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幸福的源泉吗？——对经济文献中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道自己论文,源泉论文,主观论文,文献论文,幸福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过去的100年中，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对效用进行了讨论，效用指的是个体从他/她在其市场行为中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显示了他/她的偏好——所获得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讨论的前提是：个人的效用或幸福指的是个人的偏好得到满足的程度。假定个人是理性的、对事情有着充分的了解并且寻求使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作出的选择当然就是要使预期效用最大化。
但是，经济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越来越担心的是，偏好往往并不是衡量幸福(与选择结果有关)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因此，他们采用别的方法对个人效用进行思考与衡量。自我报告式的衡量效用的方法在心理学中更加常见。心理学家们经常把主观幸福感当成一个描述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生活的涵盖性术语来使用。尽管先前人们也有过这样的担心，不过这些衡量方法的确是衡量一个人主观幸福感相对明确的指标。与有关显示性偏好(在市场行为中反映出来)的“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研究方法或陈述性偏好研究——比如，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不一样，关注主观幸福感的方法把个人的幸福感看作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整体评价。
通过对很多大型数据集的分析，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有了深入的了解，例如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影响、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衡作用。有关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的研究采用了下面的一般形式：
其中自报的主观幸福感经常是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或总体幸福方面的问题的回复，它是真实的主观幸福感(h)的自我报告式的函数(r)，而真实的主观幸福感则是由一系列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因素(X's)所决定的。根据经验，这通常被建模为一个可加性函数(additive function)：
其中个人之间在自报中的差异体现在误差项中。
不同的研究对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回复有着不同的处理：有的实证研究把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回复作为基数进行处理，而其他研究则尊重数据的严格顺序，把真实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潜变量进行处理(作为有序的分对数或概率单位进行分析)。无论怎样评估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回复，对实证研究中的系数所做的解释取决于模型内的假设；严格地说，其因果关系是从解释性变量导向因变量，未观察到的变量与已包含的解释性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一系列的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是如何与主观幸福感产生关联的？本文对相关证据做了回顾。在代表个人效用方面，主观幸福感相对于偏好来说具有哪些优势，我们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主张；我们所寻求的是提供一个了解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新视角，以便其他人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这些因素与政策之间的相关性。我们的回顾集中在对大型数据集的分析上。
二、回顾策略
尽管一些心理学文献已经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做了回顾，但是这些回顾所依据的还是许多小范围内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因素的清单反映了心理学家们的兴趣(如个性)，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受到质疑；同时，在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把单独一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离出来的可行性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我们关注的是根据大型数据集进行的研究，这样人们可以考虑的因素更多，可以控制的因素也更多。我们的文献搜索策略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们使用检索词“主观幸福感”、“幸福”、“生活满意度”在经济学文献中进行搜索，确定1990年以后(此前进行严谨分析的论文很少)一直到2006年1月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探究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所有原始论文。对幸福感的某些方面感到满意(工作满意度、关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对了解幸福感非常重要，但它们不是衡量个人幸福感的全面标准，因此也不是我们研究的中心。不包含原始数据分析或者仅仅关注主观幸福感某一个方面的衡量结果的论文也被排除在外。
虽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学文献，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心理学领域发表的几篇论文也使用了和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一样的大型数据集，采用了相似的分析手段。为了调查这些跨学科论文之间是否有交叉部分，我们文献搜索的第二部分是：使用与前面在经济学期刊中进行搜索而得到的数据集名称一样的检索词，以确定所收集论文的出处(在“心理学信息”中搜索得到)。第三部分：为了保证全面性，我们找出了2000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幸福感成因和相关因素的所有心理学研究文献(后面的研究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文献越新，相关度越高)。最后，我们找出了那些难以界定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中包含了从事主观幸福感研究的重要经济学家们的原始数据分析。采用这样的搜索策略后，我们总共找到了153篇论文。
同时，这一回顾策略展现了涉及主观幸福感衡量方法的19个国家级的和跨国性的数据集。其中很多数据集仅仅使用一个、有时两个衡量标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家庭追踪调查(BHPS)：“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1分代表“一点儿也不满意”，7分代表“完全满意”)。除了采用单一的衡量标准外，还有一些调查所使用的主观幸福感测量表由多个衡量标准构成。
