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关系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兼评琼#183;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政治论文,绝对性论文,相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政治学博士琼·斯佩罗在其1979年出版、随后多次再版的《国际经济关系学》一书中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同国际政治关系一样都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成功或不成功地解决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过程，成功或不成功地为他们达到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注：参见琼·斯佩罗著《国际经济关系学》（中译本），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8，第11—15页。）。“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传入我国后，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在其著作或论文中发表评论性意见，一些学者认为不能将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等同（注：参见张历历等著《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126页。）； 也有些学者誉称“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为著名论断（注：参见金忠应、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74 页。）。但是，为什么国际经济关系不能等同于国际政治关系，为什么“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为著名论断，却不见这些评论者的具体论述。本文试图在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属性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同时对“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进行深入的评析。
一、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重新界定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国际经济关系是超出各国领土范围的特殊的社会生产联系领域”（注：参见[苏]C.M.梅尼希科夫等主编《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1页。）。 前南斯拉夫学者认为国际经济关系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复合体，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交换关系，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国际转移、劳务和资本的国际流动等”（注：参见《南斯拉夫经济百科全书》第一卷，1985，第1237页。转引自周启元、姜圣复著《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9页。）。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概念是指世界范围内超越于国家界限的各个领域、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经济联系的总和”（注：参见周启元、姜圣复著《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33页。）；也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就是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媒介，它表现为各种形式，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世界市场、国际资本和资金流动、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联合等等”（注：参见郭丁主编《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第2、4页。）。这些对国际经济关系概念的不同的界定， 反映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国际经济关系内涵的不同认识。我们认为国际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由各国经济外交活动和国际经济协调活动直接安排下的一种超越于国家界限，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经济联系的总和。这种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新界定，同样反映了我们对国际经济关系内涵的特定理解：
第一，国际经济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际生产关系。按照我国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恩格斯对生产关系所包括的主要内容的解释，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在国际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方面的经济联系。但是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经济关系除了国际生产过程中的这四个方面的经济联系外，还应该包括国际生产过程之外的一些经济联系，如国际经济技术援助，救济受灾国家和地区等。
第二，国际经济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国际经济关系不包括传统的国际政治这一部分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非常明确的，但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各个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之上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国际之间在经济协调原则基础之上进行的经济协调活动这一部分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同样也是非常明确的。我国许多学者在其著作中不仅把属于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国际经济组织界定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概念中，而且还把国际经济协调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加以论述（注：参见郭丁主编《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2、4页。）。
第三，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从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为标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但“国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是偶然的、局部的、数量极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各国的社会生产过程不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义”（注：参见郭丁主编《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2、4页。），国际经济关系并没有真正形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到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尽管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只表现为单一的国际贸易形态”，“而且世界上还有相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注：参见周启元、姜圣复著《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14页。），但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注：参见周启元、姜圣复著《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14—15页。）。
第四，国际经济关系可分为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关系。就不同领域而言，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信贷、国际投资、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运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国际抗险救灾等领域的经济联系；就不同类型而言，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联系；就不同层次而言，国际经济关系包括世界范围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往来、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三个不同层次的经济联系。
尽管政治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注：参见[美]格伦蒂德：《政治思维：永恒的困惑》（中译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7页。），甚至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词（注：参见[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中译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0—22页。），国际政治更似乎是令学者永远感到困惑的问题，但是中外学者一直都在努力探讨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本质，并力图对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围绕着利益来论述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出现必然引起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为了协调和控制利益分化引起的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政治的产生就具有了必然性；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引起了新的社会分工，新社会分工的出现又必然引起人们的利益的进一步分化，为了协调和控制利益进一步分化引起人们之间的新的利益矛盾，政治的发展也就具有了必然性。马克思对政治本质的这种论述应该说代表了中外学者探讨政治本质的最高成就。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的界定中有许多明显不符合马克思对政治的理解，但我国著名政治学专家刘德厚教授最近在深入研究政治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关于人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注：参见刘德厚：《重视“广义政治”的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6（2）。）。 这种对政治的界定应该说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的利益分析方法，而且在基本内容上也吸收了马克思理解政治的科学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把国际政治界定为国际社会中关于国家之间的全局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便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国内外学者把“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关系”看作基本内容相同的两个概念，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这种理解我们觉得是正确的，国际政治是国际社会对国家之间的全局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社会中各国在协调与控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过程中形成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以国家之间的全局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活动为基础。当然，基本内容相同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关系”，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侧重点是不同的，国际政治学领域虽然也涉及各国在协调与控制国家之间的全局利益关系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但它的重点是协调与控制活动；国际关系学领域虽然也涉及国际社会关于国家之间全局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活动，但它的重点是协调与控制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二、国际经济关系的自然属性及其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绝对性
