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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一生行踪资料甚少，迄今未见直接或正面的记载，但欲对关氏创作深入考察，其行踪探索即为不可避免之事。今拟就手头有关资料，结合关氏作品，作一些推考。
一、做官、退隐、涉足曲坛
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关汉卿原籍山西解州，曾官金太医院尹，生年约在公元1210年至1214年之间[①]（金大安二年至贞祐二年），金都恰在1214年南迁汴梁。关汉卿何时离家赴京任职，目前不得而知，但总要等到成年之后则是一定的，故可断定关氏离开解州大约在公元1225年以后至1230年以前这个阶段，而这正是该地区杂剧演出的繁盛时期。
据今人考证，远在金都南迁之前，今晋南地区的院本杂剧即已十分繁盛。从目前出土文物看，有金代前期的稷山县马村、化峪、苗圃金墓杂剧砖雕，金代中后期的稷山县吴城村金墓砖雕等等。特别是侯马市（距解州不远）牛村出土的金董祀坚墓葬文物，反映了大安二年（1210）杂剧演出状况，尤为研究者所重视[②]。其后直至入元从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到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下葬的芮城县永乐宫旧址潘德冲墓土石棺前壁戏台，仍可看出当地的戏剧演出一直繁盛不衰。关汉卿出生于此地，自小即受到表演艺术的熏陶，这对他后来丰富的戏剧创作无疑有着良好的影响。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金廷弃汴京南逃，又在蔡州苟延残喘了两年。这期间关汉卿的行踪未见明确记载，推测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逃走降宋或降元，一是随残金南下。从关汉卿具体情况看，此时年纪尚轻，又处朝内闲职，对时局的敏感较军政要员来说要迟钝得多，不会在短时间内作出投靠新主的举动，甚且不可能逃亡避祸。据《金史》，金室虽然因南迁蔡州苟安，以致许多朝政难以正常进行，但太医院事却大抵维持运作。如直到哀宗天兴二年（1233）八月，即金亡前五个月，《金史·哀宗下》尚有如此记载：“辛丑，设四隅和粜司及惠民司，以太医数人更直，病人官给以药。”显然太医院职能一直维持到最后，至被作为维系围城人心的重要依靠。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太医院正职官的关汉卿出走和逃亡都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肯定关汉卿任太医院尹一直和残金共命运，则金亡后关氏的命运及政治态度即可想而知了。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有这样的记载：
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此，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由此看来，亡金遗民后大多归入河北真定。这大概亦是元好问携白朴于金亡后不回山西隩州故里而“卜筑于滹阳（真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次大规模移民毕竟不同于流放囚犯，控制得不可能太严密，只要在这一带方位不变，具体落脚点也略可选择。根据现有资料，关汉卿并未在真定居住过，而是在真定东北的古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境）留下了踪迹[③]。因金甫亡，蒙古统治者既不准亡金遗民留居金后期都城汴梁和蔡州，也必不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金都中都（今北京）去（忽必烈重建中都并更名大都是金亡数十年以后的事）。关汉卿新居住地既无回解州原籍之可能，即可推定他已于此时定居祁州。祁州距真定旧城不过区区百里之遥，符合遗民流徙的大致方位，况此地自宋时即始为“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④]，有“药都”之称，关氏担任“掌诸医药”[⑤]的太医院尹期间即有可能常至此地，乱后投靠老关系来此隐居极有可能。按年龄推算，关汉卿此时不到30岁，父辈应当健在。今安国县伍仁村镇周围仍流传关氏祖父、叔父等事，或可参证[⑥]，但这同关氏祖居该地的传说构不成因果关系。