我们在回顾这些论文时所使用的模板考虑到了所使用的数据集和样本、衡量幸福感的具体标准、所做的统计学与经济计量分析以及有关幸福感相关因素及原因的研究结论。我们不是那么重视那些没有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的相关性研究，我们最看重的是那些对未观察到的个人的影响进行了控制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数量有限，但在逐渐增加。
三、回顾结果
我们考虑到了在文献中所找出的对主观幸福感的所有潜在影响因素。它们分为七大类：(1)收入；(2)个人特征；(3)在社交中形成的特征；(4)如何打发时间；(5)对自己/他人/生活的态度与信念；(6)各种关系；(7)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当然，许多特征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突出了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
(一)收入
这是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克拉克(Andrew Clark)、弗里基特斯(Paul Frijters)、希尔兹(Michael Shields)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做了全面回顾，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概述一下。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呈递减的趋势。有些正向关系可能起因于逆向因果关系，正如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较高的幸福感产生较高的未来收入；有些正向关系可能与未观察到的个人特点(如个性因素)有关，正如有些研究表明的，对个体的作用进行控制后，收入的作用降低了。
将相对收入(在不同参照群体中用不同方法进行定义)考虑在内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受到相对性的强烈影响。这说明：处在相关对照组的人，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幅度差不多的话，额外收入不一定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但是，收入增加会导致税收收益的增加，税收的增加部分有可能用在了提高人们幸福感的公共服务上。在某个特定收入水平上，对收入有较高的期望值对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期望值的重要性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研究结果，即与实际收入相比，人们对自己经济地位的看法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预测力。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对于不处在低收入水平的那些人来说，如果额外收入是用来增加他们对必要收入的预期值的，那么从长期来看，额外收入不会增加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正如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所注意到的那样，如果相对收入的影响决定着绝对收入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中较富裕的人会比较幸福了；但是，随着所有成员都变得更加富裕，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依然保持不变。不过，跨国性的横向数据表明：平均主观幸福感与国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样本中。这种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对不同国家的相对位置进行比较，或者绝对收入在许多国家是起作用的。证明相对收入在国家之间的作用的证据是有限的。
(二)个人特征(我们是谁、我们的基因组成)
1.年龄
所有研究都一致发现：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为负相关关系，年龄平方与主观幸福感为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曲线为U型，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幸福感最高，中年时期(32～50岁)的幸福感最低。伊斯特林指出，在生活中与年龄差异有关的许多因素(收入、健康、有无工作等)被控制的情况下所发现的这种U型关系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这一U型关系并没有说明是如何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中年人进行比较的。
2.性别
尽管有一些研究认为，即便使用同样的数据集，也不会出现性别上的差异；但是，女性一般认为自己的幸福度比较高，可是她们在一般健康问卷中的得分却最低。这表明：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控制变量，其他相关因素可能比性别本身更重要。实际上，对具体的数据子集(如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工作的人和不能为他人提供非正式护理的人)进行仔细研究时，就会发现性别的影响通常不见了。
3.种族
在美国，白人比非裔美国人的主观幸福感高。有迹象表明：种族可能与年龄相互影响，因为说到种族，年纪较大的受访者之间的回答并没有多大区别。由于难以对西奥多斯沃(Ioannis Theodossiou)使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所提出的“零效应”进行解释，所以把白人归到“其他”一类，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有些种族的人，特别是拉丁裔美国人，倾向于让自己的主观幸福感比美国白人高。所以，比较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其他”类中不同种族的人数所占的比例。
4.个性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个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联系。但是，只有少数研究使用了大规模调查，对这种关系进行了仔细研究，这些大规模调查也包括在我们的回顾中。海利维尔(John Helliwell)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发现，对社会信任及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后，个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非常适度的关系。自尊感比较高的人不愿意忍受抑郁症的折磨。此外，一般健康问卷中的许多次级测量评分也可以被解释为个性变量(如自我价值)，它们与利用英国BHPP数据得出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三)社交中培养起来的特征
1.教育
有的研究发现了高于一般水平的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其他研究则发现：中等程度的教育与最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有关。但是，有证据表明教育在低收入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更明显。
教育文凭可能与在个人层面难以察觉的特质如动力、智力水平、家庭背景有关，所以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注意那些对难以察觉到的异质性进行控制研究。可是，“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只能捕捉到那些接受了完整教育或者以后又返回学校完成学业的人的影响，但在固定样本调查中，被调查的大部分成年人一生中不大可能改变他们的教育程度，因此，固定效果模型也不大可能发现教育的任何重要影响。
