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1]2010年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统计测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WTO的发展,我国各省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发展的不协调。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关系到各省经济利益和未来发展战略,更关系到国计民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的重要性已使其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问题的成果虽然众多,但由于各成果采用的方法和时间范围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差别甚大,众说纷纭,难以一致。本文试图在一个比较清晰统一的逻辑框架指引下,有针对性地对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有用的结论。在内容维上,本文的研究可以细分为两大主题——经济协调互动发展和经济增长。本文将以省域作为分析单元,以1988—2007年作为分析时间阶段,对以上两大主题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试图在研究中回答三个问题：目前中国省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协调吗?中国经济在可以预测的未来是行将收敛还是可能发散?我国省域经济在协调发展中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哪些?在方法维上,本文既延续了传统分析经济协调发展的检验方法,又在方法库维度有所扩展。沿着方法的使用随着假设放松而展开的逻辑思路,本文首先通过第三章和第四章基本的统计指标测度法和传统的经济收敛计量检验法对主题进行分析；第五章主要针对传统经济收敛检验方法的天然“缺陷”(方法针对截面数据),用核密度函数研究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分布过程；第六章放松了对区域经济系统线性的假设,应用非线性R／S分析方法对反映区域经济离散程度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研究；第七章放松了区域经济无空间相互影响的假设,应用空间统计学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省域经济的空间聚集特征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结论；第八章从应用角度出发,选取了状态指标和过程指标设计了一个评价体系。通过以上方法的系统研究,本文尝试着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首先,就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省域经济不仅不存在趋同趋势,而且还有着趋异的表现,这在本文多个章节中给予了支持。第三章通过绝对指标、相对指标以及基尼系数证明近几年区域经济表现出了趋异的态势；第四章通过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几大典型检验,支撑了区域经济趋异的态势；第五章通过核密度函数为区域经济逐渐呈现双峰分布的态势提供依据。其次,就未来状态而言,在我们可以预测的年份,这种趋异趋势可能还将持续。本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均提供了实证证据。第四章通过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几大典型检验,预测了区域经济趋异的态势；第五章通过马尔科夫链展望了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分布演进未来的趋异态势；第六章通过对反映区域经济离散程度的相关指标的R／S分析,预测了未来二十年变异度指标将具有与目前类似的趋异态势。最后,就区域经济影响因素而言,文章主要利用了空间常系数截面回归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于我国总体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时间段进行了详细研究,另外,本文也应用了空间变系数截面回归模型(GWR)对于各省域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较有意义的结论。
李晓欣[2]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性改革与实践。它突破了原有的、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常规区域发展模式,以更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协议性分工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活动,对经济格局超前谋划、合理布局,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实践创新背景下,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区域经济统计测度理论、方法和模型,也必然面临重大的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的运行状态,发现经济规律,准确评价和认识经济运行结果。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选择这一题目的理由是,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在新经济背景下,对区域内部的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市场分割、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产业转移、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对一体化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将成为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和评价区域协同发展结果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从协议性分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建立了一个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其实质是京津冀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程度不断深化,以地区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为保障,以产业转移作为主要的实现途径,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强化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作用,最终实现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以下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一体化是消除区域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的理论观点。区域间要素与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程度越高,表明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就越差,产业一体化就越难以实现,因此,消除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保障。二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和产业梯度水平是诱发产业一体化动力的理论观点。区域产业一体化是以产业转移作为实现一体化最主要的途径,是协议性分工的重要体现,而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区域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梯度,正是这种梯度差异的存在诱发了产业一体化的实现。三是一体化是加强地区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观点。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本地区哪些产业受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且这种影响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度如何。四是产业一体化进程提升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观点。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地区间的产业布局将发生显著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这将会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五是产业一体化促进产业技术效率提高的观点。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地区间流动壁垒逐渐减弱,区域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更加科学,人才和资金流动更加便利,新的生产技术在区内传播更加迅速,改变了地区产业的生产投入与产出结构,使得产业技术效率水平获得普遍提升。本文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关于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测度研究,本文从市场一体化中的"市场价格"角度进行测度。市场价格一体化水平反映了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而这也体现了要素和产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因此,对区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的测度就转变为采用基于"冰山成本"模型的市场价格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关于产业转移动力的测度研究,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梯度差异以及产业同构等多角度进行了测度。关于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测度研究,主要是对地区间主要制造业产业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运用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等进行了测度研究。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泰尔结构偏离度指数等经济统计指标进行了测度,并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对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效率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生产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角度,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Malmquist-DEA指数模型相结合,对区域主要工业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根据本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和统计测度系统,笔者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壁垒逐渐减弱,这加速了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2、京津冀区域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这既构成了产业一体化与产业转移的直接动力,又由于地区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水平的较大差距延缓了产业转移的步伐,同时,京津冀三省市间存在着一定的产业同构问题,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3、河北省制造业产业受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天津市,北京市受到的影响最小。