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创业研究的学术贡献及其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及其应用论文,贡献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业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
虽然Schum Peter等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创业和企业家的贡献，并呼吁关注创业研究，但较长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大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里，创业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知识与技术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1]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见长的大企业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而创业活动和小企业却蓬勃发展，在就业、创新和区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创业问题也开始受到格外的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技术进步发生了特征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创业和小企业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此后，创业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从宏观层次关注创业的经济功能迅速转向从微观层次总结创业活动的客观规律，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首先，创业特质论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关注创业过程的研究主张则受到了重视。长期以来，学术界秉承了Peter等学者关于创业是少数人天赋使然的特殊活动的观点，一直关注“谁是创业者”的问题，试图区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者与管理者以及创业者群体之间的差异，识别创业者在成就欲望、风险承担倾向等方面的独特心理素质，涌现出一批以McClell(1961)、Collins和Moore(1964)、McClelland和Winter(1969)、Brockhaus(1980)等为代表的专门研究创业者特质的学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创业研究的重要流派——特质论派。特质论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挖掘成功创业者所具有的品质或特质上，其基本观点是创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特质甚至天赋。随着种群生态理论对创业研究领域的迅速渗透，创业研究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个体在组织中的地位，而不是个体的特质决定其能否发现机会并实施创业活动(Carrou等，1982)；二是技术或人口特征等宏观因素变化能较好地反映国家或地区组织诞生率的变化，而战略、组织和管理等微观因素则能更好地解释新企业的存活率。[3]Gartner(1988)在系统总结创业特质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关注创业者特质的研究是没有出路的，并且提出了创业研究应该关注创业者行为并努力总结创业过程规律的主张。[4]此后，创业研究开始从关注创业者特质转向关注创业过程，从把创业视为随机性偶然事件转变为把创业看作可以管理并必须加以管理的系统性活动过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创业研究的发展。从此，创业研究更加关注组织、过程、行为等问题，创业活动有其内在规律并可管理的思想也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管理理论突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为研究对象、旨在帮助企业实现扩张和发展的研究框架，开始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活动，并从创业活动中探寻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管理学研究的范畴(参见图1)。
图1 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创业研究
其次，有关创业行为特殊性和内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研究表明，创业者在意图形成、机会发现和开发等的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某些独特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创业行为和新企业生成过程。创业意图的形成处于创业过程的前期阶段，是决定创业者是否进行创业活动的关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创业者为什么会创业”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者们把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的风险承担倾向，但后续研究并没有发现创业者、管理者、一般人群在风险承担倾向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显示，创业者敢于承担风险，但绝不是冒险的赌徒；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很善于规避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重新从认知角度去总结创业决策过程的规律。Kahneman和Tversky(1974)进行的“直观推断”研究为揭示创业意图的形成机理奠定了理论基础。[5]他们认为，创业者的直观推断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充当了简化复杂环境的角色；如果没有创业者扮演这种简化角色，那么很多创业行为就不会发生。[6]
在机会识别阶段，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业者之所以能够发现别人无法发现的机会，是因为他们更善于观察生活和发现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并迅速解读这些需求背后所隐藏的商业价值。Shane(200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者并不是通过主动的搜寻来发现机会的，而是碰巧通过某些途径接触到了新的信息，并且能够认识到新信息的价值。[7]不过，这种发现机会的方式，与传统上通过SWOT分析来发现机会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更强调创业者的主观创造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融合，而并不是只注重个体优势与客观现实的匹配。Ardichvili等(2003)认为，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水平受到某些个性特征(如创造意识和乐观态度)、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和经验、社会网络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的匹配有助于创业警觉性水平的提高。[8]
