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走向地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地理学论文,宋代论文,之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种经典的诠释与理解不仅是对古代圣贤传统的膜拜与遵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各种“学”问推进与创新的基础，始终处于古代学术的兴趣中心。对于两宋时代的士大夫而言，《禹贡》作为儒家经典《尚书》之一篇，并非局限于上古圣贤的传统，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方面，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①
从北宋建国至真宗朝，基本奉行汉唐经学。至于仁宗庆历间，刘敞《七经小传》，尤其是王安石《三经义》流行之后，对汉儒经学提出挑战，发明新说。王应麟曾引陆游之言述有宋一代经学：“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② 今人多认同此说，以为庆历学风开创了宋学的新时代。其对《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根据伪古文建立理学，宣扬“道统”，鼓吹“心法”，提高《尚书》的学术思想性；二是对《尚书》做出新解，纷纷撰述，造成《尚书》著作的繁荣局面；三是对伪古展开疑辨。③ 而具体争论之核心，四库馆臣以为：“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④ 刘起釪先生指出，由于宋学注重以经文探寻经义，很自然要对这些重要篇章进行研究，故宋代《禹贡》之学视前代特见盛行，对于山川地理的“聚讼”，成为一代特色。⑤
《禹贡》山川地理所在虽为宋儒聚讼对象，然其对《禹贡》之认识却并不局限于此，大体与两宋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在北宋，多将《禹贡》目为治水之学，这与北宋河患频繁密不可分。至于南宋，在将政治、文化之寓意寄托于山川考辨之中的同时，更注重从地理学之角度加以审视。前者自与靖康南渡之痛有关，而后者则为当时学术发展所驱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深植于两宋“疑经”与“理学”背景之中的《禹贡》之学，其发展与演变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两大学术思潮的影响，⑥ 本文不为深论，仅从地理学史的角度对宋代《禹贡》之学的变化略作条理，以窥探古代经典对各时期专门之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一、北宋《禹贡》之学——以水学为核心
河患于北宋为烈。开国之初的太祖朝，乾德二年（964），河决东平，七州之地罹水灾；三年秋，开封府河决阳武，澶州、郓州亦言河决；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以士卒数万人治之。开宝四年（971）十一月，河再决澶州，泛数州；五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治之。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977）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⑦ 几乎两三年一大决。
如此频繁猛烈的河患，宋太宗甚至将之与北方的契丹等而视之。雍熙三年（986）八月，河北营田使樊知古请修北方城池物资时，宋太宗曾感叹：“万里长城岂在此。自古匈奴、黄河世为中国患，朕即位以来，疆場无事则有河堤之役。近日边烽稍警，大河寻即安流，此盖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厉。”⑧ 在宋太宗看来，治河与对辽国的边防是同样重要的国是，并且其语气中多少流露出消极无奈的态度。
此后，河患之深，也一直被北宋君臣视为政治之核心。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宋仁宗曾在诏书中指出，“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⑨ 而哲宗元韦占年间河议纷争之时，彭汝砺在上奏中强调：“河事利害半天下，上系宗社，下系数十州人命。”⑩ 当时北方著名学者徐积与友人纵论天下事务，亦将治河看作“天下之大事，方今之急务”。(11) 由此可见，河防对北宋政治与社会影响之重大。(12)
在这种形势下，北宋学者治《禹贡》以“水学”为核心：一则从经典求治水之方法，本之以为河议；一则将《禹贡》视为“水学”，从治水的角度诠释经典，二者互为表里。
（一）从经典求治水之方法
开国之初，因河患频仍，宋太祖曾于开宝五年六月下诏求治水之书，“时东鲁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经》十二篇，上闻之，召见，询以治水之道，善其对，将授以官。告固辞父年老，求归奉养，诏从之。”(13) 田告所上之书，初名《禹玄经》，后因避讳而改“玄”为“元”，《玉海》即径直写作《禹玄经》。(14) 田氏所著未见诸家书目著录与称引，其内容如何今人不得而知，不过从其著述之命名，似为阐发大禹治水之奥秘，故推测其论述治水之道应本之《禹贡》。而《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著录有《大禹治水玄奥录》一卷，(15)《玉海》称该书“不知作者，叙《禹贡》治水本末”，(16) 则其内容与田氏所著相类似，推测似为北宋人所撰。另外《玉海》载“《国史志》有孟先所撰《禹贡治水图》一卷”，(17) 今本《宋史·艺文志》经部《书》类著录此书。(18) 这应是依据《禹贡》绘制的历史地理图。孟先，生卒暂无考。《玉海》所云《国史志》亦难确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撰述的基本意图都是探索《禹贡》所隐含的治水奥秘，欲从古代圣贤的经典获得新的启发。
北宋时还有一种《禹贡山川图》，亦以治水为核心。刘敞《观林洪范禹贡山川图》诗有细致的描述：“先生始病学者惑，为画盈尺山川图。职方舆地在眼下，地势天文高下殊……先生当时持此艺，欲以稽古开天意。命乖时背意何为，于今传者为张宜。宜生五十头已白，连蹇不为州郡辟。朝廷何时举行河，合笑平当未精赜。”(19) 据诗句所记，林洪范所传之张宜为刘氏同时人，且年已五十，则林氏《禹贡山川图》或作于太宗或真宗时。而从最后一句推测，林、张所绘地图亦以治水为目标，其对《禹贡》山川的阐释在于解决当时的河患。
由此观之，北宋前期专门注解《禹贡》山川地理，从经典求现实之治水方法，已然为一时之风气。虽然这些著述今皆不传，但都是以经典论现实，对经典的认识充满强烈的现实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宋代经学突破汉唐旧说，发明新义之一端。因为，仅以刘敞与林洪范《禹贡山川图》之关系，即已可见后世所谓庆历经学之新风气，实际上在北宋前期从《禹贡》探求治水方略的学术活动中已经孕育。
除上述专门著述外，宋人河议亦多本之《禹贡》，但不同学者对经典之取向则略有差异，或遵循经文以求经义，或注重经文之大旨以求实际。其中曾巩《黄河》之议论即着力阐述遵循经文以求经义之宗旨，从而得治水之法则，今节引如下：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觉为尤甚……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20)
上述议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对古代经典的认识当作理解现实的根本，历史上各种治水学说的弊端在于“舍经”，探求治水的根本方法在于遵循《禹贡》。二是阐发《禹贡》经文所蕴涵的治水原理，即顺水就下之性，以地形之高下先后，疏导水流之所归；并在此基础上评骘宋建国以来治水之策。三是指出虽然存在古今地理变异，禹迹不得尽循，但是地形高下的原理是一致的，《禹贡》治水之方法依然不可更改，应详加斟酌而遵循。
同为尊经，徐积论治水则并不拘泥。其《送赵漕你》诗序云：“大河利害，形势曲折在公掌中，盖其身至目览心所自得，洞无所蔽。人或泥于九河故迹，公则不然。以为九河故迹不必求也，求所以为九河之意，庶乎得禹之法也。其指在乎顺水之性，因地之势，省役简费，应变者也。”(21) 序言虽为称颂他人之词，亦徐氏夫子自道之语。从序言可知，在当时人河议中，其遵经者有一部分拘泥于探索九河古迹，以疏导大河下流。而徐氏论治河则注重所谓“九河之意，得禹之法”，即在下游多道分流疏导，因地制宜。
徐积论河不仅注重探求经义之大旨，更能实地考察地形，以求治水之实际。他为印证大禹治水方法之正确与否，曾从陕西开始实地考察大河两岸地形，并据地形指出当时河北路、京东路以上，受两岸山地约束，河道较为稳定；而河北、京东路以下，皆为平原，并无山地岗阜地形为之约束，也没有分流之渠道，大河被两岸堤防约束为一道，从而导致大河必决之势，认为治水当“略依古法，分为数道，随其所趋而利导之，宽为河身”。(22) 徐氏所论治水，本质上亦为分疏之法，虽然未能充分考虑泥沙对于河道泛滥之影响，但是对于河道与两岸地形以及堤防之关系，则基本得其实。
北宋时期从经义出发，全面阐述治河策略的当推李垂。其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天禧四年（1020）奏言疏河利害，虽然略有差异，但根本宗旨则是一致的，皆主张分水治河。李垂所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据《玉海》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一卷，其内容为“考古揆今，欲复河之故道”，其图为“导河形胜计功毕工图”，当时已经缺佚。(23) 其书尚有节文见存于《宋史·河渠志》、《玉海》、《长编》，可见其议论之大概，今据《长编》录其要者于下：
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减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径衡漳，出邢、洺，如《夏书》过洚水，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入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匈奴南寇无所入。《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国曰：“河逆上此州界”……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则御敌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赋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侍我边土蔬馑谷饥，乘虚入犯，临时为计则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际，下民轻资疾力而成，实兴利除害之大者也。(24)