此外，教育系数常常与这个模型中包含的其他变量存在着回应关系。教育很可能与收入和健康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不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的话，我们可能认为教育系数的作用会更明显。例如，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和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发现教育对总体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如果不对健康这个因素进行控制，则模型可能捕捉到健康的影响。但是，对各个变量进行控制后，将与教育有关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含进模型又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部分取决于教育导致(比如说)较高收入这一因果关系推导路径，那么对收入进行全部控制，会低估教育对幸福感的全部贡献。
2.健康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主观幸福感与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之间为强相关。与生理健康相比，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更高，不过考虑到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这种相关性可能是由幸福感对健康的影响所产生的，但是健康各变量的效果值很大，表明即便将主观幸福感对健康的影响考虑在内，健康也仍然对主观幸福感起着作用。而且，心脏病突发、中风等具体情况也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因此，这里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健康状况影响主观幸福感。当然，其他因素(如个性)可能与主观幸福感和健康都有关系，这更有可能让人们发现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明显联系。使用固定效果模型进行的研究继续表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模型依旧不能对根据时间而变化的、难以察觉的变量(如当前的心情)进行控制；把自我评定的健康状况作为健康变量，可能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糕。
3.工作类型
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无法就工作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得出明确结论。考虑到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这个领域需要人们做更多的调查。英国的一些证据表明：临时工作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成为工会成员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有关自主创业方面的证据稍微多一点。欧洲的许多研究没有发现为别人工作与自主创业之间的区别，但是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通过使用英国的、国际的和美国的数据，发现了自主创业对幸福感产生了明显而积极的影响。使用美国和欧洲数据，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等人发现：自主创业的积极影响对富人有限。
4.失业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一个人失业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有的模型把生活满意度等级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处理，然后发现失业者的分数比有工作的人低5％—15％。雷尔克斯(Orsolya Lelkes)使用欧洲的数据发现，失业把拥有较高生活满意度(在总级别为10的等级中，至少为8级)的可能性减少了19％，把较高的总体幸福水平降低了15％。瑞士的数据表明，这两方面的减少幅度甚至更大。使用简化后的模型进行的研究把健康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处理，其研究说明，对健康状况因素进行控制可能会低估了全部变量的整体效果值。但是，就失业对幸福感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而言，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数据中的失业人数少的缘故。
感觉不幸福的人陷入失业的可能性过去一直呈上升状态。主观幸福感分值低的人，如果工作效率低、健康状况不佳，就更有可能失业，或者更有可能选择让自己失业。研究表明，后来失业的人，一开始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低，在适应阶段，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在0—10级的测量表中下降了0.5个点以上。
研究一致表明，失业对男人的打击最大；也有的研究发现，失业对中年人的打击超过了年轻人或老年人。在英国，失业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打击比较大，在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则是对政治上具有右翼倾向的人打击比较大。在英国，希尔兹和惠特利·普莱斯(Wheatley Price)发现，在一般健康问卷调查中，失业的影响与一个地区的就业不足有关，在就业不足率超过22％的地区，个人失业带来的影响被中和了。克拉克使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发现，失业率为24％时，失业的负面效应会被中和。同样的研究还发现，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同伴中有人失业会降低他们的幸福感，但是对失业的人有利。这些发现结果表明，失业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一个人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用其他活动代替工作、是否属于不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交网络、是否能够为自己的失业找到合理理由。
关于适应失业的情况，我们获得的证据并不一致。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使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发现，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失业的负面作用减少了；可是，温克尔曼(Liliana Winkelmann)等人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GSOEP)的数据，却没有发现失业时间带来的影响；卢卡斯(Richard Lueas)等人则发现，失业时间超过一年的人对失业的反应更加消极，以前的失业经历并不能减少现在失业对他们的负面影响。
维尔德曼(John Wildman)和琼斯(Andrew Jones)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发现，在对财务满意度以及对未来经济地位的期待这两个因素进行控制后，男性的负失业系数从1.979点降到了0.989点。那种对收入变量进行控制并发现失业具有负面影响的研究把这一点解释为非经济上的损失。不过，维尔德曼和琼斯的发现结果表明，当前收入可能不是衡量经济地位最合适的标准，失业所带来的一些伤害是因为失业者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担心。
