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需要论文,经济学论文,建设中国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说：现在我们缺少的，也就是十分需要的中国经济学，就是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和作为分支的各种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要写这样的中国经济学，自然有难度。一方面，我们还缺乏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内在规律作用趋势还尚不明显，要揭示出来尚需时日；另一方面，指导思想还欠具体明确。这方面的困难是最大的。指导思想具体明确了，就有正确方向，万事不难，中国经济学会逐步走向成熟。
对中国经济学的现状我是不满意的，有这种看法的绝非是唯我无偶，经常可以读到这方面的批评。不久前就读到高善罡写的发表在《经济日报》理论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叫《研究的失衡》[①a]。文中批评了近十几年来政策性研究不断升温、基础研究相对滞后的失衡倾向。文章说：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只是诠释经典著作，社会对经济学家也无过多了解。改革开放把经济学家推向时代潮头，变成了社会的“稀缺资源”。除了要他们参与重大改革举措论证外，还常常被邀为制定地方各级政府发展战略当参谋。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也纷纷邀请经济学家献计献策。一些有知名度的专家已经忙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基础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并非尽如人意，观点或方法论上真正有创见的并不是很多，能拿到国际论坛交流的则寥寥可数。“有人说，我们的经济学家中不少人是用别人的观点看问题”，虽然尖刻，但也反映出基础理论研究之一斑。文章提出要进一步唤起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提倡理论工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反省自身，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需要有最好的经济学家去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并援引材料说，在美国多数经济学家从事基础研究，并非仅仅研究经济政策，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甚至很少有到过首都华盛顿，他们长期在办公室做研究工作，其首要任务是从事有关更为长远利益的研究，而不是研究短期的政策。类似的批评，稍远点的，可以追溯到几年前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②a]。文章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党的政策作为理论，是政策经济学。他还坦诚得毫不掩饰地说自己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就是一本政策经济学。我已在其他文章中引用过他这篇文章的批评，这里就不再多引赘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1979年着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万物生长的春天，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学界空前活跃的探讨中，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历史时期的发展。主要标志是三大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然而，也仅有这三个理论，别的方面再没有可相提并论的突破性进展，基本上处于徘徊停滞状态，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
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很幼稚，处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阶段。就象小孩子学走路需要扶着墙壁一样，初创中的经济学免不了需要扶着经济政策走、扶着外国经济学走。这样就有政策经济学和仿外经济学的存在。现在比较时髦的经济学论著，大多数是“来料加工”型的。一般有三大构件：引进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学的观点，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一些体会性的见解或结论。离开西方经济学就似乎就没有理论依据，也就琢磨不出有新意的东西来。好象西方经济学知道得愈多，视野就愈开阔，思路就愈活跃、观点就愈新颖、影响就愈远大。经济理论创新差不多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不少人是用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具体说就是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看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样就有一个逻辑上如何吻合一致的问题：用中国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至少在今天，大家都会说不能。因此，大家对我国现阶段缺乏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的状况同样不会满意的。中国经济学界任重道远，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
中国在世界上的最大特点是人口众多。1995年底的人口总数是121121万人，将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头号人口大国。这个巨大的数字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中国经济问题解决得好，就等于解决了世界四分之一的经济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因为世界上任何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都必须和人民生活消费联系在一起，扩大人民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比任何国家的经济学家要重大得多、光荣得多！
面对目前的12亿多人口和将来还会更多的人口，中国经济学家应以他们为立论的主题，去构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富国裕民的经济学说，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对此我有三个希望。
希望之一：经济学家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创造性
凡是在学说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杰出经济学家，都因为他们创造有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以不凡的经济学说解决了当时最需解决的经济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他们之所以能有超群卓越的创造性，给人类提供经典性的不朽著作，盖因他们都怀有时代赋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无论是杰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家，莫不如此。就说两个老祖宗吧。