与前述曾巩、徐积，包括林洪范不同，李垂之议论虽然同样本之于经义，但却是一完整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治河规划方案。李垂所规划，一本《禹贡》导河之经义，二提出具体分流之措施，三尽力将分流与边防融为一体。对于这一规划，宋廷专门派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进行讨论。任中正等认为，李垂的论述虽然十分周详，但是其规划从滑台以下分河为六支出海，不仅工程浩大难以实现，而且增加六处河口，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堤防，并且河水入滹沱、漳河，容易使这两条河道淤塞，反为民患。朝廷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虽然李垂试图将治河与边防调和，但是反而可能会由于分流入滹沱、漳河，河水带来的泥沙致其淤塞而危害边防，因此最终“其书并图虽兴行匪易，而博洽可奖，望送史馆”。(25)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北宋时期以《禹贡》经义为根本的治水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以分流疏导为治水之主导。
（二）《禹贡》为“水学”
除了在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实践中，从《禹贡》求治水之方法，或本之以为河议外，北宋学者讲求经学时，多侧重于阐述《禹贡》治水之事，将其视为“治水之书”，是“水学”，对《禹贡》经文包含的其他方面则甚少关注。如开创庆历经学新风气的刘敞，在《七经小传》中直接指出：“《禹贡》虽载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书。”(26) 又如欧阳修亦云：“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尧称之曰万世之功也……别四海、九州、山川地形，尽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如《禹贡》之为书也。故后世之言知水者，必本于禹，求所以治之之法与其迹者，必于《禹贡》。”(27) 则当时科举取士中对经义之考察，亦从治水之书的角度阐述《禹贡》。
苏轼《书传》在宋代《尚书》学中占有重要之地位，其对《禹贡》之传疏虽多为逐句注解，较为简略，不过从其对“冀州”的传注中亦能寻得一些端倪：
尧时，河水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尧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兖，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虽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缓也。故次乎扬，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余患，而雍最高，故终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为某州，而冀独否，盖以余州所至而知之。先赋后田，不言贡篚，皆与余州异。(28)
上述传注，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苏轼对《禹贡》认识之基础，其以治水之次序论《禹贡》九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禹贡》经义的理解。这可与苏轼的其他论述相互印证。在一道省试策中，他以《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为题：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余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濡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而不绝……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余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29)
在这篇策问中，苏轼阐述了如下观点，即治水之事应由知经术之臣决策，当时三十余年间无人能兴举水利，是因为水学已亡。苏轼所言已亡之学，实即指《禹贡》之学，并由此而提出应该探求《禹贡》所蕴涵的治水奥秘，以兴水学。而他从中获得的治水要义，以为在于“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两者合而观之，可以看出苏轼对《禹贡》的阐述基本是围绕其所谓的“水学”而展开的。
北宋经学的重要人物晁说之亦着眼于《禹贡》治水之一面。晁说之，字以道，澶州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苏轼称其“自得之学，发挥五经，理致超然，不践陈迹”；(30) 洪迈称其经说“多与世儒异”，其论《禹贡》则云“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31) 明显以治水为《禹贡》本义。而其从兄弟晁补之论河议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讫于宋兴，使有考焉。”(32) 亦本《禹贡》经义为论。又，谢逸论古今之学云：“古人之学也，为道；今人之学也，语言句读而已……读《禹贡》之书，得禹之所以治水。”(33) 则读《禹贡》得治水之义，方得为学之道。可见当时经学中论《禹贡》以水学为核心。
综上所论，无论是从《禹贡》求现实治河方法，以为当时河议之根本，还是从治水的角度阐发《禹贡》经义，皆说明在北宋经学的发展中，对于《禹贡》的认识主要集中于治水之学这一方面。
当然也并非北宋所有的学者皆是如此，如孔武仲所作《禹贡论》即不同，其文云：
九州之分……言贡者八。其言田赋而不言贡者，冀州是也。冀州者，北方之冲会……岂土地之所生皆无足以贡于王乎……蒙以谓内外之势异耳。冀州者，天子所都之地也；余八州者，诸侯所封之国也。诸侯之君各以岁时奉其国之所有以献于王，然后谓之贡，贡者四海之所有而坼内之所无也……至于冀州之域……是皆其所自有之物，何贡之云哉？故夫冀州不称贡者，其势异于余州也……《王制》尝言，县内诸侯之法矣，曰甸服者未尝言贡也。《周官》……王畿之内，则太宰掌其九职，九赋而已，未尝言贡也。推而迹之，其亦与《禹贡》合乎？(34)
与其他侧重于阐述经文治水之义的学者不同，孔武仲侧重于阐发《禹贡》冀州不言贡的原因以及对贡的意涵的阐释。他认为冀州不言贡是因为天子所都，地之所产皆属王所有，为其自有之物，自然不得言贡。所谓贡，应是四海诸侯所有而王畿所无之物。孔氏此说虽非专论，然能不斤斤于治水，在北宋并不多见。(35)
二、南宋《禹贡》之学——学术与政治文化寓意下的山川地理考辨
南渡之后，黄河已非宋人所有，河患也不再是关系王朝社稷的重大问题，因此南宋学者对《禹贡》的认识开始超越北宋时期的治水之学。这种超越在南宋政治形势以及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对《禹贡》的认识逐渐超越经学篇章的地位，从地理之学的角度加以新的审察；二是对《禹贡》的注疏作为专门的学术活动开始兴起，其中以山川地理之考辨为核心，在南宋理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三是《禹贡》阐释中的王朝政治隐情得到一定的重视。试分梳如下。
（一）《禹贡》——从经学之篇章到地理学之成宪
《禹贡》作为《尚书》之一篇，一开始就以经典的身份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为地理学在整个古代学术体系中占据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地位。然而《禹贡》在古代学术体系中的此种位置，似乎并没有将今人所认为的早期地理学传统加以彰显。在汉唐以来的经学传注中，基本只是将《禹贡》当作《尚书》之一章，并非核心问题。其所蕴涵的地理学内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被遮蔽的地理学经典。这种状况虽然在北宋已经逐渐被打破，但是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南宋。这首先应该归功于郑樵和林之奇。
郑樵《通志》云：“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36) 这段话明确强调了《禹贡》的地理学属性与价值，在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地理学中恢复《禹贡》传统的重要意义。虽然《通志·地理略》并没有达到郑樵自己在《通志·总序》中所声称的“准《禹贡》之书而理川源”的效果，但是这一思想在南宋经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郑樵对《禹贡》的地理学属性及其所代表的地理学传统的倡导，经过南宋大儒林之奇《尚书全解》的发挥，在此后的经学中产生巨大影响。
林之奇首先提高了《禹贡》在《尚书》中的地位。他在解释“禹贡”篇名时认为：
《书》……其体有六：曰典，曰谟，曰诰，曰命，曰训，曰誓……苟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可以六体而尽也。故又增而为十：曰贡，曰征，曰歌，曰范……《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无不详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也。(37)