在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中，创业者会受到高度的资源约束，不可能直接套用管理成熟企业的手段来实现创业机会的商业价值，因而不得不采取一些独特而有效的行动来开发创业机会。于是，创业者的行为和战略特征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探索之后，学者们发现超前行动、即兴而作(improvisation)和对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bricolage)等是创业者经常采取的策略，并且把创业研究推向创业行为层面。尽管超前行动等术语来自于其他研究领域，并非由创业研究所原创，但却有助于解释在资源强约束和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的创业行为(参见图2)。主流管理理论经常提到这样的情境，但从不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Corbett(2006)的文献整理。
图2 不同情境下的行为策略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副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教授的学生Sarasvathy博士在上世纪末针对创业行为提出的手段导向理性理论(effectuation theory)。Sarasvathy在分析企业创建过程时发现，创业者的创业决策不同于既有企业的管理决策，既有企业的市场是已经存在的，并且有现成的资源、网络和顾客，而创业者在这些方面几乎都要从零做起。那么，创业者是如何决策的呢？尤其是对有经验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在决策时是否会做出与众不同的表现？Sarasvathy(2001)运用实验研究法对30位创业者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手段导向理性(effectuation reality)与目标导向理性(causation reality)在问题界定和解决过程以及决策原则和整个逻辑等方面都存在差异。[9]此后，她不断深入探讨两者的区别，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参见表1)。Sarasvathy博士的这一理论观点有可能是创业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并对管理学教材长期讲授的“目标设定、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流程发起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提炼创业导向的基本维度。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是从有关创业精神、创业型组织等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一个基本维度，Miller、Lumpkin和Dess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业导向源自于战略研究学者对战略决策模式的研究，战略决策可以由不同的维度构成，不同的战略决策维度又构成了不同的战略决策模式，如适应型、计划型和创业型等(Mintzberg，1973)。Miller和Friesen(1978)提出了战略决策的11个维度，其中包括产品—市场创新、适应、整合、超前行动、风险承担等。[10]Miller(1983)提出了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并将创业导向归纳为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三个维度。[11]Lumpkin和Dess(1996)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创业与创业导向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创业与创业导向并不是—回事，创业强调内容，关注应该创立什么事业；而创业导向则强调程序，注重创业过程、实务与决策活动。超前行动对于创业导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创业的实施，具有超前行动倾向的创业者通过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完善自己的创意，率先对创业机会进行市场化和资本化，从而获得竞争优势。[12]除了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之外，Dess和Lumpkin(2005)还提出了创业导向的另外两个非常有价值的维度，即自主性(autonomy)与竞争积极性(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经过多年的研究，Lumpkin和Dess把创业导向定义为企业据以识别和进行冒险活动的战略决策实践，它代表企业关于公司创业的观念体系和心智模式，并且体现在企业的一贯实践和文化中。[13]
创业导向概念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创业导向问题是国内创业领域研究最为深入的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试图结合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创业导向的基本维度，围绕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并且一致认为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由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等维度构成的创业导向对提升企业绩效和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为管理职能和手段的创业化(如创业型战略、创业型营销、创业型领导等)奠定了理论基础。创业导向研究吸收了创业研究的成果，并把创业研究成果积极推广到大公司和大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不仅使得创业研究在学术层面融入了主流管理研究领域，而且还把创业研究成果融入了主流管理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成熟企业(包括大企业)为了适应信息化的新环境，积极开展组织和管理变革，追求创新、灵活性、承担风险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而管理职能和手段的创业化以及公司创业实践等可能是信息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参见图3)。
二、创业研究学术贡献的来源
图3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大企业管理变革
创业研究做出学术贡献的前提是创业情境和活动的特殊性(参见图4)。与已有企业所处的情境相比较，创业情境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与环境不确定的特点。一方面，相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创业者更清楚创业前景及其团队能力和承诺水平等多方面的真实情况。为了保护创业机会的潜在价值，创业者也会有意向外界隐瞒一些关键信息。[14]另一方面，创业是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活动，创业者对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如何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市场和竞争对手如何反应等关键问题的判断结果事前难以预测，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10]在信息高度不对称与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博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已有理论难以解释和预测的现象。创业活动也不同于既有企业的一般经营活动：创业是旨在克服新进入缺陷，在资源高度约束的条件下创建新企业并确保其成长的行为(杨俊等，2007)；而一般经营活动往往则是在克服成熟负担和资源冗余的条件下更新、维持和强化组织惯性的行为。
