融调控的难度，从而相应降低了宏观金融调控的效率。
5.银行不良资产与国内银行资产的增长。国际经验表明，由于不良贷款的分类不准确、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贷款的展望和重组、利息的资本化等，使得国内银行体系的资产增长与实际部门效果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掌握。（注：林捷瑞恩：《银行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第70～7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这一现象在我国金融界同样存在。
四、银行不良资产制约下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的提高
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的重要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银行不良资产宏观效应的研究并不深入，有时考虑到不良资产问题的敏感性而有意回避，但是，在银行不良资产的制约下，宏观金融调控效率不断下降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银行不良资产所可能带给宏观金融调控的影响，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调控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
从企业角度看，银行的不良资产在降低有效供给的同时，还放大了总需求。在经济运行的上行阶段，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胀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上行阶段，宏观金融调控目标的制定和实施要充分考虑到银行不良资产的作用；在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比较平稳时，要逐步采取措施（如向银行体系注入资本金、发展资本市场以分散银行体系的融资压力等等），引导银行不良资产导致的通胀压力的逐步释放。
从长期来看，促使企业运行效率的提高，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保证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顺利运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是逐步消化银行不良资产导致的通胀压力的根本措施。
（二）调控银行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
面对银行不良资产的紧缩效应及其在经济下行阶段的放大特征，宏观金融调控当局在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时，要充分考虑到不良资产的存在及其不断扩大对可用于正常发放贷款资金的挤压作用，在不良资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和控制时，不能对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寄予过大的期望。事实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就刺激经济增长而言，财政政策较之货币政策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为了抑制银行体系的高利差所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由于我国依然保持较强的利率管制，中央银行在调整利率时，不仅要注意调整一般利率水平，还必须注意利率的结构和利差的变动，一方面要保持一定的利差以维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因利差过大而抑制了投资活动和储蓄活动。从根本上说，高利差带来的紧缩效应的抑制和消除，要依赖于整个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这需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金融体系的商业化进程。
（三）调控银行不良资产的干扰效应
银行不良资产的干扰效应为宏观金融调控当局准确、及时地判断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态势增大了难度和“噪音”，因此，在进行宏观金融调控决策时，不能拘泥于传统的金融控制目标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而要充分考虑到银行不良资产所可能带来的干扰，客观把握银行体系在形成较高的不良资产后所可能发生的市场行为变异（如过度依赖新增存款维持流动性，过度依赖于扩大利差维持帐面盈利等），并相应采取调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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