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投资偏好的隐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忧论文,中国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专心实业似乎已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韦尔奇等企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于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大腕。“用钱生钱”显然比做实业来得轻松，许多实业家纷纷萌生退意，转而去做一个投资家。
不仅如此，当今中国一些优秀的企业也争先恐后地涌入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加之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致使投机风气日盛，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实业的“空心化”。
让人非常担忧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投资家的时候，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稻盛和夫、乔布斯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如果实业家都热衷于赚快钱，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世界一流品牌如何打造？如果做实业之心逐渐冷却，靠什么支撑中国企业做强做优和基业长青？如果中国企业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就停滞不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怎么实现？如果人们都趋之若骛追求投资盈利，中国企业家精神如何传承？
赚快钱的诱惑
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机会相继出现，经营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的回报大大高于实业经营，这促使实业家把主要精力转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聚焦在如何赚快钱、赚大钱上，相比做实业赚“辛苦钱”来得更容易、更轻松。加之传媒极力宣传放大了投资效应，哪位投资家看中了一家小公司，几年的时间就得到数十倍、成百倍的“回报”，更撩动了实业家赚快钱的心。
赚快钱的诱惑，让中国一些企业无心做实业。有调查表明，2008至2010年，是房地产和准金融公司诞生最多的三年，本来非常拥挤的行业又涌入了很多新军。一些大企业把房地产当成企业的盈利性支柱产业，有的企业房地产收入已经超过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许多投资型公司，这些公司并没有市场开发、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但“有钱”使他们成为投资商，甚至成为主流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提供商，中国企业“转型资金”大量沉淀在房地产业。
论出口额和经济总量，中国已经超越了德国，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德国房地产市场几十年来增长率仅为1%，德国的经济发展完全来自汽车、机械、化工等实业。相反，中国的GDP中有60%是直接或间接依靠房地产行业拉动的，中国实业的创新能力一直没有质的改善。
我国资本投资实业的积极性并不高，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2009年以来，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仅增长不到8%，房地产投资占总的民间投资在35%，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各占三分之一，而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进一步缩小了民间资本对主业的投资。
实业家转做投资家会面临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因为他们大都是某一行业的专家，但却未必熟悉其他行业，进入其他领域的风险会逐渐增大。“不熟不做”是企业战略的基本原则。进入一个全新行业的企业，从决策能力、业务管理控制能力、业务的拓展到客户服务的执行能力、企业品牌影响力都面临重新构建，这与刚刚成立的企业一样并没有多少竞争优势。
如果企业经营领域过多，就会分散企业的注意力，在资金、人才资源上出现不足，使组织资源的分配难度加大，无法保持核心竞争力。同时，企业面临多种产业、多个市场，容易造成部门和子公司的增多，势必形成更为复杂的管理体系，增加了经营管理的难度。
内外交困的生存难题和发展忧虑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贸环境逐步恶化，出口产品锐减，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劳动力成本逐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保压力日渐增大，企业的盈利空间急剧缩减，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
随着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的到来，企业劳动工资逐渐上涨，人力资源成本逐步上升，使原本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即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正在逐渐丧失。同时，为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劳动领域的法规，并要求企业认真贯彻落实现有劳动法律法规，逐步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综合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实现企业员工工资的稳步增长。不仅如此，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普遍存在结构化的问题，企业缺少中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招工难问题更加凸现。
中国经济正在从原先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式艰难转型。特别是节能减排是未来五年及更长时期企业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政府部门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节能减排的目标和要求，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标准，留给企业的将是关停并转的结局。政府在对企业高能耗、高污染等落后产能进行加速淘汰的同时，企业必须在短期内加大其节能环保费用的支出，这就影响到短期内经营效益，不少企业家感到压力巨大，困难重重。
从宏观环境看，由于产业政策、产权结构、“国进民退”、“玻璃门”等现实问题，一些企业家对长期从事实业信心不足。我们知道，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和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家的行为。当企业家无法确信自己能够享有劳动成果，或者说缺乏适当的、明确而稳定的机制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企业家将失去做实业的动力。
不可否认，企业领导者都倾向于投资回报快的领域，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者必须在其任期内充分考虑自己的业绩表现，因此往往更多地注重投资的回报速度，让投资效益尽快显现出来，从而保证在自己的任期内有较好的收益。
然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没有长期的股权激励，任职期平均不到十年。因此，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在任期内的业绩。民营企业在现实的生存环境和长期经营中，无论对商业政策法规的稳定性与可见度，还是自身在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上都难以把控。因此，大多数民营企业也不那么愿做需要等很多年才能看到产品和利润的实业投入。
在企业家的地位和价值逐步得到政府和社会承认和肯定的同时，他们也受到许多误解和质疑。除了事业要承受巨大压力之外，企业家们还要承受不小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压力，甚至承担额外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风险。有证据表明，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不仅导致投资抽离实业，而且导致资本与财富的外流。2010年零点研究集团调查反映，民营企业家在长期受到政策歧视以及社会的仇富心理之下，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危机感，26.3%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民营企业家所进行的财富转移，除了对国内经营企业难度加大和环境的担忧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身份的改变，以及取得一种因为身份改变而获得的一种相对安全感。如果人力财产转移海外的状况继续，有可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家经营实业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从而危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企业的传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第一代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多数都50岁以上了。这些企业家的子女多数都被送往国外读书，他们接触的多是金融资本投资，和父辈们的经营理念完全不同。他们不信奉做实业这一套，而且他们没有做实业的打算和经验。很可能将来由父辈的经营实业转为金融资本投资，企业接班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局。
企业家与投资家的人格差异
做实业还是做投资来自于个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偏好。企业家有使命，有愿景，有责任，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事业成功。所以，信念执著，专心致志，百折不挠。而投资家主要关注投资回报，所以，捕捉机会，分散投资，控制风险，二者的行为特征完全不同。投资家的行为特征：一是“三心二意”，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管理；二是“不务正业”，参与别人的事业却总想尽快赚钱后退出；三是“给他人做嫁衣裳”，不断寻找投资给别人的市场机会。
