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_青少年心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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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期的心理社会发展

从本世纪初青年心理学家的创始者霍尔的《青年期》开始,青年心理发展的理论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对青年期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三个体制化的发展顺序,按一定的成熟度分阶段地向前发展。因此,为了理解一个个体的人,我们需要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这三个侧面去进行研究。

心理社会发展就是指人在社会中为了实现健全成长和发展,在心理和社会方面所必须完成的学习和训练(即课题)。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是我们形成健康人格和良好社会性的重要基础。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各个时期,都存在着相应的心理社会发展课题,这些课题,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成长、需要、价值观及所隶属的社会的要求等的相互联系来设定的。埃里克森认为人的一生可以分为既是连续的又有不同优势的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发展学说”。他将人的一生从婴儿期到老年期分为八个阶段(见表1),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展任务。发展任务完成的成功与否,会产生两个极端,接近成功的一端,就形成积极的品质,接近不成功的一端,就形成消极的品质。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都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个点上。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积极的品质,避免消极的品质,如果不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就会出现发展的“危机”。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着特有的心理危机,避免或超越某一时期的心理危机,就会获得这一时期特有的力量。

青少年期是人生的一段重要时期,是处于自我同一性发展和自我同一危机的关键年龄。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时间观念←→时间混淆”、“自我确信←→自我疑虑”、“角色尝试←→角色固着”、“职业意愿←→工作不力”、“性别分化←→性别混淆”、“主从分际←→权威混淆”、“价值定向←→价值混淆”等7个层面(Erikson,1968)。

“时间观念”代表青少年对时间概念及时间意义的了解。由于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发展出一种切合实际的终生目标感是至关重要的。切合实际的时间观念是自我同一感的先决条件,缺乏适当的时间观念的青少年,对人生的问题可能会要求凡事立即行动及速战速决的效果,因此好高鹜远,想一步登天而不能脚踏实地。或者是不了解时间限制的现实,希望时间停滞,搁置未来的计划,逃避职责或沉溺于过去的回忆中,让时间本身去解决的憎爱分明问题,导致“时间混淆”的产生。时间能力源于婴儿期“对人依赖←→对人不依赖”阶段危机的解决。愈有信赖感的人,愈具有时间透视的能力,反之愈有疑惧感。

“自我确信”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技巧及他们个人的判断等发展出自信及确信,对自己生活上的决定和未来目标能够信赖并感到愉快。自我概念与别人所表示的印象愈一致,就愈有助于认同感的形成,而当个人对自己的自我概念及社会形象感到怀疑与混淆时,则会产生“自我疑虑”,即过份注意自己,过度自我怀疑,以致不利于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自我确信与幼儿期“活泼自律←→羞愧怀疑”阶段的危机有密切的关系。愈具有活泼自律特性的青少年,愈具有清晰的自我确信,而愈具有早期羞愧怀疑经验者,自我疑虑也愈高。

“角色尝试”是指青少年愿意担任不同角色,采取不同的观点,表现不同的行为以及具有整合各种身份的能力,体验由自动自发和自我肯定所带来的成功滋味和透过主动的尝试去发现自己。尝试多种不同角色的最终目的是对积极性的理想加以认同的过程。但是如果一个人面对太多的选择而无所适从,或因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而别无选择,就会产生角色尝试的失败,结果会造成“角色固着”,即过分地封闭自己,僵化自己的角色,产生不良适应,引起消极性的认同。这层面的危机与学前期“主动自发←→退缩内疚”阶段有着关联。在学前期具有自动自发精神者,到青少年期就较能积极主动地探索、计划、订定目标、尝试各种活动并且坚持到底;相反,早期具有退缩内疚感的青少年,常会充满自我限制,过度压抑自己,避免从事具有潜在危险的活动,而不敢尝试各种角色,妨碍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职业意愿”是指青少年能够去研究和尝试工作世界中不同的行业,以体验实质上和情绪上的职业成败而开始职业认同的形成历程。职业的选择并非选择一个特定的职业,而是个人对自己的能力、价值观做合理的察觉,对未来可能的改变抱着开放的态度,有信心地选择某个范围内相当广的职业方向。当青少年愿意扮演学徒的角色去见习和试探,养成热爱工作、献身事业的精神,就能达成职业方面的自我认同。反之,个人若缺乏成就动机,不了解职业价值,没有确定的生活计划与工作经验的磨练,就会陷于“工作无力”的危机中而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职业意愿层面的危机与就学期“勤奋进取←→自贬自卑”阶段的发展有关联。在就学期个人若能发展出勤奋进取的特质,到青少年期对职业的学习就较能集中精力、努力不懈。相反,如果在就学期间遭到多方挫折而产生自贬自卑自感,到青少年期对任何学习均会失去信心,产生无力感。