国际经济关系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际生产关系，但它的主体仍然是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关系作为国内生产关系的延伸，或者说作为一般生产关系的特殊领域，它的形成和发展同国内生产关系一样也是由国际生产力决定的。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以说是常识，毋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但我们可以从国际经济关系本身进行实证说明。这种实证说明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进行，下面我们仅从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同层次的经济联系的发展的角度来实证说明国际生产力决定国际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往来。这种较低层次的相互往来的经济联系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国际经济关系早期的主要内容。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先后发生并完成了产业革命。由于广泛的使用机器，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产品大大增加，国际分工开始形成，这就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往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机器大工业促进了交通运输工具和设备的巨大进步，又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往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可能性。正是由于机器大工业出现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才使各国之间经济往来成为经常的、广泛的、数量较大的各国社会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第二个层次是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合作。这种较高层次的相互合作的经济联系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近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尽管早在19世纪初期，欧洲莱茵河沿岸的几个国家，通过签订条约，合作进行莱茵河水利和航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表明这种相互合作的经济联系已经开始了，但当时的这种相互合作的经济联系只局限于局部地区和特定领域。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由于电动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学、汽车、电气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特别是铁路大规模的建设，电话、电报和国际海底电缆的应用，使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合作扩展到不同的流通领域；同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在本国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大规模地进行资本输出和殖民地瓜分，使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超出国界的运动加速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从而使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合作”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第三个层次是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最高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瑟夫·努伊拉斯所说的，相互依赖表现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分工的键环为个人和集团建立了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范围，使他们依赖这些键环而生存。这不仅对于单个国家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于国家之间来说也是正确的。这是由于国家之间也已经建立了大多数有关国家的居民所不可缺少的持久和重要的联系。在当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甚至其生存的本身也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别国的生产；任何一个国家生产的发展亦有赖于别国生产的发展（注：约瑟夫·努伊拉斯主编《世界经济现行结构变化的理论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2—6页。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30页。）。 本世纪中期以来，以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和高分子合成工业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国际生产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正是在这种高度发展的国际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
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关系是在一定的国际生产力的基础上，各国之间主要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形成的一种自然的经济联系。它表明国际经济关系首先具有一种“自然属性”，是各国之间互换有无、互补优劣的一种纯经济联系。国际经济关系作为各国之间的一种纯经济联系，而国际政治关系作为在协调与控制由这种国家之间的纯经济联系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两者就其质的规定性而言，其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具体来说，其一、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形成的基础和服务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形成的，它服务于国际的生产力的提高；后者则是以各国的综合实力为基础，它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其二、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运行的主体和带来的结果不同。前者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它的发展必然带来世界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相对稳定局面；后者的主要主体是国家、国际政治组织、国际政治会议和国际政党，它的发展必然带来世界经济合作与经济磨擦、政治合作与政治冲突长期并存的局面。其三、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发展的机制和变化的规律不同。前者的发展机制是比较利益的实现，它的变化具有确定性、渐进性和非对抗性；后者的发展机制是国际民主政治的实现，它具有不确定性、突变性和对抗性。
从国际经济关系的“自然属性”出发，我们说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存在着质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绝对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并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相互关系方面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斯佩罗正是由于忽视这一点，混淆了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区别，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是不科学的。
三、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属性及其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相对性
我们说国际经济关系是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纯经济联系是假定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是绝缘分开的，即尽管世界上有国家存在，但国家绝对不干预国际经济关系。但是，在现实世界上这种假定是不存在的，国家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主体必然干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必然影响国际经济关系。
就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利益原则而言，可以说有两层：一层是自我利益原则；另一层是共同利益原则。前者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出发点，行为的基本准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利益”；后者是前者的集合和抽象，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在现实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首先是“自我利益”的执行者，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或者运用对外战争、殖民统治、武力威胁等“国际强权政治”，或者运用在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这种“国际经济政治”（注：关于“国际强权政治”和“国际经济政治”的概念参见拙文：《“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新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10）。），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都从“自我利益”出发参与国际经济关系，利益上的差别和结构上的不平衡必然产生各国交往过程中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破坏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常秩序，甚至由此产生各国之间的战争，各国又不得不成为“共同利益”的执行者，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运用在国际协调原则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协调活动这种“国际经济政治”，对现实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生的矛盾进行调解，建立各国经济利益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的国际经济环境。