亚当·斯密是把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上高峰的老祖宗。他生活在18世纪。虽然在他出生之前英国资产阶级早已完成革命并牢固掌握政权，但政府奉行的基本上仍然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如谷物法、航海条例等照行未改。那时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积累加速进行，工场手工业和分工获得空前发展，整个经济态势处在产业革命的前夜，机器大工业将要出现。可是，古老的商业依然故我地控制和支配着手工业、制造业，封建土地贵族也还有强大的势力与工业资产阶级抗衡，他们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如国会、政府的某些部门内纵横捭阖，迷恋和固守那些渊源于过去行会、同业公会的旧法制旧法规，如七年学徒制，如毛纺织品要经政府检查员检验达标才得进入市场的规定等，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除政府垄断特别有利的贸易区、行业和产品外，继续实行以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原则为理论基础的关税保护政策，只鼓励与那些可以使英国顺差的国家发展贸易，限制与那些使英国逆差的国家发展贸易。如与法国贸易是逆差，与德国贸易是顺差，英国就课以高税限制法国的廉价葡萄酒、细竹布进口，宁可以低税从德国高价输入。这种已不合时宜的关税保护政策反而限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制造业已具有自由竞争的优势能力，不需要这种限制性的保护。资本主义要求自由发展的正面冲动和残存的国家主义的重商经济政策的负面束缚形成了死结，急迫呼唤与期盼着有令人信服的新经济思想出来解开。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文学、哲学、逻辑学时因出版《道德情操论》一书早就出了名的苏格兰才子亚当·斯密，负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给贝克莱公爵当私人教师，在陪同学生旅游欧洲大陆后，1766年又毅然决然地辞去私人教师工作，回苏格兰老家陪伴寡母过隐居生活，连他最崇拜的老师大卫·休谟都无法劝他出山。隐没了10年后，奇迹出现了，1776年出版了他的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雄辩理论不仅征服了英国，轰动整个欧洲，乃至影响全世界。他倡导的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张适乎其时地满足了时代的急切要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推动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且还整整主导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至今还发展为新自由主义学派，对现实的经济政策继续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亚当·斯密放弃崇高优裕的名教授生活，蛰居故乡呕心呖血地写作他的经济学著作，自然是出于他的时代使命感。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生活在19世纪。那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已达到顶盛阶段，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已表现得很尖锐，经济危机不仅间断发生，而且表现出周期性，呈愈演愈烈之势，给工人阶级带来愈益深重的苦难，陷于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之中，工人阶级不得不团结一致奋起斗争，可又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在大学里是学法律和哲学、历史的，同样是时代的使命感召唤他改行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凭他优越的家庭出身、显贵的社会关系、杰出的学业才华，完全可以在德国统治阶级中谋个高位过富贵生活，但他抛弃了个人可以拥有的一切，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在资产阶级的迫害下历经各种磨难，花费40年的心血写成了《资本论》这部煌煌巨著。它对世界发生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就在今天，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
亚当·斯密、马克思固然是世界性转折时期的大经济学家，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提供有国际意义的超一流经济学说，就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倘不负历史使命，也能产生有民族意义的经济学说。19世纪40年代德国李斯特经济学说的产生就是一例。马克思是很看不起德国经济学家的。他说：“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①b]“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①c]恩格斯也有同样的批评。他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份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②c]但是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却得到一定的肯定。恩格斯说：“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③c]德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法起步晚，直到19世纪初还保留封建农奴制度和封建割据形成的重重关税壁垒，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工业远比英、法落后。这种状况使德国处于有资本主义发展又有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双重痛苦。李斯特为在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国以强大的竞争力冲击国际市场的严峻形势下能促进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841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面世，竭力鼓吹废除国内封建关系壁垒、建立全德统一对外的关税体系，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竭力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内分工，是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途径。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德国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成为当时德国最卓越的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
整部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史都说明，凡能提出重大理论对经济和对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都必定是胸有全局的矢志求索者，以致有亚当·斯密10年寒窗、马克思40年磨难都甘受不辞的典范。
我国当代经济学家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转折时期，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大课题。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已暗示：中国再不能按前人本本中的某些预言性理论来建设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了。就是确信无疑的理想目标，也得象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地爬。因此对过去已形成的教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进行改革。这样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改变教条观念，注重实际，讲求科学，努力探索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得实惠些。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是相当尽职尽力的，有出色的表现。如在1979年4月16日至29日，全国389位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经济工作者云集无锡，举行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会，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骆耕漠等都参加了。整整两个星期的会，大家精神饱满、争鸣雄辩，开得十分成功。实际上这是全国经济理论界投身改革的誓师大会。