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分析&以日本科技体制滞后为例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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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持续衰退已达12年之久,至今仍没有明显的恢复迹象。长期的低迷局面,使日本的国际地位受到了明显影响,日本全国上下对此忧心忡忡。日本经济何以一蹶不振,日本国内外的专家们从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的滞后等许多角度进行了剖析,都是很有见地的。本文从日本的科技体制角度做一番分析,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各国的综合国力中,科学技术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衰退,但这一排名仍未发生任何变化。日本的科技实力也仍然仅次于美国,这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每年发表的《竞争力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尽管如此,日本在科技领域对全球的影响,远不如其制造业。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技术大国,但却与科技强国相距甚远。这从2001年3月31日日本内阁通过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的有关表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今我们迎来了新世纪,它要求我国的科学技术也能有一个新局面。尤其是在众多飞速发展的科技领域,欧美的科研开发水平仍在日本之上。日本必须拿出与其不相上下、甚至后来居上的科研成果。在创造新知识的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科研质量,推出在国际上也叫得响的科研成果。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与此相应的科研环境,在满足经济和社会的需求方面,要加强科研部门与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合作,拆除那些看不见的藩篱。为了使科研人员能最大限度地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必须创造与此相应的环境。为了满足社会对科技的需求,科研部门也必须与整个社会保持良好的沟通。”(注:《科学技术白皮书》2001年版,第326页。)

这项基本计划是21世纪头5年日本整个科研领域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它对日本科技现状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日本的科技体制目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就科研投入而言,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逊色。例如日本的科研总投入为16万亿日元(1999年),按IMF的汇率折算,美国2000年的投入为28.5万亿日元,欧盟1998年为20.6万亿日元;三者的科研人员分别是74万人、99万人和89万人,但三方的人口分别是1.3亿、2.8亿和3.8亿。所以日本的人均科研费用和每万人拥有的科研人员均超过美国和欧盟。

就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言,日本科研人员这些年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从各国所公认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r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统计来看,各国科研人员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从1989年的53.2万篇增加到1999年的71.8万篇,其中日本科研人员所占的比重从8.4%提高到了10.3%,而美国从37.1%下降到32.7%。此外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比重也有所提高。这并非是美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了,而是其他国家发表的论文增加速度超过了美国。

但从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来看,则日本仍被美国拉下一大截。虽然它也从1989年的7.1%上升到1999年的8.5%,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49.6%,也不如英国的12.1%和德国的10.9%。

再看看专利的情况。在1990年时,日本申请的专利数量与美国和欧盟还不相上下,但此后美国和欧盟的申请出现激增,将日本远远甩在后面。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1998年美国的专利申请数是220.6万件,欧盟为202.6万件,而日本仅为79.2万件。从专利注册情况来看,日本人所申请的专利获得注册的在1998年达到了21万件,同一年美国为18.9万件,德国、法国和英国就更少了。但就专利在国内和国外注册的比率来年,日本为1:0.67,美国为1:1.36,德国为1:3.8,法国为1:2.67,英国为1:4.8。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这5个国家为对象,根据每年的理工科大学生毕业人数、科研人员数量、科研费用、技术贸易额、论文数量以及被引用次数、在国内外申请专利数、工业产品附加值、高科技产品附加值等12个数据,制定了一个科技综合指标。从这一综合指标来看,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日本仅为美国的40%,其次为德国、英国和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差距拉大,是在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由此可见日本“失去的10年”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样也明显反映在科技领域。

在IMD的《竞争力报告》中,作为8个大类之一的科技,日本从1996年以来始终居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位。但在该大项的26个小项中,日本的得分明显偏低。例如在信息技术的人才方面,日本在全部49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名第34位;在科技环境这一小项中也仅排在第23名;在青年与科技这一项中落在第39名;在技术管理方面也只排列第19名;在企业与科研部门合作这一小项中同样只排在第25名。