虽然《禹贡》作为《尚书》的一篇，在古代文献和社会生活中一开始就获得了经典的身份和位置，但是由于经典自身及其各个篇章在经学中的地位并不一致，存在地位的尊卑显隐，因此林之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的论断，所提高的不仅是《禹贡》的文体地位，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其在《尚书》乃至整个经学中的地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林氏接受郑樵的观点，首次在《尚书》传注中从地理学的角度阐述《禹贡》经义。如卷7“济河惟兖州”解云：“郑渔仲曰：《禹贡》之书，所以为万代地理家成宪者……”观渔仲此言，所谓得《禹贡》之意，盖由万世而下求《禹贡》九州之分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之高大者定逐州之界故也。”(38) 此外，在卷8“海岱及淮惟徐州”解、(39) 卷9“沱潜既导”解、(40) 卷10“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等处，(41) 林氏又多次强调《禹贡》“万代地理家之成宪”的地位。这不仅突出《禹贡》在经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禹贡》从经学走向地理学。他的注疏与此前的经学家相比，体现出较为清晰的地理学意识，在经学和地理学的发展中有其重要的意义。
林氏之说在南宋有相当大的影响。时澜对当时《尚书》学有如下评论：“《书》说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无虑数十家，而卓然显著者不过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与夫陈氏少南、林氏少颖、张氏子韶而已。程氏温而邃，苏氏奇而当，陈氏简而明，林氏博而赡，张氏该而华，皆近世学者之所酷嗜。”(42) 在上述诸家中，时澜认为林之奇《尚书全解》以广博详赡著称，并与其他各家同为南宋士大夫所推崇。
四库馆臣论夏僎《尚书详解》时云：“宋南渡以后，为《尚书》之学者毋虑数百家，而三山林之奇集解尤见称于世。僎作是书，所采虽兼取二孔、王、苏、陈、程、张氏之说，而折衷于之奇者什之六七。”又云夏氏之书明初洪武年间尚为官学。(43) 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夏僎对《禹贡》的看法多以林氏为宗，如其解“冀州”云：“夫《禹贡》之书，欲别其帝都，故冀州不言经界，异于余州。若夫职方氏奠九州之经界……初不能如《禹贡》别异之，此则职方氏之失也。此《禹贡》之书所以独出于千载之上，而非后世地理家之所及也。”(44) 即全宗林氏之说。由此观之，林氏视《禹贡》为地理学万世之成法的思想，不仅在南宋得到十分广泛的传播，而且通过夏僎《尚书详解》，影响及于明初。
林之奇从地理学角度阐释《禹贡》的思想，在其门人吕祖谦的学术活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吕祖谦作为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所讲《书说》风行当时，然坊间流行之版本繁乱而词语俚俗，吕氏遂委门人时澜重加修订，(45) 即今所传《增修东莱书说》。
《增修东莱书说》今通行四库全书本卷首有《东莱〈禹贡图说〉》一卷，存《唐虞夏商周谱系图》、《诸儒传授〈书〉学之图》等以文字线条为主的表格状图，未见地图。查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增修东莱书说》，该本题35卷、《图说》1卷；存《图说》及卷1至15，共16卷，其中《图说》、卷1至11配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实际所存宋刻仅4卷。该本卷首“图说”部分亦仅有《唐虞夏商周谱系图》、《诸儒传授〈书〉学之图》，及《东莱先生〈禹贡图说〉》，而未见地理图。但是所配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卷首页《唐虞夏商周谱系图》版心题为“图三”、《诸儒传授〈书〉学之图》版心题为“图四”，则毛氏影抄所据之本已缺佚“图一”、“图二”，其所缺之“图一”、“图二”，其中当有《禹贡图》。这除了卷首《东莱先生〈禹贡图说〉》可为佐证外，书中亦有证可循：该书卷5《禹贡》“浮于积石”一章解说云，“雍州东据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视之则为西也。凡《禹贡》名物地理皆考于图，此特言其大意耳。”(46) 由此可推，吕氏讲学内容以著述形式流传时附有相应的地理图，为专门考订《禹贡》山川地理。这一点很有意义，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吕氏已将《禹贡》地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问题加以讨论，是研究《尚书》的基础。与其他名物制度一样是专门之学。因此虽然《书说》全文并没有像林之奇那样直接将《禹贡》作为地理学，但实际上吕氏似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在讲学中作为独立的专门问题加以考察。
郑樵、林之奇将《禹贡》奉为地理学圣经的思想，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了《禹贡》在经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人对“地理”的知识性思考，探询“地理”作为专门之学所包含的内涵。兹将当时科举策问所涉及者节引如下，以见“地理”之学在宋代士大夫中之一般概念。
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状元王十朋曾出过一道策问：
问：昔禹治洪水随山浚川，别天下为九州，其详见于《禹贡》，后世言地理者成根本于斯焉。然即其书而考之，有不能无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于冀州言之曰“既载壶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记于冀，岂冀方自有所谓梁岐者乎……其叙山于九州之末，自导岍及岐而下则曰逾于河……夫山静物也，岂能逾河入海过江者耶……其叙江水自岷山导江而下既会于江矣，又曰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与汉合且汇为彭蠡矣，江岂复为北而汉岂复为中江耶……近世有以地脉论山者，取于汉儒之三条；有以水味论江者，取于唐人之三诊。禹之于山川，岂亦以脉与味而知之乎？汉儒三条、唐人三诊亦可验否乎？愿详考而备论之。(47)
王十朋所谓“地理”皆为《禹贡》山川所在问题。虽然如此，他提问的角度则是山作为固定的自然地物，如何能够跨越江河而连属，即对地脉说的质疑；考辨古代河流位置所在的方法，即水味说的质疑。如此一来，所谓古代经典地理问题的考辨，实际上就变成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然地理认识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对待自然界中的山川，使之条理分明。在当时人看来经典是万世不易的法则，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认识经典所蕴涵的法则达到把握现实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现实的考察来认识经典。所以王十朋策问所谓之“地理”，并非局限于《禹贡》山川的历史地理问题，更是对当时山川基本观念的思考。
无独有偶，南宋后期陈藻所出的一道策问，亦以“地理”为题，云：
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易》之所谓地势坤也。西北为山，东南为海，故前后之言山河者，至有三条四列两戒之说……晋，代北也，是为北纪山河之曲；巴蜀虽南纪山河之曲，而其地正西焉；秦凉则西北之隅，凡此皆负险之国。负险，则人之生也武，此又其土风之必然者……其在中土则为成周，为宋、郑、陈、蔡，为邶、卫、申、随，是为四战用武之国。盖阴阳之所交，和气之所萃，非四方比也。然窃有疑焉，夫所谓负险而用武者，周之一门聚数圣人……而我国家若有三苏，文人之翘楚也。是何欤……曹奢魏褊，以至桑间濮上之淫声，则自古中州之文其未粹如此。西晋之末，中原云扰，瓜剖豆分，几三百年而后熄，靖康之祸且九十载矣，又沦为兵战之区，其文安在耶……敢并咨之，幸详以告。(48)
陈藻此处所谓“地理”，专指自然地理与人文风俗之相互关系。这一策问是针对两者关系的一般认识提出的。而在“三条四列两戒”策问中，陈氏对地理之学则有如下思考：
三条四列两戒。地极小而囿于天者也。地理之学反甚难于天文……地理非足迹所到，不可穷知。按图而考，模棱无定，岂如目力之亲诣耶！故尝观《禹贡》导山而有疑焉。三条之说，其昉于马融乎？前此矣。北自岍，至于碣石；自西倾，至于陪尾；南自嶓冢，至于敷浅原。郑康成之学出于马融，又以岷在梁州之西境，而嶓处其东，岷与大别本不相属，讵可合而一之，于是乎有四列之议。其正阴列则其北条也，其次阴列则其中条也，以嶓冢贯之大别为次阳列，以岷山贯之敷浅原为正阳列……若以为是，则魏人王肃不当去郑而从马矣。且地脉最难寻者也，郑果何信而增其一，王果何信而归之三？唐僧一行又皆以为不然，而立两戒之论……其南北不断于地理，而断于天文，以云河之上流在西北，而下流在东南，其信然欤？不然《禹贡》之于山也，秖言导者二焉，何欤？兹世儒所谓实学者也，试相与讲明之。(49)
在此策问中，陈藻对地理之学的方法和对象进行直接考察：地图与实地考察之关系，山川格局之认识，地理位置确定之方法，地理分界线之原则等。陈氏要求生徒回答的这些问题，正体现出他对地理之学所涉基本问题的认真探索。
综合而言，无论是王十朋还是陈藻，基本上都是在《禹贡》及历代经传的基础上，对“地理”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二者对“地理”的方法、对象、内容等的思考并不系统，而且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亦古已有之，但是其意义依然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在“地理之学”的专门知识范畴下，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具有明确的地理学意识，是对当时“地理”学基本概念、方法与内容的初步归纳。虽然该认识本身及影响都是有限的，但是体现了当时的地理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向着思考专门概念、方法、内容的方向发展的可能。
（二）《禹贡》研究逐渐专门化