关汉卿在祁州既可以说是乱后避难，也算得上是隐居。伍仁村是个乡镇，无论多么繁华，对于他这个“盖世界浪子班头”来说，不那么适宜。真定虽然近在咫尺，又有“故都之遗风”，但毕竟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样，同样处于附近不远的燕京（中都）即成了关汉卿理想中的新居住地。
中都乃金之故都，金室南迁后改为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重新营建此地，复名中都，四年后增建新城并迁都于此。又五年（1272）正式定名大都，此距金亡已逾30年之久，关汉卿也已由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步入了知命之纪。然按诸史实，金亡后不久，志在经略中原的忽必烈即重视“汉法”及对亡金遗民的搜罗任用。从公元1242年任用刘秉忠（僧子聪）、1224年任用金状元王鹗开始，金遗民事实上已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优遇。到了公元1252年，亡金名儒，素为遗民之首的元好问也北上朝见忽必烈，并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⑦]。此时，关汉卿虽未出仕，但其活动当不会感到困难，作为一个天性好动不喜静的“高才风流人”（陶宗仪语），他不会甘心局促于乡村终老而毫无作为的。解州、汴梁这些他的原籍和长期居留地固不必说，真定即在附近，当亦为常游之地。“离了名利场，钻入安乐窝”[⑧]，这个“安乐窝”不仅是隐居地，而且还是“嘲风弄月”的另一个代名词。可以说，此时的关汉卿，一个人即沟通了平阳、汴梁、真定三个元杂剧早期集散地。正是处在这些环境和条件下，他的“初为杂剧之始”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关汉卿天性不甘寂寞，自老荒野，“一心待向烟花路上走”（《不伏老》套中语），故至少在燕京重新繁荣之后，即已迁居于彼。至于具体时间，尚可推断。据史实，元太宗窝阔台于金亡后第二年已在燕京置版籍，核定人口。后三年（1238），又在此建书院，文化重建由此始，至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三月，又在燕京设断事官，建燕京行中书省，可以说该城的复兴也已拉开帷幕，关汉卿入燕，亦当在此前后。即使认定燕京行省建后繁盛尚需时日，而关氏之进入，至迟不会晚于公元1250年，《元史·世祖纪》载自是年“总天下财赋于燕”，经济如此，其市面繁荣可知。这样，自金亡至入燕，关汉卿大约在祁州乡间待了十余年[⑨]。
对关汉卿来说，这次入燕至为重要。和早年由解州进入汴京不同，虽然俱由外地进入都市，但此次已不是为了做官，而是“嘲风弄月”、“向烟花路上走”的需要。事实上他也正由此走上了毕生从事戏曲活动的道路。元人邾经《青楼集序》对此曾有过专门论述：
我朝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仁杰，“白兰谷”即白朴。对于他们的“不屑仕进”，有关史籍并有明确记载。事实上，凭着解州关氏的世族声誉，加上曾任太医院尹的经历和“高才风流”的个性，在官制混乱的蒙古时代，关汉卿是不难弄到一官半职的。他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恐怕仍是恪守家族遗风的缘故。“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关氏《单刀会》杂剧中为族祖关羽设计的这句曲辞，也许同样道出了自己的心曲。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关汉卿进入大都时，恰恰赶上了杂剧之形成，兴起和最初的繁荣时期（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在公元13世纪中叶）。一代伟大的戏剧家就在这里诞生了，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二、南下楚湘江浙
元灭南宋，统一中国，这是对关汉卿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正如当年不甘终老乡里而入汴入职和迁居大都一样，尽管此时他已年近七旬，却仍旧兴致勃勃地南下了，从而实际上开了“北杂剧中心南移”的先河。
关于关汉卿南下的详情，学术界一直很感兴趣。田汉先生于50年代创作《关汉卿》剧本即处理为关氏偕同朱帘秀一道南行，并在此之前还安排了关、朱为了创作和演出《窦娥冤》而得罪权贵终被驱逐的情节，颇具戏剧性。前不久有论者即从这个角度撰文进行论述，认为“关汉卿的南下杭州，恐是与朱帘秀戏班南流一同前往的。”[⑩]事实上，这是绝少可能的。
