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的数据_溢出效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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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3-081223-1148

随着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服务贸易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时间短,开放程度低,遏止了中国服务业国际化的步伐,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没有显现。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服务业不断开放,服务贸易日益增加,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对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Rivera-Batiz and Rivera-Batiz(1992)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通过模型分析后认为,商务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下游产业(即以商务服务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1]。

OECD(2006)系统研究了服务市场开放对技术转移或扩散的积极影响。研究认为,服务市场开放是技术扩散的最重要途径,不仅为进口国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还降低了进口国的技术进步成本,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对技术吸收国来说,服务贸易的模式3和模式4是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结论表明,服务市场开放引起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能够促进包括开放的服务部门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从而可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总体讲,研究中国服务贸易问题的很少,另一方面,在实际建模时往往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变量。因为对于不同的国家,如果从某一时点同时实行同样的开放政策(用政府规制程度度量),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可能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经济表现好,而有的表现很差[2]。

Hoekman(2006)研究认为,在开放条件下,服务将是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获得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者服务,如金融、电信、运输、分销服务等。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服务业落后国家则可以通过引进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基础服务领域的FDI来发展,从而提高该国的经济绩效[3]。

国内学者就服务贸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多,但普遍忽略了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两种服务贸易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已有的国外研究表明,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恰恰是导致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力。本文利用中国最新数据就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溢出进行实证分析。

二、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分析

服务贸易包括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贸易模式,其中,商业存在的贸易方式与跨境提供的贸易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跨境提供与商品贸易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而商业存在必须通过服务业FDI为载体才能实现,这与一般意义上的FDI对东道国的影响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商品贸易和一般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的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可以为分析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提供很好的借鉴。

由于服务贸易具有四种不同的贸易形式,因此与商品贸易相比,其技术溢出的具体渠道比商品贸易要多。一般地,可以分为跨境服务贸易和商业存在服务的技术溢出效应两个方面。

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具体包括:

(1)通过服务业FDI产生的技术溢出。多数基于国别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服务业FDI产生的技术溢出具体途径有:通过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产生技术溢出,即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前、后向联系与当地中间产品供应商或销售商发生联系,进而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的企业产生影响,这是服务业FDI的产业间效应。

(2)通过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里主要指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东道国本地人员流动到当地企业或自己创建公司,从而把服务业跨国公司先进的服务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重要信息带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目前,内外资企业间人员流动的溢出效应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对人员流动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度量十分困难;二是目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服务行业出现的往往是人才的逆流现象,即本土人才反而流向服务业跨国公司。

(3)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产生技术溢出。主要是指服务业跨国公司对相同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引入服务业FDI可以带来竞争效应,从而降低国内服务价格,提高服务质量,能够降低技术溢出的成本。例如,Findlay(1978)认为,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其进入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一种“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使东道国受益[4]。

跨境服务贸易又包括:直接通过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产生技术溢出和通过技术贸易等途径的技术溢出,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商标许可等的技术溢出、自然人移动产生的技术溢出等。

三、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

尽管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多条途径,但是应该看到,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其实更多地取决于服务业市场准入程度,而不是跨境服务贸易流量的多少。由于商业存在服务贸易须以服务业FDI为载体,两者具有密切联系,加上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统计资料又十分匮乏,因此,本文借鉴黄建锋的分析方法[5],采用服务业FDI作为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替代指标,并用服务业FDI占GDP的比重表示(原因是服务业更容易受到国内规则的管制,其开放程度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因此,用服务业FDI占GDP的比重代表一国服务业的开放水平较为合适)。如果分析和验证了服务业FDI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至少可以认为,服务贸易在总体上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具体测定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1.数据选取

我们选取中国服务业1991~2006年的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各期。

△Y/Y代表产出增长率;△Inv/lnv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服务业FDI占GDP的比重;Hr代表人力资本累积速度,用人力资本累积指数表示,具体用各年份各级各类学校新增毕业生中实际新增的劳动力数加权计算得到,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高中毕业、初中毕业、职业中学毕业、小学毕业层次的权数分别取16、12、9、12、6;是商品贸易开放度。用商品贸易进口和出口的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Rd_gdp表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

2.计量及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由表2可知,有些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例如,lnHr与。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75957,lnRd_gdp与、lnHr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722720、0.847584,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消除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以下模型拟合过程中我们将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数理分析。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本文用协整检验验证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协整检验需要非稳定时间序列同阶协整,因此我们先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对模型中的六个变量原序列与一阶差分作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见表3)。

从表4我们可看出,这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从方程的具体回归系数看,FDI[,s_gdp]的系数都大于0.2,这表明若服务业FDI占GDP的比重上升10%,则经济增长率将提高2%以上。由于服务业FDI作为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替代指标,则该系数间接代表了商业存在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因此推断,商业存在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从系数值看,样本期内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原因主要是我国服务业的开放较晚,直到2001年加入WTO后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速度才得以加快,因此,整个样本期(1991~2006年)间,商业存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低。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商品贸易开放度、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产出增长率之间也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以上计量结果可知,服务贸易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开放较晚,效应并不显著,随着中国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其效应会日益显现。

因此,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国内技术进步,进而转变出口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策建议有

1.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并逐步向价值链的高端提升。服务外包是近年来世界服务贸易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与信息有关的服务的可贸易性增强,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跨境提供方式参与服务贸易创造了新的机遇。对于中国这样电信基础设施状况比较好、专业人才比较丰富的国家来说,有潜在的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为了把握服务外包的机会,我国应该采取相关配套措施完善基础设施、完善法律管制框架、提高研究与开发能力、建立和完善服务质量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此外,尽管服务外包更主要涉及跨境支付这一服务贸易形式,但为了促进服务外包,也需要放宽自然人流动的限制,包括签证管理程序、资格互认、居住要求等。

2.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品增加值,改善贸易条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研发投入实现技术进步是不够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商品进口(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品如机器设备)还是服务进口,都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国的技术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地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努力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积极引导服务业FDI的产业投资方向,改善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结构和水平,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商品进口和服务市场开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提高出口产品的增加值,不断改善贸易条件。

3.培育人力资本。要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作用。近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服务业跨国公司岗位培训、干中学等途径使得我国服务业领域的人力资本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只要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和用人机制,就有助于人在外企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流动,或有助于新型服务企业的创建,并能够通过人才的流动实现社会生产率的提高[6]。

4.服务业的开放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服务市场开放仍应遵循“循序渐进、有选择、有重点、有层次开放”的方针。少数服务业部门刚刚起步,发展规模和层次极低,国内服务业企业的竞争能力很差,因此对这类服务业部门,应考虑在国内相关企业得到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再行开放,这样既能突破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以便于有效利用服务市场开放中的技术溢出,同时也防止这些服务业部门遭受国外强大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对于多数服务业部门而言,由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服务市场开放会带来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方式的优化。

注释:

①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总协定》确立国际服务贸易包括四种模式:1、过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文中的模式3和模式4即指的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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