可是愈到后来，我国经济理论界似是日过中天，愈是暗淡起来了，老凤一个个消声匿迹，所剩无几；新凤一批批轮回更替，专一不多。而且腐败之风也侵袭到经济学界，损伤经济学界队伍。如受官本位诱惑，热衷仕途经济，求当那种官高一级学问大一级的“经济学官”者有之；为在名位上争权夺利，搞磨擦斗意气者有之；以名位商业化，同时受聘数十家上百家公司泡顾问聚财者有之；图虚荣争名份而不顾体面忙钻营妄自吹者有之；评奖著作、晋升职称不讲科学良心、不重学术水平者有之。如此种种，司空见惯。这些不正之风不仅分散和削弱了经济学界的力量，而且还横生出一种玩世经济学，不讲逻辑、不看本质、不顾事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地作文发言。这便是我国经济学没有随着改革深入发展而有相应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朽的人不一定都能写出不朽的经济学著作，但要写出不朽的经济学著作就必须要有不朽的人。这里所说的“不朽”，是指能忠实肩负历史使命的不朽精神。中国要有自己的划时代的经济学说，就先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走出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小圈子，用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大家精神去肩负历史使命，追求富国裕民的大目标。
希望之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旨在创造自家的精品
我国现阶段是社会制度先进而社会生产力不先进的国家。社会生产力不先进是由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长期不先进造成的。西方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数百年了，中国社会还陷落在封建主义的泥潭里，后来又滞留在被西方列强瓜分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才使十分落后的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平均每年都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7位，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明显的。但是，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经济还相当落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我国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状况，决定我国必须学习世界特别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管理相联系的方面。
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一直认为应持这样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予以拜倒，也不能全盘否定，予以骂倒。拜倒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骂倒就是拒绝有益的借鉴，是文化上的自我封锁。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马克思当时如果离开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吸收，就创造不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今天如果拒绝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吸收，就丰富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好的不学，损失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
有三个变化不能忽视。一个变化是，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我们还在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只能取批判的态度，重在否定。这时候去讲资产阶级经济学如何可取，不利于唤醒民众、动员民众到革命中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时也是这样。当我们完成了推翻旧制度的任务以后，要建设新中国，特别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现代生产力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应当取有批判地借鉴态度。就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说吧。同是一个人口论，可弃也可取。当中国共产党在野发动革命时，有人提出“五鬼闹中华”的理论，认为人口多是使中国贫穷的五鬼之一，把问题归咎为人口多为旧制度解脱罪责。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然要愤起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可是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人口的过快增长和无限量地膨胀，就不能简单地教条式地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了，对人口与生活资料有一定比例关系这一点就不能不考虑到有它的现实意义。另一个变化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除了出于阶级偏见继续翻新一些庸俗理论之外，还出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难题出谋划策，提出一些有实用性的学说。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三个变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起了一些变化。由过去的对抗为主的关系变为现在的对抗与合作并存的关系。1987年，薛暮桥就说过：“过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上，长期存在着教条主义思想，认为二者只能对抗，不能合作，如果说可以合作，就是‘修正主义’。其实，辩证唯物主义说得很清楚，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矛盾的双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能对抗，不能合作的僵化思想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①d]
这三个变化，就是我们要批判地借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据。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了，更要注重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方面的理论，吸取其可通用的精华部份。因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离不开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国际市场的交易，都会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关系，学习它们的有关经济学就是必要的。
但是，借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必须吃透内外两头。吃透外头，就是要真正了解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哪些是与社会大生产相联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所必需的；吃透内头，就是要真正了解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需求。因为不是所有先进的东西都适用我国的，只能选用其中适应我国实际需要的部份。其次，借鉴不是像机器一样简单搬用，而是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进行创新，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说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光学不创不行，只有立足于创新，才能借鉴有益，吃到好处。因为，任何经济学都是在一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哪怕是最优秀的经济学也是对一定背景经济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的适应范围，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性质、水平就不同，把美国的经济学说搬回到中国来套用，是必定会出纰漏的。