朱帘秀的生年没有记载，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小传中已透露她和胡祗、王恽、冯子振、关汉卿等人交往的信息。据今人考证，朱帘秀是在扬州和胡、王等人交往的，时间当在至元二十六年冬至二十七年春（1289～1290）。当时胡出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出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二人同行(11)。胡并有《朱氏诗卷序》，是为朱帘秀而作，其中有“虽可一唱而三叹，恐非所以惜芳年而保遐龄”之句。朱帘秀此时既为“芳年”，估计不会太大，然既已出诗集，估计也不会太小，当在30岁左右。故一般皆以朱帘秀生年为1260年（中统元年）前后，大致不误。而元灭宋时，朱氏刚刚成年，故关汉卿在祁州、大都的这一段活动她都不可能参预。王恽（秋涧）有[浣溪沙]词，是赠朱帘秀的，中有“烟花南部旧知名”句，可知朱帘秀出名是在扬州，故与关汉卿在北方的戏曲活动不会有什么联系。王恽另有诗《题〈朱帘秀序〉后》，同样为朱帘秀而作，称颂其为“七窍生香咏洛姝”，有论者因而推测朱帘秀原籍为河南洛阳，后来南下扬州。然而即令如此，仍旧不能证明关、朱曾结伴南下，据关汉卿的《杭州景》套曲，他称杭州为“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可见在宋亡后不久即到该城。而据史实，扬州陷落是在临安（杭州）陷落之后，这之前该城一直是兵端纷争，战乱不休，朱帘秀南迁扬州如果属实也决不会在此之前，可以肯定是在宋亡至该地重新繁荣之后，而在此之前关汉卿则早已到达杭州。或以为关、朱结伴南来，朱至扬州即留居，关则径赴杭州，如此则过于偶然，且不合情理，因目前留存唯一证明关、朱交往的关氏散曲为[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其中明明写着“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显而易见，关见到朱时，朱已在扬州多年，故关、朱结伴南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有可能和关汉卿结伴南行的，首先应当是他的好友杨显之。《录鬼簿》称杨为“关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就是说杨显之可以称得上关汉卿创作上的最好伙伴。这从现存关氏剧作亦可看出来，不仅早期作品如《调风月》、《救风尘》、《鲁斋郎》都有杨显之剧《酷寒亭》的文辞痕迹，即使其晚年剧作《窦娥冤》，人们也可看出与杨剧《潇湘雨》存在明显的相通处（特别是作为肃政廉访使的父亲最终为女儿申冤的情节构思），由此可见二人的合作是有始有终的。只有常在一起，才有彼此切磋的可能。
其次，有可能和关汉卿结伴南行的，还有他的另一位老友费君祥。《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一栏将其收入，明确称之“与汉卿交”，贾仲明吊词说得更加明白：“君祥前辈效图南，关已相从看老耽，将楚云湘雨亲把勘”。“关已”当即关已斋，因词格限制故省略一“斋”字。贾氏吊词虽不见于钟嗣成原书，但贾本人生于元末，一般论者皆公认其补《录鬼簿》卷上[凌波仙]吊词可信程度较高。
然而，贾仲明吊词没有提到去杭州、扬州之事，如此即产生疑问，关氏决定南行，其东线（杨、杭）和西线（楚、湘）是不是一次总体规划的相继行动？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根据现有资料，关汉卿一生南行只能有这一次，它既包括东线（杭、杨）也包括西线（楚、湘）。此从内容上涉及南方背景的作品创作时代也可以看出来，诸如《窦娥冤》、《望江亭》等剧和《杭州景》、《赠朱帘秀》等散曲皆为关氏晚年作品。显然，垂暮之年，两次南行辗转往返是不大可能的。由此我们还可以对关氏南行路线亦即其晚年踪迹作一大致的勾勒。
关汉卿此次南行，显然并非有如论者所言，是沿古运河从河北、山东进入江浙的。因为“隋炀帝开凿的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13)，元代重修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始的，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掘“通惠河”成，南北交通才算是畅通无阻。而远在此之前，关汉卿早已在南方了。无疑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
