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当代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发展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性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由来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 ）或“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种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方向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宽阔，几乎涉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它不仅关心纯哲学问题，而且更关注社会政治理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20年代初期由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及策略提出批评而兴起，继而在20年代中期以后，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的展开而逐步成长为一种广泛的世界性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特定的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一些基本流派及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某些共同的理论倾向或基本特征。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相近的、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人们有时将它们当作同义词来加以使用，有时则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与特征，更好地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范围，有必要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源流作一简要的考察。
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他在1930年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在本文中两次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对立起来。他说，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的‘列宁主义’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一方”。〔1 〕前者是“新老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后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共产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上是根本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思想的渊源性、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和主观意识革命或总体性革命的重要性；而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使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自然主义化，使辩证法变成了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忽视了意识的能动创造作用。
1955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梅洛一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写了一本名为《辩证法的历险》的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明确地将卢卡奇和科尔施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2 〕认为此书与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复活了革命的青春和马克思主义”的青春。”〔3 〕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及特征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1 ）突出主体能动作用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及其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对立；（2）为意识和意识形态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3）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的“实践哲学”；（4）注重偶然性的“历史相对主 义”。〔4〕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因为列宁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独断论、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极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列宁主义的激烈对抗中产生，没有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就不能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尽管卢卡奇本人对梅洛一庞蒂所确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把他奉为这一思潮的开山祖一再提出抗议，说这是一种阴谋和伪造，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梅洛一庞蒂的这本书而逐步流行起来。
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等方面去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5〕他将卢卡奇、科尔施、 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斐伏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等人都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单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且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6 〕这种脱离产生了它的另一个特点，即“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哲学”。〔7 〕他又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相互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避免地转向另一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指针不断摆向当代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的关系，却微妙地被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Ben Agger ）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域上的含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别的，赋有特定意识形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不管它来自于何方（东方或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之下来加以研究。他说：“在1920年后的一段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第二国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他们试图捍卫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拯救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认为，这种辩证法既保持了理论分析的客观——科学性，又保持了它的主观——哲学性。”〔8 〕阿格尔把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或“东欧修正主义”）、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如“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恩卓·佩奇、保罗·比康等）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中，该书用了大量篇幅摘录了30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典型言论。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接近于后来许多学者所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许多学者则使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将它等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两者交替使用。如R·戈尔曼（Robert A·Gorman ）在《新马克思主义》一书，E·霍布斯（E·Hobbes）在《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就采用了这种用法。他们强调，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及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它出现在东方，还是出现在西方，均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戈尔曼在他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中介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竟达205位之多。 他声称这份人物名单“是经过和世界上每一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时间的反复磋商之后产生的”，而且他们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因此，入选者的数目可以很容易成倍地增加，就看从哪里划线。很明显，戈尔曼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它所包括的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很不相同，有些人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被人们当作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概念，即把它理解为西方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南斯拉夫学者A ·格尔科奇科夫在1983年10月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即是指原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指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
显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它的内涵及处延的规定差距甚大。科尔施、梅洛一庞蒂及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原初意义上的、较为严格的概念，它既包含地域上的内涵，即主要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又强调它的思想路线上的内涵，即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这一基本特征。阿格尔、戈尔曼等人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将它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既消除了它的地域上的内涵，又消除了它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突出特征，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地域概念，则使这一概念失去了它的特定的含义。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科尔施、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较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它理解为包括一些特定的代表人物及流派的一种思潮（下面将对此展开讨论）；而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上位概念，在外延上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等。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包含哪些流派和人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许多被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名单的人物也不承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革