庆历新学极大地推动了宋人发明经义的热情，各家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前已述及，南宋淳熙间，时澜以为当时研究《尚书》学之“卓然显著者不过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与夫陈氏少南、林氏少颖、张氏子韶而已”，此乃就当时最卓越者而言。南宋景定间，建康府学即有《尚书》刻本24种，其中宋人经解有17种之多，而南宋人著述据大半。(50) 对于南宋《尚书》学之发达，四库馆臣有如下估计：“宋南渡以后，为《尚书》之学者毋虑数百家。”(51) 这并非虚语，当时甚至有州郡以《尚书》学为盛。据方岳云：“吾州以经名家者多矣，《书》为最。以《书》名家者加多矣，滕为最……天下所谓程泰之《禹贡图志》，王晦叔《尚书小传》者也。至溪斋先生与其弟合淝令君同登晦翁之门，学者谓之新安两滕……出其所著书曰《尚书大意》者十二万言。”(52) 溪斋为滕璘，合淝（即合肥）令为滕珙。(53) 虽然方岳对滕氏之评价有过誉之嫌，但是由此亦可见当时徽州《尚书》学之盛。
在南宋《尚书》学发展的过程中，《禹贡》山川地理为诸儒论学日益关注。如魏了翁《师友雅言》记师友讨论云：“向尝作‘《禹贡》言九州山川论断’，云圣人之忧心无穷，而分有制。专斥所论昆仑之高，日月之相避为妄诞，大意以禹顺五行之性，治水先从北方用工，次东，次南，次西，终于雍。”(54) 又如吴泳《答胡彦青书》：“所论《书传》，考订六年未脱稿……且以其大者言之，言天文者莫精于《尧典》，言地理者莫详于《禹贡》，言五行者莫邃于《洪范》。士戴天履土，抱负阴阳，而上不知经星常宿之度，下不察九州山川之理，中不究名位体性气味之别，则何贵乎为人哉？”(55) 吴泳此言立论甚高，将天文、地理、五行作为人所必求之学，将道问学的智识问题提高到安身立命之根本的程度。而《禹贡》在其看来则是认识天下山川地理的一个基础，由此而衍生对九州山川之理的认知，皆属于“贵为人”所必须。吴泳此处所谓“人”，既可看作泛指的人，亦可视为“士”或“儒”。因此，吴泳所言，使我们看到当时学者已将天文、地理、五行等知识的学习与追求看作是修身层次的道。
在南宋诸儒对《禹贡》地理的讨论中，以朱熹为核心的往来论学十分典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朱熹与友朋之间的论学，一是朱熹对门人《尚书》学的指导。
朱熹与友朋之间关于《禹贡》的讨论，以当时程大昌新出之《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为一焦点。程大昌淳熙四年（1177）侍讲《尚书》，并上《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一时士大夫称为精博。(56) 但当时未曾立即刻板印行，学者并不易得。朱熹初时亦未得见，他在给著名藏书家尤袤的信中提出传抄该书。尤袤不久就为朱熹传录一本，不过并无地图，故朱熹再次致信尤袤，提出传录地图的要求。(57) 不过并无下文，似在刻本流行前尤袤亦未录得其中的地图部分。故朱熹转向吕祖谦询问程氏《禹贡图》之事，吕祖谦在回信中说：“程泰之《禹贡图》如欲写，当一面为抄。”吕氏似并未为朱熹传录，在另一封信中他说：“程侍郎《禹贡图》潘叔昌曾录得，可径问渠取，不然稍暇亦可录去。”(58) 朱熹书信中对新出程氏《禹贡论》及图的孜孜以求，不仅表明他十分注意学术发展之最新动态，治学认真而严肃，同时也说明这是当时学术界所共同关注之问题。
后来，朱熹在信中与程大昌就其所著《禹贡论》具体山川地理考订进行了讨论：
熹昨闻《禹贡》之书已有奏篇，转借累年，乃得其全。犹恨绘事易差，间有难考究处。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图按说，如指诸掌，幸甚幸甚。此书之传，为有益于学者。但顷在南康两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之间，而考其山川形势之实，殊不相应。因考诸说，疑晁氏九江东陵之说以为洞庭巴陵者为可信……盖详经文，敷浅原合是衡山东北一支尽处，疑即今庐阜，但无明文可考耳……盖自岷山东南至衡山，叉自衡山东北而至此，则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过九江也。此以地势考之，妄谓如此，不审参以他书，其舍否又如何？但著书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阁下向者固尝经行，而留意之久、记览之富，其必有以质之。故敢辄献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59)
据此信，朱熹最初辗转所得程氏著述已全，但是传抄之地图并不理想。其所言温陵印本，似即指今所传淳熙辛丑彭椿年刻于泉州州学之本。(60) 至此，朱熹方得观程氏著述之全貌，遂于信中依据自己在南康（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东北）时对当地山川的实地考察，就程氏对经文“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地理所在之解释提出异议。朱熹还在信中对于经解之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本之经文的基础上，最好要亲历其地，对自然地理作实地之考察，方不为臆说，即要求将经文与自然地理相结合，以发明经义。引文中，朱熹对《禹贡》地理问题的热切关注溢于言表，充分反映了他在道问学一面的执著。
朱熹对其弟子《尚书》学的指导也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读书解疑，一是注疏指导。其读书解疑者，如在给董铢的信中对如何看待北宋人曾彦和的《书》学作了说明：“若彦和之于《禹贡》，虽未尽善，亦考索精详，胜它人也。”又云：“曾彦和说《书》精博，旧看得不子细，不知其已有此说。但《汉志》不知湖汉即是彭蠡，而日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为大谬，恐彦和亦不能正也。”(61) 又如在给李壁的信中，指出木刻《禹迹图》称用长安旧本翻刻，但是“东南诸水皆疏略”、“蜀中嘉州以西诸水亦多不合”等诸多问题，要其一一探询。(62)
读书解疑之外，朱熹更详细指导门人从事《尚书》传注工作。门人黄士毅曾集其讲授为《晦庵书说》7卷，但并非朱氏亲著。陈振孙以为朱熹“于《书》一经独无训传，每以为错简脱文处多，不可强通”。(63) 但是这并不表明朱熹无意于《尚书》训传，实际上朱熹除授意蔡沈为《书集传》外，还先后指导门下弟子多人从事《尚书》训传工作。如朱熹致黄斡的信中曾提到：“李公晦《禹贡集解》编得稍详，今附去试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别发此册回来为佳。”(64) 李公晦，朱氏门人，(65) 所编《禹贡集解》应为朱熹授意之作，且完成后朱熹再送门人共同讨论、使用。而在指导蔡沈传注《尚书》时，朱熹将谢诚之《书说》与陈器之《书说》随信附送蔡氏，供其参阅。(66) 由此观之，朱熹在授意蔡沈作传注前，已指导门人做过相当多的工作，蔡氏之作实为朱熹及其他弟子长期努力的结晶。
朱熹指导门人弟子从事传注的具体情况，在给李时可的信中有详细的表述，其中第6通云：
《书序》不须引冠篇首，但诸家所解却有相接续处，恐当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传写，而于首篇明著其谬亦可。但恐诸家元无此说，即且阙之，以俟书成别加订正也。(67)
第7通更为详细：
《书》说缘此间《礼书》未了……只略看得《禹贡》。如冀州分为三段，颇有条理，易照管，而诸州皆只作一段，则太阔远而丛杂矣。恐皆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夹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县”。其古今州县名不同，有复见者，亦并存之，以备参考。段后低一字，大书“右某州第几节”，以圈隔断。而先儒有辨论通说处，即亦大字附于其下……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断，则更低一字写之。（如“治梁及岐”，恐晁说为是，其余固草草。程泰之最著力说，然亦不通。盖梁山在同州，近河，犹可言河流波及，若岐山则在今凤翔府，自京兆府西去犹有六七百里。观地理图可见其地势之高且远，河水何由可及耶？此类须载其本说而断以非是，则读者晓然矣）如无此两项，则各留一二行空纸以俟，恐后有补入者。其导山处，须以四列为四段，导水则一水为一段。段后亦如前例云“右导山第几节”、“右导水第几节”。其通论疑断亦如之。如此，则庶几易看矣。所寄册子今却封还，请依此格目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68)
这两通书信为朱熹指导李时可注疏《尚书》的文字，甚为关键。首先，朱熹对传注的“格目”提出了十分细致的要求：一方面在于使著述条理清晰，方便读者阅读；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引述前人成果，不蹈旧说。朱熹在这里针对李时可注疏《尚书》所提出的著述“格目”，可以充分反映出朱熹本人对从事《尚书》乃至所有经典传注的一般方法和观点，同时也反映了著述“格目”问题已是当时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禹贡》经解以山川地理为核心。朱熹对当时《禹贡》诸家的认识以及取舍标准，即多以山川地理考订为据。如对当时备受推崇的程大昌的相关观点，即据“地理图”提出批评；注疏《禹贡》注重古今地理变迁，即沿革地理问题，夏僎所谓以今之州县考《禹贡》地理者；(69) 朱熹解《禹贡》地理更注重结合自然地形，一如他在与程大昌讨论“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时指出的，要结合自然地形之实地考察，方不为臆说。但南宋时，中原之地已非宋人所能亲历目击，故地形图成为实地考察之外经解的重要依据。从信中所述，朱熹所用的“地理图”可以反映地形高下起伏之变化，或许这就是朱熹曾经制作过的立体模型《地理图》。(70)
朱熹与师友、门人在书信中就《禹贡》山川地理的讨论，虽然在他们发明理学的活动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但是朱熹对山川地理问题的热衷与孜孜以求，正是其创导的“格物致知”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讨论地理问题，在朱熹等人的学术世界中，同属于发扬道统、讲求儒学本旨的一个必要部分，是南宋理学发展的一个组成环节。
南宋《禹贡》学以山川地理为核心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禹贡》专题著述日渐增多，包括以《禹贡》为题材的历史地理图和对《禹贡》的专门注疏。