“性别分化”是指青少年能够发展出明确的性别认同,能够确认自己的性别角色,对自己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具有信心,自认是一个完整的男性或女性,能够充分认同于所属的性别并认识和性别有关的生殖和社会性意义,在与异性交往接触时能感到坦然舒适。这种适当性别角色的建立或性别认同是自我认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成年期“友爱亲密←→孤独疏离”阶段异性亲密与婚姻关系的基础。相反,如果青少年缺乏适当的性别认同,对自己本身的性别角色没有正确的认识,是会陷入“性别混淆”的危机之中,对自己的性别感到迷失或没有信心,很容易从异性交往中退缩疏离,或产生同性恋,或只陷于生理上的接触,无法建立人际间心理上的真正亲密关系。

“主从分际”代表青少年透过社会及人际的互动,能够分辨出在何时何地承担领导者的责任或扮演跟随者的角色,能够不盲从权威,也不误用权力。如果无法把不同权威的价值与自己的价值相协调,形成个人的价值观念,就会导致“权威混淆”。这个层面的危机的解决与“精力充沛←→颓废停滞”阶段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主从分际的能力有助于个人在成年期从事工作、发展事业,对下一代,对社会表现关怀照顾。而权威混淆则会导致人际关系贫乏、自私自利、内心充满颓废停滞的特质,对工作及生活均感乏味。

“价值走向”是指青少年能够发展一套指导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及道德的行为信念组织并予以承诺。这种价值的定向或承诺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寻求并避免“价值混淆”。相反,如果个人对价值理念缺乏定向,往往会导致个人对现存社会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和不满,无法确信生活的意义而使自我迷失。这一层面的危机与老年期“自我圆融←→悲观绝望”阶段有关,两者的整合过程也很相似。个人到了老年期会反省过去的一生,将前面7个阶段的生命历程整合起来,以评估自己的一生是否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是否已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并且有价值的一生,便会觉得一生完善无缺、死而无憾,而且由经验中产生超然卓越的睿智,更能无惧地面对死亡。相反,如果否定自己一生的价值,便会对以往的失败悔恨,余生充满悲观和绝望。青少年期同样地会对认同危机的其它层面予以整合,这个层面危机的化解,有助于其它层面的解决;而价值层面定向的达成也有赖于其它层面的整合。

二、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容和类型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人最早接触的,并且终生密切联系的重要环境,而父母则是他们所有接触的人中最主要的重要他人。心理学家们在父母如何决定儿童和青少年行为的教养维度和教养模式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Schaefe(1959)提出了接纳—拒绝、心理自主—心理受控、严厉—放纵三个维度;Erikson(1950)提出控制和温暖;Beck(1964)提出了温暖(接受)—敌视(拒绝)和限制—允许两个维度;Pumory(1966)将全美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量表加以综合分析,归纳为:保护、严格、拒绝、放纵四种教养类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D.Baumrind分别于1967、1971、1977年进行了研究,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成:专制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容许型父母和拒绝否定型父母。国内最常见的是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放纵型、溺爱型、专制型和民主型。总的来看,尽管受民族文化、观念、习俗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但在因素的构成上,却具有文化和民族的一致性(岳冬梅,1993)。