对日本的整体科研水平,日本科技厅在2000年3月发表了《有关我国科研开发水平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生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环境科技、物质和材料科学、能源科技、制造技术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等7个方面,日本仅在能源科技领域的投入超过美国和欧洲,在其他领域都相对显得薄弱。从各领域的科研人员情况来看,日本并不处于劣势。但在那些尖端科技领域(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日本的科研资源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在信息通信和物质以及材料科学领域,日本科研人员所发表的论文以及所注册的专利并不逊色,因为这些领域的科研开发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其总体水平不低。

该报告按以上7个主要领域,分别对日本所处的水平予以定位:

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日本的水平低于美国,也略低于欧洲;因为美国将生命科学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予以推进,欧洲则对美国穷追不舍。日本在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反应太迟缓,在建立信息库方面有一定差距;

就信息通信技术而言,日本的整体水平稍低于美国,与欧洲不相上下。在以家电为代表的硬件技术方面,日本具有很强的实力。但美国和欧洲目前所考虑的是建立与今后的社会发展所匹配的网络,以移动通信以及电脑所用的中央处理器为代表的标准化战略。另外欧美在软件技术方面也非常领先。与生命科学同样,美国的大学和企业在建立有关的风险企业上合作得很出色;

从环境科技来看,日本的水平比美国低得有限,与欧洲的差距也不大。在零排放技术以及环保技术等与现有产业很接近的领域中,日本与美国和欧洲并架齐驱。但美国和欧洲在以生命周期评估为代表的下一代技术以及地球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物质和材料科学领域,日本的水平略高于美国和欧洲。日本企业界的材料技术水平很高,其基础科研以及科研设施也很出色。但美国和欧洲如今将新材料的开发应用作为国家战略予以推进,这是日本必须予以关注的。由于材料和基础的物质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需要企业和科研部门很好配合。

从能源技术来看,日本也略高于美国和欧洲。尤其在工业技术和火电以及核电技术领域,日本的技术实力非常雄厚。在节能、燃料电池等与电子和汽车产业接近的领域,日本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但在风力发电等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美国和欧洲走在日本前面。

在制造业领域,如考虑下一代生产技术的话,日本稍稍落后于欧美。在现有的加工和组装领域,日本的技术非常突出。在生产活动中日本企业的环保工作也做得很出色。但在开发新的加工技术方面,则欧美比日本先行一步。德国大学的科研活动直接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社会基础设施领域,日本的土木建筑、铁路车辆和船舶技术方面不在欧美之下,但在航空航天以及海洋的交通体系方面,日本的技术水平低于欧美。尤其在与信息化社会相应的基础设施方面,也即在多种技术的融合上,欧美比日本捷足先登。

由此可见,在生命科学领域以及除家电以外的信息技术领域,日本今后需要急起直追。而在材料科学以及能源技术领域,特别是在节能和环保技术方面,日本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很能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来看,日本的差距仍极为明显,尽管这两年情况有所好转。诺贝尔奖是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到2000年正好是100年。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和生理医学奖这3个奖项上,日本在1949年获得了第一个物理奖,2000年则由筑波大学的白川英树教授获得了化学奖,这样先后共有6人获奖。2001年日本再获化学奖,2002年则同时荣获化学奖和物理奖,这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但即便如此,日本的获奖人数仍只有9人,不仅是对已有200人以上获奖的美国望尘莫及,就是与人口只有日本的十几分之一的瑞士和瑞典相比,日本也要差一截。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力争在21世纪上半叶使其获奖人数猛增为30人,并相应将政府的科研投资从从90年代后期的17万亿日元增加到21世纪前5年的24万亿日元,使其占GDP的比重从0.7提高到1%。

科研是要花钱的,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但是否增加了投入就一定能提高产出却很难说。因为迄今为止日本政府的投入并不算少,与此相关的还有科研体制、机制和科研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过去多年来日本对基础科学的重视显然不够,只是在应用科学尤其是在开发领域的地位比较突出。也就是说日本所擅长的是将其他国家所获得的基础科学的突破或重大进展加以吸收,然后在将其转化为商品上做得非常出色。也就是说日本的原创技术极为稀少,它的贡献大多表现在引进和模仿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从而使其成为价廉物美、功能完善的商品。这是日本商品得以洪水般地涌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社会阶段“日本模式”得以奏效的根本原因。但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后,那种靠应用技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创新、核心技术成为各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唯一途径。因此日本的立国方针也“与时俱进”,从昔日的“出口立国”方针及时调整为“技术立国”乃至目前的“科技创造立国”和“(保护)知识产权立国”。日本在这里所说的“创造”,即相当于我们所强调的“创新”。