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关汉卿离开大都出行，很可能在宋亡以前即开始了。因为经常“面傅粉墨，躬践排场”(14)的他，既然全身心投入戏剧活动，即不可能老在大都，他得参与戏班的流动演出，而元前期戏曲演出最盛的，莫过于山西平阳以及河北真定（山东东平虽然戏曲演出也很活跃，但关氏对该地区不熟，可置不论）。故可设想关汉卿一行离开大都，经由真定，然后转入山西、河南，此皆有关氏昔年居住地，其中还有着他的原籍和家园。故他们在这些地方创作和演出是很方便的，也容易站住脚和打开局面，关剧多以这些地区为背景绝非偶然。
当然，这不是说关汉卿一行离开大都即没有再回去过。事实上恐怕直到宋亡后南下之前，他们在上述几个地区的活动都是随意的，但大都没有失去基本立足点的地位。
元灭南宋时，关汉卿一行可能正在河南一带，他们南下第一站当是沿陆上驿道直接进入湖北、湖南，而潭州（今长沙）是他们最重视的一个落脚点。据史载，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潭州先于临安被元兵攻破，湖南大部旋被平定。次年，元朝廷在此设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其城市繁荣可知。关氏名剧《望江亭》当即作于此时。另外，他们还可能在湖南各地流动，并曾到过湘南的衡州（有他的《刘盼盼闹衡州》一剧可证）。
湖南并非关汉卿南行的最后一站，甚至在此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在元军平定湖南稍后一段时间，南宋都城临安亦已被元军占据。不久，南宋即宣告灭亡。“江南佳丽地”在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于是随即向东经过江西进入浙江，最后到达杭州，此时应当是公元1280年以后了。从关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来看，关汉卿对此地怀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年事已高，却仍是兴致勃勃，所谓“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了笔”(15)，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切显露。
应当说，关汉卿在杭州待的时间比较长，和当代的戏曲界也多有往来。目前所见《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即收入关剧四种，其中《单刀会》则径称为“古杭新刊”，可见关氏剧本已在南方流行。另一杭州曲家沈和甫，还被尊为“蛮子关汉卿”，可以看出关氏在当地的影响。
然而，关汉卿并未因此在杭州终老。此时的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古代中国人“人老还乡”、“归葬故园”的传统心理促使他决定北返故里。当时南北运河已开通，在内河乘船旅行，既可免受陆路颠簸之苦，又可饱览沿岸风光，这对于年迈但又殊“不伏老”的关汉卿来说，当是乐意而且可以胜任的。如此即结束了生了生中最具影响力的南方漫游生活。
三、北返，魂逝祁州
最能证明关汉卿北返的，首先是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此曲系其在扬州停留时所作。熟悉地理的人们当然知道，扬州乃一运河沿岸城市，为关氏乘船北上的必经之地，且为一历史名城，关汉卿在此暂作停留，上岸休息访友当亦情理中事，由此又引出元曲史上的一段佳话：和朱帘秀的认识和相会。
朱帘秀是元代曲坛上最负盛名的女演员。关氏曲中“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一句，很清楚地表明关、朱此次会面地点是在扬州，而朱在扬州看来已居住了许多年头了。至于此前他（她）们是否会过面，目前不得而知，但朱帘秀既为洛阳人，并且宋亡前后成年，且正是青春年华，艺术精进之际。关氏当年亦在河南诸地活动，二人或者有会面之机。而此次会面，关汉卿固己垂垂老矣，朱帘秀也已适人，故关曲中有“你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句。这里的“守户先生”当是指钱塘道士洪舟谷。元·无名氏《绿窗纪事》记载：
