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队伍建设论文,师资论文,思想论文,高校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才是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人才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邓小平文选》中，对于人才问题有大量的系统的论述，其中有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有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有切中时弊的提醒告诫，也有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始终是站在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人才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他认为，能不能发现和使用人才，能不能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改革能不能成功、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关键。他在策划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时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8页）“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2页）
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是彻底打碎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即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和错误政策，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发点，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倡导并促成了尊师重教、珍视人才的时代新风，为大批人才的涌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今天，我国正在实施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都铭刻着“邓小平”的印记。
在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上，邓小平同志以“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务实精神，切切实实地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邓小平同志有两句名言：“领导就是服务”，“当好后勤部长”。他了解实际，体贴下情，对于困扰知识分子、影响人才积极性发挥的诸多实际问题，都直接过问，力促解决。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如此深入具体地关心和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确实是令人感动的。
大学是人才云集的地方，根本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在大学中，认真理解和落实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师资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教师是大学中第一生产力，是决定教育和科研水平的关键因素。世界著名大学都十分重视师资建设，拥有强大的教师阵容。当今在世界著名大学中任教，一般都要具有博士学位，欧美的一流大学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5%以上。这些大学在录用教师时，广纳天下英才，不搞近亲繁殖，并进行严格的教师资格考试。他们注意保持教师队伍的合理职称结构和梯次配备，教师拥有高级职称者占大多数。在提高教师群体学术水平的基础上，尤其注重优秀学术带头人的选拔，千方百计地吸纳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和科学文化大师。在教师管理上，也形成了一套各具特色的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行为控制机制和更新流动机制，优胜劣汰，非升即走，能进能出，决不让冗员膨胀，庸才沉积。
北京大学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之所以久负盛名，根本原因在于聚集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者和名家大师来校执教，“名师出高徒”，培养造就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人才。在百年历史上，北大有过几段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的辉煌时期。
1916年底，著名民主主义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革故鼎新，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大刀阔斧地刷新教师队伍，大胆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创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如聘请有变革思想的陈独秀先生任文科学长，聘请第一个在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先生任理科学长，聘请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先生任图书馆主任兼史学、经济学教授，聘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等等。到1918年，全校200多名教师中有教授90人，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教师队伍的更新给北大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学术自由、思想争辩之风颇盛，使北大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进而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源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引以自豪的光辉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潮，1952年，中央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在原有师资力量比较雄厚的基础上，又从全国四面八方，从清华大学、原燕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学府吸纳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张岱年先生，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叶企荪先生等等，再次出现了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的局面。尽管从50年代后期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指导思想严重干扰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使人才效益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总的说来，仍然实现了国家赋予北大的“成为中国科学文化的标志”的任务，为新中国造就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顺应世界科技革命的大趋势，高等学校正在经历一场就广度、深度和重要意义来说决不亚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联合办学、系科调整的深刻变革。北京大学已经确定了到下世纪初叶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总目标和跨世纪的改革发展战略，在充分发挥中老年教师优势的同时，大力推进跨世纪人才工程。90年代以来，已吸引了450多名博士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其中90名是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招聘回国的。有200多名中青年教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推举出上百名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并选拔了130多名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学校计划到2000年，使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上千名，培养和引进200名年轻学术带头人，选拔200名优秀中青年管理人才，并拥有数十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和新一代学术权威。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新的群星灿烂的局面将会到来。
当前，学校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现实困难，同时也拥有其他单位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丰厚的人才资源。这是一种潜力无穷、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可惜这种能源在许多方面还被旧的观念、旧的机制束缚着，掩盖着，远未得到充分的释放。现在经济的竞争日益明显地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带来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人才和知识增值的大趋势。北大必须面向主战场，念好“人才经”，把学校中丰厚的人才、知识和科技资源组织引导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上去，通过卓有成效的“结合”、“服务”和“贡献”，取得社会对学校的支持和回报。一旦这盘棋做活了，北大就会别开生面，步入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为了尽快建设起和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一流师资队伍，我们应当认真吸取北大历史上几个辉煌时期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借鉴国际一流大学在师资管理上的有益做法，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坚持五湖四海，广开进贤之路，倡导学术自由，不拘门户之见，坚持德才兼备，不拘一格地用人才。特别要革除平均主义、论资排辈、吃“大锅饭”、一包到底等年深日久的积弊，积极探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富有活力的用人机制，善于借助国内外的人才市场和社会的人才资源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学会在竞争中吸引人才，在流动中优化队伍，在人才资源共享上多下功夫，逐步建立起一支高学历、高素质、高要求、高效益的教师队伍。