日本之所以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了目前的立国方针,这显然是出于对过去的反思。长年来日本对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以虽然政府的投入并不少,其科研人员也非常努力,极为敬业,但在全球的顶尖科技领域,日本始终未能取得骄人的业绩。例如2000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谈及解读人类遗传基因密码的进展时,除了美国和英国以外,还提及了德国、法国和中国的贡献,但却只字不提日本。航天技术作为当今世界高科技的结晶,全球各主要国家在该领域的竞争极为激烈,但日本的H2火箭却连续3次发射失败,几乎自我出局。1999年日本的核燃料加工企业发生了极为低级的操作失误,从而造成核泄漏,在全世界的同行中被当作笑料。2002年7月在澳大利亚进行的超音速客机试验,也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科技厅在2002年春天请专家就生物工程的7个主要领域的现状做了评述,日本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未能取得领先地位。2000年上半年,全世界在生物工程领域提出的专利申请中,美国占43%之多,欧洲占到17%,而日本仅为7%。(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7月18日。)美国根本感受不到日本在该领域对其有什么威胁,他们甚至不认为日本是该领域的一个角色。截至1998年,美国的生物工程风险企业多达1300多家,而日本仅为60家。日本政府在该领域的投入为5600亿日元,而美国却是20800亿日元。美国有代表性的科研机构所拥有的微生物数量为71000种,而日本仅为8000种。在DNA的解读数据方面,美国占全球的60%之多,日本仅为10%。(注:《朝日新闻》2000年5月21日。)

同样,在ISI于2000年7月中旬发表的、从1991年到2001年2月为止全世界各科研机构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表上,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19个自然科学领域中,美国在16个领域独占鳌头,其中仅哈佛大学一家就在7个领域名列榜首,而日本仅有东北大学在材料科学领域居领先地位。在19个领域排名前5名的95家科研机构中,美国占去了79个之多,而日本仅为5个。(注:《朝日新闻》,2001年7月18日。)

英国科技局根据1981-1994年期间在全球79个国家的4000种以上的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的统计,也说明了同样问题。在总共840万篇论文中,日本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占7.3%,仅次于美国(约占35%)和英国(8%)。但就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而言,美国以平均1.43次名列榜首,瑞士以1.37次紧随其后,日本仅以0.78次名列第18名。(注:Science,1997年2月号。)日本专利厅根据2001年在遗传基因密码解读等4个领域所发表的论文,调查了被引用情况。结果美国以3001次遥遥领先,而日本学者的论文一共才被引用了18次,只有美国的0.6%。连澳大利亚学者的论文也被引用了570次,由此可见日本在这些领域的地位。(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6月5日。)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科技体制是否鼓励创新和出成果,科研的指导思想、机制上是否鼓励冒尖和出人才,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是否畅通,等等。在以上这些方面,日本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如果指责日本政府不重视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这显然会使日本政府感到非常委屈。其实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阐述振兴科技对日本提升其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提高其国民的福利水平,乃至推动全球的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随后日本政府又据此制定了为期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并由此将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比前5年增加了15%以上。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各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进一步白热化,于是日本政府在新的科技发展5年计划中,将科研开发投资猛增了41%。