图4 创业情境和活动与一般经营情境和活动比较
图5 创业研究发展脉络
科学知识的积累有赖于人类在特定范式指引下进行的积极探索，而范式的产生则依赖于对现象本质的把握(Kuhn，1963)。尽管创业情境和活动的特殊性有可能为发展现有理论甚至创立新的理论提供宝贵的研究空间，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质论派片面地把情境和活动独特的创业归结为少数人天赋使然的特殊行为，抑制了创业研究为管理理论做出学术贡献的能力，从而导致创业研究沦为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的附属品。特质论派放弃对特殊现象的探索而片面追求创业者特质的做法不利于解释日益频繁的创业现象，更谈不上反映创业现象的独特性进而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了。克服特质论研究的不足，并转而关注创业者行为和总结创业过程的规律，是创业研究的一大历史性转折，本质上意味着创业研究开始关注创业现象本身，是创业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提。因此，创业研究朝着行为和过程方面的转向和深化，为其自身获得发展和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总结过去20年的创业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创业研究越来越关注创业现象，从简单描述创业过程逐渐发展到深入揭示创业过程的内在机理，呈现出相对清晰的演进脉络(参见图5)。
随着创业研究不断向微观层次的深化，创业现象开始吸引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积累了大量累积性知识碎片，有关把创业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强烈。[15]注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也是创业研究取得进展并有所贡献的重要原因。微观层次的创业研究吸引了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许多学者致力于创业研究，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视角来审视创业现象，包括认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制度理论和战略理论等，并把各自领域的模型和概念运用于创业研究。他们不断质疑创业研究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合法性，认为创业热潮仅仅是时代特征的产物，是利用已有组织、行为和战略理论就能够得到很好解释的“新现象”。相关研究往往机械地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过分强调运用定量方法来描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理论构建工作。[16]不过，他们的研究也的确丰富了创业研究的内容，为创业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视角，有利于促进创业研究与主流管理学研究的融合和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理论，而且有助于识别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创业问题，[17]如新企业并不等同于新创建的小企业。Gilbert等(2006)在系统梳理有关新企业成长的研究成果以后发现，尽管组织和战略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企业绩效表现存在高度差异的原因，但却难以从根源上揭示少数新企业为何能够在存在新进入缺陷、资源约束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实现快速成长。他认为，创业研究必须对新企业成长的实现路径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剖析创业过程的行为和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18]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著名管理学者开始关注创业研究。例如，管理大师Drucker呼吁关注创业型经济，著名战略学者Miller和Dess等也在关注创业问题，并推动了公司创业和创业导向研究。近年来，资源基础理论的代表人物Barney教授也在关注创业研究，希望从创业活动中发现独特资源的来源，并从理论层面去探索创业企业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创业租金和竞争优势来源等深层次的问题。在Barney教授的倡导下，西方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股超前研究力量，其中有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就开始从事创业研究的青年学者，也有主流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他们试图总结“创业企业理论”(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firm)或“企业创业理论”(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firm)，并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他们的研究必然会深化、补充、挑战、修正已有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促使主流管理学者去深入探讨新时期企业竞争优势来源这个深层次的问题①。
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也有助于创业研究从由现象和问题驱动向由理论驱动的范式转变。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尽管创业研究文献飞速增加，新的研究主题不断涌现，研究视角与分析层次也日益多样化，但仍未能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能得到普遍认可的解答，没能像想象的那样给其他相关领域造成实质性的知识冲击。由于长期受特质论的影响，微观层次的创业研究一直停留在抽象并解释创业领域特殊现象或问题的层面，如为什么有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发现并把握住了机会；机会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由创业者创造的；缺乏资源的创业者如何整合创业所需的资源；大多数创业者以失败而告终，但为什么少数创业者能够取得成功；等等。这种由现象和问题驱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要促进创业研究自身的学科发展，还必须向理论驱动转型。