(四)我们如何打发时间(我们花在工作和其他活动上的时间)
1.工作小时数
虽然有相对明确的证据表明有工作比没工作好，不过，工作量(如工作小时数)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直接了。来自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的证据表明，将工作时间对个人的固定影响进行控制后，工作时间增加，生活满意度提高。这支持了来自英国全国儿童发展调查(NCDS)的证据，即在男性中，从事兼职工作的人的生活满意度比从事全职工作的人低。但是，其他研究认为，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综合社会调查(GSS)或国家社会调查(ISSP)的数据中，全职工作和兼职工作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
卢特默(Erzo Luttmer)使用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NSFH)的数据，认为正常工作小时数与幸福感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迈耶(Stephan Meier)和斯塔策(Alois Stutzer)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数据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时间(包括对固定影响进行控制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这表明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也上升了，不过这只限于工作时间上升到某一点；然后，工作时间过长，人们的幸福感开始下降。所有的研究都没有把工作类型考虑进去，工作类型可能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当然，根据工作小时数是否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工作小时数的影响也不一样。
2.通勤
在德国，斯塔策和弗雷(Bruno Frey)发现，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与通勤的时间有关系(使用正常效果模型和固定效果模型)；他们还发现，这还会导致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探究不同类型的通勤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有助于人们最大限度地降低这方面的损失。很明显，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如生活在某个特定地区)，以便看到通勤对幸福感的净影响。
3.照顾他人
考察投入在私人照顾上的时间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多，来自这方面研究的证据表明，投入私人照顾的时间越多，在一般健康问卷调查中的得分就越低，幸福感越低，抑郁的症状也越多。与非亲属相比，这一影响在近亲属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照顾近亲属所花的时间更多，或者因为投入的感情更多。人们也研究了投入到照顾他人的阶段与从照顾他人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的阶段。毫不奇怪的是，投入到照顾他人的阶段与对幸福感的各种负面影响有关。赫斯特(Michael Hirst)使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女性在一般健康问卷调查中的分值也受到从高负荷的照顾工作中解脱出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她们不再担任固有的角色，还是因为被照顾的人必须要出门接受更加专业的照顾(表明健康状况恶化了)，甚至可能去世了，这一点还不清楚，但是它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很大，因此人们在就私人看护和社会看护政策进行辩论时，应该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4.社会参与和志愿活动
一些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非教会)组织成员身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皮施勒(Florian Pichler)对欧洲社会调查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参加的组织越多，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海利维尔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涉及的49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个人参加非教会组织，还是所属国家成为非教会组织的普通成员，都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海利维尔和普特南(Robert Putnam)证实了这种正相关关系，他们还注意到，国家成为非教会组织的成员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总体幸福水平，但是个人成为会员则不会产生此种作用。他们在美国的基准数据中发现，个人参加非教会组织与人们的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国家成为组织成员与总体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李姚军(Li Yaojun)、皮克斯(Andrew Pickles)、萨维奇(Mike Savage)却发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他们发现，根据英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公民参与对生活满意度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波扬斯科夫(Christian Bj
rnskov)发现，对信任和社会规范进行控制后，世界价值观调查表明参与活动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极明显的负面影响。不过，波扬斯科夫发现，从公式中去掉地区虚拟变量后，这个影响就消失了。
志愿活动方面，哈勒(Max Hailer)和哈德勒(Markus Hadler)发现，志愿活动与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无关(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34个国家的研究结果)。但是，格林菲尔德(Emily Greenfield)和马科斯(Nadine Marks)却发现，在由老年人构成的次级群体中，志愿活动带来了更积极的影响，给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意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垮台后，东德的政治体制瓦解，1990年到1992年间，志愿活动数量急剧下降——经常性志愿活动从17％下降到了9％。迈耶和斯塔策使用了东德的数据(GSOEP)，他们发现，更多的经常性的志愿活动必然会提高生活满意度。但是，尽管他们对收入、就业、个人特征这些因素进行了控制，但是没有对信任这一因素进行控制。对志愿活动的固定影响进行控制后，其影响就大幅下降，只有每周一次的志愿活动的影响仍然明显，这表明部分人的幸福感数值较高是由个人的异质性导致的。所以，尽管有的观察家说，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是双赢，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更好的影响，也让参与者自己感觉更加良好，但是我们这里提出的证据表明，对此要持更谨慎的态度。