以《禹贡》为题材的历史地理图并非源于宋。汉代已有《禹贡图》，西晋裴秀更以最早的科学绘图技术绘有《禹贡地域图》。《宣和画谱》载东晋义熙中，顾恺之绘有《夏禹治水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有无名氏《禹贡图》。但这些地图早已亡佚。唯唐代贾耽取意于《禹贡》，并按裴秀制图六法绘制的《海内华夷图》，(71) 尚可通过宋代石刻《华夷图》寻其踪迹。至于北宋，《禹贡山川图》的绘制更为发达。据前引刘敞《观林洪范禹贡山川图》诗所云，则林洪范所绘《禹贡山川图》不仅有天下政区、山川，而且能够体现地势高下的地形变化。据“于今传者为张宜”句并结合诗意，则张宜传习了林氏绘制《禹贡山川图》的技艺，两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北宋时绘制《禹贡山川图》可能在某一范围内形成了师徒相授的传统。故而元丰中，吕南公绘制《十八路地势图》时，方能“求世儒所出《禹贡图》观之”。虽其所见“家各不同”，且“不能裁以后世之所变”，(72) 但恰说明吕南公所见各种不同之《禹贡图》，要以考古为主，是遵循经义而为之历史地理图。
两宋之际，石刻及木刻《禹迹图》得到普遍发展，对当时社会有重要影响。这些地图成为南宋经学家考订《禹贡》之参考。如前文所述朱熹对源于北宋长安木刻本《禹迹图》山川地理问题的讨论。毛晃亦对当时流传《禹迹图》所绘黑水位置，提出了批评。(73) 南宋人解经并不满足于当时流传之旧图，而多重加考订另为新图。如吕祖谦讲《尚书》，“凡《禹贡》名物地理皆考于图”。(74) 朱熹也另为立体模型地理图。而王柏撰有《禹贡图》一卷。(75) 绍兴中杨甲汇编、乾道间毛邦翰订补的《六经图》，其中与《禹贡》相关者有《禹贡随山濬川图》、《禹贡九州图》、《禹贡治水先后图》、《禹贡九山名数图》等。(76) 这些都反映了南宋《禹贡》地理图发达之一端。
另一方面，南宋经学中，撰述专门的《禹贡》经解或已形成风气，其专门著述甚为发达，如朱熹门人李公晦的《禹贡集解》等。据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宋人专解《禹贡》之著尚有易祓《禹贡疆理记》、余嘉《禹贡考》、邹近仁《禹贡集说》等数种。(77) 其中流传至今、最为著名者则为毛晃《禹贡指南》、傅寅《禹贡集解》和程大昌《禹贡论》、《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
毛晃《禹贡指南》，焦竑《国史·经籍志》注为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以为《文渊阁书目》所录不著撰人者即是。(78) 此书修四库全书未见旧本，馆臣从《永乐大典》及诸家经解辑出，编排为4卷，武英殿聚珍本印行，今所传多源于此。需注意者，丛书集成本所据聚珍本附有“禹贡山川总会之图”、“九河既播同为逆河之图”、“三江既人震泽底定之图”、“九江东陵彭蠡北江之图”四图。其他翻刻本如同治七年（1868）福建刻本、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本等虽云“武英殿聚珍原本”，但并无附图。(79) 而此四图应属傅寅《禹贡集解》，即《永乐大典》所谓《禹贡说断》，则附图极有可能是丛书集成初编本误入。
毛晃《禹贡指南》之特点，文渊阁本提要概括为：“大抵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而旁引他说以证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虽生于南渡之后，偏处一隅，无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统核其真，而援据考证，独不泥诸儒附会之说，故后来蔡氏集传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当考证矣。”(80) 如卷1“三江既入”条引述诸说后指出：“古今诸儒互相矛盾，学者徒取北江、中江以为三江之目，而不知《禹贡》中无南江之目，是未免于牵合也。苏氏味别之说，尤为难据。”(81) 卷2“黑水”条：“观先儒所刊《禹迹图》，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云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东南流而入南海。中间地理阔远，不复图其所经，盖亦古人略而不详之遗意，抑以诸家之说各有阙失，难以考信，不容以臆说傅会欤。”(82) 卷3“朱圉山”条：“《开山图》谓之天鼓山。”(83) 可见毛晃之说，确如四库馆臣所言，简明扼要，不泥诸说。在引证资料方面，不拘泥于经典而旁及小说，更广泛利用相关地图。这也是为何其生于南渡之后，虽不能亲历中原和西北之地，亦多能得其地理实际之原委所在。这在宋人经解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傅寅《禹贡集解》，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以为朱彝尊所著录《禹贡集解》之名误，而从《永乐大典》为《禹贡说断》。(84) 今传世宋刻元修本，2卷，题《杏溪傅氏禹贡集解》，(85) 则朱彝尊所著录实不误。该本卷首有乔行简序，“禹贡山川总会之图”、“九河既播同为逆河之图”、“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图”、“九江东陵彭蠡北江之图”。傅氏著述之体例，博引众说，断以己意，正是集解之体。其所绘地图，方位略与今同，双线为水，山峰象形符号，地名不加框或圈，基本为示意性质。各图有大量考证性文字，简扼而能代表傅氏解经之特点，兹引关于三江之考订，以见大体：
班氏曰：南江在会稽吴县南，东入海（吴县，今隶苏州）。中江出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入海（今太平芜湖县即汉芜湖县地……本朝太平兴国元年义兴改为宜兴）。北江在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今常州晋陵县即毗陵也……晋改曰晋陵）。王氏曰：一江自义兴，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吴县，皆入海……苏氏曰：班固所言会稽丹阳之三江皆东南枝流小水……班氏所指南江，今吴江也；所指中江，今芜湖断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广，京口江东行，正在毗陵北也。金陵、东坡皆谓北江自是一江，非也。(86)
傅寅此图三江说，引班固、王安石、苏轼三家之说，然后断以己意，绘制成图。从上引，其经解亦注意古今地理沿革变迁与自然地理形势，与毛晃相当。稍不同者。傅氏绘图以明地理形势，而毛氏参考他图以为考证；傅氏引证以历代经典为据，而毛氏则旁及所谓怪诞之小说；傅氏博引诸说，方断以己意，为集解，而毛氏则或引诸学，或径出己说。二者经解之体例与方法，或可视作宋人解经两种不同途径之代表。
总体而言，毛晃、傅寅《禹贡》经解乃依经文次序，逐句注解，依然在《尚书》传注的范畴之内，真正打破经解传注的当属程大昌的《禹贡论》、《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
前已提及，程大昌《禹贡论》等问世后并未立即印行。淳熙七年，程氏以敷文阁直学士出守泉州。八年，当时提举福建路市舶彭椿年嘱陈应行刻于泉州州学。(87) 此本前冠彭椿年序，次总目，次淳熙四年程大昌进书叙，《禹贡论》为上下两卷，《后论》一卷，《禹贡山川地理图》上下两卷，卷末淳熙辛丑陈应行跋。
程大昌《禹贡论》及图，最大特点为打破一般的经文传注体例，以江河等论题为中心，各为之考辨，由经传而转入地理专题研究。依据其论题与图目，《禹贡论》2卷52论，实际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组。
一是山川考辨，实际包括大河，九河九江，九河，逆河，碣石，碣石逆河，逆河碣石，济，菏。九江，三江，三江、沱、潜，三条荆山，汉，汉沔，弱水，黑水等论题，其中碣石、碣石逆河与逆河碣石以及三江与“三江、沱、潜”看似仅仅名称颠倒，但实际所论侧重不同，可以视为不同论题。上述问题在两宋《尚书》学中向为诸儒聚讼之焦点。然在程氏之前，多依经文之次序，逐次传注，并未脱出经传之体；或有专论，亦为单一之问题如三江所在等。而程氏将之综合归纳，全从山川地理角度出发，别为论题，逐一专门论述，实际上已开地理学专题研究之体例，将囿于经典传注的两宋《禹贡》学导入地理学专题研究的时代。
二为山川以外的其他部分，包括田赋、鲧、夷夏，此三项阐述王朝统治内外政治地理之策略以及由鲧而禹治水之别论王朝统治之方法。这些论题，在两宋《禹贡》的传注中并非诸儒讨论之中心。程氏专为之论，虽然在诸多山川地理论题之中显得甚为单薄，但是较其他学者而言已是可贵。
三为正诞、地名、鸟鼠同穴三论，则从方法论角度专门论述解经之基本方法、原则及例证。其“正诞”云：
古语曰，画工乐为鬼神，惮为狗马，狗马可较而鬼神不可究辨也。故臣之揆地理以论《禹贡》也，其在中国，版图之所奏上则据之；其在外域，兵师使节之所亲见则采之。然犹反覆质诸经而揆以理，俱无所戾乃敢主以为据。若世传《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之类，所记山川名物类皆卓然奇诡，如诞工之写鬼神……则臣皆不敢引一语以汨经也。近世晁说之训释《禹贡》特为博洽，信甚有补，而亦不能无恨。假如一事而两传，则宁舍经不信而本此数书以言之，其小而杂者不暇尽论，惟其大派灌天下如河与黑、弱二水，尚未免不与经合。臣苟不因说之之言究辨数书之误，则读经者惑也。
从其所言，程氏对地理资料之取舍，以版图有据，亲历所见之记录为根本，而不采所谓小说怪诞之语。论断则以忠实于经文本义为宗旨，并以此取舍前人之成说。虽然程氏对资料之取舍未免过于苛刻而反显拘泥，但是其以亲历可据为准的基本原则和忠于经典本义的宗旨则十分可取。虽然这些方法与原则，之前的学者在经解中已然提出并采用，但都没有专门为之论述，因此程氏之专门讨论使之上升到一般原则与方法的高度，为一大进步。
“地名”论，则对山川地理考订中的地名问题进行了归纳论述，其文略云：
故夫古事无亲见之审与传习之实，不可臆度也。而世儒方执相去数百世之地名，偶有一字相近者，即以传经而言，岂不舛哉？且夫山川名称，随时变易，古今是不一事，有因声近而讹者……有传写之久而讹者……又有不因转误而直变初称……则其它琐细者，尚胜究寻哉？而何可凭后世名称以考古而求禹迹也耶！臣谓言《禹贡》者，要当不失行水本指，而它事当在所略。且夫辨方表境，则高山不可不知所奠；缘源讨流，则大川不可不知所向，此二者，禹之施置规画自此出……自此以外，水行所次，亦为要证，而其地名（山称）随事讹变，世远莫之可考，若欲执一据以为信，未必谛审，而疑证所及，有时倒易，东西上下，昧者执之，反为经蔽，臣故不免详言也。
这不仅是一篇难得的地名学专论，亦是对古代地理考证方法的总结。程氏的贡献在于：其一，指出地名有古今之变，不能尽以后世地名以为古地理考信；其二，将地名变易的类型归纳为因声近而变、传写而变、直接转变三大类；其三，认为考证古代地理应该了解高山大川之源流、河流流经之次序，实即掌握山川之自然规律；其四，指出对于孤证，不可执之以为定据，这或可视为后世“孤证不为定说”之明确总结。
综观程氏全书，则上述“正诞”、“地名”二论所归纳之原则与方法，确为程氏考辨山川地理所运用者。程氏以此二论置于文末，亦可表明其总结归纳之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讲，程氏所作此专论，亦可视为宋人山川地理考证之方法论总结。其意义在于，将之前琐碎之实践和经学之传注，归纳上升为一般之方法与原则，可为后世之法则；同时亦将并无统属之实践，综合而上升为专题地理研究，由经学而入地理之学。