钱塘道士洪舟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先是，故（胡）紫山以此妓为朱帘秀，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之。冯海粟先生亦有[鹧鸪天]云：（略）。皆咏帘以寓意也。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亦记有此事，且载洪道士于朱氏死前应其要求所作曲一首，中云“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痴迷”，可见朱嫁洪20载而卒。至于始嫁于何时目前亦无直接史料，然据今人考证，朱帘秀于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289—1290）在扬州与胡祗、王恽等人交往，至大德元年（1297）还一度到过湖南，与卢疏斋（挚）有过往来。其《答卢疏斋》小令有云：“恨不得随大江东去”，可见感情投入之深。很可能此后不久，即真的“随大江东去”，回到了扬州，而这位“玉堂人物”卢大人不过是一时逢场作戏，朱帘秀最终嫁给了洪道士。关汉卿此次到扬州，见到的朱帘秀这位“守户的先生”当然即为洪舟谷了，或许他（她）们正婚后不久。无论如何，这都证明关、朱这次会面以及关曲《赠朱帘秀》均为其晚年的事，时间当在公元1298年到1299年之间。此与学术界公认的关氏最后一个剧作（也是以扬州为背景的唯一剧作）《窦娥冤》的创作时间也大致吻合。可知关氏创作生命力至晚年仍常盛不衰。
关汉卿离开扬州北返，已年近9旬，是真正的老态龙钟，如他自己所述，已是“风寒不解忧成病，火暖难温老去情”(16)，不久于人世了。目前河北安国留存的关汉卿墓表明他沿着运河北返后即归葬于此地，一代戏剧大师即在这里找到他的归宿。
然而此处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关汉卿为什么没有返回他的出生地山西解州，反而在河北祁州终老？
这个问题应从关氏此时的年纪和精力进行考虑。关汉卿年近9旬，从杭州一路北上由于是乘船，问题倒是不大，但如果再换陆路由河北转入山西，再到晋南的解州，山路崎岖，车马颠簸，则无疑是难以想象的。回解州还有一条水路，即自淮安向西折入黄河上溯，但逆水行舟，水高浪急，颠簸之苦亦非9旬老人所能承受，故亦可不予考虑。
其次，祁州虽非关氏的出生地，但他金亡后即已迁入，如前所述，其父辈可能亦在此地终老。老宅尚在，故园犹存，迁徙扎根在这里的山西移民亦不在少数，乡音乡风随处可听可见[①⑦]，对关汉卿来说祁州不啻第二故乡，故归根于此亦属正常。况就地理环境而言，祁州水路通畅，境内之滱水，附近之滹沱河、漳水皆从靖海汇入古运河，北返舟行至家亦无不便。这样，关汉卿决定留在这里终老便毫不足怪了。
通过以上推论考述，关汉卿解州出生，汴梁做官，祁州退隐，大都嘲风弄月以及晚年南下楚湘江浙，最后归葬祁州，一生行踪可说显示得比较清楚了。以此为线索，似可对关汉卿现有作品作一个分期乃至编年的尝试。
注释：
① 参见拙著《关汉卿研究》第一章（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文献》（京）1994第4期并载有该书详细摘要。
② 参阅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清乾隆时纂修《祁州志》卷八“纪事”。另外，张月中《关汉卿丛考》（《河北学刊》1989年第1期）部分论述亦可参考。
④ 河北安国《药王庙碑铭》，转引自王强《关汉卿籍贯考》（《戏剧》1987年第1期）。
⑤ 《金史·百官二》。
⑥ 参见张月中《关汉卿丛考》。
⑦ 《元史·张德辉传》。
⑧ 《关汉卿散曲集》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⑨ 关汉卿此次入燕，可能并非举家迁入，因为祁州距燕京并不远，他在彼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算是客居，而且并不排除他有时也回祁州老宅住一阶段之可能。
⑩ 孔繁信《关朱戏班南流臆测》（《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11) 李修生《元代杂剧演员朱帘秀》（《戏曲研究》第五辑）。
(12) 参见拙著《关汉卿研究》第二章“创作分期及编年初探”。
(13)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7册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 明·臧晋叔《元曲选序二》。
(15) 《关汉卿散曲集》第21页。
(16) 《乐府群珠》卷一。
(17) 据今人调查，宋元明三代祁州所属近200个自然村中，山西移民建村竟达115个之多，超过半数。发表于《戏剧》1987年第1期的王强《关汉卿籍贯考》对此有专门考述，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