5.运动
有证据表明，即便是像在花园里干活这样简单的活动，也与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关，并且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可能特别重要。60岁以上的人中，从事体育活动的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关系。考虑到运动不仅有助于减少消极后果(如体重增加、加重抑郁症状)，而且还能够促使产生一系列积极结果(比如，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因此它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的潜力很大。
6.宗教活动
证据相当一致地表明，定期参加宗教活动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有的研究调查的仅仅是一个人是否亲自上教堂，也有的研究调查的是花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有什么区别。海利维尔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每周去一次或多次教堂有关。类似的情形在东欧也存在，虽然偶尔去教堂并不会比不去教堂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后面这个发现结果相反，克拉克和雷尔克斯使用欧洲社会调查(ESS)数据，认为每月至少去教堂一次就足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但是，既然每周去教堂一次或多次就包括在“每月至少一次”的范围内，所以去教堂次数的影响可能在于每周去一次，而不是更少。有证据表明，参加宗教活动降低了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特别是对非裔美国人而言。
(五)对自己/他人/生活的态度和信念
1.对我们所处环境的态度
有证据表明，对我们所处环境的看法是生活满意度非常重要的预测因子。人们对其进行了相对广泛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财务满意度。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认为自己目前财务状况不好的人，通常生活满意度较低。也有证据表明，除了当前的处境，人们对财务状况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对幸福感也很重要。布朗(Sarah Brown)、泰勒(Karl Taylor)和惠特利·普莱斯使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并对目前收入进行控制后发现，当人们认为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不如去年并且预测明年的财务状况会更糟糕时，他们在一般健康问卷调查中的得分就会比较低。在对工作安全感的看法进行调查时，也有类似的发现。重要的是，人们对财务状况的看法好像完全削弱了客观环境的影响，这表明这些看法对全球生活满意度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2.信任
从关注信任的几个研究中得到的证据明确表明，信任的作用也相对较大。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海利维尔和普特南发现，社会信任(信任大多数人)与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较低的自杀可能性有关联。关于英国的情形，李姚军等人发现邻里之间的信任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波扬斯科夫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指出，普遍信任能够提高生活满意度，而且社会资本因素方面的得分与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因素的分值提高10％，生活满意度会提高4.5％，而生活满意度要得到同等程度的提高可能需要把通货膨胀率减半或者把人均收入提高约25％。此外，信任诸如警察局、司法系统、政府等主要公共部门也与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关，因为人们认为不公正就是欺骗纳税人。
3.政治派别
没有什么研究来探究持有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其中一个例外是格莱哈姆(Carol Graham)和佩提纳托(Stefano Pettinato)发现，在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有民主和市场价值倾向的人，生活满意度比较高。但是，也有可能是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已经从这样的体制中受益了。一些研究还考虑到了经济和社会环境通过相互作用对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比如，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失业对“右翼分子”的幸福感有更坏的影响；在欧洲，不平等对“左翼分子”的生活满意度有较坏影响，通货膨胀对“右翼分子”的生活满意度有较坏影响。这些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外部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人们的看法和态度。
4.宗教
同样，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宗教信仰影响我们的主观幸福感。与不信仰宗教的人相比，信仰宗教的人一般更幸福，而这与他们信仰哪种宗教无关。海利维尔采用的方法或许涉及范围最广，他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做了回顾，发现信仰上帝的人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这样的影响在美国比在欧洲更明显，但是，有时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影响。
宗教属性(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之间的差别相对很小。对世界幸福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回顾后，雷当茨(Katrin Rehdanz)和麦迪逊(David Maddison)发现，不同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不受信仰不同的宗教人口所占比例影响。更具体一点来说，费里斯(Abbott Ferris)发现，在美国，无论被访者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还是清教徒，其信仰的宗教对幸福的影响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却有很大差别，这表明个体差异很重要，只泛泛地谈论所有天主教徒或所有犹太教徒是不明智的。比如，同样是信仰宗教，但是人们的信仰程度、他们求助于上帝来解决难题的程度、自己的灵性等都不一样，所有这些都与主观幸福感有关。
面对收入减少和失业，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徒)幸福感下降的程度仅为不信仰宗教的人的一半，所以，有较强的宗教信仰可能“保证”他们不受这些负面冲击的太大影响。然而，有的负面冲击在宗教层面是难以解决的。例如，有证据表明，英国的离婚妇女即便非常信仰宗教，其生活满意度也没有提高多少。
(六)人际关系
1.婚姻生活与亲密关系