战后经济复兴阶段刚刚结束,日本就在1956年设立了科技厅,加强政府对全国科技工作的领导。但由于科研工作牵涉到许多方面,作为内阁的一个部门,科技厅对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主管的科研工作,就无法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管理之下。于是日本政府又在1959年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这样一个最高层次的咨询机构,由其来通盘考虑制定国家的科技发展政策。该机构直接由首相担任主席,另外还有科技厅、大藏省、经济企划厅和文部省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日本学术会议主席等9人为其成员,其秘书处设在科技厅。该机构成立不久,便于1960年提出了“有关今后10年振兴科技的综合基本方针”的蓝图,在41年中先后推出了25份类似的报告,对推动日本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功能也逐年淡化,一年到头连会也开不了几次。于是在2001年初,作为行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机构便被“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所取代,其成员增至14人,包括2000年诺贝尔奖获奖者白川英树教授。新成立的机构基本上做到每月开一次会。除了制定2001-2005年期间的“科技基本计划”以外,还确定了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保和纳米材料技术为主攻方向。但是第一阶段的“科技基本计划”(1996-2000年)具体执行得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有待解决,这一切都根本没有经过认真讨论,这怎能保证新计划会执行得更好,政府的巨额投入又怎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呢?

作为科技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该会议迄今没有确定哪些机构负有向它提出建议并履行监督的职责。从功能上看应由日本学术会议来承担,但如今这一机构也未必能很好地发挥这一作用。这十几人的机构所做出的决策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万一有所偏差又由谁来纠偏,这是必须在制度上做出明确规定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与过去的“科学技术会议”在功能上是完全相同的,前者何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难道不需要做出认真的总结吗?如今仅仅在名称上增加了两个字,增设了4名成员,就足以确保它能够充分履行其历史使命?只靠招牌翻新,而没有认真的反思和在理顺体制上下功夫,显然是无法避免重蹈覆辙的。正如该会议的一名成员所指出的:“第一年处于摸索阶段,走些弯路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要把一碗水端平,所以在第二年我们必须有所侧重,突出重点。”在摸索过程中何以会走这些弯路,今后又应如何避免发生这些问题?

由于存在一系列体制方面的问题,所以日本被人们称为“没有目标的技术大国”。就“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所确定的4个主攻方向而言,除了环保和材料科技以外,日本仍未超越过去那种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思路。就因为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遥遥领先,就因为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很明显,所以日本要“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但实际上日本若欲真正成为科技强国,在高科技领域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就应该舍弃跟在欧美后面亦步亦趋的思维定势,制定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科技发展战略。否则就只能是始终跟在别人后面,难以取得真正的领先地位。不敢为天下先,不愿做科技潮头的弄潮儿,就无法摆脱跟随者的角色。拾别人的牙慧,做别人已做过的课题,这样的论文当然不会受到重视,也自然不会有人去引用。

这种思维定势显然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日本人奉行一种“插秧理论”,即农民们在插秧时,总是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谁也不拉下,谁也不冒尖。这种思路在日本人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这种风气。科研部门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同样如此。

既然是政府确立的主攻方向,日本各地便一哄而起,你上我也上,不上白不上,彼此之间很少进行必要的协调。至少就信息技术而言,如今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都在开展类似的课题攻关。这么一来,虽然科研投入的力度增加很大,但再多也架不住如此分流。2000年前后日本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推进“IT革命”,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这一“革命”又产生了怎样的果实呢?独创性研究的第一步就在于能否正确选题,如果大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千军万马齐攻关,场面确实非常壮观,但这么做势必造成大量的重复和雷同,即使有所不同也是大同小异。在科研资金上一如既往的“撒胡椒面”分配体制,能否改变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相对落后局面,显然是难以令人乐观的。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科研部门如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大学教育如何培养优秀的科研人才,如何通过合理的评审制度让新人脱颖而出,这些都是日本科研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本文的篇幅有限,这些问题只能另行论述。最后再以开头引用过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的表述来结束本文:“我国的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环境仍处于极为恶劣的状况。科研部门与企业及政府在携手攻关方面也做得很不够。目前日本的科学技术的现状是十分令人忧虑的。我国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下降也极为令人担忧。经过5年(1996-2000年)的努力,这些状况有所改善,但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仍未完全得到恢复,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也令人感到不安”。这段话很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科技发展的滞后对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制约作用。由于缺乏科技创新,难以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无法通过科技的强力支撑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也就迟迟无法走出衰退的阴影。如果日本今后不能消除上述制约,重振雄风对日本来说就只是一厢情愿。

收稿日期: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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