与京津两市相比,河北省的制造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京津两市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借助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趋势,河北省的产业水平将会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4、随着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逐渐提升,但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相比,在产业结构水平上仍存在着差距,同时,近年来,京津冀三省市的产业结构在我国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排名中的位置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还未能够拉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普遍提升,产业一体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拉动作用还丞待加强;5、在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中,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差异。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通信电子、医药制造业并未显现出高于传统工业的较大技术效率优势;传统工业产业仍具有一定的技术效率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发展成熟前,传统工业仍有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支持了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下将北京市部分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河北省继续发展的做法是合理的;同时,京津冀三省市在产业内部形成了技术效率梯度。全文共分九章,各章节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提出论文的研究目的、背景和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对协议性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在介绍各重要理论思想的同时,阐述了理论发展的关联和脉络,比较了不同理论的研究特色;对已有的关于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联系测度等相关内容的统计测度方法进行了回顾,同时,梳理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文献,从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发现了现有文献在产业一体化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本文研究所要改进的目标。第3章,区域产业一体化测度的理论框架。本章围绕着协议性分工理论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研究中的适用性与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建立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理论研究内容;同时,建立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系统,该系统包含了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经济发展与产业梯度差异测度、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测度以及技术效率测度等测度内容。第4章,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与产业分工合作。地区间的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产业一体化的保障,因此,需要对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进行研究。由于直接进行测度存在着困难,按照林德特和霍兹曼的观点,将流动性测度转换为对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实证研究发现,京津冀三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表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在逐步下降,反映出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在增强。在此基础上,本章回顾了京津冀区域三省市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描述了现阶段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状况。第5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产业转移研究。京津冀三省市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对现有产业布局的调整,是按照地区协议性分工安排生产的一种体现。本章讨论了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是地区间经济水平梯度差异与产业结构梯度差异,详细分析了京津冀三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十三座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同时,京津冀地区间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京津冀三省市间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转移状况;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京津冀三省市间发生的产业转移,介绍了京津唐高速公路新兴产业带。第6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地区空间联系测度。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本章基于空间偏离份额模型提出了新的测度地区空间经济联系的研究方法一—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该模型与已有测度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和空间结构强度指数对京津冀三省市产业空间联系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第7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结构优化水平测度。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京津冀区域产业布局将发生显著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分布更加合理,这会对区域的产业结构造成积极影响,因此,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度是十分必要的。本章提出了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统计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第8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技术效率测度。随着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更加深化,跨地区的要素和产品流动逐渐加强,市场壁垒逐渐下降,这势必会改变产业的生产投入和产出结构,影响产业技术效率水平。本章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石油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七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进一步,采用Malmquist-DEA指数模型对制造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第9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本章对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统计测度系统以及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文章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方向。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些创新性工作概括如下:(1)在新经济背景下,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提出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内容涵盖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内容,形成了一个系统地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理论框架。(2)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提出了统计测度模型,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经济统计方法研究。统计测度系统包括了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测度以及产业技术效率测度等内容,运用该统计测度系统可以很好地对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3)运用新方法和模型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获得了几点有价值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根据结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韩兆洲[3]2000年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统计测度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统计测度问题既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随着区域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完善、成熟，统计学与区域经济学紧密结合已成为必然趋势。如何使区域经济学早日从定性转向定量，从传统迈向现代，是摆在区域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面前的共同课题。本文将分六章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第一章：导论。