另外，理论是情境依赖、现象驱动的，任何理论都起源于对不可知现象的抽象与提炼，或者提出崭新的研究问题，或者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或解释逻辑(Weik，1992)。Sarasvathy和Baker博士等所代表的西方新生学术力量从已有组织与战略理论的视角审视创业现象，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业情境与活动的特殊性上，力图寻找隐藏在特殊性背后的规律，从而形成了以手段导向理性、对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等为核心构念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已经对主流管理理论形成了挑战，并开始从基于实践观察的理论构建(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是基于案例分析的理论构建)转向以普适性为导向的理论发展和检验。近期，美国《创业研究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刊登了聚焦于创业者、手段导向理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系列实证研究论文。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随着相关实证研究的深入、相关构念可操作性的提升以及前因后果逻辑关系剖析的深化，创业研究将会奉献出新的理论，并做出更加突出的学术贡献。
三、严谨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推动创业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尽管在创业研究能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张玉利，2007)，但从最近的研究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创业研究必将在创业决策、创业行为等方面丰富管理学知识，并进一步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创业活动的调研严谨扎实。创业研究活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缺乏数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缺乏有关新企业创建前活动的数据资料。美国学者Reynolds教授倡导并推动实施的创业动态跟踪研究项目②(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PSED)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项目以成人群体(18～64岁)为总体样本，采用随机抽号的家庭电话访谈方法，抽取有代表性的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从1998年到2001年，PSED项目连续三年每年对同一些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进行一次跟踪调查，采集到了丰富的原始数据，不仅弥补了长期制约创业研究的数据收集难的问题，而且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设计方法。在PSED项目的推动下，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05年，已累计发表80余篇相关文献，其中有著作、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研究报告)，也提高了我们对创业过程中创业行为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杨俊等，2007)。目前，该项目在美国已在进行第二轮的跟踪调查工作。著名创业研究学者Davidsson率领其研究团队在澳大利亚启动了类似的项目(简称AuPSED)。值得注意的是，AuPSED项目不仅关注创业活动，还特别重视创业主意的产生和变化以及创业者的创业资源状况等问题，并试图运用Sarasvathy博士提出的手段导向理性、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等理论观点来收集和处理数据。
另一方面，学术界仍在积极探索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既然创业情境和活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研究层面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一些适合创业现象研究的方法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认可和采纳，这一点也迅速在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中得到了体现。阅读近期发表的创业研究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不少方面的变化。首先，创业是一种时间动态性活动，个体特征和环境节律(environmental rhythm)影响着创业者对创业过程行为顺序及时间安排的心理决策。在实践过程中，创业者会相机进行调整并选择象征性里程碑式事件(symbolic milestone event)以取得创业成功。[19]也就是说，与单纯考察要素与结果以及活动与结果关系的做法相比较，挖掘活动与活动之间、要素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有助于揭示创业绩效的成因和创业活动的内在机理。作为有助于揭示要素与活动之间动态变化及其作用关系的分析手段，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创业研究中，这种方法更加重视对创业活动客观事实的分析和量化研究。其次，理论研究大多侧重于回答“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创业研究借助定量研究范式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回答“如何”问题的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包括扎根理论、关键事件分析法、案例研究实验法等在内的定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借助于这些更加适合回答“如何”问题的研究方法，创业研究在揭示机理方面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进而在创业者决策、创业学习、资源整合等方面揭示创业成功的内在规律和机理，而这必将帮助企业在信息社会的环境中找到有利于提升竞争力的竞争优势来源。
我国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描述和检验创业过程不同要素间关系的水平上，相对而言有关创业活动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创业要素对不同创业活动间作用关系的影响等机理层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研究仍采用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定量分析法，而对有助于挖掘创业情境、行为与结果关系的定性分析方法仍不够重视。尽管清华大学GEM项目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创业活动的发展趋势及其分布状况，但却难以在微观层次上刻画创业过程中的要素与活动间的作用机理。如果在借鉴美国PSED项目的基础上，开展我国情境下的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那么必将能够推动国内创业研究朝着揭示创业过程机理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开展国际比较研究，进而从微观层次总结我国创业活动的规律。在定性分析方面，南开大学近期组织召开了“2008创业案例研讨会”。尽管会议交流论文在分析深度、分析方法与研究设计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但是，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助于引导国内学者去重视案例、访谈等定性研究分析方法，有助于弄清哪些创业问题适用定性分析方法，并阐明如何科学地利用定性分析方法来构建创业过程理论等基本问题。相信我国的创业研究者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在如何采用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开展本土化研究的问题上实现重大突破，并以更快的速度参与国际创业研究对话，为创业管理理论的构建和完善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四、对学术贡献的利用