这方面我国历来有苦涩的教训。早在30年代，我国有位大经济学家志在改造振兴中国经济，写了部中国经济改造方面的书。书中崇扬重商主义的国家主义，而把亚当·斯密提倡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理解为是平常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散漫，因此竭力反对斯密的学说。因为他认为中国早就太自由、太散漫了，造成许多弊病。他说：“中国民族向以自由著称，有一盘散沙之喻，人类之弱，弱于国民之散而无统束。”“中国社会组织之疏散，秩序之混乱，强凌弱，富欺穷，无非个人之结果。”“彼等日超下流，精神萎靡，道德扫地，而风俗败坏矣。此为个人主义与放任政策之结果。”于是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全体主义”，“国家主义”，由当局来实行“统制经济”，以实现改造中国经济之目的。他说：“中国欲以自由竞争政策发展其实业，势已不能。然则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他认为统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但不是苏俄那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欧美制的那种计划经济。把斯密的自由主义放任学说等同于中国的一盘散沙，就没有吃透斯密学说。主张实行国家主义的统制经济，实际是实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吃透国情。就近的例子，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些经济学家怂恿政府搬用凯恩斯学说，宣扬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有益无害论。其恶果，带给人民的痛感至今未消。
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表彰他的理性预期改造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国内外媒体因此备加推崇，说卢卡斯已经把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多数经济理论推翻了，他的关于理性预期假说可能彻底改变世界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方法。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核心是说，家庭和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能够前瞻性地对未来经济变动事先作出正确合理判断，以便可以抢在政府之前采取举措，达到预期效果，从而使政府的后瞻性经济政策干预不起调节作用。例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4%，工会同雇主谈判时就会对今后的通货膨胀率预测考虑在内。假定预测通货膨胀率是6%，那末就要求雇主提高货币工资10%。雇主也同样会作出预期，预测今后通货膨胀率也是6%，同时劳动生产率会提高4%以上，于是双方达成协议，提高10%的货币工资。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是使政府在今后应期内采取提高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失效，达不到降低失业率的目标。然而，这种理性预期是作为国家干预的反动出现的，视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欺骗，而公众是不会永远受骗的，会与政府行为对着干。这就注定理性预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预期手段分散而有限，不可能有完全可靠的合理预期。前瞻性也离不开后瞻性的基础，没有过去大量经验积累起来的趋势性资料，又如何有可靠的前瞻？另一方面，政府干预虽然从来不完备，但现在仍然起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较快的平稳增长，与美国联邦政府对利率的及时调整有直接关系。这两点说明，理性预期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干预。如果我们照搬过来，轻视和否定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非出乱子不可。
希望之三：建立自己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中国经济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夙愿。建国以前，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充斥中国经济论坛的欧美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很不满，谒力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中国经济学”。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就是其中的力言者之一。他说，科学是无国界的，不应构筑民族藩篱，但它要解决各民族经济的实际问题。因此，应“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①e]，以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应逃避的责任。”[②e]“以中国人的地位来研究经济学，至少应知道，中国社会是在那个发展阶段，在全世界经济系列中，是处在怎样的地位；哪些经济理论，会给我们那种经济地位之改善以妨碍，哪些经济理论可能给予我们那种经济束缚之解放与改造以帮助。”[③e]他力言力行，以身作则。他说：“我近年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上，特别强调经济学的应用，并进而主张‘中国经济学’。”[④e]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研究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的杰出著作，至今仍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最精辟的分析，在国外有多种译本。
现在我们缺少的，也就是十分需要的中国经济学，就是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和作为分支的各种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
要写这样的中国经济学，自然有难度。一方面，我们还缺乏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内在规律作用趋势还尚不明显，要揭示出来尚需时日；另一方面，指导思想还欠具体明确。这方面的困难是最大的。指导思想具体明确了，就有正确方向，万事不难，中国经济学会逐步走向成熟。因此，主要对这个问题发表点我的见解。
一、中国既然确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末，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仍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一讲马克思主义，有人就会嗤之以鼻，嘲笑你是不识时务的桃花源中人。我越来越感到许多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说这两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稳定的，而其具体学说是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无产阶级立场，就是以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他们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就是不搞形而上学、机械论。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就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就我们今天中国来说，只要真正以国家强盛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具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很丰富，其要点是：