作者首先从5个具体实例着手，描述统计测度方法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和误用，阐明撰写本文的目的、意义、必要性和全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作者认为：(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统计测度方法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论证、调控过程中，用什么方法测度，方法是否科学，是衡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否的重要条件。(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领域已经引进了大量的统计测度方法，但还不十分完善，仍需不断充实、大力发展。(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客观上需要与统计测度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促进本学科的研究向前发展。 第二章：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阐述区域和经济区域的概念、特征，经济区域的划分方法，运用传统的统计分组法和现代的聚类分析法，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区域进行划分。通过将传统的统计分组法和现代的聚类分析法进行对比、分析，作者认为：在经济区域的划分中，统计分组法仍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划分方法，但是现代聚类分析方法更具有综合性、形象性和客观性特点。在实际运用中，将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能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能更科学、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区域的全貌。 第三章：区域经济差距测度。主要阐述区域经济差距的各种统计测度方法，对各种测度方法进行评价，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某些统计测度方法。作者从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差距合理性检验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并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实际进行具体统计测度分析。 第四章：区域经济发展进度测度。主要阐述多种区域经济发展进度的统计测度方法，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统计测度方法，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问题上，作者在钱纳里工业化发展阶段、霍夫曼比例和国家统计局工业化程度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统计测度研究 ＊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业化进度的测量标准，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区域工业化进程。并结合我国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经济发展进度统计测度。 第五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主要阐述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世界主要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现代化的定义与特征，参照国内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和要求，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倩况，从现代化的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与人口素质、社会发展与居民物质生活、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等四个方面精选了16个指标，构建了反映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结合全国各省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评价。 第六章：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统计测度实证分析。省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否顺利，统计测度方法是否科学、客观和准确，直接影响到全国大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作者从广东区域经济的实例出发，对一个省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进行统计测度和具体分析，根据广东的实际问题，提出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对策措施。
罗富政[4]2016年在《政府竞争、市场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区域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着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30多年来,推动和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区域间地方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既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引致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因而如何有效地来优化和协调区域之间这“双重竞争”,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和协调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此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时间段,本文试图从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刻揭示地方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着力提出优化区域“双重竞争”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和对策,为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为区域经济学和现代竞争理论的发展增添新的观点和内容。结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分析,本文在对政府竞争、市场竞争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内涵界定的基础上,理论分析了政府竞争、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其区域异质性差异,并具体阐释了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上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的相互约束作用。之后,本文在核心—边缘模型的理论框架上,构建了一个基于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空间区域模型,系统地模拟了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外在约束作用。随后,为了给实证检验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利用熵值法从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三方面测度了我国省域之间“点对点”形式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分别基于财政支出结构和民间投资竞争视角对我国区域间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进行了测度。同时,本文运用分位数估计法以及面板单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和市场视角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面板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讨论了政府竞争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后,本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政府竞争和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其区域差异和相互约束机制。最后,基于已得出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我国优化政府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适度的政府竞争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过度的政府竞争是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府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是其正负双向效应的博弈结果。政府竞争的正向效应表现在生产性财政支出作用下区域间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配置、经济发展环境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性转移、制度创新和优化等方面。政府竞争的负向效应表现为政府间过度竞争引致的产业同构、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竞争和财政支出结构偏离等现象。在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中,市场竞争的正向效应产生积极的约束作用,而其负向效应产生消极的约束作用。就其综合效应而言,目前我国区域间市场竞争机制还不能为政府竞争积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上的正负双向效应形成了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路径。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短期影响效应是负向的,而其长期影响效应是正向的。市场竞争的正向效应表现在要素“返流”和“外溢”机制、要素相对价格均等化、区域间产业结构配置、区域合理分工以及区位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等方面。市场竞争的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距扩大以及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市场失灵等方面。在市场竞争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中,政府竞争的正向效应产生积极的约束作用,而其负向效应产生消极的约束作用;就其综合效应而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限制了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在市场机制缺乏效率的情况下政府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在政府职能缺失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就区域比较而言,在具备市场优势的先发省域,以生产性财政支出为主要手段的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市场竞争机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强;在不具备市场优势的后发省域,以生产性财政支出为主要手段的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强,而市场竞争机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弱。