从某种角度讲，投资家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投资机会有着本能的直觉，灵敏的嗅觉，渴求和狂热的追逐金钱，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带来增值的机会，他们时常冒着巨大的风险来获取赢利，投资家永远关注的就是如何让钱生出更多的钱。或许投资家也有长远计划，但他们更加注重资本的效率，快进快出和加速增值。在投资家的心中，资本和金钱代表一切，很少去做扎实持久的实业。
不可否认，企业家也要有资本运作，投资获利的能力，但这只是企业家的能力之一，而不是全部。
企业家就是做实业，做事业，彰显的是一种非凡的能力，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即企业的能力随着企业的经营发展而得到持续成长，并从一个竞争平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竞争层次。做企业要求企业领导者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脉络，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注重创新、品牌、管理、带领人才团队，通过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
企业是企业家人格和灵魂的外化，企业的成长富含着企业家的理想、信念、使命和抱负。企业家必须具有人生信仰和使命责任以及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道德精神，把经营企业和担当社会责任作为奋斗的使命。他们关注企业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关注员工的发展，诚信为本，守法经营，具备谋取天下之利而不谋一己之利，谋长久之利而不谋一时之利的伟大胸怀。
企业家非常注重企业的持续发展。在企业家的心目中实业是其理想和生命的外化，为此他们的理想就是打造一流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确保自己创造和继承的伟业能够长期存续下去。企业家的这种内在诉求，是选择实业发展道路的必然，吸引着那些渴望与企业共同发展的追随者。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最先确立了企业家的核心特征就是创新。而创新其本质是创造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客户价值，针对客户的需要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员工价值，为员工提供工作和发展的平台并给予劳动报酬，提高福利待遇；三是股东价值，为股东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回报；四是社会价值，为保护环境、捐助公益等社会事业多做贡献。企业家是企业创新的核心和关键，他们既是创新战略的主导者、组织者，也是企业创新环境的倡导者和营造者。这需要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敏锐的创新思维，果敢的创新魄力，务实的创新行为。
一流的企业是“熬”出来的，一流的企业家也是“熬”出来的。企业家一定要有一种坚持的精神，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对社会责任和使命的坚持，对企业经营方向的坚持，以及脚踏实地的做好品牌和企业的坚持。只有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奋斗。企业家在克难奋进的艰苦努力中，把心中的信念和理想一点点做实，这种践行的使命责任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宝贵和稀有的品行。
企业家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近三十年来，国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技术渗透和蚕食正逐步实现其市场垄断化的图谋。从电子信息、手机、电脑、彩电、汽车、精密仪器、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到其它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无不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攻势。
在这种态势面前，我国的企业大量投资于房市、股市，虽可暂时获利，但炒房、炒股不可能炒出核心技术，挪用主业经营急需的大笔资金，投资于房市、股市，这将断送产业发展的前程。
我国企业正进入核心技术的空洞化，被标准淘汰还是成为标准的制定者，中国企业正面临着生死抉择。
中国企业要想赢得未来，摆脱长期以来位居制造业微笑曲线最底端的不利局面，除了秉承“企业的根本在于针对消费需求，做好产品和服务”，理性地放弃掘金房地产、股票等资本市场的短期投资行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型，转型的主要领域集中在技术提升，产品延伸和品牌发展等方面，真正舍得投资于专利技术研发和实际运用，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溢价能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用品牌价值和顾客满意度来还原中国企业，从根本上完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企业不能希求通过“不务主业”来拯救自己。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转型为重点的发展新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企业原有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这就需要我国企业针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主动地进行转型升级，努力实现由“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型，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由“产品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由“本土性企业”向“世界性企业”转型。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被迫转向内需，国内的消费需求市场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这其实正是实业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而且，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需要企业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更大的作为，必须依赖实体经济的强盛。
回顾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无一不是一批有远见、有雄心、有能力的企业家们在其中发挥着主导和中坚的作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企业家为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样，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生群体，为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来源，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企业家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还十分弱小。一方面，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他们必须不断创新自己的商业模式，加强核心竞争力，通过创新把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转轨经济制度下，法律法规仍不完善，随意性的行政干预和某些官员滥用权力，使得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不可预测，充满风险，企业家们如履薄冰。此外，在企业家取得成功和财富之后，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也自然提高。因此，中国企业家还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坚守道德诚信，在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发挥带头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通过大量研究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领先性增长需要满足四个条件：易于创设和发展企业；生产性企业家能够得到良好回报；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很显然，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乐于投身实业，积极创业，勇于创新，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经济增长的长久动力。
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企业，而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处于组织、控制和配置其它资源的领导地位，所以企业家资源与其它资源相比，处于更为主导的核心地位，乃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最积极、最关键的要素，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对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有着至关重要又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企业的兴盛和发展，是需要一代代企业英才薪火相传，奋斗不息，需要依靠一大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成长，一支企业家队伍的建设，企业家是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最核心、最关键、最稀缺的战略资源，是国家强盛之根本。
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家的时代。中国的企业需要企业家去引领，中国的经济需要企业家去推动，让企业的利润跟上企业家灵魂的步伐，让企业的经营效益跟上企业家使命责任的步伐，让我们努力营造出适合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机制，让我们给予企业家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中国的企业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中国的企业家才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永久动力，中国的企业家才会成为我们社会文明昌盛的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