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①f]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要发展生产力。[②f]
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f]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④f]
3.社会主义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⑤f]
4.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⑥f]
5.还是改革开放好。[⑦f]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⑧f]
6.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⑨f]
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具体的，就在我们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这种现实的、具体的、不断发展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就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如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要反对，嗤之以鼻，那末要怎样的指导思想呢？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说是要发展的。坚持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在坚持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具体学说，要具体分析，不能教条主义的理解。到现在为止，教条主义倾向还存在。有一个观点至今还没有突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之所以今天不适用于我国，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预计社会主义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搞成的。大家知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那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时代的英国搞社会主义，那些原理就适用。但是我们国家今天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的英国[①g]，为什么也不适用呢？实际上，就是一百多年前英国搞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等这些原理也肯定不适用。因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主要是就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而言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级斗争上面，而不是梦想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和靠自己的试验示范会取得成功。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马克思基本上都是引用先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不是自己的构想，如公有制、无商品、无货币等。马克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没有具体说，只是一般地谈到。这一点，恩格斯、列宁都曾说过[②g]。因此，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不适用于我国，是因为我国不如英国发达。教条主义妨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
二、既然要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那末作为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历来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不过是在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联系中来研究生产关系的，并非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资本论》是最高典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人主张政治经济学还应当研究生产力。主要理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就应该重视生产力问题研究。对此，我至今持异议。因为研究生产力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能说明可以开辟新学科，建立生产力经济学，作专门研究，但是不必掺和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来。不能认为放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才算重视，不放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就不算重视。实际上现在已形成生产力经济学，有专家，有著作。这也说明对生产力是可以专门研究的。若政治经济学还研究生产力，生产力经济学也研究生产力，不是显得生产力这个研究对象的归属是两栖的吗？社会生产过程中，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在相互联系中分别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联系生产力中专门研究生产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叫生产关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在联系生产关系中专门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研究有侧重性的分工，是必要的。因此我不赞同定要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张和做法。但是，我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有这样的主张：
第一，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服务。对生产关系的取向要坚持三个有利：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联系生产力，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现阶段的生产关系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实际还是空想，要以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来衡量，不能主观主义地单凭偏好或单凭偏恶来评判。对新生产关系的构建也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趋势。主张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的学者，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过去极左时期生产关系的研究与变革只追求理想目标，而不问生产力状况，以致矫枉过正，这是教训。
第三，生产关系应回到经济关系中去。过去列宁有一个说法，说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h]马克思确是这样做的。现在的情况比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要复杂得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不仅牵涉到生产关系，还牵涉到其他经济关系。如通货膨胀，既有生产关系问题，也有经济关系问题，只限于研究生产关系已是不够了。因此，政治经济学应当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