另外,本文还发现:(1)政府的主动性较强而市场的自发性较强,市场竞争是政府竞争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却不成立。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竞争呈现出了u型路径的走势。(2)市场化程度、要素集聚和区位经济比较优势等市场机制的优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地方保护主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路径。(3)先发省域和后发省域的政府市场干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就先发省域而言,市场机制的优化削弱政府市场干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后发省域而言,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削弱政府市场干预对区域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优化政府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在合理规范区域政府竞争机制方面,应当改革创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扩大政府竞争的积极效应,完善和梳理法律法规体系在制度路径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建立跨区域经济协调机构确保地方政府间互动的组织保障,在区域异质性视角下推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合理优化。在市场竞争促进策略方面,应当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不同层次劳动要素在区域间的供需配置,以资本的市场配置为依托助推区域间经济结构转型的承接,合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和技术后发优势促进区域经济收敛,缩小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距优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双重竞争互动协作方面,应当构建“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加强区域间政府制度供给与市场制度演进的良性互动,加深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动态互补,提升政府和市场竞争的正向互补效应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陈旭亮[5]2006年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及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计测度问题既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特别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协调度的测算。笔者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定量分析、社会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等方法。首先在查考现有本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初始备选指标。其次通过社会调查问卷、征求专家意见(笔者称其为修正专家法)和统计分析对备选指标进行筛选，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调查问卷结果确定该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协调度概念，运用SPSS软件、统计学原理和定量分析等数学手段通过相关分析构建数学模型，并以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为比较对象分别对浙江省和丽水市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测算结果与通过社会调查取得的协调度进行对比。笔者在第6章对影响丽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丽水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公共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丽水市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拟为丽水市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参考和思路，为促进丽水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参考。 本课题研究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各指标的选择和权重的确定方式上具有创新性和独创性，结合评价区域实际情况把复杂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简单化处理。本论文重点是社会调查和征求专家意见的调查问卷的设计，根据调查结果确立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本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以及对影响丽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分析和政策建议。
张林[6]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三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三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著,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三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著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著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董亚娟[7]2008年在《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浙江区域经济差异统计研究》文中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提出的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新概念。本文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解为各区域经济体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理论”,即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趋于一致,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也就是人力资本积累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问题,保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是各地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浙江经济是全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区域经济之一,也是长三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浙江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为浙江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对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均具有典型意义。浙江是个资源贫乏的省区,持续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无限制破坏为代价,其增长方式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方向转变。人力资本的积累会促进浙江经济转型的过程,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要素,成为区域经济收敛的驱动要素,形成协调发展的浙江区域经济格局。本文结合国内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和界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建立了基于人力资本(包含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形式)基础上的经济计量模型,以检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区域经济为例,使用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种测度指标,对1990年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格局、变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描述了浙江区域经济差距的现状及趋势;并用核密度图对区域经济分布的演进特征进行了描述,通过马尔科夫的状态转移矩阵分析区域经济状态的平稳性。通过对浙江区域经济的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人力资本对浙江区域经济、三大核心区收敛性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既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而评价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性由于目前还没有可行和可信的指标度量,本文通过构建人力资本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比较浙江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性,为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参考。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六部分:第一部分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本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并在新古典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性进行了解释,最后从国内外的文献研究中概括了人力资本理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异的解释。第二部分构建的理论模型奠定了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和框架。从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然后介绍了各种经济收敛模型形式。在基本经济收敛模型基础上,介绍了包括人力资本的扩展Solow模型,即MRW模型,建立人力资本对经济收敛的机制模型。针对目前多数研究中多采用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来代替人力资本形式的不足,本文建立了包含教育和健康两种人力资本形式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按照MRW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了包含教育和健康两种形式人力资本的经济收敛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对浙江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现状考察和分析。