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70余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鼎盛及解体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年代初期，它的诞生以1923年卢卡奇（George Lukacs）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世为标志。因此，卢卡奇、科尔施（还有葛兰西）相应地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革新和扩展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批判性。围绕这一中心，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础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新的解释。他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将总体性范畴放在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又将总体性解释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而考察实践概念。他断言，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是一个社会范畴”，辩证法只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则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他批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他力图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考察物化和阶级意识问题，强调主观意识（无产阶级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显示出了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相似的理论倾向，它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尔施宣称本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分析历史时所采用的辩证观点来分析整个上层建筑问题，以便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则性和明确性。他认为必须既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脱离理论的实践——修正主义。科尔施宣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主张通过黑格尔哲学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他也特别强调总体性观点和主观意识的创造作用，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更复杂一些。 尽管他的不少观点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观点有较大的差别，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与他们有一致之处。这也正是他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主要原因。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特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而是“实践一元论”或“实践哲学”；他将实践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统一体，主张用“合理的辩证法”概念取代“唯物辩证法”概念。他不同意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但并不反对他们将辩证法局限于历史领域的观点。葛兰西还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意义，批判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和宿命论观点。
由此可见，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种既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人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同于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观点的解释，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统，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和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
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传播，并与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尤其是流行的哲学思潮相结合，出现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
从6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7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通过60年代末“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特别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声名大振，但也立即走下坡路，尽管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和补充，但大势已去。另一方面，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变，在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出现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流派及代表人物、研究的主题、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先前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后起之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以及总结“新左派”造反运动的经验教训，修正或推进各自所属流派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在“五月风暴”之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加以重新分析，修正他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及政治策略；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60年代末之后则力图用语言学去补充和修正早期的批判理论，实现批判理论由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向，并加强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列斐伏尔则通过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五月风暴”的分析和反思，进一步扩展了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特别致力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将这方面的研究与异化理论的研究并列，作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整体性的两条主线。沿着“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A·高兹（A·Gorz）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后工业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政治生态学”、“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理论，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80年代在法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沿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N·普兰查斯（N·Poulantzas）则以提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学说而闻名于世。
其次，从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转向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研究主题则由哲学文化转向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领域，并日益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在英美，出现了以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J·埃尔斯特（John Elster）、J·E·罗默（John E.Roemer ）等人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北美，则出现了以W·莱易斯（William Leiss）、B ·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及时地将生态问题和生态运动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出现了以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l Wallerstein）的“ 世界体系论”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以R·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R·奥德纳（James R.O’Connor）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此外，在意大利出现了S ·丁伯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80年代以来则有以乔治·拉比卡为代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值得一提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该思潮包括东德E·布洛赫（Ernst Bloch）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G·彼德洛维奇（GajoPetrovic）、M·马尔科维奇（Mihilo Markovic）、P·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等人为代表的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L·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A·沙夫（Adam Schaff）等人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以K·科西克（Karel Kosik）、R·李希塔等人为代表的“捷克存在人类 学派”，以A·黑格杜斯、A·赫勒（Agnes Heller）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也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就其理论倾向来说，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重视对社会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及流派众多，观点繁杂，其内部也存在着种种对立、分歧。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或相似的理论倾向，形成某些共同的学术传统。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新趋势和新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19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因而过时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于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已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第二，逐步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反过来成为无产阶级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逐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这就是安德森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3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30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明显地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应当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特征，主要是从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现实问题，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论题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旗号下，主张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即马克思主义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主义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黑格尔主义哲学中寻找根据，主张通过黑格尔哲学来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其他方面寻根（如休谟、康德、斯宾诺莎等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先驱），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基本流派基本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混合的产物，它的奠基人的思想也深受资产阶级哲学、文化的影响。如卢卡奇的思想便深受M·韦伯、齐美尔、 伏尔泰等人观点的影响，葛兰西的思想也受到克罗齐观点的深刻影响。
第四，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各执一端，相互否定。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它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却往往只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方法，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实证知识是从属于现有社会结构的思想上的附属品，对现实的批判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只强调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实证科学知识的贡献，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他们赞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孔德、穆勒、李嘉图等古典社会科学家以及现代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即马克思对现存的理论和现实的存在形式始终作了彻底的批判。
注释：
〔1〕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2〕〔3〕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伦敦英文1974年，第7，58页。
〔4〕同上，第31—57页。
〔5〕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页。
〔6〕〔7〕同上，第36、61页。
〔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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