至于《禹贡后论》，则专论河、汴原委，其序云：“臣本为稽考《禹贡》而及古今山川曲折，于是念河、汴二水，本朝极尝关意，而其间应讲求以备稽用者，实云有之，辄随见记录，以为《禹贡后论》。”则所谓“后论”，乃着意于本朝，已出禹迹之范围，实为现实地理问题之讨论，含有讽谏朝政之政治寓意。不过此时南宋君臣已无恢复之雄心，河、汴自非其所愿闻，故程氏所选论题就当时学术而言，无疑为将《禹贡》地理考辨转为现实地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为当时地理学发展之一重要成就，但若于政治而言，则未免不合时宜。
更有一重需特别表出者，则为程大昌著述《山川地理图》之方法，出于其“正诞”、“地名”二论之外，而特出之古地理考证方法。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序》述其方法云：“自古及今，郡县山川无不关括，颇浩渺难见，遂事为之图，各以地理列置……说既各不相同，若杂为一图，则恐交错难晓。臣今稽求先儒旧说，各以其语先为之图，从而辨证其说。旧说既竟，乃出臣愚见，别为图，以缀其后。又虑臣先所著论，文字稍多，且不与图本附丽，其于寻求不便，遂摭事实随其方所略标要指，贵于一见可以即解也。历代山水名称改易既众，又郡县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专以唐世地书为正，一则取其州县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贯穿，远近少所差失，一则多因唐制名称亦贵会归于一，异时苟有详加稽求者，则据唐人所名山川郡县，即其世数先后，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旧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
程氏在此叙中，将自己从事地理考证工作时的实践操作一一表出：首先，地理考证需绘制地图以明所在；其次，每说各绘一图以明正误所在，而后绘制考定之图；其三，确定可靠统一的地图基础，以为当时及后世推寻之方便；最后，以颜色作为地理信息的基本表示方法，并给出明确规定。以上数则，不仅对于当时地理学之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以今日从事历史地理考证工作而言，亦有帮助之价值。
（三）《禹贡》阐释中的王朝政治隐情
南宋诸儒之于《禹贡》，虽然聚焦于山川地理之考证，但是其中亦不乏王朝政治之隐情。四库馆臣论程大昌于经筵进《禹贡》云：“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大昌讲《尚书》于经筵，不举唐虞三代之法以资启沃，而徒炫博奥，此诚不解事理。然以诂经而论，则考证不为无功。盖其失在不当于经筵讲《禹贡》，而不在辨定《禹贡》之山水也。”(88) 实即批评程氏不注重《尚书》为帝王统治之学的根本，而讲《禹贡》山川地理，为不解事理。若从大处看，此批评自有道理；若从细处着眼，则不可贸然以为程氏《禹贡论》没有政治寓意。
程大昌《禹贡论序》略云：
帝王临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势，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蛮之区域，必先究其曲折表里，然后宏抚大略，得以审所施置而效之于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载之《禹贡》，虽曰主为水役，而区处夷夏，播敷声教，使四海得为唐虞，其遗范所诏，盖帝王必当取法者也……是书也，即禹之舆图地志而可稽者矣……《书叙》载其经启功用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臣倦倦所愿效忠者，正在此语也。
则在程氏看来，明天下地理之形势、山川之变化与民人之所在，是统治天下需首先讲明之道。然孝宗仅将其视为一般讲求地理之著述，而不重其中所含君临天下之苦心。之所以如此，除王朝政治形势与帝王喜好外，或可归于程氏之苦心意旨为浩淼枯涩之地理考证所淹没。
但如程氏从烦琐考证中寻觅统治策略的做法，亦可见于张九成所撰之《禹贡论》：
其所以弼成五服，声教讫于四海者，尽载以闻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删润，叙结成书……然此书所纪事亦众矣，而谓之《禹贡》……曰此史官名书之深意也。其意以谓，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垫。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乐土，自然怀报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献于上……此民喜悦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兹乎……其喜悦愿输，亦若贡物然，此所以总名之曰《贡》也，意其深哉！呜呼！山川、道里、水土，细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为言，则圣贤之心，盖可知矣。(89)
张氏指出，《禹贡》只是史官将圣人之言略为删润而成，其所述内容虽然广泛，但是其深意在于，圣人平定天下，使民安居乐土，自然产生报答之心，愿意将所产奉献于上，故而“山川、道里、水土，细微事亦大矣”，其所大者正为王朝统治之根本所在也。
南宋儒学家将《禹贡》山川地理考证，既视为道问学，更当作政治上的微言大义，但毕竟围绕地理的烦琐考证，不是直接的帝王统治术，用以启沃帝王统治天下，则有迂腐之嫌。
与程大昌等人不同，徐鹿卿淳祐三年（1243）为崇政殿说书，讲至《禹贡》时，即专门阐发其中帝王统治之道。如“梁州”一段云：
臣闻帝王之学与经生学士异，非区区从事于章句训诂而已。读《禹贡》一书，当知古人所以为民除患者如此其劳，疆理天下者如此其广，立法取民者如此其审，尊所闻，行所知，不至于古不止也。载惟我宋，以仁得天下，版图之旧，兼九州而尽有之。南渡至今，所存者独扬、荆、梁三州，至徐则仅存一二。昔汉光武披舆地图，喟然叹曰：“天下郡邑，如是今始得其一。”陛下圣学高明，能无兴念及此乎……惟能以光武之心为心，则虽尽复禹迹有不难者，而于保蜀乎何有？(90)
徐鹿卿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于《禹贡》，帝王之学与经生之学存在本质区别。其所指经生，当即程大昌之类，这些业儒之士所从事的在他看来仅仅是字句训诂。对于帝王，从《禹贡》中要获得的不是具体山川之所在，而是为民除患的道理、疆理天下的方法、立法取信于民的手段。他又以本朝版图盈缩之事为训，东汉光武故事为激励，启发帝王恢复版图之雄心。徐氏之语，大道凛然，直接明确地要求帝王从中学习统治天下，立志恢复的宏图，与“王道”相契合。
即使讲具体之山川，徐氏亦不忘阐发其中所含帝王治民之大义，如论《禹贡》雍州一段云：“不然役役于常程细务之间，而纲领所在不深致意，则自处者小矣，何以障大势之趋乎？臣敢于九州之末，备论禹所以治水之道，而终之以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论导山四条云：“臣观《禹贡》一书载禹治水曲折……互相发明而施工之次第毕见矣……禹之治水，其条理秩秩如此，人主之治天下，其可不知本末先后之序哉！”又论导水九条云：“臣闻中国山水皆来自西北，故随山始于岍岐，浚川始于弱水，随山所以观其势，浚川所以导其归……人主观此，则知为善不必同，而归于治则一也……臣亦曰：有大禹思由己之心，而后可以考《禹贡》之法度。”(91) 徐氏在上述三段中，虽亦细讲《禹贡》山川地理之所在，但是明确晓谕其中之大义在于治水之纲领为人主治天下之法则，而非着意于具体之细务。徐氏认为，从《禹贡》所载大禹治水之次第，领会其中使天下秩序井然的方法，应如禹行水之智治理天下，懂得其中的先后轻重的道理，在山川地理之中有可以为天下统治之法则者，其根本之处在于遵循它们，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局势。其余各处也贯穿了徐氏的思想，即认为《禹贡》为圣人治天下之法则，帝王读圣人之书，应该效法圣人，躬行其中所包含的统治法则，实现圣人之治。
上述徐氏所谓帝王之学，与程大昌、张九成等所言其根本宗旨并无太大区别。其差异在于，徐氏所讲，皆紧扣帝王治民之方法并直接点明，而程、张等则执著于具体问题的讨论，这在徐氏看来乃区区细务，非关宏旨。
受河患频仍的影响，北宋时对《禹贡》的认识多集中于“水学”。在现实政治中，从经典求治水之方法，本之以为河议。各家旨趣略有差异，如曾巩《黄河》之议，即谨遵经文以求现实治水之法则；徐积则本经文之大旨，以实际地形讨论当世治水之方法；李垂更从经义出发，依据河势和地形提出一套完整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治河规划方案。这些以《禹贡》经义为基本出发点的治河策略，皆以分流疏导、遵河势北流入海为根本。在知识领域的经学传注中，学者亦极力阐释其中所蕴涵的“治水”真理，将《禹贡》视为“治水之书”。尤其是苏轼，从治水角度对《禹贡》经义进行阐发，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经术之亡而致水学之失，治水之事应由通经术之臣担任，而治水要义则在于“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其经学充满了经世致用的理想。
北宋学者对《禹贡》的阐释局限于“治水”和“水学”，希望从古代经典开出现实的治世良方，解决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虽然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为经学发展注入了强烈的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宋代经学突破汉唐旧说、发明新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随着政治地理局势之鼎革，南宋《禹贡》之学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逐渐超越经学篇章，将之视为地理学的最高经典。虽然秦汉以来《禹贡》即为讲地理者所重，《汉书·地理志》亦首列《禹贡》全文，但是真正从“地理学”专门知识的角度推崇其地位，则肇端于南宋郑樵。随后林之奇对郑氏的思想大力倡导，在南宋经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宋代《禹贡》之学开始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走向地理学的专门研究。如王十朋“地理”策问，即在《禹贡》山川地理问题的基础上，对当时社会的山川观念进行了反思。而陈藻亦以“地理”为策问，对地图与实地考察、山川格局、地理位置确定之方法、地理分界线之原则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二者基本上都是在《禹贡》及历代经传的基础上，对当时“地理”的基本概念、方法与内容的初步归纳，是对经生孜孜于《禹贡》具体地理问题的超越，是古代地理学向着思考概念、方法、内容的专门知识方向发展迈出的可贵的一步。