在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庭教养方式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身心健康和合格社会成员为目标的最主要的活动。良好的教养方式,有利于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特别是他们在青春期的核心任务——自我同一性的完成。而不良的教养方式,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

本研究拟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侧面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关注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种因素,如家庭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如何影响着父母教养方式。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青少年期的界定和样本的选取

从生理的观点看,Konopka(1973)将其定义为“介于青春期开始到骨骼发育完成之间的一段生命时刻。”大多数生物学取向的观点都将性器官的开始发育到完全成熟定义为青少年期。从社会学观点看,这段时期结束于个人在教育、职业、性、社会及意识理念上获得定向。心理学观点则更关注心理上的变化,强调青少年期是指从性生理成熟到心理成熟的一段时间。心理成熟包括智力的发展趋于巅峰,情绪上能够自我控制,在社会上能够承担成人角色,履行公民义务等。

不论采取何种观点,青少年期总是从一系列生理事件到来标志青春期的开端,而到进入成人的世界,承担社会和心理的事件为止。由于这一段时间比较长,Schiamberg(1988)将其区分为“青少年早期”即12-16岁与“青少年后期”即17-27岁两段。Lloyd(1985)则据受教育层次区分为“青少年前期”——初中阶段或12岁到14岁,“青少年中期”——高中阶段或15岁到17岁,及“青少年后期”——大学阶段或18到22岁三个阶段。本研究所采取即为此种三分法。

据此本研究进行了较全面的取样工作,分别对大学文、理科生70人;重点中学初中生68人、高中生73人;普通中学初中生93人、高中生70人;职业中学高中生36人;适龄的在京外地打工青年36人等进行了施测,获取有效样本467份。其中,男性209人,占总数的44.8%;女性258人,占总数的55.2%。

2、研究方法——工具的选用和实施过程

本研究采用测量法进行,即根据理论,选定标准化测量工具,对样本实施测查,而后对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工具采用了由台湾学者江南发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编制和修订的“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量表”、“青少年的同一性危机量表”和国内学者岳冬梅等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考虑到台湾的社会情况及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可能与大陆不同,以及量表语言表述差异,本研究在施测前对所要使用的量表做了修订和信效度分析。

“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量表”涉及了心理社会发展的6个阶段的12个层面,即“对人信赖和对人不信赖”、“活泼自律和羞愧怀疑”、“主动自发和罪恶内疚”、“勤奋进取和自贬自卑”、“自我同一和同一危机”、“友爱亲密和孤独疏离”等。每阶段由积极层面和消极层面各7个项目组成,共84题。计分采用5点式:所陈述题目“特别符合”计5分,“比较符合”计4分,“无法确定”计3分,“比较不符合”计2分,“特别不符合”计1分。每个层面的题目得分相加之和为该层面的得分。积极层面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心理发展的程度愈高。消极层面给与反转计分,即5分计为1分,4分计为2分,3分不变,2分计为4分,1分计为,然后将反转后各消极层面的题目得分相加,如此,消极层面得分愈高者也表示其此层面心理发展的程度愈佳。量表总分系由处理后所有各层分数之和求得,表示心理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发展水平越好。量表的信、效度检验表明,此量表达到使用标准。