国际经济关系是民族国家出现后形成的，可以说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从国际经济关系形成时就开始了，但是，在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特点不同，国际政治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本世纪中期以前，国际经济关系还主要是第一个层次的相互往来的经济联系和第二个层次的相互合作的经济联系，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和经济合作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国更多的是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民主政治尚不成熟，对外战争、殖民统治、武力威胁等“国际强权政治”直接干预国际经济关系便成为国际政治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式。本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第三个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各国经济融为一体的程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逐步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转化，在这种状态下各国除了考虑本国经济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各国的共同经济利益，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民主政治较前一个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国际强权政治”直接干预国际经济关系的行为还时有发生，但各个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和国际之间国际协调原则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协调活动这种国际经济关系中内生的“国际经济政治”，便成为国际政治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式。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前面我们在界定国际经济关系时是明显地把各个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和国家之间在国际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协调活动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分析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时又把这种经济外交活动和经济协调活动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部分。这两者有没有矛盾？我们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各个国家建立在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外交活动和国家之间建立在国际协调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协调活动这种“国际经济政治”，尽管与传统的“国际强权政治”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毫无疑问地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但由于这种“国际经济政治”是直接产生并服务于国际经济关系，所以，它应该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这一论点的辅证，《中国大百科全书》在解释“经济政策”时也认为“经济政策本来属于上层建筑，但是由于它既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又会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产生强大的反作用，能促进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它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第467页。）。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经济关系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受着国际政治的影响，现实国际社会中的国际经济关系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它必然是一种同时具有政治属性的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属性意味着在“国际经济政治”安排下的国际经济关系直接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时，国际经济关系就直接转化为国际政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区别就具有相对性。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并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方面继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斯佩罗在承认国际政治关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反作用的基础上，看到了国际政治，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关系中内生的“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巨大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国际经济关系直接转化为国际政治关系，从而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结论，如果得出这种结论，那岂不是没有国际经济关系了吗？我们也不能把国际经济关系中由“国际经济政治”安排直接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的那一部分经济往来看作国际政治关系，而把剩下的各国企业之间不由“国际经济政治”安排的这一部分经济往来看作国际经济关系，如果能如此的话，那国际经济关系得易名为“国际民间经济关系”。
四、确立国际经济关系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意义
就我们所见而言，国内外许多国际经济关系学的著作都很少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而是一开始就直述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的国际经济关系。这一状况说明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普遍关注和研究不够。我们在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关系概念的基础上，确认国际经济关系具有“自然”和政治的双重属性，这不仅能够使我们逐步接近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涵和特征的正确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国际经济关系其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我们在确认国际经济关系具有“自然”和政治的双重属性的基础上，指出国际经济关系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而且有利于我们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质的规定性以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思想。
我们在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确认国际经济关系具有“自然”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并指出国际经济关系区别于国际政治关系既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除上述理论意义外，它对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各国制定其正确的国际战略还具有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是国际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随着国际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还会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各国为了共同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通过签订国际条约或协定，建立超国家机构，共同协调和制定行动准则，使各国经济实现自觉融合的过程的一体化也应该不断地深化（注：“相互依赖”和“一体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参见孙建冬：《一体化还是分散化——对“相互依存”理论的再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4）。）。“近20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 尽管相互依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一体化的进程在战后初期有所进展后进入70年代其势头却开始减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一体化趋缓的现象进而为一体化回潮所代替，相互依赖与一体化反向而行的局面最终成为现实”（注：“相互依赖”和“一体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参见孙建冬：《一体化还是分散化——对“相互依存”理论的再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4）。）。可见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 若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考察，由于国际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与之相适应一体化也应该不断深化；若从政治属性的角度来考察，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的直接安排，国际经济关系经常直接转化为国际政治关系，分散化的趋势大于一体化的趋势。未来学家、历史学家可以侃谈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对于国家的国际战略的制定者来说，关注的焦点似乎首先应集中在近20年到30年的时间范围内，对各国根据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国际经济政治”直接按排的国际经济关系，或直接转化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变迁作出迅速的反应，并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
从“自然属性”和政治属性两个方面分析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密切注视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家的国际战略的基础，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关系来说尤为必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关系一方面以西方作为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使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并受其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政府的统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东方的价值观和经营管理方式又显示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非西方”的特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这种两难处境，如果从国际经济关系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自然属性”和一体化有所削弱的政治属性两个方面来分析，制定中国的国际战略的基本思路就非常清楚了：相互依赖的加深决定了与外隔绝把自己置于国际经济关系之外固然行不通；但在分散化趋势大于一体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如果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一味退让屈从，尽管在短时间内可能继续维持同西方国家原有的经济联系，并依靠这种经济联系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从稍长远的眼光来看，既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成本大于收益又可能引发国内的政治与社会衰微。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在相互依赖的加深和一体化的削弱中找出一条夹缝并保持平衡，对内在加紧建立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外坚守经济主权观念，并表现出审慎、适度、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有理、有利、有节”地捍卫民族的经济利益。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21世纪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