其次，也最为重要的是，以《禹贡》山川地理考辨为核心的学术活动兴盛，成为南宋理学和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朱熹与师友门人对《禹贡》的讨论为例，注重广泛吸收前人成果，探讨古今沿革地理变迁以及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等。不仅如此，朱熹在指导门人的过程中还提出了一套传注“格目”，以规范撰述体例。这些活动在朱熹等南宋理学家观念中，也许正是“格物致知”的具体表现，是讲求儒学本旨、探求道统真理的一环。
南宋《禹贡》专题著述日渐增多，但对《禹贡》地理问题的讨论，大多仍然按经文次序，逐句注解为主，如毛晃《禹贡指南》和傅寅《禹贡集解》。程大昌《禹贡论》、《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的出现，则真正打破了章句传注的经学传统。程氏综合《禹贡》山川地理问题，列为52个论题，逐一专门论述，开古代地理学专题研究之体例，将囿于经典传注的《禹贡》学导入地理学专题研究的时代。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程氏的论题中，不仅包括“九河”、“三江”等具体山川地理所在的考订，更列出“正诞”、“地名”专门论题，对解经的基本方法、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实际上是古代地理考证的方法论阐述。程氏进而在《禹贡山川地理图》中，展示了利用绘制地图进行地理考证以及将地理考证结论转化为地图表示的方法，从而形成了完整、系统并具有地理学意识的山川地理考证方法与手段。
无论北宋的曾巩、苏轼，还是南宋的程大昌，多将治《禹贡》山川地理之学，视为治国平天下之术，但在帝王看来却与治国之策相去甚远，在政治上不得要领。不过，这在宋代儒学中却别开生面，尤其在朱熹、程大昌的努力下，无论是具体的写作格目，还是考订地理问题的原则、方法与技术，都经过归纳与总结，形成一套持之有据、行之有效的一般法则，为士大夫所易于实践，形成山川地理考证兴盛繁荣的局面。这不仅成为宋明以后儒学发展之重要方面，更在相当的程度上促使中国古代地理学朝着历史与时间的方向作纵深之发展。
注释：
① 关于《尚书》以及《禹贡》的研究甚为丰富，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尚书源流及传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尚书研究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另外还有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关于经学中之地理学问题，孙关龙有初步的讨论，见孙关龙：《试论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特点》，《地域研究与开发》1990年第1期，第46—49页；《中国传统地理学内容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91年第1期，第5—8页。
②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经说》，孙通海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页。
③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第58—60页。
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日讲书经解义》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本，第157页。
⑤ 刘起釪：《尚书学史》，第258、260—261页。
⑥ 关于宋人经学、理学及疑经的著述甚多，如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社，2008年。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范立舟：《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等等。
⑦ 《宋史》卷91《河渠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57—2259页。
⑧ 《宋会要辑稿》方域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441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一月己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534页。
⑩ 《长编》卷416，“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条，第10112页。
(11) 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卷8《送赵漕你》，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本，第15册，第592—593页。
(12) 治河与北宋社会之关系向为学者所重视，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吉岡一信：《北宋黄河史研究》，東京：御茶之水書房，1978年；董光涛：《北宋黄河泛滥及治理之研究》，台湾《花莲师专学报》第8期，1978年。研究史详见李华瑞：《北宋治河与防边》，张希清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9—370页。
(13) 《长编》卷13，“开宝五年六月”条，第285页。
(14) 《玉海》卷22《地理·河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445页。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乔秀岩老师教示，京都影印元刊递修本作“玄”，而浙江书局本作“元”为避清讳。谨致谢。
(15) 《宋史》卷204《艺文志三》，第5161页。郑樵：《通志》卷66《艺文略四》，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82页。
(16) 《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第280页。
(17) 《玉海》卷56《艺文·图》，第1059页。
(18) 《宋史》卷202《艺文志一》，第5043页。
(19) 刘敞：《公是集》卷18《七言古诗·观林洪范禹贡山川图》，宋集珍本丛刊本，第9册，第484—485页。
(20) 《曾巩集·辑佚·杂议·黄河》，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53—754页。
(21) 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卷8《送赵漕你》，第592—593页。
(22) 徐积：《节孝先生文集·附录·语录》，第707页。
(23) 《玉海》卷22《地理·河渠》，第445页。
(24) 《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戊戌”条，第1752—1754页。
(25) 《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戊戌”条，第1752—1754页。关于李垂河议，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364页；李华瑞：《北宋治河与防边》，第349—370页。
(26) 刘敞：《七经小传》卷上《尚书》“九共”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3册，第4—5页。
(27) 《欧阳修全集》卷48《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77页。
(28) 苏轼：《东坡书传》卷5《夏书·禹贡第一》，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490—491页。
(29) 《苏轼文集》卷7《禹之所以通水之法》，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221页。
(30)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22《景迂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60页。
(31) 洪迈：《容斋三笔》卷1，“晁景迂经说”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19—422页。
(32) 晁补之：《鸡肋集》卷26《河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第584—592页。
(33) 谢逸：《溪堂集》卷7《送汪信民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1册，第432页。
(34) 孔武仲：《禹贡论》，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16，宋集珍本丛刊本，第16册，第194页。
(35) 承乔秀岩老师指正：“宋以来史论一体，皆借题发挥之论，此文非所以研究《禹贡》，亦非谓《禹贡》主旨在此。又，北宋资料较少，过去言北宋经学者，每引《困学纪闻》为说，但其说亦非通论。如孙复、胡瑗皆在刘敞之前，而全然忽视汉唐注疏，自立义理条例，影响深广远在刘敞之上。”此说甚是。
(36) 郑樵：《通志》卷40《地理略序》，第541页。
(37)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7《禹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册，第132页。