三、经济学的研究应重在深入，次为体系。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常常有个体系布局如何合理的争论问题。我始终认为这个争论不是十分必要的。有十分合理的体系显得十分逻辑，自然很好，如果做不到，也无关紧要。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叙述，重要的是要把问题阐述深入透彻，揭示真谛，体系在其次。有人说大卫·李嘉图的大著《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的体系是乱七八糟的，但对问题的阐述深刻、科学，征服人心，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顶峰，成了最后的完成者。所以，我们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应先重内容，再求其次。因为我们过去本本主义比较严重，以至今天还有许多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都没有研究清楚。如公有制问题，是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主义，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对社会主义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个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全民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是股份制，还是其他形式的公有制？各有各的理解。就在经典著作里，几乎都可以找到不同见解的根据：
可以找到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的根据。如恩格斯说：“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②h]
可以找到集体所有制的根据。马克思从简单再生产的角度指出：“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③h]既然这些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企业的工人创造的，实行公有时当然应该是企业的工人集体所有。没有提供无酬劳动的人不能享有。
可以找到个人所有制的根据。马克思说：剥夺剥夺者的“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④h]。这本是不能作为根据的，可有人硬要理解为根据，你也就没法和他们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真是灵活得很，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理解权。但有一点任何人都不能享有丝毫的灵活理解权，就是社会主义必须有公有经济的基础。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社会主义。至于公有经济范围多大，公有化程度多高，要由实践来定。即由生产力状况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来定。我国将近5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有经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不宜过多，比较大量的应该是公有化程度低于全民所有制的各种公有制企业。如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全民所有制的国有资产可以集中独资经营，也可以分散合资经营。在改革中，把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企业，不论国家控股与否，都不能再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公有制企业，因为最大比重的股份属于私人，是股民投资购买所得，并非国家分配给予。把这种私人股和国家股一样，也统称为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是讲不通的。实际已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简单地把股份制等同于私有制固然不对，但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公有制，就是“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也不对。国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要通过公民自己掏钱在资本市场上购买甚至是溢价购买来实现的吗？这不合逻辑。国家占有黄金股的控股企业，国家股实际拥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权，普通股的存在主要是企业融资的需要。因此，这类企业虽然不能再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了，但不妨仍然可以叫“国有企业”。如果我们把这类问题都逐步研究清楚，那末即使不成体系也没有多大关系。实际是研究愈深入，各种问题的内在联系也就愈明显，也就自然成体系了。因此，重要的是对经济问题要有专深的研究。现在研究崇尚热点，今天这个热点，明天又转到另一个热点。有不少研究者跟着热点跑，不断追赶热点。宣传可以有热点，为当前任务服务，研究不应该有热点，每个重要经济问题都应该有专家进行专门、深入、执着地研究，甚至耗费一辈子的心血，这样才有各种学派。不断追踪热点，只会产生不同观点，而不会形成不同学派。这便是我国经济学有不同观点而缺乏不同学派的原因之一。
说这么多，只想表达一个愿望：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经济学，要努力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学说。
注释：
①a 参见《经济日报》1996年7月29日《理论周刊》版的高文。
②a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的薛文。
①b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
①c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5页。
③c 同上书，第116页。
①d 薛暮桥：《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载《人民日报》，1987年12月7日。
①e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三联书店1950年版初版序言第2页。
②e 王亚南：《社会科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22页。
③e 王亚南：《经济科学论丛》，中华正气出版社1943年版，第6页。
④e 王亚南：《社会科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36页。
①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等。
②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等。
③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等。
④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等。
⑤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等。
⑥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等。
⑦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等。
⑧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等。
⑨f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等。
①g 这方面，早已有人写过文章说明。参见段若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红旗》1982年第6期。
②g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列宁选集》第1卷，第50页。
①h 《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②h 《反杜林论》第277页。
③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5页。
④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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