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50年来宋庆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庆龄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2)01-0056-06
宋庆龄先生是我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一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业绩、思想、风范，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宋庆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不少专家学者涉足此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80年代初宋庆龄逝世以后及宋庆龄百年诞辰，宋庆龄研究出现了两次高潮，一大批研究成果问世。总结建国以来宋庆龄研究的基本概况，研究的主要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推进新世纪宋庆龄研究，继承宋庆龄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推进我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础研究工作
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尽可能广泛挖掘、搜集、整理第一手资料，它是其它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建国以来，这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一生撰写各类文章、书信约有1,100多篇，各类题词、手迹190多幅。建国以前，已经有少部分研究宋庆龄的资料出版。建国以后，尤以《宋庆龄文集》的出版引人瞩目，包括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新中国而奋斗》；1966年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以《为新中国而奋斗》为基础，整理出版了《宋庆龄文选》；宋庆龄逝世之后，1983年出版了《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1992年为了隆重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文选》上、下卷，收入宋庆龄自少年时期赴美留学至逝世前夕撰写的文章、书信、题词等358篇。该书对以前出版的著作进行了重新审定，错讹之处予以纠正，有的文章还结合英文原文进行了重新翻译校对，更加忠实于作者本意，真实可信。该书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宋庆龄著作中最权威最全面的一本，为深入开展宋庆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该说，综合研究成绩不凡。建国以来，据作者掌握，共出版宋庆龄年谱、传记、纪念集、回忆录等60多种，发表研究论文约850余篇。但是，由于宋庆龄一生道路曲折，经历坎坷，思想丰富，著述丰硕，加之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全面、翔实地反映宋庆龄一生的各种资料，难度很大，今后仍然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二、研究领域
从这些成果可看出，有关宋庆龄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宋庆龄一生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宋庆龄的贡献、业绩、思想、人格、风范等，这些研究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探讨，给人们展示了一个世纪女性的风采和境界。对于推进学术繁荣，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关于宋庆龄的业绩、贡献研究
宋庆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和现代化事业、妇女解放事业、世界和平事业等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而，有关宋庆龄的贡献研究，自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对决定中国命运的两次国共合作的特殊而卓越的贡献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有的作者撰文指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宋庆龄辅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右翼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国共合作的艰辛历程中，宋庆龄始终同孙中山同舟共济，“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实际工作，而且在思想领域方面，她与孙中山共同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干扰”，为国共合作的形成、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1]孙中山逝世之后，她忠实执行孙中山遗嘱，捍卫国民革命事业。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这一切成就同宋庆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宋庆龄对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宋庆龄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促进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尽心竭力，奔走呼号，她出面沟通了国共两党间长期中断了的联系，成为十年内战后在国共两党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的第一人”，“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立了第一功。[3]之后，宋庆龄又在国民党高层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动员工作，从而“在国民党中央形成一股赞助合作抗日的力量，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以及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原则接受中共关于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战的建议立下了功劳。有学者强调，起到了当时“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4]国共合作之所以能长期为继，宋庆龄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合作，中国革命才得以向前推进，中华民族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在积极参加国内抗日战争的同时，运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广泛影响，尖锐批评了英美在对日问题上的绥靖主义态度。宋庆龄认为，中国民族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援助中国抗战就是援助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战在自己的战场上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在国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摆脱西方民主国家绥靖主义的影响，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为了自己的胜利发展开辟前景的过程。
宋庆龄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其他贡献，研究者也予以关注。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期，宋庆龄以“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出污泥而不染，身系国家民族安危，为争民权、民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特殊贡献”。主要有创建和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工合国际委员会”，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她还向国内外开展募捐活动，用医药、物资、技术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她还利用“保盟”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宋庆龄在架设这座国际主义友谊之桥的过程中，赢得了海内外人们更深的敬意和爱戴。宋庆龄和“保盟”给中国人民的种种支援，对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所起的作用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高的。有学者强调，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是杰出而独特的。有不少学者还对宋庆龄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进行了专门探讨。她本着“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救济方针，将筹募到的大批捐款和物资，支援了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增强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斗争的力量。宋庆龄与我战斗在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5]解放战争时期，她利用“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促进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有这些贡献，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庆龄作为中国杰出妇女的代表，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一生致力于我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堪称我国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人在探讨宋庆龄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时，认为早在美国留学时，她就提出了妇女的解放问题及男女平等的思想。[6]此后，“研究妇女问题，进行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她生命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享有世界上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活动家和领袖的崇高声誉。[3]在大革命时期，她就认识到了“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认为“妇女解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解放问题”，只有争取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妇女的根本解放。宋庆龄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通过开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广大妇女的觉悟和素质。经过培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各个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骨干和妇女领袖”。[7]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心妇女和儿童的命运，而且把妇幼工作提高到关系民族兴亡、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对待。”[3]风风雨雨几十载，为我国的妇幼事业奔走呼号，辛勤耕耘。她积极参加国际妇女运动，同各国妇女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其睿智的见解，诚挚的态度，幽雅的谈吐，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与魅力，给各国来访的妇女团体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风范，她的为人，甚至她的仪表都为中国妇女增添了耀人的光彩。”[6]