这一部分使用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种测度指标,对浙江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格局、变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区域经济的差异状况和变化趋势。并用核密度图对区域经济分布的演进特征进行了描述,通过马尔科夫的状态转移矩阵分析区域经济状态的平稳性。第四部分利用浙江省区域数据资料,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及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首先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分析浙江省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及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增长的绩效。然后利用第二部分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收敛性进行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并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三大核心区内部收敛性的影响。第五部分建立了评价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浙江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本部分从人力资源基础、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效率和人力资本发展潜力五个方面,选取44个评价指标,建立了区域人力资本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浙江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分析了人力资本综合水平的差异性对区域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第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针对研究结论为浙江地区经济实现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的相关政策建议,最后预期了本研究的后续研究工作。通过以上研究内容,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1)浙江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全省地区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水平在逐年扩大,杭州核心区(包括杭州、嘉兴、湖州)、宁波核心区(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温州核心区(包括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和衢州)三大核心区的绝对差距水平也不断扩大,且差距水平均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中,极值比率呈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三大核心区域内部差异也是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地带间的差距(三大核心区之间的差距)始终是影响总体差距的决定因素;各地区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出单峰、偏态的分布形态;且马尔科夫链过程不存在平稳分布,故如果经济体继续按目前的发展模式运行,将难以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2)人力资本是影响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0到2005年,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产出的贡献率达到31.76%。(3)收敛性的计量检验结果说明,浙江区域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经济特征,但表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性特征;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健康形式的人力资本积累均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增长,且对区域经济收敛性具有促进作用,这种效应在浙江区域经济中已表现出显著性效应,是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一个显著因素;对三大核心区的俱乐部收敛性检验说明,三大核心区内部仍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但包括人力资本的扩展Solow模型的检验结果却均表现出显著的地区俱乐部收敛性。因此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及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有重要意义。(4)人力资本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浙江人力资本水平在区域间表现为相对不平衡,区域间差异明显。以人力资本综合指数为聚类的根据变量,将浙江区域人力资本分为领先型、跟进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种类型,明显地区别了不同区域上的人力资本状况。区域人力资本综合水平的差异性对区域经济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影响。
潘利[8]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实证分析》文中指出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区域间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的不完整、资源的紧缺，促使人们寻找更加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区域间的协调互动发展被提上章程。这种互动发展让人们清楚的意识到区域协调积极有效地解决了行政分割、产业趋同、环境失衡等问题，优化了产业结构，加快经济的增长，提升了综合实力。我国也加快了区域间协调发展的进程，一些地区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我国国情原因造成的一些区域间实力相差很大，经济基础薄弱，区域间的差距很大，这大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不利于我国长远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京津冀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是否协调。首先介绍了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的背景和国内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次运用描述性统计对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现状进行测度，对京津冀区域的人均GDP指标做了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的检测，京津冀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有增大的趋势。Theil指数与标准差系数、不平衡差变化趋势大致相似，都呈现区域经济相对差异总体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的趋势趋势。随后运用R/S分形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所呈现的非线性状况做实证检测，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具有长期正相关特征，区域间经济一直存在着差异较大，发展不协调的趋势，未来的二十年区域间经济将保持和过去二十年几近相同的趋势，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不协调趋势还将继续。我们必须要重视造成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和原因，积极主动的寻找影响因素去抑制发展不协调的趋势，促进区域间多方面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的综合实力。利用多个指标对区域经济协调互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京津冀区域协调互动发展中的排名几乎没有变化，区域间的差距仍然变大，区域间的互动发展严重不协调，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且河北省的发展还是远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最后针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薇[9]201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由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其显著的增长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奇迹背后,埋藏着诸多隐忧,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瓶颈。这些因素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不协调,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著滞后于数量扩张。本文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构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分析框架。首先,从三者的内容和作用关系角度阐释耦合理论在分析三者内在相互关系的适用性；其次,从耦合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及演进机制角度系统分析三者耦合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耦合目标、耦合影响因素、耦合动因、耦合机制等方面阐释三者耦合的逻辑机理；最后,基于该理论框架,采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耦合测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及其耦合性进行定量测度,归纳总结不同阶的特征以及三者耦合度的变动规律,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发生的变化,提出实现三者相耦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多种质量观及效益观的归纳和比较,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认为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共同理解。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系统内部除经济总量以外的其他属性的刻画及其度量；而外延是指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潜力四个核心属性的优劣程度的判断。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与自然物质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系统的成果与耗费之间的关系；而外延是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判断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与社会目的需要间的契合度。