“青少年的同一危机量表”是由江南发在Byrd、Smith、Speisman等人所编制的量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些量表都是以Erikson理论中自我同一性发展的理论逻辑和自我同一7个危机层面之间的关系编写的。江南发根据以上量表的项目,综合修订,编制“青少年同一危机量表”共28题,其中积极性层面危机有15题,消极性层面的危机有13题,计分方式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量表”相同。不过,此量表是将所有积极层面的得分给与反转,因此,各层面得分越高,表示其在此层面危机程度越高。量表总分是将处理后的各分量表相加而来,总体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危机的程度愈高。考察其信度为.86,效度亦好。但是,量表中的价值定向分量表的同质性较差。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是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1980年编制,经我国岳冬梅等修订的。量表由6个父亲教养方式和5个母亲教养方式构成。具体如下:父亲项目包括“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等6个方面的58个题目:母亲的项目包括“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等56个题目。每个题目的计分方式为:回答“从不”计1分,“偶尔”计2分,“经常”计3分,“总是”计4分。将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不同侧面的题目得分相加,分别得到不同方式的总分。某侧面分数越高,表明父母教养其子女此方面的程度越深。岳冬梅报告,修订后的此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由于所测被试独生子女偏多,在统计时,去掉了有关“偏爱被试”的题目。

测验与数据录入工作于1998年3月完成,全部数据运用SPSS 7.0软件包进行处理,所有参与统计的变量经非参数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

四、研究结果

1、对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析

从表2可以看到,处于早期、中期、后期的青少年总体心理社会发展随着年龄增长和教育的提升在逐步上升,但未呈显著水平。在大部分分量表上,除了初中和大学组在“对人不信赖”层面有显著差异外,其它层面也未呈显著水平。

表3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自我同一危机总体水平反面更为上升,但未呈显著水平。在自我同一危机分量表上,也呈出这样的态势。大学组在角色尝试与价值定向层面的危机显著高于初中、高中组。

2、父母教养子女的不同方式与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关系

表4显示:父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与子女心理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及各层面都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分别与总分和对人信赖、羞愧怀疑、退缩内疚、自贬自卑、同一混淆、友爱亲密和孤独疏离等呈显著水平。父亲的过分干涉、拒绝否认均与青少年社会心理发展的总体水平及各层面有显著的负相关;父母过度保护与青少年对人信赖和友爱亲密有显著的负相关。

由表5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到,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子女的心理社会的总体水平和各分层水平都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即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越高,其子女在心理社会发展方面越好。母亲的过分干涉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有普遍的负相关,其中在对人信赖、羞愧怀疑、自我同一层面呈显著水平。

母亲的拒绝否认、严厉惩罚和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总分及各层面有显著的负相关。

由表6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到,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水平和各分层水平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即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越高,其子女的自我同一性越好,同一危机程度越低。除价值定向外,父亲的惩罚、严厉与其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及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即父亲的过分处罚、严厉,会使其子女的同一性危机升高。除时间观念和价值定向外,父亲的过分干涉几乎与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和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即父亲的过分干涉越多,其子女的统一性危机越高。除价值定向外,父亲的拒绝、否认与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及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除时间观念和价值定向外,父亲的过度保护与自我同一危机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

由表7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到,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水平及各分层水平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即母亲对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越高,其子女的自我同一性越好,同一危机程度越低。除价值定向以外,母亲的过分干涉和过分保护,与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及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母亲的拒绝、否认与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和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除价值定向外,母亲的惩罚、严厉与其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和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即母亲的过分惩罚、严厉,会使其子女的同一性危机越高。

3、影响父亲教养方式的因素

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涉及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气氛等。

(1)家庭经济状况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从表8可以看到:家庭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父母对其子女的教养方式。从经济很困难到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家庭,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呈显著的线性上升,家境好的子女更多得到父母的温暖和理解;境况中等和较好家庭的父亲,其惩罚严厉、过分干涉程度最高,而家境困难的青少年受到父亲的过分干涉最少,但在母亲的过干分涉保护方面没有此特点。父母双方在拒绝否认方面,从困难家庭到富裕家庭,都呈现线性下降,即家境好的青少年更多被其父母接纳和承认。家境困难的青少年较少受到父亲的过度保护。母亲的惩罚、严厉也数中等和较好的家庭最高,富裕和困难的家庭相对都较低。