宋庆龄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她对保卫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友好事业的贡献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她就成为一位国际著名的和平战士。30年代，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国际反帝反战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争取了国际的众多朋友与援助。她以自己的真诚和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使他（她）们成为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她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50年代是她为和平而奔走的“最有成就的年代”。她提出了和平必须用斗争去获得，不能幻想，不能等待，更不能乞求；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著名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精辟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之花的辛勤园丁的美誉她是当之无愧的。她为新中国的外交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她与很多国际友好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为中国人民架设通往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是新中国的和平友好的使节，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有的学者还对宋庆龄的对外开放思想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宋庆龄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有人将宋庆龄的业绩概括为四个方面[8]，使人们对宋庆龄的业绩有个概要的了解。首先，作为革命政治家，宋庆龄以孙中山学生、伴侣、战友的身份，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而不懈地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她坚持与发展新三民主义，共同抗敌，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而不屈不挠地英勇奋斗。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的建设，凝结着她的心血和重要贡献。其次，作为社会活动家，她关心人民的疾苦，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她亲手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积极从事战时救济工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根据地以重大的帮助。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救济总会，也为人民和战乱、灾荒中颠沛流离的难民和儿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再次，作为妇幼事业的倡导者，宋庆龄数十年如一日关心和提倡妇女解放、倡办妇幼儿童事业。她是全国妇女衷心爱戴的领袖。最后，作为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宋庆龄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给人们留下珍贵的遗产。她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先后被选为世界反帝的同盟名誉主席和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又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这些概括大体上反映了宋庆龄一生的贡献。
（二）宋庆龄思想研究
宋庆龄在其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探索宋庆龄的思想体系及发展轨迹，是学术界潜心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其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
关于宋庆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问题，有学者指出，宋庆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渊源，不能强调一端，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从源头上看，特殊的家庭教育与父母的教诲与熏陶，在其幼年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六年留美生涯，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促使宋庆龄的政治思想急剧变化。大学毕业后，她依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可视为宋庆龄确立明确、坚定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表现。关于宋庆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问题，还有几种不同说法。1912年4月说，指1912年4月宋庆龄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作为标志，认为从此她就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有的以1915年10月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为标志。无论如何，宋庆龄民主革命思想的确立，同其它历史现象一样，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教养（含孙中山的思想影响）、美国教育的熏染、客观的历史、社会条件和主观的参与实践及选择，交互作用，促使了宋庆龄民主革命思想的最终形成。[9]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宋庆龄博大的情怀，执著的追求，远大的抱负，无疑是宋庆龄转变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有学者提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成宋庆龄多维的、交渗的、递嬗的思想体系。其中爱国主义是基础，革命民族主义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归宿。从爱国主义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宋庆龄的思想转变。爱国主义作为她进步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她的思想向着更高的目标不断攀登。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开放和发展的爱国主义，既根植于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壤，又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而且与时俱进，永不停歇。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进入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将国际主义民主主义融入爱国主义，从而将爱国主义发展为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宋庆龄爱国主义的涵义是救中华，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的前途”。由此可见，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不但继承、发展和超越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而且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最高类型的爱国主义，[10][11][12]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光大。
宋庆龄对新三民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宋庆龄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而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宋庆龄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发展有三点：第一，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一步发展到接受中共的主张与领导；第二，宋庆龄特别关注工农群众的生活，重视群众、支持群众、依靠群众，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第三，宋庆龄发展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13]也有人指出：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纲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理解与发展。也有人从新三民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扬弃。在民族主义思想方面，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反帝爱国精神，把孙中山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既剔除了民族排外主义的糟粕，又注意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民族战争，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具有一致性，表达了以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为奋斗目标的理想。在民权主义思想方面，孙中山主张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权观理解最为深刻，发展极为重大。一方面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颁布的“法律”、“宪法”的阶级性，认为这些都是打着为人民谋福利的幌子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她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建立人民直接选举的选举制度，制定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法，作为保障民权的重要制度。另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表明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承认，也就是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本质上的发展。同时，宋庆龄还解决了革命的动力问题，她以工人农民为两大基本群众，赋予了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民”以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她还肯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才能使民权主义得以真正实现。关于民生主义，宋庆龄准确地把握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的内核，并加以补充和发展，发扬其民主的、革命的主导方面，克服其阶级局限所产生的缺陷，形成了社会革命的思想，这场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宋庆龄进一步论述了工农群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必然性，确认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样，宋庆龄就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好朋友”。总之，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将三民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使宋庆龄的思想出现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以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为标志的。