其次,从纵向时序变动角度对我国1978-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评价发现,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波动增长—稳定增长—指数型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但经济结构维度指数的下降对其构成显著负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益也在微小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其主要是经济效益提升带动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维度的贡献显著降低。再次,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来看,三者的耦合性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从低发展度下的“低水平耦合”经历“虚假耦合”状态跃迁至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状态。三者的耦合状态是制度、要素及技术层面影响因素非线性叠加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前一时期促进三者协同耦合的因素在后一时期可能转化为制约因素。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同耦合度呈不稳定的剧烈波动状态；1992-2000年间,三者的耦合趋于稳定,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三者的耦合基本处于较良好的协同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三者的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出现加速分离态势,经济增长数量的超前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著滞后导致系统协同耦合性降低。最后,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跨国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三者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尤其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三者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较差的情况,但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中国属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益耦合严重较差的国家之一。作为与中国经济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其较低增长数量下的增长效益成绩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数量增长迅速并不会自发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而经济数量增长缓慢也并非必然限制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系统外部因素的正向作用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步入数量、质量和效益协同演进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耦合较差是制度、要素、技术等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必须从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转化、福利分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角度的机制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结构的多维转型,进而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
刘靖[10]2016年在《区域经济转型时空演化及政策仿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和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攻坚阶段,经济运行总体呈现“新常态”特征,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未来参与国际竞争分工的主体不再是单个城市,而是更大的城市群经济实体在更广阔的开放空间范围内参与竞争。为此,从区域发展视角分析区域经济转型运作机理及优化发展路径成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的前沿性现实课题。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时空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涉及产业、人口、社会、环境、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是解决区域存在问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剖析区域经济转型内涵入手,构建区域经济转型理论框架,并以长三角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对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演化、测度及政策仿真等进行研究,并提出优化调控路径和措施。论文基于经济转型理论演绎,试图建立区域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设。首先,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结构调整理论和优化协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辨析区域、转型、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提出区域经济转型概念,指出区域经济转型是以一定地域空间为载体,依托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以科学发展为核心,以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发展为目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演化、结构形态、运转方式和理念策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长期动态发展过程。该过程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区内各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更广阔的腹地范围和区内城市之间的时空联系,具有必然紧迫性、渐进阶段性、系统复杂性、差异多样性、协调优化性等特性。其次,从区域经济转型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三方面构建区域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区域经济转型的驱动因素、演化特征和发展方式,并从时间、空间和要素三个维度形成区域经济转型的时空演化机理和政策影响机制。最后,依据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三个理论假设：一是在时间上,区域经济转型表现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二是在空间上,区域经济转型表现为不同转型水平的地域单元在区域内的集聚扩散状态；三是在要素上,区域经济转型表现为基于一定发展方式下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和配置结果。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做好理论支撑。依据区域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时间序列、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空间分异、系统仿真等方法,考察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驱动因素。首先,基于长三角区域基本现状和发展阶段,从产业、人口、空间和合作四个方面分析经济结构调整演化特征,并指出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存在的问题。据此认为长三角经济结构调整总体态势良好,转型质量和内涵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适龄劳动力增速和质量有待提高、区域空间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合作机制亟需完善等问题。其次,建立区域经济转型评价体系,从多层次、多尺度进行转型效果测度评价。认为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水平稳中有进,核心区域领先地位依然显著,区内整体转型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同时,经济转型水平相似的城市单元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增强,高高集聚范围从上海及其周边三个城市向北向南延伸至常州、南京、镇江、舟山等地,低低集聚范围集中分布在苏北和浙西南。再次,根据政策影响机制建立系统仿真模型,分析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驱动因素,并讨论其贡献作用和调控方案。提出资本拉动经济增长乏力,传统以物质资本拉动经济的方式逐步转变；区域劳动力总量增速趋缓,单纯依靠人口数量扩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有限；科教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对区域经济转型增长有积极促进作用；注重调节产业结构、能耗、环保等综合影响因素。最后,针对促进转型动力提升、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三方面提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的调整优化对策。
参考文献：
[1].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统计测度研究[D]. 安康. 暨南大学. 2010
[2]. 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D]. 李晓欣.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统计测度研究[D]. 韩兆洲. 厦门大学. 2000
[4]. 政府竞争、市场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D]. 罗富政. 湖南大学. 2016
[5].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及实证分析[D]. 陈旭亮. 浙江大学. 2006
[6].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
[7].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浙江区域经济差异统计研究[D]. 董亚娟. 浙江工商大学. 2008
[8].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实证分析[D]. 潘利. 河北经贸大学. 2015
[9].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D]. 王薇. 西北大学. 2016
[10]. 区域经济转型时空演化及政策仿真研究[D]. 刘靖.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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