(38)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7，“济河惟兖州”条，第144页。
(39)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8，“海岱及淮惟徐州”条，第153页。
(40)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9，“沱潜既导”条，第174页。
(41)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10，“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条，第207—209页。
(42) 时澜：《尚书详解序》，夏僎：《尚书详解》卷首，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公司，1986年，第107册，第353页。
(43) 夏僎：《尚书详解》卷首，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册，第395—396页。
(44) 夏僎：《尚书详解》卷6《夏书·禹贡》，“冀州”条，丛书集成新编本，第390页。
(45) 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序》，吕祖谦撰、时澜修订：《增修东莱书说》卷首，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缩微胶卷号10503）。
(46) 吕祖谦撰、时澜修订：《增修东莱书说》卷5《禹贡第一》。
(47) 《王十朋全集·文集》卷8《策问·第二道·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97—698页。
(48) 陈藻：《乐轩集》卷7《策问》，“地理”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94—95页。
(49) 陈藻：《乐轩集》卷7《策问》，“三条四列两戒”条，第95—96页。
(50) 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书籍》，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85页。
(51) 夏僎：《尚书详解》卷首，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册，第395—396页。
(52) 方岳：《秋崖集》卷36《滕和叔〈尚书大意〉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2册，第588—589页。
(53) 陈荣捷：《朱子门人》，“滕珙”条、“滕璘”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54)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9附110《师友雅言》，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939页。
(55) 吴泳：《鹤林集》卷32《答胡彦青书》，宋集珍本丛刊本，第74册，第586—587页。
(56) 彭椿年：《程尚书禹贡论图序》，程大昌：《禹贡论》卷首，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南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5《答尤尚书袤》，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
(58)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8《与朱侍讲（元晦）》，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2册，第340页。
(5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7《答程泰之》，《朱子全书》，第1650—1651页。
(60) 彭椿年：《程尚书禹贡论图序》，程大昌：《禹贡论》卷首。
(6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1《答董叔重》，《朱子全书》，第2367—2368页。
(6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答李季章》，《朱子全书》，第1708页。
(6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6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1《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4662页。
(65) 陈荣捷：《朱子门人》，李方子条，第74页。
(6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3《答蔡仲默》，《朱子全书》，第4717页。
(6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5《答李时可》，《朱子全书》，第2613页。
(6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5《答李时可》，《朱子全书》，第2614—2615页。
(69) 夏僎：《尚书详解》卷7《夏书·禹贡》，“荆州”条，丛书集成新编本，第107册，第398页。
(7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答李季章》，《朱子全书》，第1707—1710页。
(71) 刘起釪：《尚书学史》，第213—214、260—261页。需指出者，刘氏以为《夏禹治水图》等诸画史所载并非地图，而是以《禹贡》为题材的故事画。此说有待论证。因为唐以前地图与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在观念上并无绝对区分，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将古代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裴秀《地形方丈图》著录其中，张衡《地形图》、隋虞世基《区宇图》、《中天竺国图》等地理图书也均被视为古之秘画珍图，而加以著录。参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43页。
(72) 吕南公：《灌园集》卷8《十八路地势图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81—82页。
(73) 毛晃：《禹贡指南》卷2，“黑水”条，武英殿聚珍本，第26页上—27页。
(74) 吕祖谦撰、时澜增修：《增修东莱书说》卷5《禹贡第一》。
(75) 朱彝尊：《经义考》卷94，四部备要缩印本，第2册，第509页。
(76) 《六经图》卷2，明万历四十三年卫承芳刻本。关于《六经图》，参见任金城：《木刻〈六经图〉初考》，曹婉如等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1—64页；汪前进：《石刻〈六经图〉综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83—90页；吴长庚：《六经图碑述考》，《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第71—79页；吴长庚：《〈六经图〉碑本书本之流传与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64—68页。
(77) 朱彝尊：《经义考》卷94，第509—510页。
(78)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禹贡指南》，第141页。
(79) 毛晃：《禹贡指南》，4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各本。
(80)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禹贡指南》，第141页。
(81) 毛晃：《禹贡指南》卷1，“三江既入”条，武英殿聚珍本，第18页上—22页下。
(82) 毛晃：《禹贡指南》卷2，“黑水”条，武英殿聚珍本，第26页上—27页。
(83) 毛晃：《禹贡指南》卷3，“朱圉山”条，武英殿聚珍本，第4页。
(8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禹贡说断》，第143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提要作《禹贡详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册，第1—2页。
(85) 傅寅：《杏溪傅氏禹贡集解》，2卷，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86) 傅寅：《杏溪傅氏禹贡集解》，卷首，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图，中华再造善本。
(87) 程氏著述之卷帙，当时各家著录即已不同，后世多有异说，今当以淳熙八年泉州州学本为据，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古逸丛书三编》据以影印出版（后文未注明者出此本）。详见丁瑜：《宋刻珍本〈禹贡论〉〈山川地理图〉及其作者程大昌简论》，《文献》1985年第3期，第74—77页。另，程大昌生平及著述流传，可参见翟忠义：《程大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3—136页。
(88) 程大昌：《禹贡论》卷首，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册，第53—54页。
(89) 张九成：《横浦集》卷6《禹贡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第329—330页。
(90)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8册，第888页。
(91)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4，第11178册，第890—8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