（三）宋庆龄思想转变研究
宋庆龄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轨迹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研究者对宋庆龄转变的时间、标志、原因都进行了深入考察。[14]有人认为，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到十年内战时期，宋庆龄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起，她与孙中山患难与共，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明确和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实现了她思想上的第一次飞跃。孙中山逝世后，在同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度原则和坚定立场。大革命时期，由于反帝反封建的实践及与共产党、工农大众接近，她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成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她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打下了思想基础。转变的原因，一是蒋介石的背叛及对国民党希望的破灭；二是经过去苏联、欧洲考察，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鼓舞，使她更加相信中共，对中国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三是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及其斗争的影响；四是她不懈奋斗、追求真理的顽强意志；五是革命实践的考验。转变的主要标志：有人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和言论中已经清楚地表明她的马克思主义观。她对当时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首要任务、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有了明确的认识。表明她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事物。这一切都标志着她已经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她这种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同时又充分显示了她勇于变革的开拓创新精神所富有的独特魅力。这些思想，无论是对她本人的成长和革命实践，还是对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乃至对整个中国革命来说，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于宋庆龄转变的时间有不同认识。有学者将本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即从1927年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到1931年发表《宋庆龄之宣言》，即《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和1933年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演说前后）定为宋庆龄转变的时间。有人认为，1931年宋庆龄发表上述宣言时，其政治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此前她所坚持的是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和身份”。有的则甚至认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宋庆龄才“基本完成”了她的转变。[15]总之，有关宋庆龄转变问题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她由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阔小姐，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走过了一条与其他革命家迥然不同的革命转变道路，必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其他问题研究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有学者指出，宋庆龄研究孙中山思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宋庆龄亲身参与了孙中山最后十年革命实践，与其并肩战斗，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并终生从事孙中山研究，成绩斐然。她的著作与言论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很好的独到见解，史实确凿，文风严谨。[16]宋庆龄的著作与言论，是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思想，消除史学界学术分歧的宝贵史料，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传奇婚姻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一般都认为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对孙中山、宋庆龄的人生经历、革命生涯都有巨大的影响。但对宋庆龄以双十初度嫁给如同父女、结过婚、有了子女并正在过着流亡生活的孙中山，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主要是为了革命，崇拜英雄，爱情是次要的。”[3]所以，“从违背家庭与孙中山结婚那天起，她就把革命利益放在家庭私情之上。”[3]“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婚姻本身。……促使宋庆龄这样选择的因素，主要是对革命理想和事业的追求”[15]，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17]有人指出，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是把革命和爱情二者融为一体的结果。“对祖国命运的共同关注，在伟大理想下的互相吸引，战斗的考验，思想的交流，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革命工作的朝夕相处中，默默地相爱了。”因此，“这绝不是什么美人爱英雄的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牢固的共同的革命信念、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纯真爱情。”毫无疑问，对英雄的崇拜，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志同道合的基础，尤其是对革命理想的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牢不可破的婚姻。
关于宋庆龄的道路问题。以往认为，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前，宋庆龄只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妻子、追随者和秘书、助手，似乎“没有起过什么政治作用”，或者说，“她所采取的立场只反映了她那年长和更有经验的丈夫的主张”[18]，从而把宋庆龄的思想和行动看成是孙中山派生的、从属的东西。近些年来，大多数学者对宋庆龄在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法的艰难斗争中，特别是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叛军围攻总统府时所表现的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同声赞扬。认为1922年以后的几年，“既是孙中山毕生革命中的辉煌年代，也是宋庆龄崭露头角的年代。”[8]宋庆龄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她的观点和行动是她“自己提高的结果。”她并不落后于孙中山，在她前进的过程中，“她与他是并驾齐驱的。”“在有的时候她的见解可能还先走了一步，因而鼓舞了孙中山向前迈进。”[18]作为革命伴侣，尽管两人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世界观不同，但在革命的征程中，相互砥砺，肝胆相照，水乳交融，才使得他们的人生道路闪闪发光，成为革命的美满婚姻的楷模。
三、存在问题
建国以来宋庆龄研究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与宋庆龄丰富、伟大、传奇一生的实际状况，时代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重复研究多，有真知灼见的成果少。从已经发表、出版的论著看，有关宋庆龄一生的传记，带记录性质的传记比较多，且内容编排、写作体例、资料运用等方面大同小异，有独到见解、有分量的传记作品尚不多见。从发表的论文看，纪念性的、颂扬性的文章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深入钻研、求新求真的有创见的文章尚不多见。二是应景的作品多，扎实研究的成果少。宋庆龄研究像近、现代史有关重要人物研究一样，总是围绕着人物的诞辰、逝世及与之有重大关系的事件的纪念日来进行的，很多研究者也是临时抱“佛脚”，搞“短、平、快”，作品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搞科研需要扎扎实实地下苦工夫，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否则，很难收到好的效果。三是宏观研究多，微观探讨少。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人物的生平、业绩、品格、功过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给读者、社会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形象。但是，仅有宏观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缜密、细致的微观研究、考证，将一个个细节搞清楚、准确，才能使宏观研究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且有说服力。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为了将新世纪的宋庆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必须作到以下三点。第一，力戒炒剩饭，重复研究。要探求新的研究方法，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新成果，出好成果。第二，力戒浮躁情绪、急功近利情绪。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克服市场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效应，甘于清贫，持之以恒，推动宋庆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同时克服无所作为的思想，潜心钻研，深入思考，宋庆龄研究领域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第三，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万事人为本，要实现新世纪宋庆龄研究领域的历史性飞跃，必须下大力气培养一支结构合理、学术素养高的研究队伍，使宋庆龄研究在新世纪迈上一个新台阶。
收稿日期：200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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