学术研究必须注重创新和贡献，但是，我们还必须把学术贡献应用于实践，这在国内鼓励创业、强调以创业带动就业、全面推动创业教育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在这方面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加大创业研究的力度和深度，是创业研究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前提。创业研究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会进一步推动创业研究向纵深发展。我国的创业研究在继续密切跟踪国外创业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应当体现创业活动的中国情境。我国活跃的创业活动与改革开放紧密相关，吴晓波先生撰写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勾勒出了我国创业活动变化的轮廓。《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在评论吴晓波的这本书时说道：“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所有重大机遇几乎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有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来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在探讨我国创业机会问题时，必须关注政治变革与政治资本，国有资本、外国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博弈，创业者、政府官员与科研人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等问题，因为我们不能简单用转型或转轨来概括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的创业研究还必须在充分注意我国创业现象和活动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创业机理的研究，这将更加有助于剖析我国的创业活动，并拓宽我国转型经济不同于西方成熟经济且能贡献于理论构建的研究空间。
其次，设法提升创业者及其创业团队的创业技能。放弃特质论并不意味着全面否定创业成败取决于创业者天赋的观点，当下的创业研究也承认创业者的作用，并关注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等因素。但是，放弃特质论并转而关注创业活动本身，确实能帮助我们认识创业活动的内在规律，发现创业活动中的关键要素，并总结创业者在机会识别、资源整合、创业决策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而帮助我国的创业者提升创业技能。学术界必须及时把创业研究成果应用于创业教育，通过编写教材、开展创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让更多的创业者和创业服务机构人员(如孵化器的工作人员)了解并掌握创业知识。这一点在我国创业活动日趋活跃、创业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但创业失败率普遍偏高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大力推动创业环境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如何发挥民间力量、鼓励创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试验。尽管宏观调控、外资引进、国企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在客观上导致我国的民营企业处于被边缘化的劣势地位，甚至逼迫一些民营企业戴上了“红帽子”，但不可否认，创业活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我国的创业宏观环境也在不断改善。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的重点也已经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规范市场经济建设，实现科学、和谐的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当今改革的重点。经济环境建设也必将从重视投资环境向重视创业环境转变，而创业环境建设也将从重视宏观政策向重视微观环境(包括服务体系建设等)转变。微观层次的创业环境建设必须体现创业活动的内在规律和为创业者服务的基本特征，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结束语
作为新兴的学科领域，创业研究在过去20年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研究创业现象及其特殊性、透过创业现象挖掘创业要素的作用机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不少原创性理论观点开始进入理论发展与检验阶段，并对主流管理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决策与行为科学方面会形成新的观点和认识，而侧重于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研究则有助于挑战、补充或更新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理论等成熟理论的基本假设或理论前提。创业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学术贡献来自于西方国家，我国制度转型以及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为进一步深化、检验、修正和完善创业理论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所，而这必将为我国的创业研究创造宝贵的机会。在重视企业生命周期前端、深入到创业行为与过程层面、挖掘我国创业情境的特殊性、依托科学的研究设计方案与方法等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理论驱动型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揭示和把握我国创业活动的规律，而且能方便我国创业研究学者与国外同行的对话和交流，进而在创业管理理论的构建、发展与检验方面融入中国元素，并为创建具有普适性的创业理论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本文的有些观点取自于该项目的申请报告，本文作者在此要感谢该项目的研究团队。
注释：
①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张帆的《有前途的创业型企业的契约性质探讨》，2008年第8期《外国经济与管理》。
②详细资料可浏览网站http://www.psed.isr.umich.edu/main.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