总的来说，单身者的主观幸福感不如有伴侣的人。定期的性行为也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有关；和同一个伴侣发生性关系的效果是最强烈的，所以和伴侣变成相互照顾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保持一种不太紧密的关系，对幸福感很重要。尽管各项研究结果之间有些差异，但结论都是已婚与最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有关，分居与最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有关，甚至低于离异或寡居。
有证据表明，主观幸福感与未婚同居的关系具有多大程度的稳定性有关。不同于不稳定的未婚伴侣关系，稳定的未婚伴侣关系带来的主观幸福感与已婚伴侣关系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接近。所以，证据再次表明，客观环境并不一定对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关系。一些研究还把性别差异考虑进去了，其中大部分研究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受到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
维尔德曼和琼斯使用英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在同样经历过独居、离婚、分居的男人和女人中，单身妇女比已婚妇女的幸福感更高。其他纵向证据表明，那些选择离婚的人，在结婚前就不太快乐。这些研究还显示，人们在离婚期间或寡居期间，幸福水平降低，经过几年后又稳定了，可是却再也回不到刚开始的水平。虽然前述观点得到了很多证据的支持，但是在对新状态的适应速度和程度上，存在着广泛的个体差异。有的人相对快地就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再也恢复不了。从更加积极的角度来说，找到一个以前不认识的人通常有利于恢复到原来的幸福水平。
还有证据表明，父母离婚对成人的幸福感有消极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父母一方独居一段时间后再婚的幸福感比离婚后马上再婚的低。总的来说，稳定亲密的婚姻关系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婚姻关系的解除对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2.孩子
关于孩子对幸福感影响的证据并不一致，因衡量方法和国别不同而不同。哈勒与哈德勒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对收入、财务满意度进行控制后，孩子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对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与孩子需要父母日复一日地投入积极情感(快乐)的理论相一致，尽管如此，在认知层面，人们把孩子看作是他们总体幸福感的重要部分。不过，如果对财务状况进行控制，那么每多一个孩子，就会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在人们的收入差不多一样、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孩子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性还有可能上升。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孩子过了3岁后，如果全家最近搬了一次家，如果家庭贫困，或者如果孩子生病需要比平时更多的照顾，那么孩子对单身父母、离异母亲的影响更加消极。换句话说，如果环境相对负面，那么孩子是幸福感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孩子的影响可能还取决于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与欧洲或俄罗斯相比，有孩子在英国和美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消极影响。但是，与自己的子女、继子女或孙辈一同生活，或者家里有离家出走的孩子，其影响各不相同。
3.如何看待家人和朋友
总的来看，与家人和朋友交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老年阶段仍然适用，而且即便对以前各个时期的生活满意度进行控制，这种关系仍然存在。社会交往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的普遍的积极关系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现在的政策是鼓励劳动力进行跨地域流动，因此，就削弱了与家庭和朋友的联系。
在这方面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其中一项研究是把与家人的联系和与朋友的联系区分开来，结果发现，只与家人联系而不与朋友联系，对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小。不过，尽管存在着总体上的正相关性，但也会出现增加与他人的联系不会提升幸福感的情形。
(七)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
1.收入不平等
关于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的证据并不一致。法希(Tony Fahey)和史密斯(Emer Smyth)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跨国数据发现，收入不平等降低了生活满意度；哈格蒂(Michael Hagerty)发现了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哈勒和哈德勒则发现，收入不平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些研究都使用了跨国数据，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对此的一种解释是，数据中包括了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一些特殊国家。具体来说，在相对幸福的拉美国家，存在相当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而在相对不幸福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收入分配相对平等。个体数据表明，在拉美和欧洲，收入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但阿莱西纳等人发现，这个结果只对富人具有明显的作用。相反，塞尼克(Claudia Senik)发现，在俄罗斯，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明显的影响。
欧洲的数据所呈现的结果形形色色。奥科奈尔(Michael O' Connell)使用欧洲民意调查中的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施瓦茨(Johannes Schwarze)和哈普夫(Marco H
rpfer)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的数据、阿莱西纳等人使用欧洲民意调查的数据，他们研究的时间跨度更长，并对更多的变量进行了控制，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特别是对那些有左翼政治倾向的人和穷人。就英国的情况而言，克拉克发现，对于那些有全职工作的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不到40岁的人、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过去3年中收入大幅增加的人来说，参照群体(以性别、地区、年份为基础)的收入不平等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它取决于如何对收入不平等进行解释。克拉克和阿莱西纳等人从收入平等预示着机会平等的角度，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作出了解释。根据人们对流动性的看法，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在人们认为流动性比较低的地方，比如欧洲和德国，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消极影响。