(2)父母教育程度对父母教养的影响

表9显示:从父亲方面来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其给予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较高,特别是学历在大学毕业及其以上的父亲,其温暖、理解显著高于其它组。没有文化的父亲的温暖、理解也较高,但由于其样本数太少,代表性较差。父亲的惩罚、严厉与其受教育程度有较明显的关系,教育程度越低,对子女的惩罚严厉越高。小学毕业程度的父亲对其子女的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最低。

从母亲方面看,以初中毕业的母亲为分水岭,初中以上学历的母亲,其教育程度越高,给予温暖、理解也越多。但没有文化和小学毕业的母亲,其温暖理解也很高。母亲的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其受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的关系。

(3)家庭气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表10显示:气氛总是欢乐祥和的家庭,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最高,并且与其它类型有非常显著的差异。父母对其子女的过分干涉、拒绝否认与家庭气氛的变坏是一致的。母亲的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严厉惩罚与家庭气氛的恶劣有非常显著的线性关系。

五、讨论与结论

1、不同发展阶段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水平和自我同一性危机的特点

(1)在总体心理社会发展水平上,青少年发展的总态势是从早期、中期、后期,随着年龄增长和教育阶段的上升而在不断提高,但此种提高并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青年期是一段较长的变动发展期,在这段时期里,青少年虽然在经历不断的心理社会成熟与变化,但并没有质的改变,这一结果与台湾江南发的研究基本一致。(2)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同一危机,水平反而增高,这是研究前所未曾预料到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青少年不得不亲自去解决很多问题,主动去对将来的人生做决定,迎接种种年幼时所不曾遇到的挑战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他们心理社会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对自己和环境的要求和所能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由此看来,青少年发展中期和后期是自我同一危机教育的侧重阶段。

2、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自我同一危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的不同层面与子女的心理社会发展、自我同一危机都有很大的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其子女的心理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各分层面水平都呈显著的正相关(P<0.0001),即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越高,其子女心理社会发展越好,心理社会积极层面程度越高,消极层面程度越低。同时,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水平和各分层面的水平都呈显著的负相关(P<0.0001),即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越高,其子女的自我同一性越好,同一危机水平越低,积极层面越高;而自我疑虑消极层面越低。

父亲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等教养层面与其子女的心理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各个分层积极发展基本都呈负相关;而与其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和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同样,母亲教养中的过分严厉惩罚、干涉保护和拒绝否认与其子女的心理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各个层面的发展都呈负相关;而与其子女的自我同一危机的总体和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且相关的显著度更高。

这一结果与Erikson(1950),Becker(1960)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这些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持有温暖、接纳、爱护的态度,则其子女多能自我接纳、愉快和情绪稳定。反之,如果父母持有拒绝、冷酷、控制的态度,将造成子女自卑、焦虑、退缩、过分顺从、无安全感、攻击性强或反社会行为。

3、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某些家庭因素的关系

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家庭的物理、心理环境都有很显著的关系。本研究中了考察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气氛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父母对其子女的教养方式。家境好的子女更多得到父母的温暖和理解,更多被其父母接纳和承认,较少受到父亲的过度保护。境况中等和较好家庭的父亲,其惩罚严厉、过分干涉程度最高。而家境困难的青少年受到父亲的过分干涉最少。

父母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其对子女的教养方式。教育程度越高,其给予子女的情感温暖、理解也越高。父亲和教育程度越低,对子女的惩罚严厉越高。母亲的过度干涉和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其受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的关系。

4、结论

(1)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长,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水平在提高,但他们的自我同一危机水平也在上升。青少年的中期和后期是自我同一性发展的核心时期,也是自我同一高危机水平时期。

(2)父母教养方式的各层面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和自我同一危机有显著的相关。父母投入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越好,自我同一危机水平越低。

(3)父母的文化水平是影响父母教养子女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其给予子女的温暖理解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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