三、知识分子政策是大学中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策
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在大学中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策莫过于知识分子政策。长期的正反经验说明，什么时候正确地贯彻了知识分子政策，学校就安定团结，兴旺发达，走上坡路；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政策出偏差，学校就动荡反覆，多灾多难，走下坡路。大学的领导者，除了具有一般领导干部应有的基本素质外，必须善于正确把握知识分子政策，易于同广大知识分子合作共事。大学的领导者应当更加懂得“人才难得”的道理，更加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尊重人才，爱惜人才，提携人才，保护人才，应当成为大学领导者的职业天性。毫无疑问，这种“尊重人才”的环境的形成也有赖于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尊重，克服嫉贤妒能、文人相轻的狭隘习气。在新的历史时期，高等学校要紧紧围绕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主线，对广大教师在政治上信任依靠，在工作上放手使用，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为他们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成才立业、大显身手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前，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教师的进步和成长。人才的竞争绝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素质的竞争，而是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的竞争。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红与专的统一，他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有真才实学。没有人才素质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德才兼备的教师，也就不可能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一个好的教师，不仅对学生要有学术上的影响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人格上的感召力，道德文章都堪为师表。近年来，大批年轻教师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他们在学历层次、知识视野、外语水平和运用新技术手段的能力上较之前辈有明显优势，但其中一些人不重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修养以及师德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理想信念、意志作风还不足以支撑事业和学业，不足以胜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社会职责。年轻一代学者要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老一代学者追求真理、爱国敬业、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以利更好地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第二，要努力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的正确方针。在长期的历史中，北大形成了思想活跃、学术自由的空气，这已经成为北大优良校风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许多学者向往北大、愿意前来执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创造和保持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促进出人才、出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学的运行和管理中，大体可分为几个领域：一是学术领域，其方针是学术自由。所谓学术自由，就是在学术争鸣中不讲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讲下级服从上级，只讲尊重科学，服从真理；二是政治领域，则应当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三是行政领域，应当令行禁止，讲权威，讲效率。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裁判或行政命令的方式干预学术自由，反之也不能把学术自由任意扩展到政治领域和行政领域中，更不允许以学术自由为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第三，要切切实实地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要像邓小平同志反覆强调的那样，少讲空话，多办实事，真见实效。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他们对个人物质待遇方面的要求并不高，许多人长期艰苦奋斗，安贫乐道，久经磨难而不改初衷，实在难能可贵。愈是这样，党和政府以及高等学校愈应当千方百计改善他们的待遇，总的目标是让人才“有用武之地，少后顾之忧”。应当说，在教师待遇问题上，过去欠账太多，同国外的差距太大，长期“低而平”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固然都很重要，但如果物质待遇同外界反差太大，不能为教师提供必要的安居乐业的条件，要想在当前国内外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使教师职业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是非常困难的。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雪中送炭”的问题。青年教师是跨世纪的希望，他们普遍住宅短缺，待遇偏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很大，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住宅就是人才，应当本着“先解困，后改善”的原则，把青年教师住宅解困作为当务之急优先予以解决。
四、要创造一种能够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环境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大学中，一般人才固然需要，但并不难得，难得的是能够站在科学前沿的杰出的学术带头人。邓小平同志一再呼吁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大胆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下决心开出一条路来，能够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今后几年是高校教师队伍新老交替的高峰期，当务之重、当务之急是抓紧培养选拔跨世纪的优秀年轻人才。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内，频繁的政治运动不断干扰和打断学业和事业，延误了教师的成才期，致使在其后若干年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带有滞后性和追补性，补了老账又欠新账。近十几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大政策使得教师的成才期大大提前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类专家的预言和期望，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我们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政策，对真正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才敢于大胆提拔，破格使用，优才优遇，在收入、住房、工作条件上逐步拉开差距，通过重点支持使一部分杰出人才率先冲上去。看准了某个人是个人才，在他处于精力高峰、创造力高峰和工作生活负担高峰期时，要及时推上岗，压担子，给予足够的支持和保证，这样才能求得最佳用人效益和政策效益。衡量知识分子政策是否优越，归根到底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杰出人才。
选拔杰出人才，必须破除求全责备的观念。用人是为了用其长，而不是求其全，是为了干事业而不是为了只是让他听话。古人讲，有高峰者必有深谷。说某人是个人才往往只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有特殊天赋和卓越才能，不可能全知全能，样样都行。求全责备恰恰是忽略了他的卓越之处而助长了他的平庸。选拔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要求的标准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更不能用自己的成长经验去苛求别人，只有不拘一格，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年轻人才最可贵的是敢想、敢干、敢闯、敢冒的锐气和棱角，如果非要把他们的锐气和棱角都磨平了才能起用，那我们的事业也就没有多少生机和活力了。年轻人才总会有弱点，干事情难免有失误，群众中也会有不同的评论，如果一有缺点就不能起用，一有争议就搁置一旁，那不知会埋没多少人才，势必是“人至察则无徒”。年长的干部和专家要以面向未来的战略远见和甘当人梯的高风亮节，大力扶植新人，提携后生，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人生的最大乐事，勇于把那些水平、能力超过自己的人推上来。对年轻人才既要敢于严格要求，又要宽厚一些，大度一些，使他们敢于放手地开展工作，承担责任。党委和组织部门不但要知人善任，而且有责任保护年轻人才的成长，在他们遇到困难和非议时及时给予支持和鼓励。只要我们更新观念，政策对头，就一定能创造出一种“人才辈出、后来居上”的局面，把人才资源充分有效地调动起来，开掘出来，造就一大批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图大业驱驰的“千里马”。