2.失业率
人们发现，在美国和欧洲，全国范围的失业率降低了主观幸福感水平。迪泰勒(Rafael Di Tella)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全国失业率比较高，所以人们害怕自己失业。但是，阿莱西纳等人使用同样的欧洲数据，却没有发现失业率的明显影响。因此，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较高的失业率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幸福感缺失。
3.通货膨胀
对通货膨胀的调查限于在时间上对各个国家进行比较。在同一个国家，人们不可能把通货膨胀的影响从任何其他时间性因素的影响中分离出来。波扬斯科夫使用综合数据没有发现通货膨胀对生活满意度的明显影响。但是，对个人特征、国家、年度固定影响进行控制后，人们发现，通货膨胀在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持续的负面影响。对那些有右翼政治倾向的人来说，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另外，通货膨胀率不稳定，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许多研究使用数量有限的宏观变量，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其他重要变量没有得到适当控制。比如，通货膨胀可能与收入不平等或缺乏信任之间有对应关系。
有的研究还评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相对危害，但是，得出的危害的相对比重各不相同，从1.6∶1、2.9∶1，到最后高达5∶1。因此，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危害比通货膨胀上升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危害更大(具体危害程度还不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需要把这点考虑进去。有种假设认为，与右翼分子相比，左翼分子更关心失业率，而较少关心通货膨胀率。迪泰勒和麦克卡尔洛奇(Robert MacCulloch)对1975—1992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样本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关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证据与这个假说一致。
4.福利制度和公共保险
关于福利国家的影响的证据有限。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发现，福利支出与平均幸福水平或平均生活满意度之间没有关联。但是，迪泰勒等人分析了欧洲个人层面的数据，发现对有工作的人和没有工作的人来说，较高的福利替代率(benefit replacement rate)(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前替代率指数，即失业救济金除以对预期工资的估值)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为更新率不会随着经济周期而自动改变，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衡量方法。
5.民主程度
瑞士采用联邦制结构，它的26个州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大众所享有的直接权利方面都不一样，比方说，对教育、福利、治安的处理上。因此，这个国家特别适合于用来研究政治机构的影响。弗雷和斯塔策发现，扩大个人的参与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不仅仅是由民主的结果导致的，而且也是由政治过程本身带来的。但是，多恩(David Dorn)等人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对语言群进行控制后，弗雷和斯塔策使用的民主指数仅仅对10％的调查数据有意义；如果使用瑞士家庭调查这个新的、更具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该民主指数就没有意义了。使用跨国数据需要解决收入和民主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但是，对收入和语言群进行控制后，人们仍然可以发现民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6.气候与自然环境
目前有关污染和环境因素影响幸福感的数据非常有限。威尔奇(Heinz Welsch)注意到，因为收入与污染之间存在高度的负相关性，所以很难把污染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不过，他提供的证据表明，污染情况是用二氧化氮进行衡量的，衡量结果确实对总体幸福感有不利影响。费勒－伊－卡本纳尔(Ada Ferrer－I－Carbonell)和高迪(John Gowdy)发现，一个人生活的地方有环境问题会降低他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尽管在这个模型中对收入进行了控制，环境的影响仍然可以通过社会经济状况和家庭财富表现出来。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气候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雷当兹和麦迪逊的研究给了我们合理的提醒，即极端天气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与态度变量相关，费勒－伊－卡本纳尔和高迪发现：对臭氧层的关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而关注物种灭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
7.安全与贫困地区
有证据表明，对一个人的收入进行控制后，生活在不安全地区或贫困地区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利影响。但是，考虑到遭受损害与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相关性，要得出遭受损害和害怕犯罪导致幸福感降低的结论需要在研究中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完全的控制，就像本文所提出的，这样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到当前的收入，还要包括对当前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的认知。
8.城市化
从各个地理区域得到的证据表明，在大城市生活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不利影响，在农村地区生活则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有利影响。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人口密度对幸福感、精神健康或者生活满意度有影响。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许多这样的研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收入进行了控制；农村地区的收入可能比较低，这或许就产生了假象，让人们认为农村地区的幸福感比较高。
四、讨论
人们从大型数据集(有时候是纵向数据集)中可以越来越多地发现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部分原因在于主观幸福感可以代替效用，所以经济学家们对它们越来越感兴趣。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对这些大型数据集进行分析的结果，看看是否可以得出有关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明确结论。
我们所回顾的很多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似乎是要找出我们预期在客观环境中能够发现的差异。比如，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只包含一个问题项的有关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也会显示出有工作的人与没有工作的人、单身的人与有伴侣的人等等之间的明显不同。但是，我们难以对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各项研究结果之间有明显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中使用的变量类别不一样，比方说，人们可以用稍有不同的方式对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教育进行分类(例如，把已婚的人跟同居的人放在一起处理或单独处理)；对参照类的选择也不一样(比如，可以把属于有工作类别中的人与那些有工作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或有工作但是自主创业的人进行比较)。因此，对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时，需要谨慎。
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研究涵括了不同的控制变量。此外，许多论文仅仅包括了一个完整的模型，但是没有说明包含不同变量对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如果把各个变量系统地引入到不同的模型中，那么人们对各种关系的稳健性会有更好的理解。
本文中所提到的大多数研究对不同模型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对固定影响进行控制，会让系数变小，显著程度降低。固定效果模型不适合用来探究在人们之间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的变量(比如教育)的影响。
而且，对主观幸福感模型中的哪些变量进行控制，人们也不总是很清楚。那就考虑人们所预期的情况吧。如果我们对收入和其他变量进行控制，一般会发现预期值高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总的来说，预期高的人，他们的收入也高，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预期高，所以我们就应该对收入进行控制吗？在这个例子以及上文提到的平等问题中，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们可以从这些二元分析中得到重要的信息。
对现有数据做进一步调查，应该更加全面地把家庭作为一个分析单位进行考虑，更加全面地考虑家庭成员之间在幸福感方面的潜在平衡。例如，对于乘通勤车上下班的人来说，乘通勤车可能不是件好事，但是它给家庭其他成员带来了好处(从较高的收入到较好的住房)。到目前为止，对幸福感所做的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个人层面。不过，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让研究也关注家庭层面的幸福感。例如，麦格道尔(Lynn Magdol)发现，在那些觉得为伴侣牺牲了自己事业的妇女当中，抑郁症状的程度要更加严重。她们伴侣的幸福感的增加是不是可以补偿这样的损失，仍有待探索。
从我们的回顾中可以得出的一个肯定结论是，现有证据基础并不像有的人建议的那么有力；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可以使用现有的固定样本数据，探索其他重要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我们难以在现阶段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而且，人们也缺乏因果关系方面的明显证据。然而，我们的发现结果表明，研究人员在分析中至少应该知道收入、相对收入、健康状况、私人关系、社会关系、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的影响。
人们刚开始认识到收入排名以及对收入排名的看法的重要性，现在正在开发收入与幸福如何产生关联的新模型。人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了解收入排名是如何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以及收入之间的比较是如何进行的。这可能需要研究那些自己与自己进行比较的人。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参照收入影响幸福感的具体原因及方式，比如，是受“有序度效应”(ordering effect)所驱使，还是受个人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收入的差距影响？收入差距是让人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呢，还是让他们产生了多花钱的压力从而让自己有了财务方面的压力？最近的证据表明，比较是向上看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决定着参照收入。这个结论需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到验证。
另一种与政策相关的关系是教育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所得到的证据还不明确。有的研究发现，高于一般水平的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而其他研究则发现，中等教育水平与最高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关联。教育系数通常会对模型内包含的其他变量作出反应；有建议认为：和收入一样，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是根据情况而改变的，不是绝对的。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影响是需要人们迫切注意的。
相关文献一直在探究社会资本以及与当地社团的联系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固定效果模型中。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了解同朋友、家人、邻居的联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这种关系中因果关系的推导方向。与很多变量不一样的是，在社会交往与幸福感的因果关系路径中，不大可能出现时间上的延迟，时间上的延迟使有关因果关系推导方向的研究复杂化了。一种选择是使用工具变量，以解决社会资本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样的方法可以用来建立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系。
本文重点突出了在得出主观幸福感成因的简明结论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在哪些因素(比如年龄、分居、失业、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相关这一点上还是存在某些一致的，这些已经通过使用不同的数据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印证。经济学家们只是新近才开始注意到幸福感的主观衡量因素，我们希望本文有助于提高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政策制定者对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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